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八九十年代创作的转型，是她90年代后专心致志经营上海都市题材小说，进入创作成熟期的一个转折点。以前此类评论多是一笔带过，没人深究它复杂多层的内在肌理。但深入探讨会发现，这个所谓的上海都市题材其实就是典型的“地域小说”。这样问题就来了。她小说中的“地域视角”是怎么形成、并进而决定着其后来创作走向的?“地域小说”又怎么在王安忆后一阶段文学世界中旧貌换新颜的?这就得把论述着力点切分在1985年的“寻根思潮”上，将作家创作探索与当时文学变局加以联系来考量，建立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唯有借地域理论对它们做一个比较彻底的解释，对王安忆八九十年代创作转型的研究也才能被落实。
一、从阿城的“文学革命”说起
这得先从阿城等人的“文学革命”说起来。如果说1985年的寻根思潮是王安忆90年代创作转变重要的潮头之一，那么，阿城等作家发起的“文学革命”，无疑是一个醒目地标。在这个地标上清理王安忆创作转变的来龙去脉，既是论文的研究缘起，又能引申出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王安忆在《寻根二十年忆》中说：“一旦提起那个年代”，许多人便“显出万般的激动热闹”，“我说的那个年代，指的是二十年前，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运动潮起的日子。”她清楚记得：“有一日，阿城来到上海，住在作家协会西楼的顶层。这幢西楼早已经拆除，原地造起一幢新办公楼。虽然样式格局极力接近旧楼，但到底建筑材料与施工方式不同，一眼看去便大相径庭。那时，阿城所住的顶楼，屋顶呈三角，积着一些蛛网与灰垢，底下架一张木板床，床脚搁着阿城简单的行囊。他似乎是专程来到上海，为召集我们，上海的作家。这天晚上，我们聚集到这里，每人带一个菜，组合成一顿杂七杂八的晚宴。因没有餐桌和足够的椅子，便各人分散各处，自找地方安身。阿城则正襟危坐于床沿，无疑是晚宴的中心。他很郑重地向我们宣告，目下正酝酿着一场全国性的文学革命，那就是‘寻根’。他说，意思是，中国文学应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展开，那就是文化的背景，什么是‘文化’?他解释道，比如陕北的剪纸，‘鱼穿莲’的意味——他还告诉我们，现在，各地都在动起来了——西北，有郑义，骑自行车走黄河；江南，有李杭育，虚构了一条葛川江；韩少功，写了一篇文章，《文学的根》，带有誓师宣言的含意；而他最重视的人物，就是贾平凹，他所写作的《商州纪事》，可说是‘寻根’最自觉的实践。阿城没有提他自己的《遍地风流》，但更像是一种自持，意思是，不消说，那是开了先河。”她接着说：“阿城的来上海，有一点古代哲人周游列国宣扬学说，还有点像文化起义的发动者。回想起来，十分戏剧性，可是在当时却真的很自然，并无一点造作。那时代就是这么充盈着诗情，人都是诗人。”但她承认，在这场“文学革命”的鼓动下，“不久，我的《小鲍庄》便在《中国作家》第二期刊登，同期上的还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①
阿城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重镇的北京城到上海来发动“文学革命”，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隐喻。这隐喻有意味的倒不是阿城像一个文学界的革命家，住在上海作协狭窄的阁楼里，与上海一帮年轻作家批评家“激动热闹”地商量着如何促使文学发生激变；因为这微妙信息正酝酿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大变局：由北京充满政治色彩的“伤痕”“反思”文学，在这里将转向“陕西”“西北”“江南”和“湖南”等“地方性文学”——“现在，各地都在动起来了”。伤痕、反思的30后作家即将衰落，代表着寻根这一新兴思潮的50后作家正在崛起，诸如韩少功、阿城等已经亮出了《文学的根》《文化制约着人类》等文学宣言。这是“地方性文学”宣言，准确地说是“地域性文学”的宣言。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尖锐地问：“我以前常常想一个问题：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我曾经在汨罗江边插队落户，住地离屈子祠仅二十来公里。细察当地风俗，当然还有些方言词能与楚辞挂上钩。”“至于历史悠久的长沙，现在已成了一座革命城，除了能找到一些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遗址之外，很难见到其他古迹。那么浩荡深广的楚文化源流，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干涸了呢?都流入了地下的墓穴么?”于是，他很坚决地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故湖南的作家有一个‘寻根’的问题。”②就在韩少功情绪激昂的文章发表三个月后，阿城亮出了他思虑更深的宣言《文化制约着人类》③。他把韩少功“地域性文学”下面的文化根基继续做深做大，为寻根的“文学革命”建立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的二元框架。他认为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哲学是直觉的，西方哲学是逻辑实证的。东方艺术顺从自然，相信自然是人的一种生命形式，西方则认同人本，与自然对立。正因为对东西方哲学文化的差异性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对中国20世纪末将达到世界文学先进水平的预测，感到了悲观。这种悲观来源于很多人没有对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的程度有理性估计，是盲目乐观造成的。“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更其彻底，是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因此，以“寻根”为指向的“地域文学”必须将重建民族传统文化视为己任，把地域文学建筑在强大自信的民族文化的大盘子上。在做了这么一番民族文化重建的逻辑推演之后，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了地域文学先于文化一步的可喜前景：“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出来又进去，返身观照，很是成功，虽然至今未得到重视。湖南作家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既是对例如汪曾祺先生等前辈道长中对地域文化心理开掘的作品的承认，又是对贾平凹、李杭育等新一辈的作品的肯定，从而显示出中国文学将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之中的端倪。”
阿城、韩少功和贾平凹等作家携手发动的“文学革命”，在一代新进作家中产生的巨大冲击波是可想而知的。像很多人一样，王安忆在这场冠以“寻根”之名的“文学革命”中受到极大震动，隐约感到自己“雯雯系列”小说和知青小说的文学世界已在顷刻间轰毁。她不加掩饰地用近于崇拜的口气回忆道：“一九八四和一九八五年之间，第四次作代会上。有一日听说，阿城要来拜访贾平凹，这两位‘寻根’领袖的会晤，使我们很是激动。午饭后，我和季红真就等在京西宾馆的大门口，多时，看见阿城骑一架自行车，从北边苍黄的太阳光里穿越而来。他下了车，在我们的伴送下，走过辽阔的院子，一路上没有与我们搭话，进到贾平凹的房间，第一句话是：我能在这里洗个澡吗?回答是可以，于是进了浴室，掩上门。这才叫高人相遇，不动声色，内里有无限的玄机。就像是《棋王》里的王一生，平常时的饭囊，一旦出手，便是刀光剑影。小说中最后以一当十的弈棋场面，如何的恢弘!”④郑义另文附和道：“近一二年，写了《远村》、《老井》几篇习作。放笔时，自然总有些儿小得意。凉一凉，又深感惭愧：在自己的小说里，似乎觅不到多少文化的气息。本来，对时下许多文学缺乏文化因素深感不满，便为自己订下一条：作品是否文学，主要视作品能否进入民族文化。不能进入文化的，再闹热，亦是一时，所依持的，只怕还是非文学因素。《远村》、《老井》里，多少有一点儿文化的意向，但表现出来的，又如此令人汗颜，不敢提及文化二字。”他后悔地意识到：“据说晋地文物之多，就地面部分而言，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而自己在山西生活这么多年，居然才刚幡然醒悟⑤。这种“唯文化”是命的偏激论调固然刺耳，但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来说等于是另起炉灶。这是新进作家一场另起炉灶的“文学革命”。蔡翔对这场文学革命指向“地域文化”的创作动机做了如此归纳：“乌热尔图的《老人与鹿》、《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张承志的《黑骏马》，何立伟的《淘金人》，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系列短篇《异乡异闻》，李杭育的《人间一隅》，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王大鹏的《野奔》，韩少功的《爸爸爸》，还可以再举出一些，比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商州》等等。这些作品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草原、林区、山地、水乡，投向那诡秘莫测的大岭深坑，投向那渺渺茫茫的边远地带……由此而给我们带来一个阔大、奇异、瑰丽、壮观的自然。”⑥
二、文学大变局中的王安忆创作
王安忆当时的小说创作就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这一大变局当中。她是阿城来上海发动“文学革命”的重要目击人，但无疑这冲击更来自作家创作的困惑，是她起而响应文学革命的主要动因。1985年前后的王安忆，恰好站在“文学转型”的十字路口上。她敏感觉察到，与中国当代史关联密切的“伤痕”“反思”文学，必将会被来势凶猛的“寻根文学”所代替，而自己《流逝》《本次列车终点》等作品则是前者的受益者。在这个文学大变局中，如果不跟上文学革命步伐随时都可能被抛弃。仔细观察过十八九世纪法国文学“作家世代”更替现象的罗·埃斯卡皮就曾注意到：一个时代大事件后，文坛上就会涌现出一个新一代作家群：“哪些事件促使或者说让这一批批的队伍得以形成呢?看来就是那些连同人事也发生变动的政治事件——朝代的更替、革命、战争等。”⑦在《谈话录》中，王安忆也把“雯雯系列”和《本次列车终点》看作自己创作的“准备期”，当新的潮流奔涌而来，她强烈意识到创作出现了障碍，但又一度迷茫于该如何突破自己的问题。她对张新颖说：
事实上，事情并不那么整齐，在“雯雯系列”的过程中，还有《本次列车终点》、《墙基》、《流逝》，这些变数分散在这个时期中，酝酿着后来的事端发生，那就是《小鲍庄》。《小鲍庄》我觉得和“寻根运动”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当时阿城跑到上海来，宣传“寻根”的意义。他谈的其实就是“文化”，那是比意识形态更广阔深厚的背景，对于开发写作资源的作用非同小可，是这一代人与狭隘的政治观念脱钩的一个关键契机。当然，当时认识不到这么多，只是兴奋，因为打开了一个新天地，里面藏着新的可能性。⑧
1985年、1993年还有对王安忆本人来说更为重要的1996年⑨，与其说是当代文学后三十年大变局中的几个时间节点，同样也是作家本人八九十年代创作转型的几个时间点。从1985年开始至1996年的十年间，“探索”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潮，艺术形式创新是文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不难观察到，这一时期王安忆创作自我调整转型的步子也在加快，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过程中。人们发现，在1985年的“寻根文学”热潮中，王安忆的《小鲍庄》《大刘庄》注重揭示一个村庄、家族背后的“集体无意识”，开始将思想触角深入到民族文化反思的思潮之中。1986年后，王安忆发表了引起争议的“性题材”作品《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以及相类似的《岗上的世纪》等。80年代末，她又创作了一批以个人经历和家族身世为叙述的作品，如《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乌托邦诗篇》等，通过思考时代激荡对个人生存的影响，探索精神与物质、现实与未来、生活与信仰等问题，主动呼应转型期人们的普遍性的困惑和焦虑。这些迹象表明，作家创作莫不与变革之际的社会发生紧密互动。社会观念的撕裂、分化，都会压迫作家敏感的神经，激发他的思考。这种两相循环的现象，是每一个当代作家都要经受的命运。正如王晓明在《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中敏锐指出的，即使像王安忆这种成熟的作家，在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中也会时时感受到“转变”的压力。他认为“地域视角”的出现，是王安忆90年代最终转向上海都市题材小说创作的原因之一⑩。然而也应当注意，尽管“寻根文学”思潮和上海重新崛起构成了外部环境，作家当时创作正出现的调整仍是更重要的内在原因。在回答张新颖的提问时，王安忆承认在写完《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等作品后，自己的创作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调整。她说没想到接着创作的《长恨歌》会使“上海成为一个话题”。“九十年代初写《“文革”轶事》时也没有人想到上海，大概就陈思和一个人想到了，想到了上海的民间社会。”(11)但也应注意到，文学史虽然号称是在研究作家创作这种“个人现象”，这“个人现象”只能被纳入对这位作家漫长创作时段中来观察才具有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如果将前后期的若干重要作家联系在一起，人们才能够清楚地看到作家创作史的全部的景观。因此，乔以钢指出：“年轻一代女作家常以‘自我抒发’的面目出现，自觉不自觉间将女性的性别境遇带到小说中。”“这一时期，王安忆以《雨，沙沙沙》为起点的‘雯雯系列’小说(包括《雨，沙沙沙》、《命运》、《广阔天地的一角》、《幻影》、《一个少女的烦恼》、《当长笛solo的时候》等)，以少女的眼光看世界，描写女性成长过程中的痛苦、困惑和对未来的憧憬，带着淡淡的忧伤。”(12)这种观点的重要性，是提醒我们要把研究重心置于作家创作的前因后果和发展脉络之中，从中找到解释的依据。
显而易见，由1985年推及1996年，是本论文先发性的一个逻辑结构。它内含着论文的研究缘起，又引申出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王安忆90年代上海都市题材的小说创作。它所关心的是：在1985年“寻根文学”思潮和90年代初上海重新崛起中被打开的“地域视角”，是如何与调整的王安忆小说相互激发，并推动了作家这一时期上海都市题材小说的创作的。在这一过程中，王安忆创作中的弄堂经验、日常生活、军转二代的陌生化叙述又是怎样冲刷了自己过去的小说谱系，拓展了她90年代小说都市文化和审美意识空间的。以及王安忆这种都市题材小说在向纵深开掘的过程中，究竟存在着哪些局限和问题。本论文采用的是一种“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即有王安忆八九十年代创作转变的缘起——1985年的“寻根运动”，推至90年代上海重新崛起这个历史大场域，也即本论文的中心历史场景。再经由“地域理论”带出整个文学界的地域创作视角，最后把对王安忆90年代上海都市题材小说创作的讨论置于这个研究视野之中。换而言之，也就是借缘起来激发，再经由地域理论推展到对她90年代都市题材创作这个中心问题的研究层面上。对缘起、调整和转型过程的叙述，即是我要强调的“史”，而作为论文理论支撑点和解释依据的地域理论，就是我要说的“论”，二者的有机结合将会考验写作者的耐心、观察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因为如此，对处在文学变局中的王安忆创作的铺垫性的叙述就变得十分必要了。而对其90年代创作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也将被纳入这个方案中。因为王安忆90年代地域视角下的小说创作，将是本论文处理的主要对象，而她借助上海都市的“地域性”或说“地方性”来促发自己创作大转型的内外原因，她何以继张爱玲之后构筑了另一个“王安忆时代”等问题，则是由论文讨论所引起的另一个问题，也即是本论文最后的结论。
三、重新发现都市上海
但也应看到，站在八九十年代文学十字路口上的王安忆，正面临着一个如何转型和创作“再出发”的问题。她在与张新颖的“谈话”中，把1985年到1996年在几起几浮状态中创作的《小鲍庄》、“三恋”、《流水三十章》《米尼》《叔叔的故事》《妙妙》《香港的情与爱》《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等作品，称其是“中间缺乏链接，其实就是断裂”，像一个作家一生某个阶段的经常面临的“坐过山车”，“就好像一个运动周期，骚动喧哗一阵子，然后平静前进，再骚动喧哗，再平静”的状态。但就在这十年中国社会和个人创作经历的折腾中，她找到了上海。发现“上海”才应该是她小说创作的“地域视角”，是自己文学的“地方性”。她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师法张爱玲但又不同于张爱玲，她可以在这里有别于莫言、贾平凹、余华这一代作家。她起先只是朦胧地、但最后清晰地意识到，这是自己小说“进入90年代”的“方式”，她能够在这里建立自己文学的王国来。当张新颖以“揭谜底”的口气提醒她说：“《长恨歌》也会变成上海的一个符号”时，她马上回应说：
对，符号，挺厉害的，没有办法。我们现在都是公共空间里的人，自己对自己都没有发言权。人们谈《长恨歌》总是谈到怀旧二十年代。其实我在第一部里写的上海根本不是二十年代也不是三十年代，而是四十年代；其次，这完全是我虚构的，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因此也无从怀旧。事实上，这又是我的小说里面最不好的一部分。我觉得陈村的话很对，他说第一部里面都是想当然的事情，到第二第三部里面才有意外发生。然而这个想当然是最对市民的口味了。所以《长恨歌》是一个特别容易引起误会的东西，偏偏它又是在这个时候——上海成为一个话题，怀旧也成了一个话题，如果早十年的话还不至于。你想八十年代初写《流逝》，谁都不会想到它是写上海，好像和上海是没有关系的。九十年代初写《“文革”轶事》时也没有人想到上海，大概就陈思和一个人想到了，想到了上海的民间社会，别人都没有想到。(13)
事实并非王安忆自己描绘得这么“歪打正着”，而是有作家创作的规律与中国社会转型互动的深层原因的。中国改革开放布局中从南海沿线的“十四个开放实验区”(即“经济特区”)，到重新开发上海浦东特区所推动的上海大都市的重新崛起，就是这一历史大幕中的关键性情节。它将上海重新纳入国内外视野，变成了一个重大“话题”，这就是王安忆之前《流逝》《“文革”轶事》等并未引起文学界瞩目，而《长恨歌》《富萍》《启蒙时代》《天香》等围绕上海都市题材创作的一系列长篇小说，这才把上海变成一个“文学话题”的根本原因。这是她创作转型成功的最大秘诀。也由此奠定了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包括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最终地位。
进一步说，也并非王安忆所说“大概就陈思和一个人想到了，想到了上海的民间社会，别人都没有想到”。例如1997年底，南帆在他的《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作家如何成功地从“地域视角”中开发出曾一度衰落的上海都市这个地域“新空间”的秘密。针对王安忆、贾平凹、莫言和余华等先后回到自己的“地域性”，重造了这个创作空间的“90年代文学现象”，南帆指出：“如同人们所发现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作家将他们的小说托付于一个固定的空间；他们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王国里，这里的人物互相认识，他们之间有着形形色色的亲缘关系，作家笔下所出现的每一幢房子、每一条街道或者每一间店铺都是这个独立王国的固定资产。”在分析王安忆90年代小说创作的变化时，他还不忘拿贾平凹、莫言地域性的乡土题材做比较：“有趣的是，这样的独立王国多半存留了乡村社会的遗迹，作家所喜爱的固定空间往往是一个村落，一个乡村边缘的小镇，如此等等。通常，乡村社会拥有更多严密的社会成员管理体系，宗族、伦理、风俗、礼仪、道德共同组成了乡村社会独特的意识形态。对于许多作家说来，乡村社会的文化空间轮廓清晰，版图分明，相对的封闭致使他们的叙述集中而且富有效率，这些作家的心爱人物不至于任意地出走，消失在叙述的辖区之外。”而王安忆上海题材小说与他们最明显区别的特征则是：“王安忆更乐于为她的小说选择城市——一个开放而又繁闹的空间。”(14)其实，恰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上海重新崛起的建设热和怀旧热被裹挟在《长恨歌》的创作过程之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在上海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的年代。1990年，当中国向全世界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后，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国际大都市的头衔再一次为上海加冕。”“总投资超过10亿美元的特大项目有宏力、中芯两大芯片制造项目，日本的NEC、美国的福特和柯达、德国的克虏伯等项目合同外资均超过10亿美元，夏普、日立、松下、理光等日资企业的投资超过1亿美元。”上海大有迅猛赶超海口、深圳，重回中国城市发展“龙头位置”的势头。“在黄浦江对岸，由新古典主义、哥特式、巴洛克式等各式建筑组成的‘万国建筑群’又成为各大金融机构和银行的驻地。”这位研究者敏锐注意到：“伴随着日益高涨的‘市民自信心’，‘怀旧’似乎也成为了一场‘全民运动’。”(15)显然，不是王安忆所说是陈思和发现了她转型期的上海“地域视角”，真实的情况，乃是她此前已经在主动“寻找上海”了。王安忆在同名文章《寻找上海》里承认：“在当时‘寻根’热潮的鼓动下，我雄心勃勃地，也企图要寻找上海的根。”有段时间，我“坐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恶补上海的都市发展史。她还找来一位老先生开列的“《同治上海县志》(四本)，《民国上海县志》(三本)，《上海市大观》，《上海轮廓》，《上海通志馆期刊》(二本)”，“还有收藏于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生活》”等，勤奋研究并抄录这些书籍中的上海建筑、古迹、民情民风、轶事和方言、俚语等等(16)。她还在2002年4月写就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自己在图书馆与一位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访学的美国学者切磋，他正研究江南一个名叫邬桥的小镇。便借来一用：“我写《长恨歌》，李主任坠机身亡，改朝换代，我要为王琦瑶寻觅一个养伤之处，便找到了它。邬桥，我至今也没有去过那里，看见它，但它却给我一个神奇的印象，它避世却不离世，虽然小却与大世界想通，它可藏身，又可送你上青天。这可称作图书馆里的轶闻吧。”(17)如此密集的事实，大概可以坐实这位作家与上海地域性的关系。
对于我来说，关键点还不在寻找并强调王安忆八九十年代创作转型期与上海“地域视角”的必然关联，而是要重新理解她如何利用“地域理论”推动自己创作的再出发的。更确切地说，这个“再出发”是如何“经由”地域理论才成为文学史的事实的。从我的研究角度看，“地域视角”，在这里被定义为作家借“地域文化经验”来观察上海的角度和方法。这个“地域视角”根源于西方一套相对成熟的地域文化理论。西方最早的“地域文化”理论，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十四章对“法与气候性质的关系”的叙述。他在将欧洲的北部与南部、印度人和中国人因气候而产生的性格差异加以比较后，认为“不同气候下的不同需求，促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不同的法律”和地域文化风俗(18)。黑格尔后来在《历史哲学》中继承了孟德斯鸠的观点，并对之做了更精彩的发挥。他指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为此他把世界划分为“高地”“平原流域”和“海岸区域”三个空间。认为“在这些高地上的居民中，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他们当中就显示出“好客和劫掠”的两个极端。而“属于这种平原流域的有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等国家，“在这些区域里发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了大国的基础。因为这里的居民生活所依靠的农业，获得了四季有序的帮助”。最后是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这种“海岸区域”国家。海洋规定了这一地域的性格和文化。他坚信，平凡的土地和平原会把人束缚在土壤里，但大海却挟着人们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19)。除孟德斯鸠和黑格尔之外，还应提到丹纳的《艺术哲学》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这两部书。丹纳说：“首先我们要对种族有个正确的认识，第一步先要考察他的乡土。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故乡的痕迹。”古希腊人为什么涌现出那么多天才的雄辩家、诡辩家，擅长于天文学、数学、逻辑、哲学、美学、政治学和解剖学，并富于探索精神?他认为，这是跟希腊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的(20)。在回到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赴后继为之献身这样的问题时，安德森另辟蹊径的解释是：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从一开始，‘民族’的想象就和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等密不可分。更有甚者，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和群体生命的存在。”所以，“‘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21)在安德森这里，“乡土”成为孕育并推动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温床，因此他提醒在注意民族主义问题时一定要把这一“乡土”——“地域性”的重要前提考虑在内。国内的“地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肇起于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后仍然热度不减。这种研究热明显受到了文化人类学、地域理论和寻根思潮的刺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95年严家炎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学术丛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共十种。另外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杨剑龙编著的“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研究系列丛书、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张鸿声的《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1997)、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2000)和许纪霖、罗岗等著的《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2011)等著作，也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此丰富成熟的研究成果，显然对本论文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筑牢了我研究缘起、对象和方法的基础。因为“经由”这些“地域理论”的视角，我们才能够对“地域视角”下的王安忆小说展开更富理性和学术性的研究，追本溯源、穷其根底，并做出更积极的努力。
然而仅限于此，也是没有太多意义的。积极的学术研究，是从“顺着说”开始但不会到“顺着说”为止的。因此，从上述“阿城的‘文学革命’说起”“处在文学变局中的王安忆创作”再到思考“重新理解‘地域理论’及其再出发”，我认为王安忆八九十年代创作转型“经由”地域理论的重新发酵，由此推出的研究命题是：第一，如何理解王安忆个人地域性的“弄堂经验”与上海书写的关系；第二，她的“外省二代身份”是怎样对上海地域性进行新开掘的；第三，这一切在她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艺术表现上，又是怎样被落实的；第四，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展开对她创作中的“张爱玲资源”的再研究；第五，因为正是在这种吸收、模仿与再创新的过程中，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迎来了上海都市题材的“王安忆时代”。也就是说，作为“地域视角下王安忆小说”研究的主要着眼点，她最为重要的“弄堂经验”和“外省二代身份”这两个特征，既可以将她小说创作的独特性与大部分上海作家相区别，也可以与张爱玲的作品相区别。同时也能够与同时代这批优秀的地域性小说家，例如莫言、贾平凹和余华等人相区别。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王安忆八九十年代创作转型这种内驱力，没有90年代上海重新崛起而重现的“上海地域性”，没有研究者“经由”地域理论对王安忆创作再出发的重新理解，我们就不好理解，王安忆因何要由“寻根”到“三恋”“纪实与虚构”，再到上海都市题材这种20多年的不断调整、矫正和筑牢这个反复繁杂的过程了。某种意义上，只有经过对于王安忆90年代以来创作的文学史梳理，我们才能够看清楚这位作家今天何以会形成这种“创作面貌”的，才能够看清何以会产生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上海都市题材的“王安忆时代”。在这里，“地域视角下”的“王安忆小说”恰好是切入这个命题的一个小切口。这是“重新理解‘地域理论’及其再出发”与王安忆90年代小说深层关系的重要依据所在。
2017年6月13日
注释：
①王安忆：《寻根二十年忆》，见《王安忆散文》，264-2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是作家唯一一篇专门谈“寻根思潮”的文章。但是，阿城的来访究竟对上海青年作家批评家有何种影响，仅凭此文很难看出大貌。对这次会面，其他参与者也应有文章记载，如果与此文放在一起阅读，内容就更见丰富生动。
②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4期。作者写这篇文章的起因，可能与几个月前的“杭州会议”有关。据已有研究，韩少功在“杭州会议”上并未系统阐发自己的这种主张。
③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载《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④王安忆：《寻根二十年忆》，见《王安忆散文》，264-2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安忆已有“雯雯系列”小说，包括引人注目的《流逝》《本次列车终点》等作品问世，但因出道较贾平凹晚，所以她对阿城、贾平凹掀起“寻根”之风的壮举流露出钦佩之情，应在意料之中。
⑤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载《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
⑥蔡翔：《野蛮与文明：批判与张扬——当代小说中的一种审美现象》，载《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3期。
⑦[法]罗·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⑧(11)(13)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263、295、29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1996年，是标志着王安忆小说创作八九十年代转变最重要作品《长恨歌》问世的一个关键年。
⑩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载《文学评论》2002年3期。
(12)乔以钢、林丹娅：《女性文学教程》，10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4)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载《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15)李立超：《“流言”：“寻找上海”的另一种可能——再读王安忆〈长恨歌〉》，载《南都学坛》2013年第6期。
(16)王安忆：《寻找上海》，见《海上》，1、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王安忆：《到图书馆去》，见《空间在时间里流淌》，146页，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18)[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241-248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19)[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74-8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20)[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237-247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2年版。
(21)[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导读》，吴叡人译，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