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改革开放，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生态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一是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二是公民维权意识的普遍增强；三是社会信息传播的网络化。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日益突出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根据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和有效路径是进行决策的民主化改革。决策民主化的效用：有助于增强政治的合法性；有助于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普惠性，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助于降低政治冲突风险，增强决策体制的韧性和适应性；有助于消解特权遏制腐败的滋生；有助于形成一种理性、包容、文明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
关键词：国家治理；路径；决策民主
随着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在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矛盾凸显的现象。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凸显共时性存在的鲜明特征，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由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引起的社会矛盾和风险既不能完全在社会领域自我矫正和预防，又要摆脱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对政府决策的裹挟和影响，所以只有推进以决策体制民主化为重要内容的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开发和构建有效的民主协商机制，合理协调、整合多元利益关系，满足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才可能顺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本文的主旨是，在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迁的背景下，讨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分析决策民主化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积极效用。
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新环境和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迁所导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以及人们生活状况逐渐改善后所形成的利益预期和社会期望的普遍提高，公民对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明显增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生态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否通过自身的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新环境，这不仅对中共长期执政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关系到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建设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中国社会环境的新变化表现的领域是多方面的，从政治学的角度观察社会环境的变化，可以发现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二是公民维权意识的普遍增强；三是社会信息传播的网络化。
首先，从社会结构多元化的角度看。伴随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规模和深度空前的分化与变迁。这种分化与变迁不仅是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变化的结果，而且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组织结构、人口流动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思想文化结构众多方面深刻变化的结果。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也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系与观念的变化，显示出不同社会阶层由于利益结构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以及不同的政治态度。例如，关于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社保、税收等，几乎国计民生的每一个领域如何配置公共资源的议题都足以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或不协调问题。尽管，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还处于一个迅速变化的过程中，但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阶层多元化、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
其次，从公民权利意识普遍增强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激活了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自主性与追求利益的主动性。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和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渴望保障财产安全就成为社会成员的内在要求，而历时近30年，从“一五”到“六五”普法教育持续、广泛的开展则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普及和权利意识的自觉，从而使社会成员对利益的追求和维护自然转化成对合法权利的要求和主张。权利说到底是“从各种规定正当行为的理想法令这样一个理性体系，过渡为对拥有某些东西和做某些事情的要求”［1］。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在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中企盼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要求机会均等、平等竞争并在法律面前能受到平等对待和保护的呼声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与自身偏好有关的公共事务，要求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由于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冲突，这意味着所有的权利都面临着被侵犯的危险，所以，实现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而主张权利的实质是为获得别人的承认进行的一种努力。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迅速上升的趋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
再次，从社会信息传播网络化的角度看。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快速地进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成为人们工作、交往的重要方式。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 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 32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网络社会基本形成［2］。互联网具有的交互性功能和即时性特征，使得网民可以借助互联网这一媒体成为信息互动的传播者。互联网已经成为对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产生重要影响的“公共空间”，它可以使地区性、局部性具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或突发事件产生一种“共振效应”，并迅速变成全民“围观”和参与讨论的公共话题，甚至转变成公共事件。在互联网时代，时间和空间已不再成为信息传播的障碍。“距离不再限制通讯成本的现象可能是21世纪前半叶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种经济力量。”［3］互联网不仅已经成为以舆论的方式及时反映现实社会的矛盾和表达民意的重要平台，而且由于网络的大众化趋势和即时通信的广泛应用，使之具有了独特的社会组织功能，即把相对疏离的人群通过互联网最大限度地迅速地组织动员起来，既可以成为形成和制造公共事件的社会力量，也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现实行动的重要力量。
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不仅日益增大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而且对国家治理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来自于社会内部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以中共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挑战。在我国利益群体和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国家如何开发和构建具有包容性的激励兼容的政治机制来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防止被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所束缚，特别是要防止具有优势话语权的既得利益者左右公共政策的制定，保障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普惠性，就成为中共长期执政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其次，国家治理与公民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高涨的参与要求的挑战。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随着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人们对尊严的需求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需求会不断提高。当人们的期待值提高了的时候，原来可以忍受的社会问题变得不能忍受，也不再仅满足于物质生活的改善，更渴望在精神上享有更多的尊严，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也会更加强烈。在对政府的期待值和要求已经变化的公众面前，政府通过今昔对比的方式来获得公众认同的效果已十分有限。面对社会期待的变化及日益高涨的公民政治参与要求，如何改革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使之与国力发展水平和不断升高的社会期待相适应，并开放和拓展政治空间，既能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又要防止出现“参与爆炸”的后果，已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面临的重要任务。再次，国家治理与防止公共权力特权化、垄断化和腐败的挑战。公共权力作为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主体，具有扩张性和腐蚀性，这是被古今中外的历史不断证明的一条科学结论。中国目前发生的特权、垄断和腐败重叠、交织、并发的现象，既有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权力腐败容易滋长、蔓延的一般特点，也有中国政府作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生活干预过多所引发的寻租及官商勾结事件大量发生的具体特点。近年来，在实施企业改制、城市开发、棚户区改造、农村土地征用等工程中出现了官商勾结的现象，导致了一些基层政权的“功能性异化”，即在一定程度上，一些基层政府不仅不能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反而成为了向民众收取税费并利用审批“寻租”的谋利机器。这不仅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也破坏了社会稳定。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
面对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关心国家未来发展前途和命运的人的心理都很复杂、纠结。人们既对社会的多样化、可以更多地选择自由和生活状况感到欣慰，又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大感到焦虑；人们既对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感到欣喜和鼓舞，又对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矛盾激化感到忧虑和不安。经济增长与社会矛盾凸显共时性存在的事实，表明经济的增长并不能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但也不能因此简单的认为，社会矛盾激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更不能把社会矛盾的加剧归因于市场化改革。后者的危害性不在于这种主观的臆断否定了市场化改革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而在于它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走向。
实际上，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虽然，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具有相关性，但二者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根据国内学者进行跨国比较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稳定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关，也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密切相关［4］。反之，社会矛盾和冲突激化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也会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甚至会导致经济的停滞。一些拉美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经济出现了长期停滞的现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分配不公、权力腐败导致了社会的持续动荡，即步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有鉴于此，解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凸显共时性存在的现象，就不能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审视，还应分析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深层次的政治因素。如果说，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则更关注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从政治学的视角看，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凸显共时性存在，恰恰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因为，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如何公正地分配好“蛋糕”与各利益群体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相关联，所以，利益关系的调整，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这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具有活力的内在动力。然而，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情况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必然会发生利益摩擦，甚至是冲突。根据社会冲突理论，冲突是指，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利益目标函数不一致，导致损益判断或得失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作用的一种紧张状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有矛盾和冲突，而在于我们并没有适时地建立起与这种利益格局多元化相适应的，能够有效调节利益失衡、化解社会矛盾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整合机制，特别是政府与民众之间、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还没有建立起制度化的协商、协调机制，做到激励兼容。近年来，虽然国家加大了“维稳”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多方面的投入，而且也致力于民生的改善，但“维稳”的效果并不理想。仅从近年来一些涉农群体性事件中看，许多社会矛盾冲突扩大化的深层次原因，是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缺少理性协商和利益协调机制。一些农民自发的合法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甚至把农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以“维稳”的名义，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大量的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甚至是“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由此产生。“维稳”效果不佳的事实表明，政府的“维稳”不能取代民众的“维权”，改善民生也不能代替改善民权。如果不寻求构建一种把政府注重“维稳”与民众自发性“维权”有效结合起来的政治机制，如果没有一种能够同时实现民众可以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政府又能够有效履行维护公共秩序职能这一双重目标的长效治理机制，那么，政府单方面的“维稳”行为，只能取得暂时性的效果，而且“维稳”的处置方式一旦失时失当，就可能会把自身置于更大的风险中，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客观地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落后于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速度是与中国赶超式现代化方式密切相关的。正如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研究变迁社会政治秩序中所说的：“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5］4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为了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就必须长期处于赶超状态。寻求“跨越式发展”的努力，必然使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历时性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需要共时性解决。大量的事情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当中，使得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一种有效的调节利益关系的体制和机制，从探索、确立到稳定下来却需要较长时间的试错过程，这就势必造成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体制、机制建设的整合速度。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也把中国经历的这种赶超式的现代化称之为“压缩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既加强了风险的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6］
除了要看到中国赶超式现代化，必然会出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落后于社会结构的分化速度这种社会快速转型期的共性特征外，还需要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现象进行具体的深入分析。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的改革首先发端于经济领域，是因为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不断的冲击和“折腾”，致使国民经济长期停滞，所以，优先解决国家贫穷和人民生活物质匮乏的问题，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期盼，客观上也成为中国改革初始阶段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改革也是从农村起步的，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又是从安徽小岗村村民自发决定分田到户的壮举开始的。小岗村村民甘愿冒破坏集体所有制度的政治风险，决定分田到户的初衷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
从主观方面分析，国家治理体系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经济改革的优先战略密切相关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从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中，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生存状态，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7］141正是从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的生存状态的实际需要出发和对过去长期忽视经济工作的深刻反省，中共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制定了经济体制改革优先及政治体制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为前提的发展战略，并重点实施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改革。在推进市场化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出现重大倒退，而且保持了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经济增长，使之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间，还经受住了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和考验。国外大量关于现代化的理论研究都证明，优先推动经济发展是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首要任务。没有任何国家可能在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完成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一个优质的、有序运转的民主政治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8］、社会资本［9］与包容文化的支持。无论是从中国30多年经济持续增长的事实看，还是从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看，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优先战略都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在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战略过程中，中共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努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如建立中央集体领导制度；确立了领导干部的任期制；积极推进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人权保障进入宪法，人权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等等。在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重要进展的同时，也要看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总体上推进得缓慢、步伐小，已经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现阶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每年中央全会的决议或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提到这一主张，但总体上是一般性号召多，缺少具体的、可操作的推进措施，更没有像抓经济工作那样狠抓落实，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变成了党的文件不能不写、领导讲话不能不提的一般性号召。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是不能忽视的。一是从改革的路径看，由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缺少顶层设计和整体性规划，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缺少系统性和配套性的问题；二是从改革的动力看，绩效考评的选择性激励必然导致这一结果。经济体制改革投入多，政治体制改革投入少。因为，各级领导都有明确的政绩考量，而政绩又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各项增长指标，因此，在经济增长指标的约束下，经济体制改革变成了硬任务，各级领导都有内在的业绩推动的动力，各级一把手负责，层层抓落实。而政治体制改革既没有业绩考核的压力，又存在政治风险，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变成了地方政府能拖就拖、能绕过就绕过的一项工作。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也要承认，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存在脱节的现象有关。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日益突出的新矛盾和新问题，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把我们所面临的新挑战看成是改变的契机。早在1990年邓小平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文中就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7］364中国的发展现实表明，现代化建设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表明中国要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面临着一个改革战略的再选择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继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党和政府根据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三、以决策体制民主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次更加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既需要有攻坚克难的改革勇气和政治智慧，也需要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规范标准和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改革方案进行设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现代性价值在国家制度层面的实现形式，正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理性文明等现代性价值为改革提供了规范性标准。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体制的改变都能称之为改革。真正意义的改革，应有助于加强国家民主法治建设，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助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有助于形成文明、和谐的公共生活。
由于改革是以人类为对象的大规模的试验，而人类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尽管改革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但改革也是有成本的，如果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甚至可能产生难以接受的结果。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应注重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把握未来。改革不是寻求突变，而是寻求突破，改革过程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连续过程，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
改革方案的设计不能从概念出发，而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应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而应注重可操作性，注重实现的手段、机制和方法的研究；要注重问题导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领域很多，不能四面出击，要集中力量抓住重点寻求突破，从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突出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
针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日益突出的新矛盾、新问题，应找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和有效路径。无论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的需要看，还是从构建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的要求看；无论是从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角度看，还是满足公民参与治理的愿望看，进行决策体制的民主化改革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而有效的路径。
所谓决策民主化是指将民主机制引入决策过程，使决策方案经过充分的协商、论证后，再由决策机构集体审议作出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决策民主化是政治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其实质是落实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决策民主化的目的是实现决策目标民主化和决策过程民主化的统一。决策目标民主化是要保证最终作出的决定能够整合各方的利益诉求，充分反映民意，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决策过程民主化是构建利益表达与聚合偏好的协商机制、责任的追究机制，做到决策程序要公开、透明，决策前应充分听取决策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诉求，决策过程应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协商。决策民主化的效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增强政治的合法性。“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政党制度。”［5］420 － 421面对多元化社会群体的形成及日益高涨的公民政治参与要求，作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仅依靠“历史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来维系长期执政的地位的效用是有限的，需要根据中国已经发展起来后的实际情况，通过自身的民主化改革，即通过构建能够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和有效吸纳各种新兴社会力量政治参与要求的政治机制，才能巩固其长期执政的地位。决策民主化，是保证执政党人民性和增强执政合法性的一种方式。一方面，由于党内民主局限于党内的范围，无法与基层民主实现有效的联结，在不具备全面实行选举民主的条件下，决策民主化就成为联结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在多元化社会，通过构建制度化的民主决策机制扩大不同利益群体有序参与决策过程，有助于增强体制的包容性，而体制的包容性又可以有效地增强政治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扩大公众政治参与不仅仅是尊重公民权利的需要，而且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支持条件。“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依赖于政党的力量，而政党的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公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5］408
第二，有助于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普惠性，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和社会负担的合理分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分配公共资源，实现社会利益和负担的合理分配是公共政策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由于政府是由若干部门组成的，政府的部门利益及特殊群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并不必然一致。要防止政府政策偏好的固化，特别是防止社会强势群体将丰富的经济资源转变成政治资源，进而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和决策过程，需要实行民主决策。决策民主化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的有效路径，即通过改变决策参与人的类型与范围来改变政府偏好，通过扩大公众参与政策选择的范围与程度改变利益表达失衡的状况，进而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普惠性，而政策的公平性又有助于增强政治的合法性。“一个好的民主政体必须做两件事：一是使许多边缘群体进入公共领域，使他们的声音为政府所倾听，二是要限制强势群体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10］
第三，有助于降低政治冲突风险，增强决策体制的韧性和适应性。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不同公民之间、不同的群体之间发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就有可能不断聚集，甚至转化成社会冲突。一些群体性社会事件和社会抗争实际上就是制度化政治之外的一种非制度化表达，这会极大地危及政治稳定。要降低政治冲突的风险，不仅要发挥过去习惯上的组织化控制方式的作用，更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将组织化控制与机制化的整合相结合。决策民主化的思想基础就是承认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但认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不是一种零和博弈，构建一种利益表达和聚集偏好的整合机制就可能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合作。决策民主化可以提供一种常态的有效统筹协调各方利益诉求的机制，即通过构建一种政府、社会与公民之间激励相容的体制与机制，将“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同时纳入一个动态平衡的利益协调和理性协商机制内加以融通解决。民主决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转化社会冲突的政治过程，即把公共争议和利益冲突置于一个公开的对话协商过程，通过合理地吸纳决策利益相关方的正当诉求，从而防止由于常态的利益表达和诉求机制的缺失，导致社会一部分人不得不采取体制外的抗争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讲，决策民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风险较小的路径。决策民主化的重要功能还在于，一方面，构建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联系沟通渠道，有助于及时发现各种潜在和萌芽中的社会问题，防止“无察觉危机”的突然爆发；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一种通过和平、文明的方式修正决策失误的纠错机制，有助于增强政治体制自我调整、自我改善的能力。从比较政治的角度看，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颜色革命”，很大程度上与其政治体制丧失了自我调整能力有关。
第四，有助于消解特权遏制腐败的滋生。一般而言，腐败的蔓延往往与各级政府决策过程不透明、内部信息不对称、权力外部监督和制约力量虚置有关，如何有效地防治腐败将是对中共长期执政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决策民主化就是通过建立决策公开制度，建构多样化的民意表达、专家咨询和公民参与制度，建立重大事项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建立重大决策追踪反馈和评估制度，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硬约束来规范公共权力，抑制腐败的发生。
第五，有助于形成一种理性、包容、文明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目前在中国，暴戾情绪、偏激思想、极端行为经常发生，这除了与分配不公导致的人们心理失衡有关，也与缺少理性对话、交流的机制与平台有关。因为，信息不对称和交流机制的缺乏往往会导致个体理性的丧失和彼此的不信任，“在人类事务中，合作范围的限制往往是由于不能识别其他人的特征和行为而造成的”［11］。决策民主化可以为政府与公众、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提供一种有效的交流、对话和协商的平台。决策民主实际上就是把平等协商引入决策过程。任何人的利益主张和政策建议都要给出充分的理由，而不是专断的意志。让政治说理、让权力讲理，这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
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说，公民文明行为的形成，不仅是教育的结果，也是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培养的。民主协商过程不仅是说理、讲理的过程，也是各方相互了解、增进理解的过程，更是寻求和凝聚社会共识，寻求公共价值的最大公约数的过程。在民主协商的实践中，会逐渐增强社会成员的公共意识、妥协意识、规则意识、守法意识，并会养成其讲道理的习惯，防止极端思想和行为的发生。一种理性、包容、文明、和谐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将会在参与民主协商的过程中孕育和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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