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三年三月初，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上，挤满了戴着旅行社帽子的老年游客，他们操着方言大声交谈，宣告着跨境团队游复苏的喧嚣。另一边厢，来自东部沿海城市的中青年自驾游客，涌向了滇西和川西。超一线城市的精英人群，则攀登珠峰，驾帆船出海，去非洲看动物迁徙……

旅游，是现代的发明物。古代当然有大名鼎鼎的旅行者，从希罗多德到马可·波罗，再到哥伦布和麦哲伦；从孔子到张骞，再到玄奘、郑和、徐霞客。但是，“旅行”和“旅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据《韦伯斯特词典》，现代英语里的“旅行”（t ravel）一词，目前所知最早出现在十四世纪，源自中古英语travailen， 本意为“痛苦、辛劳、努力”，今天英语中的travail 一词，仍保留了“令人痛苦或劳累的工作”的意思。在西方古代人眼中，“旅行”往往意味着长途跋涉的艰辛，水土不服的痛苦，伴随着探索未知的不确定性，甚至是危险。而“游客”（tourist）这个词一七七五年才在英语中被首次使用，指的是“为了愉悦或文化而旅游的人”（one that makes a tour for pleasure or culture）。“旅游”（tourism）一词更是晚至一八一一年才出现，意思是为了消遣而出游（traveling for recreation）。简言之，“旅行”指向前现代时期旅途中的困苦艰险，“旅游”则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发明，更强调出行是为了轻松舒适的休闲度假。

旅游，本是精英的专属。今天中上阶层的父母喜欢让孩子在暑假或间来年到国外游学，这种游学的风尚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在英国贵族间流行的炫耀性的“壮游”（Grand Tour）。“刚从牛津、剑桥毕业的贵族子弟，带着一笔丰厚的旅游费用，在家庭教师的陪同下，穿过英吉利海峡，踏上壮游的旅途。”（保罗·阿扎尔：《欧洲思想的危机》）壮游的终点一般是罗马，目的则是塑造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以彰显“自由”的价值。而这种“壮游”通常需要极为优渥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资本。除了高昂的旅费，这些英国的贵族子弟最好还要懂得法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古希腊语。虽然以求知之名，但是“壮游”讲究的却是一种无用之用。“无实际用途的旅游成为十八世纪英国社会贵族阶层的一个主导特性，起到区分贵族与其他阶层的作用。”〔马克·布瓦耶：《西方旅游史（16—21 世纪）》〕这与今天中产阶级父母想让孩子通过游学来增强一技之长的旨趣大相径庭。

英国人的“壮游”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现代旅游的开端。无实际功用正是现代旅游的核心。旅游不是为了经商，不是为了传教，不是为了殖民。正如滑雪不是为了打猎，潜水不是为了捕鱼。与生产性劳动剥离，是凡勃仑意义上的“有闲阶级”的特性。旅游起源于有闲阶级的休闲活动。但是，有闲阶级并非自古以来都喜欢旅游。

法国是英国人“壮游”的重要一站，也是当时在整个欧洲中与意大利并肩的高端旅游目的地，但是身处“宇宙中心”的古典主义时期的法国人却很宅。“tour”一词（指圆形的加工机器）虽然起源于法国，却是英国人赋予了它以现代旅游的意义。而法语的“touriste”，不但由英语的“tourist”演化而来，而且最初特指阔绰的英国游客。一八七五年版的《拉鲁斯词典》对这个词下了语带嘲讽的定义：“游客指因为好奇与闲来无事而周游各国的旅游者。”古典主义时期的法国作家拉辛、莫里哀和布瓦洛都不喜欢远游。对布瓦洛来说，去一趟巴黎的郊游就足够远了，拉辛一生只去过一次普罗旺斯，而著名的寓言诗人拉封丹直到四十二岁才第一次离开巴黎。这与古典主义重视稳定和秩序的理念有关。一六四二年路易十四登基后，法国国力日益强盛，成为欧陆霸主。十七世纪法国的文学艺术和社会风尚传遍欧洲，为他国所仰慕。法国人得意于自身的繁荣稳定，当时的耶稣会士勒孔特曾批评法国人的自满：“我们只关注法国的荣耀，几乎忘了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路易十四本尊就不喜欢长途旅行，而热衷于兴建富丽堂皇的宫殿和田园牧歌式的花园，在其中接待宾客，以展示和炫耀自己的权势和财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法国贵族竞相效仿，终日环游花园、参加宴会。巴黎的都市社交和凡尔赛的宫廷生活，其魅力远远超过大自然和异国风情对法国人的吸引。直到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卢梭才以一己之力改变了这种状况。

在法国，卢梭通常被视作“第一位游客”， 十九世纪的不少作家甚至公认他是发现了阿尔卑斯山的哥伦布。“他背着旅游包，拄着木棍，吃着麸皮面包、乳制品和樱桃，是真正的‘自然之子。”（《拉鲁斯词典》）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依丝》以阿尔卑斯山和莱芒湖为背景，贵族小姐朱丽和平民教师圣普乐的凄美爱情故事在优美的湖光山色中展开，重新唤起了欧洲人对大自然的热情。作者卢梭和小说主人公生活过的地方，都成了观光景点。欧洲各国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手捧一册《新爱洛依丝》，每到一个景点，就翻开来读一段，将自己的观察与卢梭的描绘进行对比。我们今天的游客也延续了这种传统，只不过他们到景点打卡参照的是电影、综艺、电视剧和网红Vlog（视频日志）。卢梭的地位如此重要，不仅在于他通过优美的文笔将日内瓦的山水“发明”为旅游景点，更重要的是他赋予了“旅游”新的教育功能和哲学意味。在影响深远的教育哲学论着《爱弥儿》中，卢梭鼓励年轻人应向古代先哲学习，不要受困于图书馆和古物陈列室，而要多去自然中探索求知。“我们应该对植物感兴趣、对农作物感兴趣”；“不应该从书中去读，而要亲眼去看”。

但是，卢梭真的“亲眼去看”了吗？在《新爱洛依丝》中，卢梭对阿尔卑斯山赞美不已：“在高山上，冥想富有伟大崇高的特质……仿佛高悬于人世之上，人们便可以忘却尘世间所有卑微的情感。”后世登山史学家们质疑了卢梭发现阿尔卑斯山这一传说。他们发现，卢梭作品里描写的“高山”，不太可能是真正有一定海拔的高山，卢梭爬过的仅仅是莱芒湖边的山丘。卢梭的自然观是带了浪漫主义滤镜的。他所爱的自然景观实际上不够荒野。可是卢梭的小说影响如此之大，读过他作品的人，看到的都是一幅“卢梭风情”的景观。小说里的句子便于引用，替代了旅游者独立的观察和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布瓦耶认为《新爱洛依丝》遮蔽了阿尔卑斯山。

既然卢梭不曾实际上登上阿尔卑斯山，那么，谁才是登上阿尔卑斯山的第一人呢？卢梭的同时代人，富有的日内瓦人索绪尔（HoraceBénédict de Saussure），被视为现代登山运动的开创者。这位索绪尔是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他的曾孙是著名的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索绪尔登顶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在当时是不同寻常的事。登山爱好者中有一则流传甚广的名言，出自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当被问及为何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因为它就在那里。”（Because its there）。这句回答斩钉截铁又颇具禅意，登山不需要理由，高山屹立在那里就是一种召唤，就能激起人类挑战极限的欲望。但这种看似本能的欲望，实际上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在现代登山运动和高山旅游被发明以前，横亘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众多高峰被视为旅途中令人生畏的障碍，翻越这些山峰不但面临滑坡、雪崩的危险，传说山谷中还潜伏着恶龙，山区的冰天雪地则是被女巫下了诅咒。英国诗人弥尔顿从意大利归国，途经此处，却只留下了短短一句话：“阿尔卑斯山那些寒冷的顶峰。”威尔士旅游者豪威尔路过时，觉得阿尔卑斯山“又高大又吓人”，是“自然界的巨大而又丑陋的毒瘤”。很长一段时间，阿尔卑斯山区的众多山峰都未被在地图上命名，山脚下的小镇也罕见外来游客。

一七八七年八月，索绪尔带领一支十八人的队伍登上了勃朗峰。他的探险之旅是一次预先张扬的事件，当地居民和三百个好奇者通过望远镜见证了索绪尔的登顶。索绪尔出生于日内瓦的贵族家庭，是知名的教授和博物学家，广为结交欧洲上流阶层和知识分子，他的成功在整个欧洲引发了巨大的反响。然而，事实上，索绪尔并不是最早登顶勃朗峰的人。一七六〇年他来到勃朗峰下的霞慕尼，发布悬赏，奖励给第一个找到登顶路线的人。此后陆续有人向勃朗峰发起冲击，但都无功而返，直到一七八六年六月，霞慕尼当地猎人雅克·巴尔马发现了一条通往山顶的路。在巴尔马的陪伴下，当地一位年轻的医生帕卡于当年八月八日登顶勃朗峰。巴尔马后来拜访了索绪尔，领取了他的悬赏，并在次年作为向导加入了索绪尔登顶的队伍。今日前往霞慕尼的游客可以见到一座雕塑：大旅行家索绪尔抬头仰望远方，旁边的巴尔马右手高举，指向勃朗峰，正在给索绪尔讲解路线。这对“贵族客户加本地向导”的组合名垂青史，索绪尔的成功被广泛认可为第一次真正的登顶，而早一年登顶的医生帕卡在风光一时后，却长期被历史所遗忘，他的游记也未得到出版。因为他既不是本地人，又不是旅行家，社会地位不高，完全无法跟日内瓦贵族索绪尔和著名艺术家布里（此人从未真正登顶，却依靠描绘阿尔卑斯山的画作诗文赚了大钱）等上流人士争夺登顶的荣耀。直到两百年后，一九八六年，经过学者们对史料的努力发掘，医生帕卡的成就才重新得到承认，霞慕尼也为他建造了一尊纪念塑像。

可见，旅游是贵族精英主导的活动，旅游史的书写也由精英的事迹和观念所构成。索绪尔深知书写的力量，他登顶勃朗峰后一回到日内瓦就出版了一份《勃朗峰游记》，后来又发表全本《阿尔卑斯山之旅》，获得知识界的交口称赞。当然，索绪尔没有卢梭的影响广泛，毕竟登山运动的门槛太高，不容易效仿。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登山运动才有较大发展。一八五七年，英国人在伦敦成立了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这当然也是一个准入条件苛刻的精英阶层俱乐部。

与登山的冒险形成对照的，是贵族阶层的另一种旅游方式—到乡下度假。度假，讲求的就是安逸（comfor t），除了休息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受卢梭和众多浪漫主义作家影响，在欧洲，城市被视为玷污人性的深渊，而乡村则成了纯真、天然和美德的象征。充满自然野趣的乡村胜过了人工整饬的花园，城里人纷纷涌去乡下度假。别墅（vi l la）作为一种被用来休闲娱乐的房子，在浪漫主义时期成为风尚。里昂的乡间别墅通常设有两层，第一层的层高高于第二层，且拥有最漂亮的窗户。这意味着，对于别墅来说，景观是非常重要的。布瓦耶在十八世纪中后期的广告性周刊《里昂启事》上看到，当时别墅广告的突出卖点是拥有“美丽的视野”“最宜人的景色”，例如—“小楼出租，花园种有椴树，有一个美丽的露天平台，还有小喷泉，可以看到罗讷河。位于圣朗贝尔。”这跟今天度假村酒店里对于景观的强调——海景房、园景房等—如出一辙。在乡间花园宅邸的边上，还会有一些小屋，用来游戏和开派对，这些娱乐场所被称为casino，这个词源于意大利语，法国人也将它发扬光大。

不仅本国贵族到自己国家的乡下度假，英国人还会跑到法国南部的乡下去度假。这种行为通常有着鲜明的季节性特征—“越冬”，主要是为了躲避本土气候的严寒。尼斯和耶尔是十八世纪晚期最受外国越冬者青睐的地区，连登山运动先驱索绪尔也曾在这两地度过了两个冬季。去法国南部度假在英国人中蔚然成风，在当时的英国作家亚瑟·扬格（Arthur Young）看来，这不仅有着气候上的理由，而且有经济上的考虑。“这里生活成本被认为是很低廉的。有人向我们提到了一个家庭，收入大约是一千五百路易金币（Loui s），过得却和在英国有五千路易金币一样潇洒。”（《法国之旅》）这和近些年我国北方和西部的中产阶层跑到海南或云南去过冬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尽管由于去的外地人太多，当地的物价也不再廉宜了。

热爱度假的英国人还发明了“疗养”的概念。疗养式度假，首推的就是水疗（Spa）。Spa 是位于如今比利时境内的一个温泉镇，从十九世纪开始，它用来泛指温泉度假村。如果说到乡间度假是为了“换气”，清新自然的空气被认为有助于哮喘和其他肺部疾病的治疗，那么去温泉度假就是为了“换水”，温泉对风湿病、麻痹症、关节疾病和创伤等各类患者有吸引力。“最早的统计数据显示：每个温泉都注明能治疗十五到二十种疾病。”（布瓦耶）在用来泡澡的同时，专门为饮用而生产的矿泉水瓶装水也被发明了出来。根据水质和来源，它们被赋予不同功能，有的成为咖啡专用水，有的则声称能让人充满活力或减轻痛苦。不过我们知道，温泉度假村里的贵客也不能终日只在水里泡着，他们需要社交和娱乐。戏剧演出是一些“水城”推出的娱乐项目，而晚间的“博弈游戏”则屡禁不止。

贵族们到水里泡澡的欲望不止于温泉，清凉的海水也在召唤。作为一种消夏方式，海滨浴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也开始蓬勃发展。时人相信海水里的盐分以及在海水里短暂憋气对人体有利。人们在海滨修建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但是无所事事地把全身晒成棕色的日光浴要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引领时尚。

“标新立异的发明曾经是旅游的原动力，它永远都是。”（布瓦耶）在山上滑雪、在海里游泳、在乡下生活，这些都是当地人早已有之的行为，但是只有当外来的有闲阶级赋予这些行为以特定的文化意义，它们才被发明成为旅游项目。旅游是现代的发明物，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在现代旅游的发明上有着令人瞩目的贡献，这并非偶然。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影响，使得靠年金和地租生活的有闲阶级，急于和在乌烟瘴气的城市里劳碌的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有闲阶级生产令人效仿的生活方式。新兴资产阶级能够追随贵族的脚步，在乡下购买土地、建造别墅，实际上也与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乡下有了闲田相关。走在工业化前列的英国，人力成本上涨，推高了物价，于是形成了和法国南部乡下颇为可观的价格差。无需工作但余粮也不多了的英国贵族阶层纷纷去法国乡下寻求更高性价比的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带薪休假制度的出现，先是壮大起来的中产阶级，再是有了一点积蓄和闲暇的大众，也纷纷外出旅游。旅游，于是完成了一段从精英到大众的旅程。大众占据了精英发明出来的景点，精英，为了品位上的区隔，只好不断标新立异，以炫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结果，小城镇的居民到发达的都市旅游，都市的中产到淳朴的乡下旅游，精英则到人迹罕至的大自然旅游。旅游，在地理空间的暂时位移，却巩固了各个人群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