要讨论旅行与美的关系，无疑应该从“熟知非真知”开始。
“熟知非真知”，是德国的一位大哲学家黑格尔的名言。他发现，在生活中我们往往好象知道某个东西是什么，但是实际上我们却根本不知道。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有的时候，我们是甚至连知其然都谈不上。
在旅行中更往往如此。由于旅行看似简单，似乎是只要背上行囊上路就可以开始，因此往往会被认为是“生而知之”、“不学而能”的。遗憾的是，对于旅行与美，我们实在是“爱”得最多，却又“知”得最少。而且，即便是“知”，也往往是连“知其然”都谈不上，或者是仅仅在“知其然”方面有一知半解，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不要说在知其“所以然”方面的颇有心得了。
因此，让旅行者中爱美的人更“知”美，让知美的人“知其然”，而且在“知其然”的基础上更知其“所以然”，就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下面，我想先讲讲“知其然”的问题，关于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放在下一讲再谈。
第一节 常识的错误
在旅行中，爱美就一定知美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一定在心里回答说，那当然，可是，一切的一切却并非如此简单。
在旅行中，人们往往以为自己是知美的，但是其实却未必然。
中国人都很熟悉恩格斯，我们一般都称他为革命导师，那么，这位“革命导师”是怎么说的呢？
在大自然展开它全部壮丽景色的地方，在沉睡于大自然中的
思想虽然没有苏醒过来，但也仿佛做着金色美梦的地方，如果有
人无动于衷，如果有人只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你是多么美呀，
大自然！’——那么，他就无权认为自己比那些平庸无知之辈高
明。（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92页）
他还说过：
大自然——斯芬克斯向每个人和每个时代提出了问题。谁能
正确回答这个问题，谁就幸福；谁不能回答或不能正确回答这个
问题，谁就落入斯芬克斯的魔爪。他所能找到的，就不是美貌的
未婚妻，而是一只凶暴的牝狮。”（恩格斯：《恩格斯《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1卷，第633页》
在“那些平庸无知之辈”面前，大自然“不是美貌的未婚妻，而是一只凶暴的牝狮”？那么，谁是“那些平庸无知之辈”呢？是我们吗？
认为旅行并不简单、认为有很多的旅行者往往甚至并不知其然的名人还有很多，例如，歌德就提醒我们：“大自然对无能的人是鄙视的，只有对有能力的人才会泄露它的秘密。”哈维告诫我们：“大自然 是一部洋洋巨著，它的作者是上帝。”屠格涅夫警示我们：“任你怎样叩着自然之门，它总不会用清楚的语言回答你的，因为它是哑子。”爱因斯坦也嘱咐我们：“大自然是一位难以接近的女神。”
要想在旅行中审美，并且起码做到知其然，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多人对于审美的了解，其实都是耳濡目染的结果，而且，是错误的耳濡目染的结果。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是在曾经是一个不会爱美的中国，爱美而不懂美，爱美而不知美，爱美而误解美的事情就时有所闻。
现在很多喜欢旅行的人都是年轻人，相信它们已经不太知道，在开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前，我们国家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处于一种极度封闭的状态，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爱美也一度被视为“非法”。借用一句非常流行的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我们也可以说：美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美却是万万不能的。那么，在那个时代，天天被鼓吹的，就是“美不是万能的”，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往往会认为，美有什么用呢？“爱美之心”有什么用呢？不但没有用，而且还有害。
那个时候，到处都流行一个说法，这就是：“臭美”。我很关心，比如说，在英语里、在法语里、在日语里，或者在其它的语言里，是否也有类似的词呢？我现在不能回答，因为我一直没有去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一定要告诉各位，中国人发明了这个词，实在是特定心态的典型体现，也说明我们的审美心态——也包括我们对美的追求，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还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的。“美”，怎么能和“臭”联系在一起呢？爱美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我们为什么偏偏却要斥之为“臭”呢？
这让我想起一个成语故事—“东施效颦”。我就总是要替可怜的东施打抱不平，她不就是想跟美女西施学一学怎么吃穿打扮、怎么走路吗？她最大的遗憾不就是走路想走出优美性感的“S”形，可是却没有走好，结果被人耻笑了几千年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她的爱美之心是没有错的，她勇于去追求美，更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说她是臭美呢？
这更让人想起《红楼梦》里面的王夫人，她是宝玉的妈妈，也是贾政的太太。王夫人这个人其实是很漂亮的。否则她的女儿怎么可能被皇帝看中呢？而她的儿子贾宝玉又怎么可能会成为贾府的第一帅哥呢？所以，王夫人肯定是很漂亮的。可是王夫人自己却非常不喜欢美，天天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毫无女性魅力的“木头人”。而且，她不但自己不喜欢美，更看不惯别人喜欢美。她看见晴雯以后，评价就是三个字：“狐狸精”。那么，在她的眼睛里的晴雯是什么样呢？“削肩膀，水蛇腰。”其实，削肩膀，水蛇腰如果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那可就是三围特别的标准、身材特别的性感啊。她的回头率会是100%的。可是，在王夫人的眼睛里看来，“削肩膀、水蛇腰”却是一个很丑的形象，确实“臭美”。这实在令人费解，但是却又非常真实。而且，王夫人的阴魂始终未散，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有不少人，应该说，都是王夫人的传人。
例如，过去有一个词，叫“涂脂抹粉”。这可是一个大忌讳。那个时代，很多的女性都以不涂脂抹粉为荣，都是素面朝天的，而那些涂脂抹粉的，则毫无例外地都是负面的人物甚至是反面的人物。最典型的，一个是《林海雪原》里面的“蝴蝶迷”，记得我小的时候看《林海雪原》，那时候也看不太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涂脂抹粉”，也从来没有见过。《林海雪原》描写得很夸张，说“蝴蝶迷”脸上抹的粉有2尺厚，一笑就能掉下来，我当时就真的以为，她脸上涂的粉一笑就能像墙上的石灰一样劈里啪啦地掉下来。现在我才知道，其实不会，或者说，根本不会，呵呵。还有一个是老舍《四室同堂》里的女主角，就是那个著名的大赤包，她也是“涂脂抹粉”的。还有一个，是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里的人物，二寡妇，赵树理写她的时候，也是刻意强调她的涂脂抹粉。那么，当时的正面人物形象呢？那可肯定是不涂脂抹粉的。比如说，《林海雪原》里有一个著名美女，就是那个把当时的中国青少年迷得神魂颠倒的小白鸽—白茹。小说里就专门描写她是素面朝天。为什么要这样描写呢？就是为了与涂脂抹粉划清界限啊。
再比如，那个时候的小说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描写：“两颊绯红”，现在的稍微有些爱美的知识的人就会知道，“两颊绯红”实际上是长期在田野里工作被太阳晒出来的结果，有专家称之为：“高原红”。显然，这是一种病态的脸蛋，也是一种不美的脸蛋，但是，那个时候却偏偏就是要这样反其道而行之，越是不美的就反而越是要提倡。皮肤也是如此，过去在小说里形容女性，一定要说她的“皮肤黝黑”。甚至我们会说她皮肤漆黑，可是现在各位都已经知道，皮肤黑并非美的标志，而恰恰是丑的标志。除非你是为了锻炼身体而刻意到沙滩上晒一晒。看看现在的广告，一宣传就是美白剂，从来没有宣传过一个药品是能让人的皮肤变黑的，显然，如果有谁在电视上做一个这样的广告，那他肯定连一桶都卖不出去。可惜，我们在当时为了与美对着干，偏偏就是要这样反其道而行之。“两颊绯红”和“皮肤黝黑”之外，还有一个词，叫做“虎背熊腰”，过去形容男性的身材，如果是褒奖的，那就往往会用到这个词。可是，一个男人的背像老虎，腰则像熊，这又是一副什么样子？肯定是不美的嘛，可是，当时的人们偏偏就是这样强调，想想其中的原因，毫无疑问仍是出自对于美的无视啊。老虎的背、熊的腰，那该多有力量啊，至于身材不好看？好看能够当饭吃吗？
幸而，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早就已经不是那个“美不是万能的”的时代了，现在早已经是“没有美是万万不能”的时代了。美，就像盐，就像钙，就像空气，就像阳光，已经不可或缺。
可是，爱美就一定知美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一定在心里回答说，那当然，可是，一切却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征婚广告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身高”。从80年代有了征婚广告开始，尤其是90年代整整十年里，在所有的征婚广告里，如果做一个数字统计，那一定就会发现，在征婚广告的前面三条标准里，肯定就会有一个标准会出现，什么标准呢？身高。很多女孩都毫不留情地在征婚广告里要写上对于身高的要求。令人非常沮丧的是，南方人的平均身高是多少呢？平均身高，按照专家的统计，是1.68米。可是，我们南方的女孩，对我们南方的男士的身高要求是多少呢？各位一定都知道，有一个“二等残废”的称呼是送给身高多少的人的呢？ 1.70米。1.70米还是“二等残废”，而1.75米以上才是标准身高，最好是1.80米以上。这样的标准，真是让人大吃一惊，更有很多人很愤愤不平。像“胖瘦”，好象还是能人为努力的，但是，身高却没有办法控制。一生下来身高8尺就是身高8尺，一生下来身高6尺，天生如此，再怎么办也不行啊，回去埋怨爹妈也还是不行，对不对？爹妈也不知道现在的女孩要求这么苛刻啊，当然，现在有人发明了一个办法，先是把腿打断，打断以后，再接点东西进去。然后再让腿长好，这样，就可以变得高一点，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毕竟太大了，因此也没有什么人去尝试。也因此，很多人都觉得很不公平。可是，对很多女士来说，却偏偏觉得理所当然。为什么呢？有很多女士说，这就是对于美的追求。你的身高不够，自然也就不是美男子，那我干嘛要嫁你呢？可是，从美学的角度看，身高与男士的美究竟有无关系呢？应该说，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一定要说高就比矮美，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在看男士的时候，主要看的是身材的比例。人的眼睛天生就有一个黄金分割的要求。在看作为对象的任何一个物体的时候，只要这个物体是呈上下两分的，人的眼睛就一定会更喜欢看到下半身比上半身要长的对象。所以，身材的比例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女孩去挑一个男孩的美和不美，一定要更多的去看他身材的比例，而不要只看他的净身高。比如说，我一定要一米八几，不是一米八几我就不见，可是，高高的个子，如果只是像电线杆一样，那肯定还是不好看的。这样看来，一味地去要求绝对的身高，尽管是意在追求美，可是，由于爱美而不知美，结果，偏偏就与美擦身而过。
“瘦身”问题也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瘦身，很多女士更是热衷于瘦身。但是，瘦身究竟是不是一个美学问题呢？我觉得，主要不是一个美学问题。因为瘦身满足的主要不是真实的需要，而是虚拟的需要。简单地说，从美学的角度说，美的风格是可以各自不同的，没有必要千篇一律。从美学的角度看，真正需要瘦身的人并不是很多。可是，现在为什么瘦身风行呢？主要原因还是炒作的结果。西方女性曾经有过一次游行，游行的横幅上写：“全世界只有16个女性的身材符合男性的需要，我们都做不到，所以，拒绝瘦身”。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过去瘦身或者是真实的需要，因为自己过去肥胖了，或者也只是跟班上同学、单位同事较劲的结果，也还是可以做到的，可是，现在全然不同了。是看电视的结果。可是，电视上展现的是全世界最优美、最性感的身材啊，那叫“魔鬼身材”，你就是饿死也无法达到。于是，除了浪费大量钱财去做各种无用功之外，能够得到的，只是遗憾。显然，这样的瘦身，距离爱美是很远很远的。
跟瘦身相关的是“细腰”。现在很多女性对于腰的苛求也甚嚣尘上，几乎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盈盈一握”，是很多美女的梦想与渴望。可是，其实这仍旧是没有什么美学道理。就这个问题而言，真正起作用的，不是美穴的眼光，而是男性的眼光。现在是男权社会，而在对于女性的观察来看，也就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观看者，这就是男性；还有一部分是被观看者，这就是女性。而三围，当然也就应男性的眼光而生。男性希望看到什么，什么就被突出；男性不希望看到什么，什么就不被突出。而三围的要害当然是腰要细，整个形体就像一个倒放的杠铃。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腰要细。当然，要求腰细一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一味地要求细，而且是越细越好呢？那可就实在说不上是美了。西方有一个流行了四十几年的时尚物，芭比娃娃，人们之所以喜欢它，当然是因为它的腰细，可是，医学家却发表意见说，谁的腰如果真的像芭比娃娃的这么细，那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起码是根本没有办法生孩子的。因此，这又何美之有？
说到身高、瘦身、细腰，我就想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小脚。像今天我们总是在孜孜以求身高、瘦身、细腰一样，在古代，我们还曾经孜孜以求于小脚。你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诗歌的古国、绘画的古国、书法的古国，可是，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曾经是小脚的古国。小脚真是让全世界都大开眼界，为了喜欢女性的小脚的美，中国人竟然逼女性一生下来就把脚裹成“三寸金莲”！当然，我们今天都知道这很丑陋，可是，在古代却未必啊。看看有关的书籍就知道，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女性，或者说绝大绝大部分的女性都是主动的、自觉的、非常自愿地去接受这种摧残的。男性也一样，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吓一跳，你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文学史都是我们删除得非常干净的文学史，是我们挑选出来的“文学”的文学史，可是，这个“文学史”实际上是很靠不住的。现在如果回过头来去看看没有被删除过的原生态的文学史，就不难发现，在很长时间内，在中国的文人的日记里面、散文里面、小说里面、诗歌里面，对小脚都是普遍非常喜欢的。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在古代中国社会，一个女性漂亮不漂亮，首先不是根据容貌决定的，而是小脚。扬州在历史上有一个土特产，当然现在没有了，就是“扬州瘦马”。扬州过去是盐商聚集的地方，类似于现在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深圳，也因此妓院就比较多，妓院多，需要的妓女也就必然多，所以，当时的很多家庭都会养一些小女孩儿，以便长大后卖出去，这些女孩就被叫“扬州瘦马”。而这些“扬州瘦马”又是怎样去招徕客人的呢？有这样一句扬州的口头禅，“先露脚，后露首”，古代不是有门帘儿吗？“扬州瘦马”就是本人自己站在门帘里面，只把脚露在外面，那些盐商都是先去挑选她们的脚，在看中了脚以后，才会去进而看她的容貌。这显然也就是说，脚，曾经是中国女性的第一性特征，要比容貌重要得多。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当然与人类自身的审美意识的不成熟有关。比如，在西方，其实也有一个喜欢欣赏小脚的时期。你们都还记得辛狄瑞拉水晶鞋的故事吧？一个小女孩，从小跟着后妈和两个姐姐长大，后来这个小女孩跟她的白马王子幸福地邂逅，可是，到了晚上12点，她必须要赶回家去，结果，因为急匆匆地往家赶，就把她脚上的水晶鞋跑掉了。第二天，王子因为喜欢她，于是就派人在全城找他的心上人，但是，王子靠什么去找呢？就是辛狄瑞拉丢掉的水晶鞋。可是，我们每个人立刻就会想到：凭一双水晶鞋为什么就能把他心中的最美的美女找到呢？显然，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双水晶鞋太大了，谁都不能穿，只有她能穿；还有一种可能是，这双水晶鞋特别小，全城只有辛狄瑞拉能穿。你们看，这不是就恰恰说明，对小脚的欣赏，在全世界我们都可以找到知音吗？不过，其中又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别的民族也无非就是随便说说，但是并没有诉诸行动，因为他们知道这无法做到，但是中国就不然了，干脆不惜以人为的、摧残身体的方式来得到。无疑，就像身高、瘦身、细腰一样，这也是一个审美的误区。换句话说，对于小的东西，人们往往会比较喜欢，小猫、小狗之类的，都是如此，开个玩笑，连宝贝都是“小宝贝”比“老宝贝”要更受欢迎吧？因此，喜欢小脚也是正常的，可是，倘若以逼迫天下的女性缠足的方式得到，岂非太残酷太残酷？所以，在人类的审美意识成熟以后，就一定会摈弃这样一种看法。
还有“东施效颦”。这是一个各位都很熟悉的故事。各位必须有所了解的是，中国的很多成语都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审美观的凝聚与沉淀。例如“卧薪尝胆”，我经常说，那是一个出自最最丑陋的价值观的故事；例如“铁杵磨成针”、“笨鸟先飞”，我也经常说，那都是非常错误的学习方法。“笨鸟先飞”？飞完了一落地，不还是“笨鸟”一个吗？首先要做的不是“先飞”，而是不再是“笨鸟”啊，否则，你准备天天先飞吗？那还不几天就累死了？还有一些甚至是历史的折射。例如“拔苗助长”、“郑人买履”、“刻舟求剑”，其中的人物背景都是郑人宋人，不知道各位是否想过？当时为什么一讽刺就是郑人宋人呢？原来，这些国家都是当时已经没落了的贵族小国，所以，才沦为被蔑视、被取笑的对象。“东施效颦”的故事，也是国人对于“臭美”者的蔑视与取笑。我一直觉得，应该为东施平反。其实我们实事求是地想想，就不难发现，东施，其实正是一个美的追求者，对不对？试想，如果一个女孩儿在追求美的时候不犯错误，那么，她能够最终追求到美吗？不可能的啊！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年代，女士们也开始了化妆，可是她们走出去后你一看，呵呵，都是“妖魔鬼怪”，为什么呢？状化得太重了，都是像演出一样地化状，可是，一走到街上，被太阳一照，那整个儿就是一个不堪入目啊，但是，任何人都知道，倘若不经过这个阶段，也就没有今天的成功。现在的女士们都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化妆技术，都已经到了化了妆你根本看不出来的地步。可是，她们的进步又是靠什么换来的呢？难道不是靠错误吗？但是，从古代中国，开始，就有一个很不好很不好的恶习，就是喜欢讽刺那些美的追求者。我们会送这些美的追求者一个绰号，叫臭美。美竟然可以是臭的，这真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全世界都是对美是供奉惟恐不及，可是在中国有些人却不以美为美，而是以美为丑。东施的命运就是如此，一个追求美的女孩儿竟然被中国人嗤之以鼻，竟然被取笑。其实，我们必须强调，追求美无罪也无过。每一个人都有追求美的自由，因为追求美就是追求人类的向前向上。就是追求人类的生命进化。它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要知道，适者只能生存，只有美者才能优存啊。
不过，如果反过来的话，那我也要问，可是东施身上究竟有没有一点儿东西又确实值得批评呢？要我说，也还是有的。其实，问题不在于她有臭美之心，而在于她只有爱美之心但是却没有爱美学之心。“爱美”是不错的，应该表扬，但是她却不爱美学，这却应该批评，因为，这正是她犯了错误的根源。为什么呢？
下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前面我曾经讲过，人的眼睛在看对象的时候，只要是上下两等分的，就一定是符合黄金分割的，才会看上去舒服，也才会被称之为美，其实，人的眼睛在看对象的时候，只要是左右两等分的，就也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一定存在着一个十度的夹角。这正是人类眼睛的进化。所以人的眼睛和动物的眼睛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人的眼睛喜欢看曲线，而动物的眼睛喜欢看直线。由于进化的原因，人的眼睛看见弯曲的东西就很舒服，可是看见直直的东西就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才说，曲线是美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说，“曲径通幽处”，这就是说，只有“曲径”，才能“通幽”，也就是通向美啊。显然，东施所遇到的问题，无非也就是一个“曲线”“通幽”的问题。
而东施的“颦”也就在这里。人家西施也没有学过美学，但是她有爱美之心，而且她的形体也很帮她，她的容貌更是很帮她。那一天，她的身体不好，应该是心口疼吧?于是，她不知不觉地就一边走一边捧住了心口，所谓“西子捧心”，当然，这样的动作可以减缓她身体的痛苦，但是，在无意之中，她也就给我们摆了一个最标准的“S”造型。
你们可能都应该很熟悉，对于女性来说，她的姿态如果能够给人以美的印象的话，那就一定应该是呈现为一种“S”形的。比如说，全世界的女性里哪个民族的女性姿态最美？当然是日本女性最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日本女性的着装很特别，她们穿的是和服，也就是因为她们穿的是和服，她们的身体就被紧紧地包裹在里面，结果，她们就相当于在一个很小的平台上频频挪步，这当然是一种小碎步，而这样一来，她们的臀部就不得不款款摆动，于是，她的身体就呈现为一种最美的“S”形。日本女性的姿态最美，道理就在这里。相反的例子是日本的男人，在电影里我们看到，日本的男人走路往往故意甩着走。为什么呢，他不是不懂美学，可是他更懂反美学。这也就是说，日本的男性也知道怎么走是美的，但他却绝对不肯这样走，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走法实在是太女性化了。所以，他们就故意用破坏“S”形线条的办法，专门走出直线条。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强调：我是男人，我不愿意像女人那样去扭出那种“S”形的线条。就好象我们班上的通讯去照相，你们会发现，女生一照相就不由自主地要摆个姿势，而男生照相时却一般不敢去摆姿势，对不对？如果哪个男生敢摆个姿势，那么，“忸怩作态”这四个字可就是送给他的了啊。
东施的错误无疑也就在这里。要知道，东施长得并不丑。你们可能觉得，东施长得一定很丑，我绝对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她如果竟然是长得很丑的话，那么她肯定是不敢向西施挑战的。我们在生活里也没有见到过这种丑女向美女挑战的情况，对不对？因此，东施的容貌应该是接近于西施，甚至可能是在村子了排名第二，因为不服气，她才会频频注意西施，也才会去学习西施。我看到国内拍的《西施》电视剧，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拍得很好，在越王把西施送给吴王的时候，顺便把东施也送去了。这说明编剧们、导演们也认为东施的姿色应该是接近于西施。要不然，在把西施送去的同时为什么要把东施也送去呢？可是，既然东施并不丑，那么为什么她一旦学“西子捧心”，竟然就落下了千秋笑柄呢？在我看来，原因就在于，她的身材一定不太出色，甚至可能是比较胖。我们在讲美学时候就会讲，在容貌、身体的方面起码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要“扬”，一个则是要“抑”，所谓“扬”，就是要发扬你的优点，所谓“抑”，就是要隐藏你的缺点。我觉得，东施很可能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就是，张扬了自己的缺点。她一看，西施捧心的动作挺好看，走出了“S”形，意识，她也来“S”一下，可是没有想到，她那个身材根本不能“S”不了。一旦“S”，就会把原来就存在的缺点大大地突出出来，结果，西施捧心就捧出了美，东施捧心却捧出了丑。
不过，从身高、瘦身、细腰讲到小脚、东施，毕竟还是远了一点，现在我们毕竟在谈的是旅行。何况，爱旅行当然也就是爱美的具体体现。可是，爱旅行是否就知旅行呢？爱美是否也知美呢？还是不一定啊。
例如，很多人的旅游其实却只是照相机旅游。千辛万苦，还花了很多钱，也跑了不少地方，可是，却似乎就是为了自己身上背的那架照相机的，不是人在旅游，而是照相机在旅游。回想一下，往往就是到了一个景点，大家就轮番拍照，拍完照呢？抬腿就走人了。我经常就想在想，我们能否提个建议？我们是否尝试尝试不带照相机的旅游呢？说一句比较隐私的话，我出去旅游就不太喜欢带照相机，因为我觉得，拍不拍照，包括带不带照相机，真的不是旅游里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是你的照相机你早就随身带上了，这就是你的眼睛，难道你的眼睛不就是照相机吗？你为什么不让你的眼睛去看，而让你的照相机去代替你的眼睛去看呢？旅游却偏偏不带眼睛，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当然，旅游却偏偏不带眼睛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还是根本就爱美而不知美，有“眼睛”而没有“眼光”。比如说，看山要看什么呢？当然是山头。登山为什么一定要登到山顶呢？这当然是有其美学道理的。山，就是要靠它的高度，靠它的惊、奇、险来取胜。所以，登山一定要登到上面，最好不要动辄坐缆车。有些人在山脚下溜了一圈，然后说，你们爬吧，我不想爬了，然后在宾馆里关起门来，打上几圈牌，等登山的人回来，就一起打道回家了。那就更不可取了。又如，看水要看什么呢？当然要看脚。这也就是说，看水不要到处跑。有些人在河边像在山上一样转来转去，爬高上低的，这就是不知美的表现了。在将近20年前，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喜欢写散文的业余女作家，她到南京来，一天下午，她说要去玄武湖，我说需要我陪你去吗？她说不用。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问她，今天去了玄武湖的什么地方呀？她说，我就在玄武湖的一个我认为最好的地方坐了一下午，闻言我就在心里惊叹，这真是一个爱美也知美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水是要“品”的。看水千万不能跑来跑去，而要坐下来静静去品。人们常说，“游山玩水”，山要游，水却要玩，这实在是很有道理啊。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看亭子要看什么呢？不少的人出去旅游，看见一个亭子，就会说：太好了，进去乘乘凉、歇歇脚吧。可是，中国的亭子主要却不是用来歇脚的，那么，亭子是什么呢？中医有穴位，对吧？中国的一个亭子其实也是景点的穴位。古人已经替你想好了，凡是有亭子的地方，那就类似古人替你想好了的摄像机的镜框。你注意从那个角度看下去，景色肯定是气象万千，特别美丽。而就这个亭子本身而言呢？我们要看它的什么呢？要看亭子的飞檐。西方的建筑，我们还可以去看它的柱子，那些大理石柱，实在是雄伟瑰丽，可是我们中国是木建筑，没有什么大理石，所以柱子也就没有什么可看，那么，可看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是飞檐。有一句古文，在座的一定都很熟悉，“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这是《醉翁亭记》里的话，好好的亭子，怎么就“翼然”起来了呢？当然是靠它的飞檐，因此它才显得飞动、显得充满了生命活力。还有，那么看瀑布要看什么呢？李白有首诗，“飞流直下三千尺”，试问，李白为什么非要写“直下”呢？而且还要加上“三千尺”呢？这说明，李白不但爱美而且知美。因为瀑布真正给我们以美的感召、给我们以美的魅力的，就是它那种凌空而下的气势。所以，要看瀑布一定要看它的气势。最后，有人可能已经想到了，很多景点都有清泉，那么，看泉水要看什么呢？我有一次带着我的学生到安徽去旅游，我的学生们的车在前面，我的车在后面，一次，他们从前面打来电话说，“潘老师，前面有一泉清水，特美，你也快点过来吧！”结果，等我一去，发现我的几个学生正在里面洗脚呢，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各位，看泉水，就是要看它的“清”。中国不是有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吗？可是我们如果不去欣赏它的清新，偏偏以为这就是个洗手绢地方、洗把脸的地方，甚至是洗你的臭脚的地方，那就一切都完了，那泉水的全部的美就都被我们“洗”掉了。
由此，相信各位都已经发现，尽管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爱美之心”毕竟只是一个良好的动机，这良好的动机要得以实现，还是需要准确的把握与正确的行为的。而这就需要，不但爱美，而且知美，要从耳濡目染中走出来，从常识的错误中走出来。否则，就可能会爱美而不懂美，爱美而不知美，爱美而误解美
历史的错误
不过,我们在旅游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还是历史的错误和审美的错误。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审美的常识,每个人毕竟还是稍微具备一点的，但是，说到历史知识，可就往往就并不具备了。
旅行，是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旅行对象其实都是被我们自己建构出来的，天经地义的旅行对象，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因此，眼光，在其中就特别重要。比如说，现在的大文化散文很多，一般都是到了一个风景名胜之地，触景生情，挥洒成文。可是，仔细浏览一下，不难发现，其中让人过目难忘的佳作极少。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这类散文的写作都存在着一个基本套路和思维定势。风景名胜统统都是被这个基本套路和思维定势包装过的，都是脸谱化的，或者被指定为黑，或者被指定为白，而且黑白分明，成为今人的傀儡、今人的演绎。在其中，作为文本的我们的旅行对象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故事，一些很 好听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酱油、味精和醋样样俱备的，因此非常有利于作者滥发感慨。而且，也因为作者的滥发感慨，这散文也就有点动人。不过，你只要回过头来想想，就会大倒胃口。因为其中的历史实在有点驴唇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战秦琼的事情屡屡发生。人们常说，翰林院的文章，太医院的药方，都察院的奏章，光禄寺的茶汤，是旧时京师的几大可笑。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很多的所谓为旅行而写的大文化散文，也是今天的一大可笑。
这个问题在旅行中更加典型。在旅行中，我每每发现，风景名胜全然已经成为了“弱势群体”，都被框上了一个爱国的框架、历史的框架、故事的框架，风景名胜被它一框，真的是一切都完蛋了。例如，我们旅游的时候往往只听故事，不看文本，因此我们的旅游也喜欢如此来诱导我们。去山东旅行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在电视上说讲过《水浒》，因此到了武松的故乡，当地的公安局长就说：我一定要请你吃饭，并且还带了几个刑侦队长来，局长告诉我，看，它们都是当代武松。第二天，到水浒山寨去参观。很有意思的是，山坡上有一个浅浅的坑，导游很兴奋地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当年的孙二娘一脚跺下去的结果啊，是她一脚跺出来的坑。于是大家就围上去拍照留念。坦率地说，这样的旅行真是很没有意思，不但没有意思，而且真是劳民伤财。风景名胜都被形形色色的故事包装起来，供导游噼里啪啦说上一通，以博取旅行者的关注，可是，历史的真相早已经不存在了，尽管旅行还存在，但历史真相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被脸谱化了。
下面，我想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首先，我们来看长城。
长城是中国人的自豪。一说到长城，自然就是什么什么，总之就是“万里长城永不倒”那一套。带外国人看中国，也是第一个就看长城，第二个才去看故宫。关于长城，我们甚至不惜编造一些神话，例如，说它是“人间奇迹”，宇航员从天空上往下看，只能看到一个奇迹，就是长城。在这方面，中国的宇航员杨利伟倒是非常诚实的。他从天空回来后，有记者问，看见什么了？他回答，什么也没看见！记者诱导他，提醒到：看见长城了吗？他回答得很干脆：没看见。确实，说长城是一个“人间奇迹”，实在是国人为自己编造的一个类似于肥皂泡一样的神话。
从历史看，中国的长城是中国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对抗的分界线。中国自古以来的战争基本都是在西北方向，从周朝开始到秦朝、到五胡乱华，等等，都是西北方向的游牧民族一层一层地打过来的，而长城则相当于中国的农业民族的围墙。我经常说，中国古代的万里围墙与今天的家家户户的防盗门，以及西方的教堂(上半身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的澡堂(下半身的市场经济)，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要知道，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博弈一共是4000年，最后输给游牧民族的，只有中国的汉族(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可是用万里围墙把自己围起来的，也只有汉族（有个别国家修过一小段，朝鲜修过370多千米，印度修过70千米，英国修过117千米，但没有哪个国家象我们这样修万里长城）。而且，这座围墙，是严格沿着当地的降雨线修的，凡是每年的降雨量少不能种庄稼的，我们就围在外面，凡是降雨量足以去种庄稼的，我们就围在里面。犹如中国的每一家、每一单位、每一城池都有围墙，中国的二十四个朝廷也就是二十四个大的家庭、大的单位、大的城池，而长城其实也就是二十四个朝廷为自己所占有或者所暂时霸占的私有财产所建造的围墙(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私有财产)。所以，所谓万里长城其实也还是晚近的称呼，尤其是20世纪的抗日战争中的国歌和9.18东北沦陷，在古代，一般还是叫做“边墙”（边疆的墙）。为此，鲁迅先生才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四”时代就慨然宣称：长城其实就是长墙，因此，在中国的二十四个朝廷已经随风而去之后，我们千万不要再给这长墙添一块新砖。
那么，对长城我们应该怎样去评价的呢？
首先我要说，在中国长城是在两个意义上存在的。一个是符号意义，例如“万里长城永不倒”、“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在这个意义上，长城无疑是正面的。不过，这个长城已经外在于真正的长城，它已经全然是一个符号了，因此这个长城并不在我们现在的讨论范围之内。
长城的另外一种存在，是现实意义的存在。我必须说，在这个意义上的长城，其实并不伟大。如果非要说它伟大，那么只能说，它的工程非常浩大。有人统计过，如果把长城的每块砖石连接起来，能绕地球多少多少圈。可是工程浩大并不就是应该博得赞扬的理由，傻大个儿，似乎就没有人赞扬吧？工程浩大，也应该包含着一定的科技含量，可惜，长城还真的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其实诅咒长城的声音是始终存在的。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陈胜是怎么说的？“天下苦秦久矣”，也就是天下百姓被秦始皇折磨得太狠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起来造反。可是，“苦秦久矣”的标志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修长城。修长城，是所有中国人的受苦受难，要知道，古代的老百姓给皇帝干活，皇帝是不给钱的，因为它相当于一种纳税的方式。古代的国家跟今天不一样，秦始皇是所有土地的占有者，所有老百姓都是他的长工。至于付钱的方式，则大体有几种，一种方式是土地收成的几分之一必须给他，丰收歉收都得给，一种方式是逢年过节得给他上贡，还有一个，到冬天的时候，处于农闲，没有农活可干了，那就得给皇帝去打零工，所以，秦始皇是免费让全国百姓给他修万里长城，激起的民怨当然也就怨声载道。当然，在历史上，中国人批评长城批评得最多的是在唐朝，当时李世民带头批评长城，他说，人才是长城，秦始皇不会用人，只会修长城，这根本行不通。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个学者叫顾炎武，他也说“人心才是长城”。一个民族失了人心，只用人为地围起来的长城，是不可能固若金汤的。
还有一些传说也很有意思。例如孟姜女传说，她要哭长城，结果把八百里长城都哭倒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当然是百姓民心的表现。秦始皇只想用城墙这种方式把自己的政权稳定下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伤了老百姓的心；甚至到了清朝，有人在大山里还遇到了一个野人，这个野人的家族在大山里已经躲了上千年了，全部家族都躲在大山里，那个人吃惊地发现，野人看见他以后竟然还在问，长城修好了吗？秦始皇还在不在？当时，那个人开了个玩笑，他说，长城还没修好！秦始皇还在！这下子可不得了，野人立刻掉头就一溜烟儿地跑掉了。当然，这个故事无疑并不真实，很可能是在讥讽当时的朝政，但是，要讥讽时政，却要拿修长城来说事儿，原因在哪里？还不是因为长城实在太令人厌恶太令人恐怖了。
我们往往想当然地以为：是万里长城保护了我们。其实大谬不然。就像我们中国到处都是防盗门所以就误以为是防盗门保护了我们一样，试问，其他的农业民族在面对游牧民族的4000年中为什么竟然都不修筑长城？再试问，万里长城真的保护过我们吗？“万里长城永不倒”？实际上这是吹牛，长城不可能不倒，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明代的长城。秦朝的时候，是“城未毕也，而秦已亡”。长城还没修好呢，秦始皇就完蛋了，十几年的政权就倒了。两汉的时候，也没有沾到长城的光，这个时期中国人发明的是血肉长城，什么是血肉长城，打不过匈奴怎么办呢，在国内找美女嫁过去，王昭君就是这样嫁过去的。因此，两汉的时候根本不是靠长城，是靠和亲，跟匈奴打仗打不过，打到最后，刘邦差点就被匈奴人杀了，刘邦死了以后，匈奴王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吕后，说，你丈夫死了，兄终弟及，你该嫁给我的。吕后看罢气得够呛，但是又不敢说什么狠话，只好回了一封信，说：不行啊，我已年老色衰，服侍不了您了，我给你送个年轻女子过去吧。一个国家的元首竟然说这种低三下四的话，两汉的时候，长城显然也没有保护到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五胡在长城上跑马，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打进来了，长城保护到中国了吗？没有。唐朝的时候根本不要长城，李世民根本看不起长城，是天下四方的越过长城纷纷来朝，长城站在那儿还挺碍事呢；宋朝的时候，长城根本就不是游牧民族的障碍；元朝的时候，少数民族进来了，你们注意看，马可波罗是元朝的时候到中国来的，他在他的游记里从来没有提到长城，那个时候，大家显然就觉得长城根本是多余的，一个破城墙也没什么用处。明朝的时候是最看重修筑长城的，但是挡住少数民族了吗？如果挡住了，那就不会有大清这一说了。
何况，我们看长城，都是从长城之内的眼光去看的，从汉族的眼光去看的。缘此而生的，是我们在旅行中经常看到的所谓民族英雄，岳飞、杨家将、文天祥。假如从长城之外的眼光来看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试想，假如清军当年为长城所阻，那么，中国还会是今天的模样吗？中国的疆土、版图要比今日缩小三分之一了吧？当然，中国版图的最大化还不止因为清代，说起来，应该还有元代，蒙古族的铁骑视长城为无物，也带来了一次中华版图的大扩张。北至西伯利亚的领土，还有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都要拜元代所赐。再说魏晋南北朝时的北魏孝文帝，北方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大融合应该是自他越过长城开始，如果没有他的穿越长城，唐太宗李世民、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大将军尉迟敬德，都会无从谈起。换言之，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之所以版图能够一次次地扩大（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并最终成为泱泱大国，都应该感谢飞跃长城的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其次，我们来看长江。
在旅行中，遇到江河湖海，往往也未必就能够真正读得懂。
比如长江，因为苏轼的那首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中国的大男人的心目当中，看到长江，每每想到的就是千古的英雄。尤其是三国的英雄。但其实，三国却是我们中国的一段痛史，中国的三世纪，我经常说，是一个最为惨痛的世纪。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为什么就从这里开始？就是因为要认真地去反省三世纪这个历史的第一个巨大的隐痛。本来，三国无义战，无非就是你死我活、你有我无，“成者王侯败者贼”，三方血拼，去抢那把被叫做朝廷的椅子。可惜的是，在苏轼的眼睛里，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显然，他是站在有限资源的争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在他看来，爬行中的雄性动物自天地肇始以来就是如此的，适者生存，弱肉当然就该被强食。而那些为此乐此不疲、不惜以阴谋诡计而致人死地的要远比雄性动物高明无数倍的男人们也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在他看来，长江就是这些英雄的长江，长江里流的都是英雄血。
然而，中国人都熟悉《红楼梦》，那里面有一个小美女，薛宝琴，在她的的眼睛里，长江的一切都全然不同。
请看薛宝琴《赤壁怀古》中的长江：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
喧阗一炬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
这里的长江无疑已经与苏轼的长江完全不同。它仍旧滚滚流淌，可是，流淌的已经是百姓泪而不再是英雄血。原因很简单，只要我们立足于有限资源的争夺，立足于你死我活、你有我无，立足于“成者王侯败者贼”，自然就会无视百姓的疾苦。三国大战，打了96年，一个号称大汉的国家，整个的三世纪都在动乱，损失了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且，在司马氏立国十几年后，那些在整个三世纪里已经习惯了乱中获利、乱中夺权的那些所谓的“英雄们”，又一次地把中国拖入了数百年的南北朝的大动乱之中。然而，这些战争的发起者果真值得赞美吗？更遗憾的是，在三国之间谁成功谁失败的背后，却从来没有人去揭露不管谁成功、谁失败而老百姓都事先就已经失败的事实，在三国之间谁成功、谁失败的背后，也从来没有人去揭露不管谁成功谁失败而老百姓已经先被战争双方一起绑架、劫持的事实，实在是非常可悲。因此，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去毅然发现一条新的长江？所以，小美女薛宝琴挺身而出，勇敢地脱离大男人苏轼的英雄框架，透过历史的“铁与火”而看到了“血与泪”的长江。
再次，我们来看运河。
谈了长江，忍不住还要再谈谈运河。
运河是江苏的骄傲。在江苏各地出差，经常会邂逅运河，也曾经 参与过“运河之都”的策划。有人说，中国版图上的人字，就是长城和运河写下的，长城是那一撇，运河则是那一捺。在国人心目中，运河，是与开宝气象、永乐太平、康乾盛世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园林、陶瓷、《水浒传》、《金瓶梅》联系在一起的。
可是，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位地理学家单之蔷的文章（在本书中，我还会经常提到他的文章），突然发现，确实，其实运河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上述的故事，它还有着其它的一面。例如，为什么从杭州到天津，整个中国北方的海岸线上，城市会如此地稀少？为什么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却没能成为一个气度开阔的海洋大国？中国东部的海岸城市日照、连云港、荣成、威海、东营为什么要延误到20世纪才出现在渤海和黄海边？而且，从隋代开始，中国的中心就始终是以大运河为核心构筑了一个三角形的核心区，而历代的首都都与这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有关；而所有繁华的城市则都星星点点点缀在这个三角形的三条斜边上。
而且，运河还出人意料地沟通了中国的东西向的五大河流。在旅行中，我们会遇到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可是，是否会
注意到，运河竟然与它们发生了五次“十字”大交叉。导游们可能会说：这是大运河的伟大之处。可是，在自然界为什么见不到“十字”交叉的河流呢？因为河是往低处流的，因此一条河是不可能穿过另一条河流的，可是，大运河却偏偏做到了。因为，它依靠的是船闸这样一种人为的力
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示意图
量。就犹如中国，早已经就是一具木乃伊般的尸体，可是，却偏偏依据封闭的专制制度而苟延残喘千年。
因此，倘若我们盲目地赞美运河，那么我们是否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依照大运河的格局，中国的版图本应该只是一个三角形，那么，今天这种昂首翘尾的雄鸡形状的版图又该向何处去寻？同样，依照大运河的格局，从北向南许多条流向大海的河流都被无情地截断了， 长此以往，我们岂不是会因此而失去一条条流向大海的河流？
又次，我们来看圆明园。
在旅行的时候，风景名胜往往都是被某种框架事先限制了的，所以当我们一旦接受了这样的框架，旅行也就不成为旅行了，甚至，去旅行还不如不去。因为这样的旅行反而会把自己弄得特愤青、特无知。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圆明园。一般而言，圆明园被认为是西方列强欺辱中国的证明，圆明园也因此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最为理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勿忘国耻”。所谓的“落后就要挨打”，是我们在面对圆明园的时候必然会频频提及的，而且也是都心以为然的？可是，圆明园凭什么就竟然成为“西方列强欺辱中国的证明”？难道就因为那里有“价值连城”的珍宝？难道就因为它是皇帝私家的“万园之园”？
因此，这实在是一个完全已经被脸谱化了的故事。首先我一定要说，西方列强烧毁圆明园无疑是必须谴责的和诅咒的，也无疑是非常不应该的。同时我也还一定要说，当时的中国其实也并不落后，它的GDP在当时是高踞全世界的前列的。那么，为什么会引发战争争端呢？无非是西方逼着我们做生意，可是我们并不情愿。要知道，当时的世界观念已经大变。英国法律就规定，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经济自由化是所有人的神圣权力。因此，当时英法要求我们续约，所谓“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可是我们却很不情愿。以现在的认识而论，这其实应该是双方之间出现的种种争端，这在国与国之间十分正常，完全可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予以解决。可是，我们却宁肯多开放几个口岸也不肯在见皇帝是否磕头和走哪个门的问题上让步。于是，就引发了战争。因此，显然不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观念落后、体制落后才要挨打。“勿忘国耻”，什么是真正的“国耻”？观念落后、体制落后才是。
具体来看，当时的英法联军进入中国，也不能说毫无道理。他们是抓到了两个机会的。一个，是法国的传教士非法到中国传教，中国人把他给枪毙了，还有一个，是一艘中国的商船挂着英国的国旗，广州水师就把它当成海盗船给扣了，这样你就得罪了英国人，得罪了法国人。当然，法国人和英国人就要求解决这两件事。而且，要知道，当时英国来中国，是经过了全民公决的。1857年4月，英国全民公决支持对中国开战。于是，这场战争应该是英国的人民在向中国开战。当然，我们可能会想不通，不就是不准你在中国经商不准你在中国进行国际贸易吗？值得吗？但是，在英国人看来，就非常值得。你去看看美国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美国人竟然要用几个人的生命去换一个人的生命，值得吗？在美国人看来，当然值得！ 9.11的时候，布什念死难者的名单，念了很长时间，试想，如果是我们的领导人，可能就是共有多少多少人死难，一句话带过，可能连一个名字都没有。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说，你杀他一个人就是全民的公敌，他们人权的意识很强。一个国家是干什么的？就是保护每一个人的，如果我有难你却不保护我，那我要你这个国家干什么呢。这一点中国人可能理解起来很困难，因为我们总是被要求去爱这个国家，可是，却从来不允许反问：你这个国家在什么时候又爱过我呢？但是英国不同，他们是全民公决，在他们看来，国际法早就规定，经商是神圣的，也是应该得到保护的，因此，国家之为国家，当然要全力保护公民经商的神圣权利，最终，公决的结果是向中国宣战。
再进一步，引发战争与圆明园被烧，毕竟并不存在逻辑关系。那么，圆明园被烧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都讳莫如深。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的原因是：大清明明打不过人家，却又死要面子，因此耍了很多滑头。例如，他们认为巴夏礼是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按照中国“擒贼先擒王”的思维，就设计他们诱擒巴夏礼等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关在了圆明园，等到英法联军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发现已有21人被虐死，只剩下了18人，而且是遍体鳞伤。据记载，被关在圆明园的俘虏，双手被捆，整日下跪，三天水米未进，手腕处被皮绳勒得生出蛆虫。《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第四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置三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脚被勒得生出了蛆虫，他看着手上的蛆虫满身蔓延，精神错乱，大叫三天死去……这一切，无疑是违反了西方的国际法的，也违反了中国自古以来就奉行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战争准则的。于是，为了报复咸丰皇帝，他们决定：火烧咸丰皇帝的私家园林——圆明园。
由此我们发现，因为皇帝个人的屈辱而不惜一战，这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最惨痛也最无聊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不但是咸丰皇帝本人遭受了更大屈辱，而且国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生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当中，值得关注的不是什么圆明园，而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丧失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可是，我们在强烈谴责英法联军放火报复的罪行的同时，却蓄意隐瞒了专制制度的野蛮无耻，由于满清皇帝的愚蠢无知、误国误民而导致的国家剧痛，也巧妙地转嫁给了英法联军。皇帝的屈辱被说成是国人的屈辱，圆明园被焚毁也成了国人和国家遭受屈辱的象征，圆明园也因此而成为爱国主义与政治动员的最佳题材，这无异于一个天大的笑话。皇帝老子被别人抽了一巴掌，连他自己也早就忘了，但是奴才们却没齿不忘地牢记着这一巴掌，而且世世代代地认定皇帝老子的耻辱就是小的们的耻辱，这真是一种诡秘无比的美学移情！
顺便再说一下圆明园的珍宝问题。
我们一定要明确，所谓圆明园，其实就是皇帝们的荒淫无耻、寻欢作乐之地，就是皇帝们倾全国之力建立的皇家妓院。至于它的美学价值，在我看来，是完全称不上什么 “万园之园”、“天上之园”、中西建筑合璧的。那个园子，从美学的角度看来，并没有太大价值。例如，它的宫殿楼阁、亭台碑碣、桥廊水榭，都是清代风格，毫无创意，琐碎、花哨，与唐宋时期建筑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至于其中的欧式建筑部分，也全为洛可可风格，明显为非专业人士草率而为， “四不像”，非鹿非马，杂种“半吊子”而已，没有什么美学价值。在罗马风格的广场上搞个音乐喷泉，再弄个十二生肖，猪啊羊啊狗啊牛啊的在那里哗哗哗地喷水，如此而已。坦率地说，今天就是一个县政府的门口也不会这么去弄的，实在土得掉渣。
例如，我们在游览圆明园的时候，都会遭遇所谓的被掠走的圆明园十二个青铜兽首的回购问题，也往往会被弄得十分愤青。可是，我一定要说，首先，这十二个青铜兽首不是国宝。几个狗脑袋、牛脑袋、兔子脑袋、老虎脑袋竟然被说成是华夏瑰宝，这完全是不法商人的蓄意鼓噪。什么是国宝？敦煌经卷、永乐大典才是，这十二个青铜兽首算什么？如果非要说是艺术瑰宝，也该是郎世宁的家乡去吹嘘，因为他们把家乡的艺术推介到了中国，至于我们自己，除了称这十二个青铜兽首为伪艺术之外，实在无法再置一辞。
何况，1985年，一位美国古董商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私人住宅内无意中发现了马首铜像以及牛首和虎首铜像的时候，牛首被放在浴室挂浴巾，虎首和马首则被当成了普通的园艺装饰品，摆放在了花园的水池旁。当时，这位古董商是以每尊1500美元的低价买下的。而且，据专家论证，当时是喷水系统坏了，经慈禧太后批准，这些兽首已经卸下放在了库房里，后来也没有被英法联军抢走，而是监守自盗，被国人倒卖流失到国外的。可是，后来在不法商人以“我们民族那段屈辱历史的代表和中国文物流失的缩影”来炒作之后，虎首最终以1544.475万港币成交，牛首最终以774.5万港币成交，马首则为澳门赌王何鸿燊以6910万港元购买。我不得不说，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才是最大的耻辱。
下面再简单举些例子，来看看旅行中易于出现的历史的错误。
去敦煌旅行，无法回避道士塔的问题。道士塔的故事，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已经讲过了，王道士的一生也已经为很多人所熟悉。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流落到敦煌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非常值得保护，就自愿留下守护敦煌。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并不是被派去的，他是自愿留守的，守了多少年呢？四十年。在这当中，1900年6月22号，这一天是王道士生命中最最精彩的一天，因为就是在这一天，王道士在敦煌的一个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宗教经典，应该说，这是他为敦煌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在莫高窟的16号窟，高只有1.6米，宽只有2.7米，如果按照面积来计算，只有7平方米多一点，但是里面装的书籍之多令人震惊。不知道什么原因，莫高窟的僧人在九百年前把很多重要的书籍都放在那里面了。然后，历史就沉寂下来，再也不为后人所知。
当然，这也并不奇怪。西安的法门寺，唐朝的皇帝都是三十年去进贡一回，所谓进贡就是到寺里去朝拜，然后就把全国最好的东西送进去，再过三十年，再去一次。可是后来因为战乱，皇帝就没再去了，当时就把这个洞给封了起来，一下子就是千年。直到前几年，才偶然被再发现。当时是因为地下突然塌了一块，趴着一看有亮光，再一看，全是金银财宝。然而，唐朝直到现在，却都没人知道，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和尚和道士真的是很诚信，世世代代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东西而存在。王道士遇到的事情也是如此。然而，悲剧的时，在他发现了珍宝以后，他想尽了办法去汇报。到县里报告，县太爷不理；到省里报告，回答说很重要，信誓旦旦地说要报告中央政府，然后就没消息了。但是，这个事情已经传开了，于是，外国人立即跑来了，给他出多少多少银子，于是，他就给卖了。对此，我们可以说，这王道士不好，中国的那么宝贵的东西被你给卖了，可是，如果他不卖，那些东西现在还会存在吗？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后来清政府发现这东西重要，也曾经派人押送了一部分去北京，可是，押送的沿途，贪官污吏们，到谁那谁就顺手拿一点，到了北京以后，也没有什么了，而且，被那些贪官污吏拿走的东西，到现在也都找不到了，倒是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走的那些东西现在还好好的在那里。所以，这到底是王道士的功还是过呢？我认为，当知道了这些历史真相以后，应该学会公平地去看待，历史的罪责不能让王道士一个人承担，这是一个民族的犯罪，不能单单去责怪王道士，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了，当他无法尽力的时候，他就想，我只有来个自产自销了，我卖莫高窟的东西得来的银子，再拿来保护莫高窟的其它东西，事情就是这样！因此，把文物保护的重担放在一个老道士的身上，是不公平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面对道士塔，我们需要的是，透过王道士的身影，去反思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悲剧。
天一阁的问题也很典型。浙江宁波的天下第一藏书楼——天一阁。它的主人是范钦，他的家族世代努力，藏了四百一十三年，一共十三代。因此，它也成为了旅行中的一个重要景点，也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传承、文化保护方面的意义。可是，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虚假的故事。如果事先为这个故事所限制，那我们在天一阁的身上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问一个问题，范钦的官应该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那么，一个国防部副部长，他当时的工资是多少呢？他怎么能去购买7万册的藏书呢？在古代，7万册藏书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那么他的钱是怎么来的？当然后，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它毕竟拥有了7万册的藏书。可是，重要的问题是，从他的大儿子开始，未他守护这7万册的藏书，一共守护了十三代。因此，很多人一到天一阁就很激动，可是我们想过没有？苏轼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人有爱好不等于这个人就是好人，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爱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就是好人。比如说，一个人爱钱我们就说他不好，那爱书他就一定好吗？爱书和爱钱有什么不一样呢？当一个人把钱和书都当成文物、当成收藏品的时候，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有收藏癖。
其实，把一个人把书当成收藏品的时候，这个事件已经不是一个精神传承的符号。我们只能说，他喜欢收藏书。可我们一定要知道，无论收藏什么，都只是个收藏，收藏书也一样，不能说这个人收藏钱，收藏万两白银，就说他是个守财奴，是葛朗台，这个人收藏书，收藏了几万册，他就一定是个好人。我们一定要看的是，他收藏书是不是后来造福于民了。那么，谁又能说天一阁的书曾经造福于民了呢？范钦立的遗嘱说，不得给外人看，为此，他们家的书从来没有给外人看，到现在为止，大概上去用过这些书的人20个都不到。何况，范家守了十三代，但是他们家却一个知识分子都没有出，都是目不识丁，他们家世世代代还是做农民，这边种地，那边收藏书，说是中国第一藏书家，实际上他们家谁也不看书。我记得，清代有个大学者上去了，结果发现，藏书有一半都烂了。后来他的家人说怎么办呢，要重新清理归类，可我们不知道怎么归类。而且，后来解放以后，天一阁的7万册就剩一万册了，一万册书，其实当时很多人的收藏都能达到。要知道，当时宁波民间收藏起来的书是三十万，何况，他们家的书没人看过，但宁波还有三十万的藏书却在被大家阅读。我觉得，我们去看天一阁，就要去想这个问题。书的真实价值是什么，是流动，书的真实价值，是创造，书的真实价值在天一阁身上没有发挥作用，那它还是书吗？从这个角度，你再到天一阁，你就知道了，这完全就是个悲剧。把爱好变成了癖好，变成了一种很不良好的习惯，结果就成了悲剧。而且，这是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容易酿造的悲剧，比如说我们轻视知识，比如说我们以为财富比才能还重要。显然，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天一阁你就开始读懂了。你的旅行也才真正地不虚此行。
再比如说我们到浙江旅行的时候，肯定都会被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的故事所感动。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故事我们一定要重新讨论它。要知道，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有两件大事划分了春秋和战国，在北方黄河流域是三国分晋，在南方长江流域是吴越争霸，这两件事情是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回头看看，应该说，中国人在春秋时代还是很讲道理的，春秋时期，打仗都是很讲礼仪的，宋襄公打仗的时候，对方还在河里，他说不能打，对方到了岸上，他还是说，不能打。一定要等对方上岸以后，而且把队伍安排好，然后再公平对决，结果，他反而被对方打败了。对他，中国千秋万代都在骂，包括毛泽东，他也说他是“蠢猪式的仁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宋襄公的仁义恰恰正是中国这个民族在春秋的时候还是很有道德很讲礼仪的一个证明，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男人象男人，女人象女人。但是到了战国的时候就不同了。就以兵法为例，战国时兵法大兴，但是，各种各样的兵法却都是在不太会打仗的例如象齐国那样的国家的人写的，真正打仗打得最好的，却什么兵法都没有，例如秦国，秦国有什么兵法？秦国无非就是用计（阴谋诡计），对于秦国来说，用计比用法要重要。春秋的时候，是讨伐之战；但是到了战国，就成为灭国之战。两百六十年都是互相灭国，彼此间都是用计（阴谋诡计），而在用计（阴谋诡计）的过程中，最为历史传诵的杰作，就叫做卧薪尝胆。这是中国人的悲剧。被打败了，败了就败了，愿赌服输呀，吴王对越王不薄，并没有斩尽杀绝，，可越王却时时刻刻在心里想，我要报仇，每天早上都要提醒我一下，一定要报仇。结果，越王勾践带了一个很坏的头，耍尽心计，而且毫无信义可言。因此，在卧薪尝胆的背后，我们一定要知道，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剧，因为从卧薪尝胆以后，我们就开始知道了一件事，就是阴谋诡计。
最后再谈谈我近年来一直生活于其中的两个城市吧。
其中一个是澳门。
我从2007年开始，在澳门科技大学任兼职教授，每个学期去七周，从2010年开始，担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也就是开始改任全职教授，除了回南京大学上课，其它时间基本上就完全呆在澳门了。也因此，对于澳门的关注就逐渐多了起来，2012年，还完成了一个450页的关于澳门的策划项目《策划澳门——澳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关于澳门，人们一般的看法是“赌城”。有两个很典型的故事，很能够说明问题。一个是，有一位我请来上课的著名教授，我一再推荐他去大学对面的威尼斯人去看看，他都不去，后来我在对面的新濠请他吃饭，饭后我跟他说，你去威尼斯人看看嘛，碍于我的面子，他就顺便过去看了来看，可是后来我一问，他却只去了一层。我问他为什么不上去看看，他说，都是赌场，看一层就行了。于是我立即拉着他去了威尼斯人，而且去了二层，结果是他大吃一惊，原来二层是几百家时尚商店。后来，他几乎天天都过去散步过去转转，非常喜欢。我必须要说，这个故事绝对不是个别的，在我请来的著名教授中，在第一次来澳门的人中，一半以上都犯过类似的错误。还有一次，我到青海去做报告，遇到青海的一个算是比较高级的部门领导，他在饭桌上很神秘地问我，澳门赌场是不是很恐怖？我心里想，没什么恐怖啊，于是，他接着说，听说在澳门赌钱，黑社会就把在门口，赢了钱的人都不准出去。显然，这是误传，因为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遗憾的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澳门就等于赌场，而且是警匪片中的那种无比恐怖的赌场。动不动就是枪战，动不动就是哪个人的手被砍了，哪个人被杀了，赌场好象就是这样的穷凶极恶。我记得2010年我去拉斯维加斯，真的大吃一惊，一个个外国人坐在那里，赌得特优雅，很有绅士风度，我突然发现，原来竟然可以这样赌博！现在我们到澳门旅行也是一样，你如果先被一个赌城的故事框架框住了，而且你又不去还原它，那真实的文本你就看不到了。
因此，很多人到澳门旅行，都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太小了，半天就转完了。其实，这都是因为对于澳门的误解造成的。澳门之未澳门，最好看的，是它的文化遗迹。将近五百年，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没有经过战乱，也没有经过动乱，更没有经过野蛮拆迁。而且，这样的中西文化交融至今还在进行，因此我经常说，有呼吸的文化遗产，有氧文化，这样的澳门，在全世界还真的只是独一份。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澳门，你就会觉得澳门真是非常神奇。
季羡林在《澳门文化的三棱镜》中说道：“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在时间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门。”
澳门有过史诗般厚重的历史。一场华美的魔术需要形形色色的道具，澳门从来就不缺少这些。这里有着太多太多让人惊叹的基因，数百年来繁衍生长出一个万花筒一样的澳门。从构成一座城市最基本的街道，到深藏在城市背后的隐秘的民俗民风，澳门实在太“富裕”了。富裕到只需要换一个角度，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精彩。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顾问夏文迪说过：“澳门很小，用一两天时间就可以走遍整个澳门。尽管澳门是一个小地方，但是里面包容的内容却非常多，你需要花时间去慢慢品味这个地方，你才知道它有多好，当你开始慢慢懂得如何去欣赏这个地方，你就越希望去探索，越希望了解它的更多文化。”所以，对于澳门，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说，是“小城市，大文化”。
例如，人们都说澳门的赌场是最多的，其实，这并不正确，因为澳门的教堂就象赌场一样的多。在澳门，很多商店门口都放着一个土地财神，而且，澳门人自己恰恰是不去赌博的，我写过一篇短文，其中就说，澳门应该被看作“天堂口”。因为澳门距离地狱最近，可是，最为神奇的竟然是，澳门也距离天堂最近。这，应该就是澳门的神奇。
而且，澳门以岭南文化、妈祖文化、葡萄牙文化、中国文化等多元文化为其文化特征，形成了多元兼收并蓄的文化体系。澳门兼有欧洲地中海式的景观和中国南方城市的景观。妈阁庙、莲峰庙、普济禅院等典型的中国建筑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在澳门的延续和发展；大三巴牌坊、圣明我堂、圣珊泽宫、南湾宫、陆军俱乐部、峰景酒店及20世纪初建成的白宫、永乐邨、 岗顶花邨等则带有鲜明的欧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色彩。还有更多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体现于随处可见的敎堂、庙宇、堡垒、亭阁、房屋、店铺、花园、墓地、广场等，名胜古迹与人文景观浑然一体，构成独特的文化魅力，也为其文化旅游和消费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简单地说，澳门是全国幸福感指数最高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人们快乐的体验健康生活的首善之区。在内地，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澳门，却是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
然而，如果你事先戴了一个模式化的眼镜看这个城市，那你最后就什么都看不到。
再来谈谈南京。
我是19990年到南京大学的，迄今为止，我也还是一个南京市民。在我看来，南京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而且是一个比较适合居住的城市，而且，尤其这个城市很有文化。有一个故事，很能够说明这一点。《儒林外史》是一部写南京知识分子的小说，其中写道：安徽天长有一个中学教师，大概类似我们今天说的“民办教师”，他经常听说古都南京、南京名胜、六朝烟雨气、南京六朝文化，就说，我要亲自到南京去看看。结果他到南京之后，果然很受感动。他说，最触动他的是，当他在茶馆休息的时候，在窗外看到，有两个挑大粪的工人，一边挑着一挑大粪急匆匆地工作，一边说，咱们快点挑完最后一挑粪，然后到雨花台去看落日。这个中学教师当时就特受触动，说南京真是不简单，连南京的清洁工身上都有六朝烟雨气。
可是，到南京旅行，要真正读懂南京，也还真是很不容易。例如，人们都说，南京是一座“感伤”的城市。我记得，有一次在全国评选，南京就被称为：感伤。因此，在旅行者的心目中，南京在历史从来都是“亡朝”、“亡都”，也就成为固定的印象。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呢?人们往往语焉不详。一般而言，都是从风水的角度去加以解释。其结果，就是影响了对于南京的了解，也导致了旅行中的对于南京的误读。
对于南京在历史上的“亡朝”、“亡都”角色，我们必须放在中国历史整个的一盘棋里来看，只有这样，才会看到南京的历史地位。为什么南京在历史上会是“亡朝”、“亡都”？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最早的时候是在两河流域，长江黄河是最早的根源。孔子是黄河流域的代表，老子是长江流域的代表，看看孔子的足迹，基本上是沿着大禹的足迹在周游列国，对孔子来说，他认识的中国，其实就两个， 一个是西边的秦，一个是西边的楚，他所发现的新中国也就两个，对秦，他很欣赏，对楚国，他看不懂，原因就在于他当时不知道长江的力量，当时他还不知道长江是一个新崛起的力量。那么，当时的谁更有历史眼光呢，老子，是老子更有历史眼光。随便举个例子，春秋的时候，有150个国家存在，可是只有70个国家进入了春秋的记载，很有意思的是，楚国却进入了143次，而燕国只进入了一次。所以，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只有黄河中游到长江中游是春秋战国的生命线，显然，孔子是从黄河望过来，老子则是从长江望过去，所以，当时的老子实际上更伟大。
然而，为什么我会说老子更伟大呢？看一看中国历史的变化，我们就知道，历史是在逐渐地从黄河走向长江。但是，那只是在中国分东西对立的时候。后来，中国却逐渐转向了南北，在这个时候，中国最聪明的人叫司马迁。就是这个司马迁，在两汉的时候就提出来，说中国的生命线应该是在从秦岭到黄河，他把这条线叫做“龙门—碣石”线，无疑，在汉朝的时候，他的见识堪称伟大。回想一下，在秦朝的时候，秦始皇是一路向东，他其实是想到东海去寻找长生不老药的，结果，整个的秦王朝十几年就灭亡了，因为它在战略上完全错误了。在汉朝的时候，汉武帝一路向西，主要是去打西边的匈奴，最后是把匈奴打跑了，结果是匈奴跑到了西伯利亚，一直往西跑，直到把古希腊也捣毁了为止。当然，汉武帝一路向西，应该说在当时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的，但是也没有历史远见。真正有远见的，是跟汉武帝同时的司马迁，他说，实际上中国的敌人不在东边，也不在西边，而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司马迁说，中国的生命线就在这儿。他说，只有逐渐地向北方扩展，不是东西扩展，而要南北扩展，逐渐地以南方为根据地，向北方拓展，才是中国发展的最大趋势。
应该说，司马迁目光如炬。但是，国人的觉悟毕竟缓慢。何况，那个时候的山西、河北都是牧场，都是游牧民族跑马的地方，中国人根本不愿去的，中国人就是要集中在在南京和杭州这一片发展。可是，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汉族坚持在南京这边发展，在杭州这边发展，于是少数民族就拿山西和河北跑马，拿山西和河北练兵，然后，他在那边准备好了以后就一路冲下来。最典型的是满族，所有游牧民族，只有满族又会种地又会骑马，所以他很了解农业民族的属性，打过来以后对农业民族就比较适应，像蒙古族就不行，蒙古族元朝过来了94年左右，始终都是和内地格格不入，整个还是游牧民族那一套。可是，满族人就不同了，打过来以后，他们的政策很快就变了，因为他们本身也有农业民族的属性。
还值得一提的是，是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我经常说，西方的历史转折点是公元1500年，而中国的历史转折点则是公元755年。公元755年，其实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年份，当然那，还是安禄山的年份。我们知道，因为安史之乱，中国的山西河北以上基本上都是误了控制，我们丢掉了十八个州，一丢就是好多年，宋朝的时候都没找回来，元朝的时候没找回来，到了朱元幛的明朝才拿回来。它们又回到了游牧状态。当然，很多人会说，丢了就丢了呗，有什么关系，我们天天偏安江南一隅也能生活，为什么你就那么想要北边的那十八个州呢？可惜，这个想法是很要不得的。原因在于，我们汉族因此而丢掉了四大养马场。我们的四大养马场全在北方，一旦丢掉，打仗就没有马了。
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问题在哪呢？就在于在冷兵器时代我们的骑兵不足，而我们骑兵不足的关键，就是没有马。熟悉历史的人都记得，汉武帝的时候，曾专门派人去西域去找马，为什么要找马呢？因为我们的马实在不如少数民族，汉族的马真的太差劲了。当时，汉武帝为了打匈奴，就要有骑兵，他要建多少人的骑兵呢？八十万，后来他是真的建起来了，而且真的把匈奴打败了。可是，在把匈奴打败以后，汉武帝就在全国公开作了一次检讨，所谓罪己诏，他说，我虽然打败了匈奴，但我有罪，我向你们检讨。为什么呢？因为八十万的骑兵需要八十万匹马，我们可以这样计算，养一匹马等于养十六个人，这样的话，算算八十万匹马能养多少人呢？中国人在汉朝的时候总人口只有五千万，八十万匹马乘以十六，一千二百万，显然，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多人， 这样，一下子就把国家弄空了。
后来的唐朝为什么灭亡？包括后来的宋朝为什么如此羸弱？其实道理也在这里。我们常说秦桧卖国，但是说老实话，我们根本打不过对方，因为你的马根本不行，就好象伊拉克和美国打，伊拉克打得 过美国吗？不妨去看一下《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里面，有最好玩的一些秘密。在《清明上河图》里，如果我们细数一下的话，就会发现里面有几个东西是没有的。《清明上河图》里有1643个人，有2008头牲口，想想看，《三国演义》只写了1191个人，《红楼梦》只写了975个人，《水浒》只写了787个人，《清明上河图》里面的人数却都超过了它们。可是，《清明上河图》里面，第一，没有外国人，唐朝的时候到处尽是外国人，李白是外国人吧，李世民是外国人吧，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啊，但是到了宋朝，却没有了外国人，因为我们不敢跟外国人打交道了，封闭了；第二，很重要的是，没有马，我们在里面看来看去，骡子、驴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马；第三，基本没有女人，只有三个老太婆在菜市场买菜，少女、少妇一个都没有。于是，你会发现整个的宋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2000多头牲口没有一匹马，这说明，中国到了大宋，因为丢掉了北方的养马场，已经不可能再打仗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弄清楚，明朝的朱棣真是颇具战略眼光。朱棣抢到他老爸的政权以后他做了我们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大决策，迁都北京。朱棣是个军事长官，一直都在边疆驻扎，所以他从北京打到南京夺得政权以后，想来想去，要把朱家王朝巩固下去，就一定要迁都，一定要从南京迁到北京去。原因很简单，如果在南京定都，整个的北方都留给了少数民族跑马，他们一旦羽翼丰满，就会了一路冲过来，那南方时一定抵挡不住地，因此，南京就一定是“亡朝”、“亡都”。但是定都北京就不同了，直接就在北方前线顶住少数民族，这样，就能顶住北方的进攻，南方反而业就安全了。所以，后来南京只能做陪都，而且是做了581年的陪都，明朝清朝都是陪都，但北京却成了首都。而北京这个首都，恰恰就在司马迁线上，这，就叫做中国的“帝国生命线”。在这条生命线上，则中国兴，离开这条生命线，则中国亡。汉民族到了南方，就变得气短了，男人都变得象女人，宋代的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穆桂英挂帅的故事，都不是偶然的，原因就在于你只要在南方呆着，少数民族民族就能把汉族的男人打成女人，可是你如果在北京呆着，少数民族就没有办法把汉族的男人打成女人，反而，汉族的女人也能变成男人。所以不管是定都南京还是杭州，都一定是亡朝，但是定都北京就不会是亡朝。
试想一下，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判断，你在到南京来旅行，是否就能够看到真正的南京？！
第三节 审美的错误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审美的错误。
常识，是旅行中的惯性；历史，是旅行中的背景；审美，则是旅行中的关键，有无审美的能力，直接关乎到旅行本身的成败。
而且，我在前面就已经提醒，人们的旅行无疑都因爱美而起，但是爱美与懂美、会审美全然是不同的两回事。绝对没有只要出门旅行，就自然而然地懂美、会审美这回事情。恰恰相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觉其味，有眼不识泰山，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旅行中无疑还是多有发生的。例如，梵高就一直在抱怨，在他之前就去过法国南部的画家们，始终没有把最美的东西表现出来，因此，他想让人们通过他的绘画而看到南方。因此，“对牛弹琴”显然也并不仅仅只是对“牛”而言，面对无数的不懂美和不会审美的旅行者，无数的美景恐怕也常常会有“对牛弹琴”之叹？
当然，很多的旅行者也知道，旅行的成败与是否懂美、会审美密切相关，但是，却没有意识到懂美、会审美也是需要学习的。他们往往以为，只要多看，就能够逐渐提高自己懂美、会审美的能力，其实不然，英国有一个画家叫罗斯金，他就曾经郑重地说：“我宁愿教我的学生绘画，从而让他们学会热爱自然，而不会教他们盯着这自然，从而让他们学会如何绘画。”
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例子，也许应该就是王尔德所指出的那个了：在惠斯勒画出伦敦的雾之前，伦敦并没有雾。
再看看著名画家梵高是怎样提高自己懂美、会审美的能力的，也许更具说服力。梵高说，他在委拉斯开兹那里看到了灰色的美，在莫奈那里看到了落日的美，在伦勃朗那里看到了晨光的美，在维米尔那里看到了阿尔勒镇的少女的美。
与此相同的例子是，我们都知道，在梵高画出普罗斯旺的柏树之前，普罗斯旺的柏树其实十分稀少。只是借助梵高的绘画认识到了柏树之美以后，柏树在普罗斯旺才被广为种植。
那么，我们在旅行中是否也“目迷五色”——陷入一种不懂美与不会审美的盲目与不自觉却又并不自知？显然，在这里就也有讨论的必要。
首先，我们再来看长城，
在前面一节，我已经讨论过：在旅行中，面对长城，人们往往会盲目地去赞美之，但是实际上，在历史上长城并没有起到过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作用，实际上，它恰恰是中国专制制度的象征，是统治者失去民心的象征。一个民族如果禀赋着开放情怀，是根本不需要长城的，一个民族如果是有凝聚力的，也是根本不需要长城的，与之相反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愚昧腐朽，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民心的支持，那么，它就一定需要长城。
现在，再从美学的角度，我还想进一步指出，其实长城也并不是美的象征。要知道，大并不是美；长，也并不就是美。美的东西一定是要一定的内涵的，什么内涵呢？最简单的说，就是要引导人向前向上。美，象征着人在精神上的站立。俄罗斯有一个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她的恋人是法国的著名诗人里尔克，她在一封信里跟里尔克说，之所以会爱上他，就是因为看到了里尔克的《致俄耳浦斯的十四行诗》中的那个著名开头：
一棵树长得超出了它自己 茨维塔耶娃
树就是树，它又怎么会长得超出了自己呢？可是，我们不妨想一想，邓小平明明是个小个子，但是我们为什么却都说他是巨人呢？契诃夫夸奖为人打抱不平的左拉,也说“左拉整整长高了三俄尺”。还有尼采,他宣称：审美的人有“比人更重的重量”。看来，这里存在着一个物理的高度，也存在着一个精神的高度。而且，物理的高度与精神的高度也并不是一个概念。而美之为美，肯定的恰恰就是精神的高度。一棵树当然也是如此，树的高大与否，其实与美无关，但是，倘若这棵树长出了自己的精神高度，那么，我们就说：它是美的。
例如，芭蕾舞美在哪里？芭蕾舞最为引人瞩目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脚尖上跳舞的，但是，为什么要在脚尖上跳舞？为什么偏偏不全脚掌着地呢？看来，只有在脚尖上跳才是美的。显然，芭蕾舞是在用在脚尖上跳舞的动作来维护人在精神上的站立，它强调的是，我不但是人，而且是天使，我可以象天使一样地飞翔，我可以脱离地球重心的吸引力，仅仅用脚尖就可以站立在地球上。因此，我不但在肉体上是站立的，而且在精神上也是站立的。
由此我们发现，凡是美的东西，就一定要是在精神上站立的东西。凡是在精神上超越了自身者，我们才称之为美。
长城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它能够长得超出了它自己，它才是美的。一棵树长得超出了它自己，一个人长得超出了他自己，才是美的。一座城墙如果长得超出了它自己，那它也是美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长城很长、长城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所以就是美的。
那么，长城是否长得超出了它自己呢？长城无疑是一个庞然大物，长城也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文化遗迹，长城在中国历史上还确实有它的地位，但是，如果把长城说成是美的象征，我却无法认同。因为一个美的建筑应该是有精神的高度的。看一看西方的教堂，不难发现，它就象芭蕾舞一样，是直耸云霄的，它那直耸云霄的尖顶就表示：它在精神上已经长得超出了它自己。因此，我们可以把教堂看成是人类的精神高度。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待长城吗？显然不可以。因为长城是贴着地面爬行的，长城就象一条蛇一样，是贴着地面爬行，尽管蜿蜒万里，但是却始终像一条长蛇一样，没有离开地面。在长城的背后，显然并不存在任何的精神追求。它所昭示的，就是顽强地活着，就是好死不如歹活。所有，鲁迅才会说，“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鲁迅还曾经提出，应该准确地将“长城”改称为“长墙”。这是一个非常睿智的提示。因为当你把它叫城的时候，已经形象化了，你就有自豪感，当你准确地说长墙的时候，立刻就清楚了。不就是一个院墙嘛，每个人家都要弄个院墙，实在不好看，那一个国家的院墙就好看了吗？一个国家的围墙有什么好赞美的，不就是一堵墙吗？何况，长城只是一家一姓的围墙。它是统治的象征、暴政的象征、专制的象征、禁锢的象征，也是一个口腔期民族的爬行于世界的象征(联想一下西方的教堂，它高耸入云的尖顶昭示我们，它是人类希望在世界上站立起来并且要站立为神的象征)。遗憾的是，以秦始皇为代表的统治者却永远想不清这个道理。他们的唯一生存技巧，就是爬行。因此，爬行的长城无疑是爬行动物中爬行得最为成功的，然而，爬行却无论如何都是爬行不出人来的，这也早就是历史的定论。换言之，秦始皇是从现实的有限世界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而且是从假设自己置身于长城之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那当然会赞誉长城。这个角度，关注的是“铁与火”，也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你有就是我无，“成者王侯败者贼”。在这个意义上,长城，正是爬行动物争夺有限资源的制胜法宝。
可是，我们必须关注，为什么有个女性孟姜女竟然挺身而出，她不是去赞誉长城，而是诅咒长城、哭长城。显然，她评价历史的标准已经不再是“铁与火”，而是“血与泪”。那也就是说，在长城内外对弈双方的“拚”与“抢”之外，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她的眼里，关键不在于朝代的更迭，也不在于长城之内与长城之外，而在于长城内外的百姓是否有着健康快乐的生活，否则，不论谁胜谁败，其实都是在百姓的累累白骨上实现的，而且，也都是百姓先败,而且是惨败。中华民族要强大起来，唯一的拯救方式是在精神上站立起来，是转过身去追求那些无限的资源，遗憾的是，大男人秦始皇为什么偏偏就不懂得这个道理呢？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不惜用砖瓦的长城去把雨量线内外的百姓强行分开，不惜用专制的长城去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强行分开，也不惜用道德的长城去把百姓按照所谓善恶强行分开……于是，小女子孟姜女在长城之上放声痛哭。
因此，我们必须要说，长城是汉民族精神爬行的象征。在这个方面，可以以梅花作为一个参照。旅行的时候看梅花，好多人说，梅花好美啊，可是，如果是日本人，那他们会怎么看呢？有一次上课，我在讲过梅花的美以后，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留学生过来对我说，我们不喜欢梅花。我很吃惊，于是就问她：为什么呢？她回答说：我们喜欢的是樱花。于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樱花呢？灿烂地开，灿烂地落，这就是樱花。动物不能自由地选择生，跟人一样，但动物也不能自由地选择死，但人可以。日本人的剖腹自杀，从美学的角度，应该说，是一种有尊严的死亡方式，象樱花一样，强调的不是活得多长，而是活得多好。因此生命犹如故事，重要的不在多长，而在多好。所以，日本人最喜欢樱花，认为樱花是生命的美丽象征。可是，我们却喜欢梅花，我们崇尚的布是活得多好，而是多长，“好死不如歹活”。
长城就是这样。长城是不想“好死”只想“歹活”的象征。长城在精神上是爬行的。因此，还是鲁迅说得精采：“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长城有它精彩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可诅咒的，是不美的，因为，它是“好死不如歹活”的象征。
再来看故宫。
与看长城的时候一样，我们在看故宫的时候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当然，我不否认故宫的建筑艺术，但是，要知道，美和艺术性并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房子盖得很精巧，一个房子盖得很工程浩大，无疑其中是存在某种艺术性的，但是，我们却不一定就要说：它是美的。在这里，有一个很小的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在建筑史上，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的一座教堂往往一盖就是几百年，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建筑就历时120年，但是故宫却仅仅只有十四年就盖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西方的教堂是向上的，因此，它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一点点地精工细作往上盖起来。中国的故宫就不同了，因为它是平面的嘛，可以平面铺开，因此往往是几十个工程队同时进驻，同步施工，因此，十四年就可以盖好。有人会说，时间长短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去关注这个问题？当然有关系。一座建筑如果是立体向上的，那它很可能就是在追求长得超出自己，再追求精神的高度；而一个东西如果只是平面展开的，那它就很可能满足于爬行状态，就并没有追求在精神上长得超出自己。
我在上美学课的时候经常强调，人的站立，在美学上是一件大事，而在精神上的站立，就更加重要了。这是人与动物、人与动物性的关键区别所在。因此，在美学判断上也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凡是在在精神上站立的，往往就是美的；凡是在精神上爬行的，往往就是不美的。而故宫在精神上就恰恰是爬行的，而且，故宫也让所有进入其中的人爬行。应该说，故宫最大的特点不是美，而是威严。
早在汉代，刘邦第一次得了天下后，让萧何主持修建宫殿，可是当刘邦看到建好的宫殿时却说，太豪华了！这个时候，萧何说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把中国建筑的秘密和盘托出，他说，“非壮丽无以重威”，天子的宫殿不壮丽就不能增加天子的威严。到了唐朝的时候，曾经写讨伐武则天的檄文的骆宾王也曾经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故宫的存在意义不是让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而是忘却自己的尊严。它的存在，就是为了震慑天下，就是为了让所有站着走到宫殿门口的人都爬着进来。本来，这个人是站着的，可是当他进了一道门再进一道门再进一道门之后，完全被一点点地震慑住了，身体越来越低，最后一见到皇帝，刷地一下就爬在地上三叩九拜起来，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我上美学课时喜欢举一个例子：古代人为什么要留胡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打仗的时候如果留着胡子，身体的体积就会显得更大，从而起到震慑对方的作用。为什么我们只要一紧张，寒毛就会竖起来，公鸡打架的时候，为什么寒毛也会竖起来，关键就在于会有一种震慑力量，能把对方吓退。显然，这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技能，但是，也必须要说，这种靠外在的东西吓退别人的方式，一定是与美学无关的。在这里，美充当的，是权力的婢女。故宫也是这样，它借助于虚张声势的力量、很庞大的力量把你吓住，威胁你必须去你爬行，这就是故宫，一边是权力的淫威，一边是被权力临幸后心满意足的奴才，令人窒息，更令人性窒息。这样的东西会是美的吗？肯定不是！而且，它根本不是人的宫殿，而是猴王、虎王的寝宫。
我们再来看看西方的教堂。如果去西方旅行，就会发现，在西方，最好的建筑就是教堂，犹如在中国最好的建筑是宫殿。在西方,教堂矗立在宗教里，矗立在现实世界，也矗立在美学里。所以，只要拿西方的教堂和中国的宫殿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西方的教堂不是让人爬行，而是恰恰相反，它就像一个向精神生命敞开的“天国的窗口”、一个灵肉剥离器，把人的灵魂从肉体里剥离出来，让它长得超出自己。因此，西方的教堂的尖顶都是向上的，象征着精神生命在向高空发展，它是人的尊严、精神生命的象征。看到它，我们就会觉得它是人类的精神标志，所以我们也经常说，教堂是西方人的第一个精神雕塑。看到教堂，你就会觉得，这就是你，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的精神象征。可是我们看见故宫的时候，会认为它是人类精神的雕塑吗？肯定不会。
顺便说一下, 中国的庙宇也存在着类似的局限性。中国的庙宇也有其自身的艺术性，但是美与不美，还是要看它是不是人的精神生命的雕塑。看看中国的寺庙，不难发现，中国的寺庙和西方的教堂也不是同一个概念。中国的寺庙并不强调一个人的精神生命，也不强调一个人的精神生命要超出自己，它强调的还是现实生命，而我们到寺庙，也只是要许几个愿，求其保佑自己美梦成真。希望的其实也不是成神，而只是成仙。是现实幸福，也是肉身安乐。因此，中国的寺庙完全就是依山而建，贴地而建，象长城一样，完全在地面上爬行。比如说，中国的雕塑就与西方不同，一直没有独立雕像，中国的寺庙也往往都是沿天然石壁凿建，尽管空间开阔，但是，却没有了纵深感。再比如说，中国寺庙的塔也是如此。塔，又称”苏堵波”，是古印度为埋葬、保存、供奉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舍利”的建筑物。但是在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随佛教传入我国之后，却在仍然保留宗教功能的基础上，与传统的楼阁亭台相结合，把它当成了登临观览的好地方。最著名的例子是长安慈恩寺大雁塔。后来，甚至出现为点缀山水而修筑的风景塔、风水塔，显然，塔，已经离开宗教传统相当遥远了。因此，塔，在中国也是在地面爬行的。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国寺庙的也同样是在地面上爬行。
关于中西建筑的美，我们可以看一个非常典型的细节：西方的圆柱于中国的屋檐。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看西方建筑，要看圆柱。在西方，圆柱是最能够代表他们的美学观的。在这方面，西方人自己说得很形象，他说，我抱到了圆柱就象抱到了心爱的美女。联想一下中国，中国的哪一根柱子，你抱起来会象抱到美女？绝对不可能有。因为中国的建筑是不关注柱子的，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示过了。
西方的柱子有三种形态，陶立克式、爱奥尼式、爱奥尼式。陶立克式象征着男性，爱奥尼式象征着女性，科林斯式更女性化了，象征着“少女的窈窕姿态”。西方人发现，最美的男子的脚长与身体的比例是6：1，因此陶立克式的柱子就以6：1来象征男性的阳刚之气。而最美的女子的脚长与身体的比例是8：1，因此爱奥尼亚式的柱子就模仿女性，是8：1，其中因为少女的身材更加纤长，因此爱奥尼式就提高为9：1。所以，当你看到这些柱子，就会想起人。而中国的建筑，对柱子是无所谓的，尽管中国的建筑也不是没有柱子，象故宫的太和殿就有72根明柱，可是，我们在看到它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去抱它一抱，也绝对不会想到：这就是我的梦中情人。因此，总是来讲，中国的哪一个建筑都不会在意柱子的问题。看中国的建筑，我在前面讲了，要看屋顶。屋顶是中国建筑的象征，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在中国，屋顶不仅仅是起着保温、隔热、防风、防雨的功能，但实际，也没有起着美的功能，尽管屋顶与地面、四面墙构成了美的六面体，那么，中国的屋顶是干什么用的呢？主要是为了“重威”。 中国的屋顶是按照身份等级来建造的，它具体分为：一等的屋殿顶，二等的歇山顶，三等的是硬山顶，四等的悬山顶。我在前面分析过，不论是动物还是人，在打架的时候都会汗毛耸立，毛发贲张，意在震慑对方，屋顶起的作用也是如此。什么级别有什么样的屋檐，只有皇帝才能有什么什么样的屋檐，因此，屋顶就是威权的象征。它的关键不是“美”，而是“威”。所以中国人说，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而且，还不仅仅是低头，如果我们是过皇帝的屋檐，那我们只能跪、只能够爬行呢。而且，人的爬行影射的是精神生命的爬行，显然，中国的屋顶没有“长得超出它自己”！
除了长城与故宫，在旅行中，游览对象的是否“长得超出了它自己”，还可以在很多方面见到。
例如西安的兵马俑。我经常说，西安的7000个兵马俑，就美而言，都不如一个西方的维纳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不是为了危言耸听。我们的兵马俑无非就是皇帝军团的工具或者一分子，犹如我们中国说得“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谁都不是人，都是工具，再多也是工具。
在这方面，最简单的象征，对中国的雕塑来说，就是它的站姿。
在旅行中，只要去注意观察，就会发现，中国的雕塑，例如中国的兵马俑都是立正姿态，在美学上，这个立正姿态是非常成问题的。立正姿态，说明它还不是人，而是工具。就像桌子腿、椅子腿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西安的兵马俑体现的，无非就是类似大型团体操的功能。试想，为什么朝鲜这样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都一无是处，但是在大型团体操的方面却表现不凡？就是因为它使一个绝对集体主义的国家，每个人都是国家的工具，一声号令，说一不二，立刻就鸦雀无声，无条件服从，可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你可以做得到吗？非常困难呢。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很难令行禁止了。
看一看西方的雕塑，也不难发现，他们的雕塑得姿态都是稍息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脚，西方的大美学家黑格尔就说过类似的话。什么叫做自由脚呢？就是因为这只脚的稍息，而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物是活得，是有自己的个性的。它可以站出几个立面。女生都喜欢照相，也都一定知道，照相的时候，往往说，要摆个姿势，什么叫摆个姿势？实际上就是通过稍息的方法把身体摆出几个立面，从头到脚是几个彼此相反的面，构成了几个穿过全身的方向，把僵硬的团体操动作摆成自由的人的动作。例如米洛的维纳斯的姿态，她的头、肩向右，脸、目光向左；同样，她的上身也是向右，腰、腹向左；因此，她的身体是站出了几个立面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关键就在于她的左脚。她的左脚是向上提起的，微曲，而全身的重心都放在直立的右脚上。如此一来，她的全身都是生意盎然的，也是充满个性的。
没人会怀疑维纳斯是西方最美的所在，尽管她是断臂的。因此她哪怕是简单一站，也站出了人的美，人的精神高度。显然，她长得超出了她自己。屠格涅夫看到维纳斯后说，维纳斯比人权宣言更不容怀疑，在捍卫“人性的尊严”方面，表现得更有力量，罗丹看到维纳斯后说：这是神奇中的神奇。著名诗人拜伦在《柴哈罗游记》中为维纳斯写下这样的颂词：
我们凝视又凝视，
却不知眼光该放何处，
因美而目眩而酩酊，直到心。
因餍足而恍惚；那儿
永远是那儿
被链锁在凯旋的艺术马车上，
我们立如囚犯，却不愿离去。
去吧!--何须文字，
何须精确的词藻，
何须大理石市场的鄙陋行话，
学究在那儿欺骗愚人
因为我们有眼。
大诗人海涅也非常喜爱维纳斯，他在去世之前提出，要把他抬到维纳斯像前，因为他咬与她告别。俄罗斯作家乌斯宾斯基也写过一篇小说，《它使我们挺直身子》，小说中有一个主人公，叫做普什金，是一个山区教师。一开始，他是在城里的一个富人家做家庭教师，一次，他偶然看见了维纳斯，忽然就意识到：他应该象她这样挺胸昂首地活着，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于是，他毅然离开了这个富人家，而去了山区，教山里的孩子，因为他觉得在那里他可以挺胸昂首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
回头想想，在兵马俑面前，我们会有同样的感觉吗？有谁会在临去世前提出，要去向兵马俑告别？为什么我们看到兵马俑就不会说：它比人权宣言更不容怀疑，在捍卫“人性的尊严”方面，表现得更有力量？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例如，马踏匈奴。这也是中国的一个著名雕塑。它表现的是汉族打败匈奴的情景。我们看到，汉族的战马把匈奴俘虏踩在脚下。这个匈奴武士手里还拿着兵器，但在汉族战马的践踏下，只能垂死挣扎。显然，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只能学习到仇恨，但是却学习不到爱。顺便说一句，我们在旅行其实也经常学到了一些不应该学习到的东西。当然，这是后话，也是我在本书里要反复提及的东西。
在这里，需要反省的是，究竟是人更有有尊严还是马更有尊严呢？难道匈奴人因为是我们汉族的生存竞争的对手因此就不再是值得尊敬的人了吗？难道汉族的马就因为是汉族的马因此就成了比匈奴人更值得尊贵的东西了吗？难道马就可以践踏人吗？在缺乏美学训练的人中，容易出现敌我好坏之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划分。文革之后，北京的一位中学老师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平常和那些学生感情都很好，可是文革一爆发，他们却为什么立即毫不犹豫地就来批斗我呢？后来他想清楚了，这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把人分成敌人和朋友的时候，不论是谁，一旦被划分为敌人，那所有人就立即觉得，你是敌人，因此你是可以被凌辱的，而且无论怎样对待你，都是对的。无疑，这当然完全不正确的。
看看西方的雕塑，我们会学到很多东西。例如古希腊的雕塑《垂死的高卢人》，就与中国的雕塑不同。画面中的高卢人是入侵者，但是最后失败，也被杀死了。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临死前的样子。然而，即便是如此，他的死亡却仍旧是有尊严的，你可以看到他的强悍不屈，看到他的英雄气概。这让我们发现，其实人是高于敌我之类的规定的，一个人，并不因为他是敌人，就变得不高贵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厄勒克西奥神庙女像柱》。这些女像柱是什么意思呢，古希腊民族取得了对于卡里亚城邦的胜利，希腊人说，我们要建一个神庙庆祝这件事，而且，我们要把卡里亚的女性做成柱子，让她们永远在神庙里祭祀神，永远成为卡里亚城邦的耻辱。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女像却塑造得非常漂亮。希腊人没有因为她们是敌人就把她们弄得很丑陋。联想一下中国的警察抓到那些女性地下工作者（妓女），总是喜欢让她们跪着，抓她们的头发，羞辱她们。或许，警察觉得，你是地下工作者，因此我就可以羞辱你，但是，地下工作者就没有尊严吗？地下工作者也是人啊！怎么就可以随意羞辱呢？古希腊人就没有羞辱敌对民族的妇女，反而把她们塑造得非常美丽。
讲到这儿，不妨再讨论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跪在杭州的秦桧夫妇像。对比《垂死的高卢人》，对比《厄勒克西奥神庙女像柱》，我们在旅行中是否可以发现跪在杭州的秦桧夫妇像的缺憾。简单地说，对于秦桧和他的夫人，准确地说，是秦先生和王女士，我们应不应该起码先让他们站起来？在历史上，秦桧是有罪的，但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罪首先在皇帝，而不在秦桧。而且，即便就是秦桧害了岳飞，难道就应该让他千秋万代地跪着吗？还是不行的啊。尤其是为什么要让王女士也跪在那里？难道就因为她是秦桧的老婆？就是因为秦桧在监狱里给她送了一句话，说恐东窗事发？起码，我们更应该去保护女性吧？女性是弱者，对女性，我们更应该去保护。可我们呢，却不惜千秋万代地去羞辱之。请问，这种行为应不应该停止？当然应该停止。而且，如果这种行为都不去停止，我们在旅行中的审美酒全都是虚假的、颠倒的，我们就会越审美就越返回到动物。
再进一步，我们在旅行中的“目迷五色”与不懂美、不会审美的盲目与以及不自觉、不自知，还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况。
因为在旅行中的“目迷五色”与不懂美、不会审美的盲目与以及不自觉、不自知，我们还可能不会关注到，美，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可是，事实上，美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陶渊明的诗歌在几百年中却无人问津，《世说新语》都不收，在《诗品》里也仅列在中品。《春江花月夜》作为唐诗的压卷之作，也一千多年都没有引起关注。而杜甫的《秋兴八首》为律诗之冠军，辛稼轩的《永遇乐》为词之冠军，王勃的《滕王阁序》的为骈文之冠军，恐怕也是后人才这么说的，在作家的那个时代甚至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 都没有类似的说法。
旅行中我们所面对的美也是如此。
在旅行中，我们往往会认为，最美的所在都是一定的、固定的，而且亘古不变的。例如最美的山，是黄山，最美的湖，是西湖，等等。但是，实际上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05年的时候，中国的130多个地理学家和美学家评选了中国最美的景点，遗憾的是，评选的结果与我们在旅行中形成的模式化的看法差距极大。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评选结果：
中国最美十大名山：
南迦巴瓦峰(西藏)、
贡嘎山(四川)、
珠穆朗玛峰(西藏)、
梅里雪山(云南)、
黄山(安徽)、
稻城三神山(四川)、
乔戈里峰(新疆)、
冈仁波齐峰(西藏)、
泰山(山东)、
峨眉山(四川)
中国最美六大冰川：
绒布冰川(西藏)、
托木尔冰川(新疆)、
海螺沟冰川(四川)、
米堆冰川(西藏)、
特拉木坎力冰川(新疆)、
明梦柯冰川(甘肃)
中国最美五大湖：
青海湖(青海)、
喀纳斯湖(新疆)、
纳木错(西藏)、
长白山天池(吉林)、
西湖(浙江)
中国最美六大沼泽湿地：
甘南若尔盖(川北)、
巴音布鲁克(新疆)、
三江平原(黑龙江)、
黄河三角洲(山东)、
扎龙保护区(黑龙江)、
辽河三角洲(辽宁)
中国最美六大瀑布：
藏布巴东瀑布群(西藏)、 德天瀑布(广西)、
黄河壶口瀑布(晋陕交界)、 九龙瀑布(云南)、
诺日朗瀑布(四川)、
黄果树瀑布(贵州)
中国最美十大森林：
天山雪岭云杉林(新疆)、
长白山红松阔叶混交林(吉林)、 尖峰岭热带雨林(海南)、
白马雪山高山杜鹃林(云南)、 林芝云杉林(西藏)、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云南)、
轮台胡杨林(新疆)、
荔波喀斯特森林(贵州)、
大兴安岭北部兴安落叶松林、
蜀南竹海(四川)
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
呼伦贝尔东部草原(内蒙古)、
伊犁草原(新疆)、
锡林郭勒草原(内蒙古)、 川西高寒草原(四川)、
那曲高寒草原(西藏)、
祁连山草原(青海、甘肃)
中国最美十大峡谷：
雅鲁藏布大峡谷(西藏)、
金沙江虎跳峡(云南)、
长江三峡(重庆、湖北)、
怒江大峡谷(西藏、云南)、
澜沧江梅里大峡谷(云南)、
太鲁阁大峡谷(台湾)、
黄河晋陕大峡谷(蒙晋陕)、 大渡河金口大峡谷(四川)、 太行山大峡谷(京冀豫晋)、
天山库车大峡谷(新疆)
中国最美六大旅游洞穴：
织金洞(贵州毕节)、
芙蓉洞(重庆武隆)、
黄龙洞(湖南张家界)、
腾龙洞(湖北利川)、
雪玉洞(重庆丰都)、
本溪水洞(辽宁)
中国最美十大海岛
西沙群岛以永兴岛东岛等为代表（南海）、
涠洲岛（广西北海）、
南沙群岛以永暑礁太平岛等为代表（南海）、
澎湖列岛以澎湖岛为代表（台湾海峡）、
南麂岛（浙江温州）、
庙岛列岛（山东长岛） 、
普陀山岛（浙江）、
大嵛山（福建福鼎）、
林进屿、南碇岛（福建漳州）、
海陵岛（广东阳江）、
中国最美五大沙漠：
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内蒙古)、
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新疆)、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新疆)、
鸣沙山月牙泉(甘肃)、
沙坡头(宁夏)
中国最美三大雅丹地貌：
最瑰丽的岩石雅丹：乌尔禾(新疆)、
最神秘的雅丹：白龙堆(新疆)、
最壮观的雅丹：三垄沙(新疆)
中国最美五大城区：
厦门鼓浪屿(福建)、 苏州老城(江苏)、
澳门历史城区、
青岛八大关(山东)、 北京什剎海地区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榜单都会大吃一惊。黄山，在我们的心目中该是排在第一的，可是，现在排在第一的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南迦巴瓦峰。还有五大湖，我们以为当然是西湖该排在第一，可是，现在却是青海湖。然后是喀納斯湖(新疆)、納木錯(西藏)、長白山天池(吉林)。西湖排在哪儿呢？第五位。再看选出的五大城区。过去我们说上有天堂下游苏杭，可是现在看看选出的五大城区，我们非常吃惊地发现，竟然没有杭州。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呢，解放前的南京大学叫做中央大学，1935年，那个时候的地理系主任胡焕庸先生发表了第一 张中国等值人口密度图。在图上，胡焕庸先生从黑龙江的爱珲（今黑河）到云南的腾冲画了一条直线，后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把这条线称为“胡焕庸线”。借助这条线，胡先生将中国分为东南、西北两半壁，东南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集中了全国96%的人口，而西北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仅占全国人口的4%。前几年，有地理学家把中国前五批评定的177处国家级的风景名胜与胡先生划的那条线对比了一下，意外地发现，中国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原来都在东南。同时，这位地理学家再作了一个对比，结果又发现：05年中国的130多个地理学家和美学家评选的中国最美的景点之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却出现在了西北地区。
例如南迦巴瓦峰，就出现在西藏。它比当年柳宗元所看到的西山要强无数倍，也更像一个有骨气的男人。相信当年柳宗元看到的是它的话，所写下的一定应该是《始得南迦八瓦峰宴游记》的。
再比如绒布冰川和美丽的青海湖，都排名第一，可是也都在西北。
由此，我们一定要问，这是为什么？原来，过去我们都是躲在东南一隅，从来不出远门，而且看世界的眼光也只是农业社会的眼光——东南地区土财主的眼光。我们没有海拔的观念，也没有敢于藐视一切困难的崇高美观念，同时，我们也没有见识过更加丰富、更为纯粹的美，因此，才会误将自己门口的小山包、自己门口的洗脚盆认定为最美的所在。
例如海拔的观念，我们一直生活在东南一隅，因此没有海拔的观念，对于极高山和中低山，也无法辨别，所以也欣赏不了西北的高山，总是张口闭口就是“五岳”之类的中低山。崇高观念就更为突出了。因为我们没有美学的崇高观念，因此对于那些极具极具艰难险阻的美，也就无法欣赏。我们汉族人因为长年居于一隅，比较封闭，因此特别喜欢“把玩”的感觉，比如喜欢小猫小狗，小的东西往往就是好的。其实，这种美只是优美，只是美的一种，此外还有崇高，就是把你吓一跳的那种，把你弄得特别震撼的那种，那我们往往就欣赏不了了。例如美学上经常说，真正震撼你的美，是“感恩”。所有的人看到最美的景色的时候，往往都会有一种感恩的感觉。那个时候，他会觉得特别幸福，特别满足，他会觉得天地给他的震撼是他永远难以忘怀的，因此，他会感恩。可是我们在汉族过去的所有文字里，却找不到这种感恩的记载。这就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更高的要求，也从来没有去追求在对象的身上看到最希望出现的最为理想的那一面，因此也从来不会激动得泪流满面，不会因此而感恩，感谢苍天竟然给了自己如此美好的一个瞬间、一次经历。
当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就在成都住了几年，可是，他就对川西大雪山的美视而不见。在诗歌中只是提了一句 “窗含西岭千秋雪”，但却从来没有从正面赞美过。李白也去过四川，岷山的主峰——极高山雪宝顶距离李白住的江邮也很近，但是李白也从来都没去过。这两个大诗人，对东南的任何一个美丽的小山包、小溪流都恨不得跑去欣赏一番，但是对雪山却一句也不夸。还有江苏的徐霞客，他但是干脆就已经站在了云南的鸡足山上，也看见了玉龙雪山，甚至还写了一句：“雪山一指竖天外，若隐若现，此在丽江境内也。”可惜，他却没有登临。去也许，在他看来，那是个很丑的地方，根本不值得去。东晋的法显，唐朝的玄奘也很有意思，他们都是沿着丝绸之路到西天取经的，行经之路包括了祁连山、天山、 昆仑，帕米尔高原，有雪山、有冰川，而且玄奘还路过了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地理学家断言，玄奘在印度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一路西行，世界上仅有的六座海拔8千多米的高峰，相信他都是见过的，如果放在今天，那可真是美丽之旅啊，可是在当时，他们却毫无感觉。玄奘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内容就是他到西天印度去留学的回忆录，然而，却提都没提他所经历的雪山、冰川。还有就是当年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经常被形容为"爬雪山,过草地",这要从今天的眼光看,都是最美的旅行地点呢,但是当时的红军忙于战事,却无暇顾及,倒是毛泽东,气魄大为不同,因此才能够写下 “更喜岷山千里雪”的名篇。
还有一个更加丰富、更为纯粹的美的问题存在。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龟缩一隅，因此对更加丰富、更为纯粹的美也基本一无所知。
例如，为什么极高山要比中低山更美？除了海拔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垂直性地带分布”的原因。这是一种随着山地高度的增加，气温随之降低，自然环境及其成分也因之而发生垂直变化的自然现象。形成垂直带的基本条件是构造隆起的山体，热量随高度的迅速降低(每千米下降-6℃)是直接原因。而且，据介绍，垂直带的温度梯度变化比纬度水平变化大一百倍左右。这样，只要山体有足够的高度，自下而上，就会形成一系列的垂直自然带。地理学家告诉我们，随着海拔升高，会出现河谷稀树灌丛带（人类活动干扰）、山地常绿阔叶林带、山地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带、亚高山针阔叶混交林带、亚高山针叶林带、高山灌丛带、高山草甸带、极高山寒漠带的植物垂直带谱。过去我们都是见惯了黄山庐山，可是我们根本不知，它们的地带分布都是非常少的，也就是说，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基本全都一样，但是那些极高山就不同了。它们是好几个地带分布。贡嘎山在带谱完整性与景观成分多样性上，是最具代表性的垂直地带性剖面之一。它的东坡、南坡从山脚到山顶有7个自然带，算上亚带是十个。我到喀纳斯旅行，就发现，它真是因步换形，山前山后山左山右不同地带的气候和植被是不同的，我到青海也是如此，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就不一样。联想一下，为什么贵州四川的山区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就是不同民族，而黄山庐山的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就仍旧是一个民族？道理也在这里。所以，那些极高山的美无疑更为丰富，也更为美丽。而我们却不善于从植被、气候、地质构造的角度去欣赏山，关注的是山的形态、气韵、山势的层面。
西湖与青海湖相比，让我意识到的，则是更为纯粹的美的问题。龟缩江南的我们，往往会盲目以为，似乎就是天下第一。可是我们根本不曾料到，这其实是我们一直是井底之蛙的缘故。过去我上课经常讲一个故事，是《儒林外史》里面的，那里面有一个马二先生，多年高考不中，后来靠做八股选家为生。他到杭州去旅游，只看西湖岸边的美女，却根本不看西湖。我过去也觉得马二先生太掉价了，太不懂得西湖的美乐。可是我后来突然意识到，也许他是正确的呢？！收购还有另外某一种可能？就是西湖并像人们想象和描述的那样好看，因此西湖也没有吸引住马二先生，倒是西湖畔的美女把他吸引住了。再想一想，也许西湖的美的品质真的不高呢。仔细看一下古今中外的旅行者到了西湖，赞美的都是西湖的周边环境与名胜古迹，直接赞美西湖的湖水的诗和诗人基本。这不是非常奇怪吗？为什么到了西湖却不赞美湖水呢？为什么都去赞美湖旁边的景色？湖边的月，湖边的秋，湖边的人，朝烟、夕岚、花柳、月影、游人。这就难怪明代一个文学家张岱写西湖的短文《西湖七月半》竟然会说,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张岱,应该是大作家了吧？像马二先生一样，在西湖，他也只看美女。
其实，不论是张岱还是马二先生，他们说的都是实话。也就是说，我们东南地区的人在欣赏西湖的时候,是把西湖当成一个舞台,让湖周边的景、人、名胜都来参与演出的。就象吃菜,我们吃的是调料的味道,而不是菜本身。为什么会如此？其实，这一切都与湖水本身的品质有关。我们生活在低海拔的平原地区，只见过西湖那样的浅水湖，没有见过高山湖和高原湖。但是，中国最美丽的湖都在西部的高山和高原上,也恰恰都是高山湖和高原湖。
高山湖和高原湖的最大特点，在于透明度,我自己也是到了青海湖和喀纳斯之后，才恍然大悟的。在西湖游览了无数次，但是就是弄不清楚,只是觉得还是不错的，故事多，名胜也多，可看的更多。到了西部,就完全不同了。那边没有故事,没有名胜，也没有个更多的可看的，可看的只有一个，就是湖。但是，这些湖水的透明度真是不简单，洱海在4-5米之间,抚仙湖，透明度在7─12.5米之间，西湖的透明度是多少呢？我们都亲眼见过，应该是在1米以下吧！但是，透明度在1米以下的湖能叫湖吗？跟西北的湖一比,可能就是烂泥潭了。
高山湖和高原湖的第二个特点，是颜色,青海湖我去了两次，每次我都在想，为什么只有青海湖我们才称它为“圣湖”？为什么西湖我们就只把它比作”西子”？为什么我们对西湖强调的就只能是它妩媚的一面？而对青海湖我们就能够强调它圣洁的一面呢？我在前面讲过了，只有令人油然而生感恩之心的美，才是真正的美。“圣湖”，就是可以令人油然而生感恩之心的美。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西湖就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只觉得很好玩,还可以在里面洗洗脚。打个比方，一般的美女会令人起占有、征服之心，但是，绝色美女呢？却只能让人突然之间被震撼、被窒息。到了青海湖，她带给我们的，就是后一种感觉。那么，原因何在？关键就在颜色。
青海湖的蓝色，是西湖所根本没有的。这是因为，要呈现蓝色，湖水的透明度一定要非常高，最少要超过5米,否则，湖水就不能吸收掉其他色谱的光,而如果不能吸收掉其他色谱的光，就不能只反射出单一的蓝色的光。
我想，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在我第一次看到青海湖的时候，才会慨然长叹：青海湖，上帝的最后一滴眼泪！
可是，在没有亲眼目睹青海湖的绰约风姿之前，我不是一直都拜倒在西子湖的石榴裙下的吗？看来，在旅行中，审美的错误的影响，确实会令人错失掉无数良辰美景。因此，也确实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