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那么多老上海、新上海的家长里短和啼笑因缘，王安忆一定惶惑了：这些曲里拐弯的爱恨、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仇都是从哪里来的？上海之为上海的根究竟锚在何处？于是，她便藉着《天香》为上海写起了前史，寻起了根。有了根，海上繁华梦就落实了，稳妥了，还可以长长久久地做下去。不过，那个松江府下辖的蛮荒小县如何有力量、有底气为大上海“背书”？小说家王安忆又怎么甘心终日矻矻地做起“考古学”？《天香》说不定另有玄机。
一、“简单过去时”
《天香》如此开头：“嘉靖三十八年，上海有好几处破土动工，造园子。”确凿无疑的时间、地点，直接了当的事件陈述，组构成罗兰·巴尔特所说的“简单过去时”。“简单过去时”貌似一种“考古学”态度——不裹挟进叙述者的情绪、立场，杜绝任何的时序穿插，原原本本道出事件的始末即可。不过，“简单过去时”显然是不可能的，叙述怎么能够完全抹去叙述者的痕迹？站在当下回视那段过去，本身不就是一种时序的交错、重叠？重叠的时序又如何忠实、完整地复现过去？不可能的、自反的“简单过去时”其实是一种狡计，它就是要用它表面上的直接展现性取消、遮蔽掉事件被抛入、被展现、被给予时的活生生的从而也是不稳定、不可捉摸、不可复制的样态，于是，具体的被打入抽象，晦暗的变得剔透，瞬息万变的转眼凝固，一个“具有了一种代数的稳定性和图式”的世界油然浮现。代数世界当然是井井有条的，就像巴尔特所说：“简单过去时最终就是一种秩序的表现，因而也就是一种欣快感（euphorie）的表现。由于这种欣快感，现实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荒谬的，而是明朗的，一清二楚的，它时时刻刻被聚集和保持在一位创造者的手中。”1巴尔特所说的秩序可作多方面理解。首先，有秩序的世界是透明的、扁平的，扁平世界里万事万物都取消掉各自的时态，填平了深度，成为一帧既具体又抽象、既即时又永恒、既无限伸展又片刻在手的画卷，画卷的这里说的是过去，指向的却一定是现在，那里呈现的是现在，却总有过去的投射和烛照。对此透明、扁平的世界，王安忆亦有会心。《天香》说：“历代史官修撰，都是本朝记前朝；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则是本朝记本朝。”“本朝记前朝”是历史，“本朝记本朝”是“读书人的功名，劳作者的生计，发送老的，拉拔小的”，是众生，而打破历史与众生各自的时间向度，把它们焊死在一起，并于历史里窥见众生的深广，在众生中发现历史的悠长，则是小说。小说就是一种自将前朝作本朝的努力，前朝旧事正是也只能是当下繁华的注脚。这一次，王安忆来到晚明，缕述“天香园”的盛极而衰和“天香园绣”从废墟处的萌芽、茁壮，就是要追索当下上海的精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泼悍、生辣的力量才能让上海历经轮回却生机依旧？上海为什么会由生而死却又必然起死回生？这既是“考古学”，又是即时记事，既是寻根，又是枝枝叶叶的勾描。其次，世界本是零散的，秩序则是创造性的，有秩序的世界背后一定站着一位秩序创造者，秩序创造者创造出有秩序的世界，就像造物主开启出万物。稍有不同的是，造物主开启出万物，并把自己以及造物法则隐匿在万物的背后，秩序创造者创造出有秩序的世界，却在创造的过程中指示出创造性，并把创造性强加给读者。也就是说，“简单过去时”的叙述者创造出秩序，还要用这一秩序秩序化读者，这一机制，巴尔特径直命名为“神话学”：“小说以及在小说中的简单过去时就是神话学的对象，它们在其直接的意图性之上又添加上另一种教义……”2由此领悟观《天香》，我们会看到有一位超强的叙述者／秩序创造者，如同疏浚申江为混沌天地分出经纬一样，给一段纷纭的上海旧事划定了秩序，并把这一秩序当作一种教义传递给读者。在此过程中，叙述的声音越是强大，叙述出来的世界就越是秩序井然，就越像神话，而人物的声音也会越发地被叙述者的声音搅乱、遮蔽，难怪申明世、柯海、镇海、小绸、希昭、蕙兰、闵师傅、杨知县等人的议论、喟叹会不可避免地趋同化，他们无不是凝神默想的王安忆啊。王安忆就像泛神论所描述的神，在每一片叶子、每一个微笑背后乍现灵光。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秩序不仅是王安忆为上海前史划定的，更是她为当下上海锻造出的精魂，她把这一精魂用细说前朝的方式春风化雨般讲给众人听。蕙兰对希昭说：“我是塑胎，婶婶是吹气……”上海的数百年沧桑流转是塑胎，王安忆写《天香》则是吹气。她起码有吹气的野心，要让上海在饱吸了这一口气后，成为一幅“字字如莲，莲开遍地”的“天香园绣”。不过，蕙兰又说：“那一口气是天派给的！”王安忆通灵有术吗？
代数世界虽是抽象的、稳定的，却并不拒绝细部的活色生香，比如“香云海”，也如柯海、小绸夫妇之间紧张的、丝丝入扣的情战。但是，细部的灵动、幽深和绵密并无损于全局的稳定，全局的稳定性反而因为一个个有厚度、密度和韧度的细部而愈益有力起来——同一、板滞的稳定性一定是脆弱的，各有生机甚至相互冲撞着的稳定性才是坚实的。如此富有弹性和张力的稳定性正是代数的本然特性——代数运算既是具体的数与数之间的消长，亦是抽象的、恒定的法则，法则寓于消长中所以无比生动，消长即是法则因而妙态庄严。建构出这样的稳定世界，王安忆追索、锻造出的上海精魂就有了牢不可破的依托，也有了犹如代数运算般不证自明的公理性和新鲜生辣的具体性——公理性是说这样的精魂是上海一贯葆有的，具体性则指从来如此的精魂代代均有源出于时代特性的精彩演出。
顺理成章的追问是，《天香》究竟锻造出了什么样的精魂？这一精魂纯属王安忆的臆想，还是她为肉身上海吹进的一口“天派给的”气？
二、反写红楼
天香园即如大观园，都有玲珑中透着奢华、铺排里亦有清简的营构，有四时轮换的美景，有不务正业却为爱钟情的浪荡子，有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更有编织这一切的绵绵密密的针脚。也同大观园一样，天香园从建成之刻起，就有着大厦将倾，最终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隐忧。不是隐忧，是切切实实的忧虑，就像流光溢彩的“香云海”中，申儒世心中叫一声好，“继而不安起来”，也像小绸倚在绣阁的窗前，看着一船的锦绣，“好看得令人担心”。果然，忧虑成真，申家人丁陨落、星散，天香园荒芜、頽圮，混入寻常百姓家。小绸早就心痛：若要有半点变迁，这些金枝玉叶哪里惊动得起？难怪会有粗心的读者想当然地认定《天香》乃是悲金悼玉之作，堪称一部当代《红楼梦》。
不过，《红楼梦》建基于一种“空”的领悟，王安忆对于“空”却另有话说：“四大皆空的‘空’并非虚空的‘空’，反是‘有’，因都是‘有’，所以才能‘撒手’……”“空”即“有”，“有”也“空”，但是，在“空”与“有”的辩证中，王安忆最终落脚在“有”上，一种即便“撒手”了还在的“有”。这里的“有”从与“空”的辩证中挣出，就不是未雨绸缪、集腋成裘之类单向度的、脆生生的、终将坍塌成“无”的“有”。后面的“有”是小康之家甚或一般文明的成就之母，亦是败亡之因，前面的“有”则是上海历经数度颓败之“空”却仍能开辟出新一轮盛世的根本动力——正因为不怕“空”，“空”了又怎样，上海才能实打实地“有”。正是在这里，王安忆开始触摸到了上海的精魂：上海原来是传统生存哲学的异数，我们一直笃信“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呀，上海又是中华文明真正的传薪人，中华文明从来就认定了“有无相成”。有了这样丰润的“有”打底，《天香》就不会像《红楼梦》一样悲愤、悲凉，而是潇洒的、健旺的、生生不息的。如此潇洒，就算奢靡无度、放浪无形，也是一种巴塔耶意义上的能够获致“至尊性”的“浪费”，就像小绸想：“申家人都是一种人，无邪、无忧、无虑，因此而无赖。”“无赖”，一个多么喜不自胜的名词。如此健旺，就算正在衰朽也不会荒芜，而是蛮横得很，就像闵师傅游天香园，先以为气数将尽，实则还有更大的、势不可挡的气数：“这是什么样的气数，又会有如何的造化？闵师傅不禁有些胆寒。”如此生机，就算完全败落，花园辟作了菜园，也会生出一股怡然自得，“就好比紫藤一类的花，开相好，败相也好”。
“败相也好”，是超越一时毁誉的潇洒，亦是对另一轮勃兴终究会到来的稳稳的相信。正是在这赢获了“至尊性”的败相处，“天香园绣”走出天香园，开枝散叶，蔓生为一方神品，难怪王安忆会说《天香》结尾的生机特别大。结尾的生机勾连起上一轮的繁华和下一个盛世，上海就在这样的由盛而衰又由衰转盛的循环中焕乎有光。王安忆贴着申府（上海）的前身后世推衍开来的乐观、笃定的叙述态度，当然迥异于《红楼梦》的急转直下、无处话凄凉，基于此，王德威认定：“《天香》其实是反写了《红楼梦》以降世情小说的写实观。”3反写红楼，不是王安忆有意与曹雪芹断裂，开创别一种小说诗学，而是源于她牢牢把攥住上海精魂的自信满满，源于她对这座城市以及生息其中的人民的无尽爱意。这是王安忆的上海观，亦是她的世界观、生命观和写实观。
反写红楼，未必就与革命叙事合拍。革命叙事着眼于“有”，当然要把《红楼梦》颠倒过来，从废墟处出发，写出个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革命胜景。但是，革命叙事是线性的、目的论的，永远会觉今是而昨非，一定要从一个胜景走向另一个更恢弘的胜景。一往无前的革命叙事讳言“空”，拒绝“空”，因为“空”从来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价值立场。没有“空”的向度，“有”就是单薄的，会被自身的重量生生撕裂，所以革命叙事从来到不了目的地，只会坠落在某一处断崖。王安忆的上海故事却是从“有”到“空”，再从“空”到“有”，在“有”与“空”的无休止循环中汲取不竭的动力。这种虎虎生风的循环论不同于佛家轮回的“空”，亦不同于《红楼梦》的末世景观的“空”，更不同于革命叙事的目的论的“有”。在“有”与“空”相激相荡的张力挣开的一片空地上，正好可以安妥王安忆那颗结结实实的世俗心，也恰好能够铺陈出大上海的不老传奇。如此说来，《天香》既与传统叙事理念大异其趣，也与革命叙事模式扞格不入，王安忆别无依傍地开掘出一种属己的、生意盎然的小说诗学和生命态度。
三、“中庸”构境
王安忆一直迷恋于近义词的辨析，比如好看和漂亮，喜欢和爱。她只有用否定的方法，小心翼翼剔除一个个相似的情境，才能逼出一个心仪、熨帖的境界。这一次，她反其道而行之，淘出一批反义词，比如“有”与“空”，把它们搅拌在一处，看看到底会化合出一个什么样的天地来。《天香》中的反义词可以分为多个层次：
其一，日常生活中相反却相通的感受、情绪。比如，镇海媳妇惘然道：“还是俗些好啊，看得见，摸得着，即便结仇，也是身边人！”结仇了也是身边人，身边的正是结仇的，生命难道不得不在爱恨纠结、爱恨未明中得过且过？也如，李大说张陞、张陛两对夫妇，大的一对近，小的一对远，老爷却说：“近是狎，远是知。”远如何知？不过，不远又怎么知？人心就是如此捉摸不定。再如，张陛死后，蕙兰向夫人陈情，那一晚的情景谁都不再提起，“因是有无限的伤心，还有放心”。因为伤心所以放心，放心了反而更伤心，生之凄恻，莫过于此吧。这样一来，反义词的连通，竟是对于生命的深度和幽微的蠡测，九曲回肠一样的生命就在这些反义词的光耀下一片澄明。人，哪里能够一言以蔽之。
其二，截然相反又泯然相契的世情、世态。比如，众老爷说牡丹，说到北地是“王天下”，苏松是“稼禾天下”，“两地各有艰难，生机都是庄严的”。堂皇如“王”，卑微如“稼禾”，原来俱有一派庄严的生机，未可亲狎。再如，“香云海”与“设市”，一雅一俗，可谓天上人间，“却都是惊人的别致”。大俗近雅，大雅入俗，雅俗无非是真性情的流泻，根基处声息相通。雅俗交汇的聚焦点就在上海：“上海的清雅就是杂在这俗世里面，沸反盈天的。老庄也好，魏晋也罢，到此全作了话本传奇。”上海就是有这么大的、好的胃口，一股脑吞咽进雅与俗、庄玄与传奇，滋养出一股泼辣、丰沛的活力。与此相反，《红楼梦》力避村俗。没有俗气、俗骨作支撑，大观园雅则雅矣，终究不过是一场“枉凝眉”。不单雅俗，上海从来都五方杂处、鱼龙混杂，它所呈现出来的面目也就光怪陆离、阴阳莫辨，就像上海人见庙就拜，“是糊涂，也是务实，还有几分天真”。糊涂可以是天真，天真怎么就不能务实，上海的同化力真是惊人。所以，上海从来就是正反同体的，能够源源不断地自我孕育、增生、分解，从而开创出一个又一个的盛世，这些盛世织就一个海上繁华梦，在我们的心头根深叶茂。
其三，相反相成的范畴。比如，张南阳论叠石：“那景也是人造，都是假，假中假，假上假，假对假，惟有一样是真，就是物之理。纵是造假，亦必循物理之真，因此，假是假，却是真亦假时假亦真的‘假’。”“真”与“假”的辩证《红楼梦》早已挑明，张南阳／王安忆的洞见在于，“假”不仅能在某种情势下转换为“真”，“假”本身就有物理之“真”，“假”即“真”。正是在“假”中寻“真”，蕴蓄起“真”与“假”相互冲撞又彼此激发的巨大能量，而不是简单地仿“真”，让“假”消泯于“真”，张南阳才会成为一代叠石宗师。也如，希昭慕古，却又是世间人，她由字而画，就是从“虚”向“实”靠近，不过，就是再“实”些，还有那一片“虚”打底。“虚”的意境，辅之以“实”的功夫，希昭才有力量把“天香园绣”推向巅峰，巅峰从来隐现于相反力量的对峙与和解中。再如，人道是“天工造物”，希昭却说：“哪里有什么天工？哪一针哪一线不是出自人手？”不过，光有“人手”，缺了“天工”，岂不就是塑胎而已？还是镇海媳妇说得好：神人一体。非神非人，亦神亦人，神与人、“天工”与“人手”既吸引又排斥的张力乃能化育“艳到惨处”的绝品。关于神人之辨，小绸亦有申说：“世人只知道天香园绣，其实是锦心一片！”绣即人，锦心即神，绣其实是锦心，神也就是人，就像小绸、希昭纵是高妙，又怎么离得开那个缄默不言的闵女儿？闵女儿的细细针脚不也是一颗纤巧的女儿心？
上述反义词的辩证让人想到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想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老子区分出一个个对立项，却从不在对立项的任一边勾留，因为任一边都是观念性的、现成状态的，因而也是滞涩的、任人摆布的，他一定要居于对立项之“中”，从对立项的循环往复的关系里开启出一种本源构成，或曰构境。对此，张祥龙有明确认定：“从不会有‘独立的’构成，而只有居间周行的构成。”4同样，王安忆也从不拘泥于对立项之一隅，她一定要“周行”于儒世的拘谨与明世的放旷、柯海的“得”与镇海的“失”、小绸的“天工”与闵女儿的“人手”之间，从而“冲气以为和”。悠游于“和”，也就相接于“道”了。不过，王安忆写《天香》是要为当下上海造魂，而不为悟“道”，“道”无论怎样高远，都不能满足王安忆的世俗心——终极追求不也只是生命向度之一种？那么，上海的精魂究竟是什么？
还是要回到“中庸”。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也就是不偏向对立项的任一边，“允执厥中”。但是，“庸”不一定是“不易”，“不易”就是一种凝滞的现成状态。还是《说文解字》将“庸”训为“用”说得通：“中”“意味着摆脱了任何现成思维方式的‘在构成之中’”5，如此灵动的、不断生成的构境又不仅是一种绮思而已，更要落实到“庸”／“用”，归结到日常生活中来。这种对立项之间相互对待、彼此造就的“中庸／用”构境，正是王安忆追索、锻造出的上海精魂。你看，世人不是都说唐子畏流于轻俏吗，上海偏偏觉得他古今南北合一体，别是一种风流，风流哪里只有古雅这一种？“天香园绣”仿佛是一种女性甚或无性的秘术，比如小绸与丈夫反目、希昭的丈夫出走、蕙兰的丈夫病故、戥子立誓不嫁，乖女毁容，但是，哪一副绣品不是她们对于爱人的爱意或者恨意，一种不得不以恨意表达的爱意啊，就像蕙兰刺绣时，四下很静，静里喳喳起了许多噪音，只喊一个名字：张陛！这样的“天香园绣”还只是闺阁中的心传，太过精巧，它只有移至坊间杂院，成为一种生计，才能蔚为大观。有“用”乃大，乃能得“中和”。所以，只有“艺”，一种扎扎实实的、可以赖以为生的“艺”——“天香园绣”——才能把那么多对立项激发进构成态，也只有时时处于构成态，上海才能历经轮回仍葆有生辣、豪横的生机。这样看来，上海杂食种种乃臻“中庸”构境、至境，底子终究还是世俗的。
“中庸”构境生成上海精魂，此一构境早就让吴先生觉出不凡：“一股野气，四下里皆是，蓬蓬勃勃，无可限量。似乎天地初开，一团混沌远没有散干净，万事万物尚在将起未起之间。”“将起未起之间”正是《中庸》所描述的“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一定是混沌不明的，混沌不明才能鼓荡出生机一片。这一片生机从晚明绵延至当下，又从当下回注给晚明，本朝、前朝就一同被打入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代数世界中。此一世界由王安忆不疾不徐地道来，让我们不得不叹服：王安忆真是一位神奇的吹气人。
不过，跳出王安忆的叙述之魅，我们会感到些许不足：“天香园绣”终究是往小处走的，没有大开大合、大纵欲大销魂的另一面，哪能形成“中庸”构境？王安忆为上海所塑的精魂，可能还天缺一角。
注释：
1【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2【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3【美】王德威：《虚构与纪实—王安忆的〈天香〉》，《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
4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88页。
5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