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大使先生，

尊敬的总领事先生，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站在这里，接受高贵的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不仅在于军团勋章本身具有的光辉，更因为这是我们的巴金先生得到过的荣誉，这增添了它的重要意义。我并不认为，因此就可以狂妄地以为，和巴金先生在同一高度，相反，它给我自省的机会，检视我和巴金先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作家的差异和距离，于是，不禁感到羞惭。

我出生在1954年，父母是军旅中人，次年，跟随转业的母亲来到上海，从此，就在这里生活成长。仔细回想，这城市有许多奇特性，比如，满街的法国梧桐，其实是英国树种，名字叫做“悬铃木”，现在，正是它结籽的季节，于是，满天飞絮；再比如，在我们居住的淮海路的弄堂房子后面，有一所中学，前身是法国震旦女子学院，在它的楼顶，立着一个石头亭子，亭子里是圣母圣子的雕像，夜晚在我们家楼梯口的窗户，看得见夜幕下的剪影，有趣的是，就在同一个方向，有一颗闪闪的红星，那是中苏友好大厦的尖顶，现在的上海展览馆，建造于中苏交好时期；还比如，我们的儿童歌谣有一首叫做“马铃铛”，“马铃铛，马铃铛，大家一起马铃铛”，后来知道，它其实是英国民歌，唱的是一座大桥，“Falling Down，Falling Down，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在我小时候，上海放映过一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夜半歌声》，是一部左翼革命电影，上海的电影人大多是进步知识分子，这部电影在坊间的流行却侧重它的恐怖悬疑，里面的人物被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子，也是后来，知道它其实改编于二十世纪初法国小说《剧院魅影》，1986年英国同名音乐剧也是来自于它；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活动中心“少年宫”，原先是犹太富商嘉道理的私人住宅；前面说的中苏友好大厦则是另一个犹太富商哈同的宅邸旧址；我们从小玩耍的公园里那一座洋葱头拱顶的建筑，是东正教堂——你们知道，如此混杂错综的历史地理人文，就是我们生长的环境，所有的知识最后全都一锅烩，归纳成新民主主义教育。

1966年，世事开始动荡，小学教育就在惶惑中结束，直到下一年的冬季，才进入中学，就近分配中学。幸运的是，我恰巧进入方才说的那所中学，不太幸运的是，教育依然在摸索中，企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革命新路，所以，每一科目都有头无尾，惶遽中开始，惶遽中结束，没有课本，没有教纲，后来，连课时都不能维持，于是，不到两年，匆匆毕业，从理论上算，我们叫做“69届毕业生”。这个名字几乎是个谑称，是没有上过学的学生的同名词，也是个隐喻，喻示着一代人被教育放弃，两手空空地走上社会。在我几十年来各种履历表学历这一栏，我还是很厚脸地填上“初中”两个字，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我是谁。

现在，我将要说到文学这件事了。如我这样，连基本的文化常识都不具备的人，从哪里汲取文学艺术教育呢？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小说家，从小失怙恃，由她的祖母养大，最无望的日子里，她的祖母总是和她说，一株草顶一颗露珠，意思是人不养人天养人。我的“露珠”是什么呢？那就是书籍。说来很神奇，一方面，学校停课，出版停业，电影院关门，满目荒芜，另方面，随处可见书籍。废品收购站满地皆是，一车一车送去，捣成纸浆，作下一轮的用途；图书馆打碎的门窗，路人皆可自行进出，一抱一抱地拖出来；失去管教的小孩子，偷走父母的藏书，我们都掌握一门技巧，就是从书橱的封条底下，小心抽开橱门，再小心合上，那封条有的是红卫兵，有的是自己贴上，表示自我革命；抄家物资从院子里流散到弄堂，再从弄堂流散街上；私下交易，互换有无，在年轻人里面，最走俏的就是翻译小说。没有经过中国古典文字学习，这就闭上了一扇门，没有外国语的学习，又闭上一扇门，翻译小说却打开一扇窗，其时，翻译者多是由大作家、大文豪担任，比如巴金先生，比如傅雷先生，这又是一扇窗，很幸运的，我们得到了五四人文进步背景的新文学营养，它及时地填补了学校教育的缺失，让我们避开成长的危险，滋润了青春，走上人生的正途。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必须要提到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与它的邂逅适当其时。第一次接触时，我还是个孩子，得到包含卷一到卷三的第一册，封面已经脱落了，书页卷边，那时候，我们拿到的书常是几乎翻烂，有头无尾，而且，分配给的时间非常局促。这一本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我们家滞留较长时间，很可能是被上家错记借给了谁，由于交换续接往往是在数人之间进行，难免会发生失误。这三卷所写是克里斯朵夫混沌初开的时节，正合乎成长所需，感官从蒙昧中苏醒，世界呈现轮廓，最要紧的是爱情。像我们这些人，往往是胆小鬼，大概也因为这，最后选择文字为终身职业，我们从书本上学习生活。克里斯朵夫的少年情爱，甜蜜和苦涩，诱惑和背叛，悸动和战栗，可说满足了前青春时期的所有的伤感主义，同时，也给予了抵抗力，让我能够避开罗曼蒂克的窠臼，趋向更为思想性的境界。几乎花费了十年时间，我才等来以后的三册，接下来的阅读却并没有之前的快感，也可能这时节书籍的选择多了，至今记得，翻译名著重版发行，书店门前的长龙，天不亮排起，绕街区几周，实行限购，不得挑选，轮到什么是什么。这真是一个富有象征的景象，象征着文学生活回来了，而这文学生活在很长时间里，依然以译本的形式为体现。但无论怎么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必修课，它的意味不仅在叙事艺术本身，还在于它是匮乏时代的丰饶想象，现在，梦想成真，你必须亲身体验。卷七“户内”当时感到晦涩，可后来经久不衰的阅读。克里斯朵夫到法国去寻找思想的救赎，他到音乐戏剧里找，到资产阶级的沙龙找，到贵族找——巴黎的贵族都是些失魂落魄的人，到革命中去找，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激进政治的源头，都失望而归，最后，他在公寓的阁楼养病，却与他要找的法国精神不期而遇，他的邻人，认真生计，养儿育女，暖老温贫，就在这世俗的生活里，蕴藏着拯救他脱身虚无的力量。就这样，在有余的日子里，我得到对稀缺的想象。我知道，法国文学界不像我们中国人对《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喜爱，我想，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傅雷先生的译文，业内人常说，先生几近重新写了一部小说。就像先前说的那样，文化的传播总是经过误解，这是多么宝贵的误解，我们在读罗曼·罗兰的同时，又读了傅雷先生。

曾经有个时期，我们家住在傅雷先生对面一条街的弄堂，进来出去常常从他家走过，已经人去楼空，但花园里常年青绿，鲜花盛开，据传是他们的邻居，一直绕进花园，浇水剪枝。我时常揣测，这位邻人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他并不从事有关文学的行业，甚至，未必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他只是不愿意让花园荒芜，要它季季繁荣，这不就是克里斯朵夫公寓里的邻人吗？这不就是文学这虚构的艺术和人的关系？

我扯得太远了，可是，在这个日子里，饶舌是免不了的。最后，我要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大使先生，谢谢总领事先生，谢谢陈楠先生，他一直帮助我参与法领馆文化方面的事务，也谢谢法领馆的工作团队，你们向来对我很好，这里是上海所有领事馆里，我走动最勤的地方。谢谢陈丰女士，是你把我的书带给法国出版社，让法国读者认识我。谢谢今天所有来到的朋友，同事，谢谢你们捧场，谢谢！

2024年5月10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