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崛起的根源何在：学界的解释与争论

随着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成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引起学界热烈争论的一个话题是，中国崛起的根源究竟何在?如果按照著名左派历史社会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2010年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上发表的《两场革命》一文中的说法，围绕中国崛起之根源的探讨，学术界主要有三个互相竞争的思想学派或三种解释视角：第一个学派是历史分析的视角。它将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归因于中华帝国悠久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包括广阔的疆域、基于密集型农业的商业活力、日益深化的劳动分工、日益繁荣的城市网络和国内商贸的扩张、创纪录的人口增长等因素。在历史学视角下，中国的崛起不过是在遭受一百多年外国侵略和内部混乱的打击之后回归到她自己在世界上本来应有的位置而已。第二个学派主要持经济学视角。按照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解释，中国之崛起其实是中国姗姗来迟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随着中国向外资开放投资市场，并逐步加强产权保护，生产要素最终被解放出来，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活力;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与海外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形成的出口贸易极大地拉动了中国经济。第三个学派虽不局限于但主要分布在社会学界，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解释视角。按照这一学派的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在于中国革命所确立的前提性条件：正是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些基础性的条件包括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一支受过一定教育、有纪律约束的劳动大军，以及在容忍一定程度的省级自主性制度框架下所建立的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机制，如计划经济、公有经济等。①

在佩里·安德森看来，上述三个学派的解释虽然都不是绝对的或相互排斥的，但是，社会学视角基于中国革命所进行的解释显得更到位或更加可信。因此，他立足于社会学的视角，通过比较两场革命——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试图在纵横交织的宏大论述中解释中国崛起的根源：横向上比较中国和俄国革命与改革的不同面向与后果，纵向上揭示中国革命和中国崛起之间的历史因果关联性。安德森之所以将两场革命进行比较，其理由不仅在于二者的差异以及完全不同的历史结局——俄国革命最终以苏联的解体告终，而中国在经过革命与改革之后正在迅速崛起，而且在于“中国革命直接发源于俄国革命，并且一直与后者紧密相连，从中获取启发或教训”。②

安德森的观点当然不是孤立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论述与林春等左派学者的观点相类似。不过，在汉语知识界，与之争论的学者也不少。2010年，安德森在台湾学界发表同名演讲之后的讨论可以视为这种争论的集中体现。其中，台湾著名学者吴玉山针对安德森论述发表的《〈两场革命〉与中国模式》一文颇具代表性。吴玉山与安德森的争论集中在以下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上：

一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有无直接的因果关联性或者说究竟是联系的还是断裂的?安德森通过比较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认为无论从革命的模式、革命获得民众支持的程度，还是革命结局的不同，中国革命相对于俄国革命都更具有优势：俄国革命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直接反抗国家暴力机器，在尚未取得正当性之前就将脆弱的沙皇政权迅速打垮，然而，革命之后国家陷入内战;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则在军阀割据条件下通过创立革命根据地、长期的武装斗争建立起对外抵御列强侵略、对内维持全国秩序的主权国家，带来了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在安德森看来，一个强大而自主的主权国家是中国革命为中国崛起所提供的非常重要、关键性的条件，因此，中国革命与中国崛起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前者为后者准备了关键性的前提条件。③吴玉山则批评安德森在两场革命的比较中“向中国革命一边倒”有失偏颇，过分夸大了中国革命相对于俄国革命的优势。在吴玉山的视野里，中国和俄国的革命不仅有众多结构性的类似之处，而且两者也有显著差异的地方，苏联的经验通常比中国为优。因此，苏联其实在革命上胜过中国，中国只是因为过去革命的惨痛教训而在告别革命、走向改革开放的路上走得更远而已：“中国胜于苏联和俄罗斯，其实是从脱离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一点开始的。”④因此，安德森试图通过比较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来寻找中国崛起之根源是找错了方向。

二是改革在什么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吴玉山与安德森都不否认改革对中国崛起的推动作用，但具体分析上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集中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是先前革命的延续还是背弃?安德森不仅强调革命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更好的基础性的条件，而且认为中国的改革在战略顺序、政治领导人的经验以及改革的策略等方面优于苏联。因此，中国的改革本身也是先前革命的继续：改革与革命不是断裂的。吴玉山则认为，中国革命之后所形成的毛式社会主义的缺陷有目共睹，即使大部分的统治菁英也是其受害者;这样，与苏联相比，中国反而可以义无反顾地转向改革。此外，这套体制的创建者也是后来体制改革的领导者，他们已经发现这种体制难以继续运行，故更具有能力将其改造与转化。因此，“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惨痛经验，不会有中国脱出社会主义的和平顺利”。⑤“中国经验超越苏联之处，是它脱离社会主义、脱离革命的方法。”⑥换言之，改革恰恰是对革命的脱出或背弃。另一方面，改革之后形成的新变体以什么样的制度组合结构驱动了中国的崛起?安德森认为，改革之后的中国形成了一个新变体，它结合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党国家。而吴玉山则认为，经过改革之后，支撑中国崛起的制度框架是由后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混合而成的一种组合结构，即“后极权的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正是这样的组合，“使得中国大陆的体制保持活力，持续创造经济奇迹，又能维持政治稳定”。⑦

吴玉山与安德森的争论与分歧不仅凸现了解释中国崛起根源的复杂性，而且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革命、改革与中国崛起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我们看来，回答这一重大理论问题需要进行视角转换。一方面，以往解释中国崛起的三大视角(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不仅本身不能相互替代，而且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理论的盲点、解释的限度，它们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完备无缺的。举例来说，针对中国经济的飞速成长，仅仅秉持市场主义的经济学解释显然远远不够，它无法提供一个深刻有力的解释框架。因为这些单一的经济学解释完全忽略了中国改革的主体——政府的体制和行为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能动作用，而这恰恰是理解中国改革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在这三大视角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分析视角，尤其是政治学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补充视角。在我们看来，政治学的视角更具体地展现为现代国家视角。事实上，早就有学者意识到，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不能离开“国家”维度。黄宗智就曾经特别强调，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国家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虽然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源所在，但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这种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不仅体现为中央政府的表达和实践之间的背离，而且更是一种集行政分权和中央集权为一体的混合体制。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存在于这一独特的国家体制之中。⑧正是基于分析视角的转换，本文将透过政治学的视角，以现代国家成长为观察点，分析革命、改革与中国崛起的关系，不仅回应吴玉山与安德森的争论，而且试图扩展学界对中国崛起之根源的解释框架。

二、中国革命与中国崛起：作为双刃剑的历史遗产

如上所言，围绕中国革命与中国崛起的关系问题，吴玉山与安德森争论的核心焦点是，中国革命为中国崛起是否留下了积极的、作为前提性条件的历史遗产?安德森对此给予肯定性的回答，断言中国革命为中国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而吴玉山则持否定性的看法，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宣告失败，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与革命遗产无关。显然，对二者的观点进行对或错的价值判断都失之简单，相反，恰当的选择是回到中国革命本身来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20世纪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革命是一种双重性质的革命。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以其独特的革命话语揭示了这一革命的领导主体和双重性质：“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⑨如果用现代政治学的概念术语，毛泽东所说的前一种性质的革命主要是民族主义革命。⑩后者则是共产主义革命。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后果是非常不同的。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对象对外剑指帝国主义列强，对内则是扫除军阀割据：前者旨在实现国家主权独立，确保国家的领土完整;后者则指向国家主权统一，建立强大有力的国家政权，确立国家内部的最高权威。就此而言，民族主义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面向，其历史遗产乃是主权国家的建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这一历史成果的标志性事件。然而，作为共产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却呈现出比民族主义革命更为复杂的历史面向，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首先，共产革命是全面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不同于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一般限于政治领域，革命的核心目标是以新政权替代旧政权，而社会革命则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革命。按照邹谠先生的分析，共产革命作为全面的社会革命乃是克服20世纪中国全面危机的产物：“中国的全面危机不仅导致了一场民族和政治革命，而且导致了一场社会革命——一场寻求根本改变社会结构与人类生活大多数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革命。”11

其次，共产革命是不断革命。共产革命不仅波及的范围极为广泛，而且推进的程度相当深入。就理论逻辑而言，共产革命的内在理路是从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入手，然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基础上开展消灭私有制的经济革命，进而最终把革命的战火燃烧至思想文化领域，以实现无产阶级与私有观念的彻底决裂。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过程来看，共产革命作为不断革命，其依次深入推进的革命三部曲清晰地印证了其不断革命的理论逻辑：第一步是政治革命，即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全面掌控国家的政治资源，政治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共打败了国民党，于1949年建立了全国性的红色政权;第二步是经济革命，即中共在完全掌控政治资源的基础上，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这一革命的具体举措就是从1952年至1956年在全国推行的“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公有制完全替代的单一所有制格局，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彻底消失，经济资源被国家完全垄断;第三步则是文化革命，这是继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继续革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彻底瓦解作为私有制思想文化基础的私有观念，始于1966年、横行中华大地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革命的典型范例。总之，从政治革命到经济革命再到文化革命，共产革命的步伐环环相扣、层层推进。

    最后，共产革命的结果是一个由垄断逻辑支配的彻底的政党—国家体系。简单地说，所谓政党—国家体系是一个政党一元统领、全面管控的统治体系。从结构来看，政党—国家体系是一个内外双层结构：内核结构由政党、军队和国家三者构成，政党通过一套连接政党和军队及国家的制度安排确保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和对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12外部结构则涉及政党—国家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其结构性质被邹谠先生准确地定性为“全能主义”，其具体形态则分别呈现为经济领域中以单纯公有制为基础、国家替代市场的计划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国家吞噬所有民间社会组织、国家与社会整合为一体的总体性社会。13正是依靠如此内外结构对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所有资源的全面整合、系统掌控，政党—国家体系以政党中心主义为最高原则，按照单一的垄断逻辑运行，在这一体系内部彻底封杀、排斥任何竞争逻辑存在的空间。

不难发现，在现代国家成长的视野下，中国革命的“双重性质”(民族革命和共产革命)及其“两重后果”(主权国家和政党—国家体系)对于中国崛起确实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从民族革命及其历史成果的角度看，中国革命为中国崛起所提供的正面价值主要在于确立了主权国家。这一重大的历史价值深刻地蕴含在20世纪中国国家演变的曲折历史进程之中：晚清以来的中国在经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变法维新等诸多历史事变之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满清王朝的皇权统治，但中国并没有真正成为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相反，在袁世凯于1916年去世之后，掌控国家军事暴力资源的北洋军阀迅速分裂，形成直、皖、奉三大派系，各大军阀派系之间互相厮杀。军阀之间的相互混战表明国家的暴力资源已经彻底分散，这不仅宣告了传统国家的解体，同时也是在呼唤结束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重建国家权威、走向现代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的方案落空之后，以俄为师的国共两党联手作业打击军阀，取得了军事北伐的基本成功。不过，在1927年国共两党分手之后，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开始了长期的军事政治斗争;虽然，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们也一度协同抗战，但最终经过四年的国共内战之后，中共终于把国民党赶出中国大陆，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根本意义在于主权国家的建立。主权国家的建立不仅化解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所面临的生存风险，而且为中国下一步的崛起奠定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由此来看，安德森的观察还是客观的：中国革命“这笔遗产的核心部分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创造出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结束了半殖民统治的束缚”;中国革命后“国家从一开始就在外部关系上具有完全主权——甚至有能力在朝鲜逼平美国——而且在国内也非常强大”。14显然，在一个外部地缘政治形势险峻、内部人口众多、族群多元、区域差异巨大、矛盾错综复杂的超大型国家，如果没有建立一个对外主权独立、对内主权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以经济飞速成长为标志的国家崛起无疑是难以实现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吴玉山关于“安德森想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发现中国崛起的根源，恐怕是找错了方向”的断言可能说得过于绝对。因为，完全割断中国崛起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历史关联性，这不仅与历史事实相背离，而且在理论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

不过，事情的复杂性在于中国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而且也是共产革命;作为共产革命遗产的政党—国家体系，其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国家替代市场的计划经济以及国家吞噬社会的全能主义等制度安排恰好是阻碍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崛起的关键元素，改革正是针对这些政党—国家体系中的负面元素。如此看来，中国革命对中国的崛起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安德森和吴玉山的观点不过是各执一端而已：安德森看到了中国革命所建构的主权国家给中国崛起提供的历史平台和现实基础，但似乎忽略了同样为中国革命所塑造的政党—国家留下的巨大负资产，这些负资产不仅本身是改革的对象和制约条件，而且也是中国崛起的阻力;吴玉山虽然避免了安德森的盲点，但似乎完全无视中国革命所建构的主权国家为中国崛起创造的重要前提，这无疑也是相当片面的。因此，在现代国家成长视野下，往昔的革命遗产其实在对立与矛盾中相互交织、缠绕，一起构成中国崛起的基础、阻力和推力。

三、改革与中国崛起：混合改革模式及其制度组合效应

如上所言，围绕中国改革与中国崛起的关系问题，吴玉山与安德森的分歧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推动中国崛起的改革究竟是革命的延续还是革命的背弃，二是改革之后形成的新变体以什么样的制度组合结构驱动了中国的崛起。在此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回应他们的争论、化解二者的分歧来为中国崛起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以现代国家成长为视角，揭示针对政党—国家体系的改革以及改革之后形成的制度框架如何驱动了中国的崛起。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来看，对政党—国家体系的改革几乎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同时推进，我们不妨称之为“双面推进”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明确断言，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无法进行下去，这正是改革的主导者决心实行双面推进改革的最好注解。不过，随着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的到来，双面推进的改革也戛然而止。这种双面推进的改革之所以终结，其缘由固然复杂，但从政党—国家体系的内(核)外(层)结构来看，与经济改革并行的政治改革从“党政分开”入手，实际上已在着手解构政党—国家体系的内核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面推进改革失败的命运。在此之后，替代双面推进改革的选择是一种我称之为将“撕裂型的边层改革”和“权变型的内核坚守”混合为一体的改革模式，正是这种独特的改革模式所形成的制度组合效应带来了中国崛起的繁荣气势和制度难题。

所谓撕裂型的边层改革是指从政党—国家体系的外层或边层结构入手，在这一体系的某些领域撕开若干缺口而进行的变革行为，它具体体现为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和指向国家治理转型的行政改革。就经济改革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撕裂型的边层改革具体表现为由两种力量主导、以两种形式展开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一种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改革，另一种则是由民间和地方力量驱动的改革;前者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后者是带有边缘、草根以及地方色彩的自下而上的改革。15正是随着上下拉动的两种改革的推进，一方面，政党—国家体系中不断添加了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的成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格局被突破;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逐步被植入到以前由单一垄断逻辑所宰制的政党—国家体系中。就行政改革而言，撕裂型的边层改革则主要表现为国家治理结构与机制的调整：行政权力层面，纵向以放权的方式解构集权主义，为地方以及基层政府增添自主性，横向则依靠政府的自我限权和还权打破国家全能主义，逐步确立政府与企业、社会的权力边界，从而给企业和社会增添了活力;在政府职能层面，在执政党重构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压力下，压力型体制下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彻底把自己转型为经济增长型政府，而且以“锦标赛”的方式相互竞争，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迅速增长。这样，撕裂型的边层改革不仅在政党—国家体系中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而且在执政党以经济绩效为统治合法性基础的驱动下把以往革命型的全能主义国家转型为权力初步有限的中国式的发展型国家。

如果说撕裂型的边层改革针对的是政党—国家体系的边层结构，其指向是变革性的，那么，权变型的内核坚守面对的是政党—国家体系的内核结构，其战略定位的基调是维护性和抵抗性的，其策略选择则是调适性的。16因此，所谓权变型的内核坚守是一种以坚守和巩固政党—国家体系的内核结构(尤其是坚持执政党的统领地位)为战略目标、以执政党的有限调适为策略选择的应变行为，其要义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权变与调适，即通过技术性的修补、策略性的调适增强在政党—国家体系的核心结构中处于统领地位的执政党的弹性，以适应政党—国家体系外层结构已发生的变革。我们试举两例对这种权变与调适给予说明。一是执政党组织建设上的调适，其中最典型的调适就是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宣布了允许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一年后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把它写入执政党的党章，最后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的断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这一调适性举措的正当性进行了理论的论证说明。17显然，这种调适不仅为执政党的组织增添了新的血液，而且扩大了其执政的社会基础。二是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陈明明教授的一项分析，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由价值—信仰(内核)、认知—阐释(中层)、行动—策略(边层)三个部分组合的结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作为意识形态边层的行动—策略部分已经发生了不少调整和变化，不仅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这类意识形态的口号早已烟消云散，不见踪影，而且指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相继出现;然而，意识形态的内核元素(如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却始终如一、岿然不动。18这种权变与调适对政党—国家体系具有双重意义与功能：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党—国家体系中执政党的弹性，以扩大其适应性，使执政党本身能适应社会的飞速变化，适应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这种弹性、适应能力的增加与提升，政党—国家体系的权力内核结构实际上得到了保护。

其二是坚守与抵抗，即以坚守和抵抗型的方式回应一切对执政党和政党—国家体系内核结构的挑战，刚性地坚守和维持这一体系所奉行的权力垄断逻辑。就坚守与维持而言，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所提出的“四个坚持”清楚明白地展现了这一点：“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显然，“四个坚持”的核心或关键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抵抗”而言，最能体现这一指向的当属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五个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20显然，这是非常明确的刚性坚守和抵抗，其核心目标是确保政党—国家体系的核心结构维持不变。

不难发现，如果说撕裂型的边层改革之结果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国家治理结构与机制的调整、转型，那么，权变型的内核坚守对于政党—国家体系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对其内核结构及其权力垄断逻辑的坚守与巩固。由此，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将撕裂型的边层改革和权变型的内核坚守集为一体的改革模式究竟如何推动了中国的崛起?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角度看，这种改革模式形成或者说组合了一套制度框架，正是这套组合而成的制度框架对中国崛起具有短期和长期的双重效应。

从短期效应来看，集撕裂型的边层改革和权变型的内核坚守为一体的改革模式形成和组合了一套制度框架，正是这一组合的制度框架制造了中国崛起的繁荣气势。虽然，无论安德森，还是吴玉山，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这一制度框架的组合性质，前者强调改革之后支撑中国崛起的制度框架是结合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党国家的新变体，后者则将其归结为后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国家，但是，他们的判断不仅意识形态的色彩过于强烈，而且双元组合的架构分析也失之简单。在我看来，这一制度框架其实是一个在三个层面(市场与国家、中央与地方、执政党的刚性执政体制与弹性调适机制)分层组合的复合体，正是这一复合体将政党—国家体系中的国家、市场与政党(共产党)三个元素奇特地整合为一体，使之成为支撑中国崛起的一套颇为复杂的制度框架。

    一是国家与市场在结构分离中形成的组合。撕裂型的边层改革实现了这一分离，塑造了这种组合。一方面，如上所述，撕裂型的边层改革在政党—国家体系中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这无疑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根源。正如经济学家所观察的那样，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21在经济学家的叙述里，这种市场化改革及其成就的关键在于实现了五个转变，即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22另一方面，从政治学的视角看，撕裂型的边层改革本身也极大地解构了国家全能主义，重构了一个权力初步有限的国家。从现代国家成长来看，鉴于以往的革命已经在所建构的政党—国家体系中用全能主义的国家替代了市场，或者说革命已把市场经济完全排除在政党—国家体系之外，撕裂型的边层改革把市场经济植入政党—国家体系之中，这不只是从革命“脱出”或对革命的偏离(就此而言，吴玉山的观察是客观的)，更重要的是，这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中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随着引入市场经济，国家也从以往主导的经济领域中逐步退出、撤离，由此，国家(state)与市场(market)以及企业开始实现结构性的分离(differentiation)，国家与市场之间开始划分边界，中国的国家进一步获得了现代性的品格，这也是支撑中国崛起、与市场经济并举的现代性因素。概言之，撕裂型的边层改革引入市场经济既为中国崛起提供了作为经济活力根源的竞争机制，同时也通过国家与市场及企业的结构性分离使国家获得了支撑中国崛起的现代性特质，权力初步有限的国家与市场在结构性分离中形成的组合提供了中国崛起的活力源。

二是集权而一统的中央政府与分权而竞争的地方政府的组合结构。撕裂型的边层改革不仅建构了权力初步获得边界限定的有限型国家，而且通过国家治理结构与机制的转型塑造了中国独特的发展型国家。这种发展型国家尽管具有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相类似的某些特征，比如，超强能力的国家主导和干预经济发展，但是，它更具有某种中国的特质，即以独特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结构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虽然在行政上有所分权，但在政党—国家体系下的中央通过牢牢掌握地方党政领导人的人事任命权而有效地确保了中央政治上的集权，尤其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不仅掌握了财政税收上的主导权，而且开始进行选择性地集权，用黄宗智的话说，这是一种行政分权和中央集权微妙结合的体制;23另一方面，在增长锦标赛的压力下，各级地方政府奉行发展主义，地区之间、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特别是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以致县际之间的竞争体制被视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关键性的国家体制因素。24概而言之，正是这种将集权而一统的中央政府与分权而竞争的地方政府组合于一体的独特的发展型国家为中国崛起提供了驱动力。

三是执政党的执政体制与调适机制的组合。如上所述，权变型的内核坚守包括权变—调适与坚守—抵抗两个基本点。前者(权变—调适)虽然是策略性的选择，但三十多年来这种选择的持续已经形成了一种调适机制，正是这种调适机制增强了执政党的弹性和适应性，软化了政党—国家体系的内核结构与边层结构之间的紧张性，从而有利于政党—国家体系内核结构的稳固;后者(坚守—抵抗)通过固守政党—国家体系的内核结构，抵制、消解对这一内核结构及其主导力量即执政党的挑战，维护权力垄断逻辑，强化了执政党的执政体制。正是执政党刚性执政体制与弹性调适机制的组合提供了支撑中国崛起富有韧性的政治稳定器。25

总之，就中国崛起之根源而言，不仅改革与以往革命的关系可能远比安德森和吴玉山所说的要复杂，很难简单地用“脱出”或“延续”来判断，而且支撑中国崛起的制度框架也绝非是简单的二元结构的组合体(无论安德森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党国家的组合”，还是吴玉山的“极权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的组合”都属于这种二元结构的组合体)，而是国家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执政党)刚性执政与弹性调适的三重组合体，它们将国家、市场和政党在政党—国家体系中奇妙而独特地整合为一体，并分别提供了中国崛起的活力源、驱动力和稳定器。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来看，在此组合性的制度框架中，中国崛起的关键节点还在于现代性国家元素的增量扩张以及国家与市场的结构性分离。

就长期效应而言，这一制度框架的组合结构也带来了中国崛起的制度难题。不难发现，上述制度组合结构实质上是政党—国家体系下市场、国家和政党三个元素的混合体。就理论而言，三大元素的组合中蕴含着两种制度运行的逻辑：一是立足于政党垄断的政党—国家逻辑，一是植根于市场竞争的共和国逻辑。26从短期看，政党—国家体系下两种逻辑的混合运行确实具有显著的成效，它不仅巩固了执政党的政治统领地位，确保了政治和社会稳定，而且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活力。但从长远来看，政党—国家逻辑和共和国逻辑的混合运行隐含着深刻的制度紧张。因为，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法治提供经济秩序，而且要求通过民主打破政治垄断，从而将市场的竞争逻辑贯彻到底，故此，植根于市场经济的共和国逻辑本质是法治民主的制度逻辑。这样来看，化解政党—国家逻辑和共和国逻辑混合运行所隐含的紧张性将是中国崛起最终必须克服的制度难题，这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有待完成的重大任务。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历史将证明，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大业的完成，中国之崛起才能最终获得坚实的制度支撑。

【注释】

①[英]佩里·安德森：《两场革命》，载《思想》(台北)第18期(中国：革命到崛起)，第188～189页。

②同上，第150页。

③同上，第152～156页。

④吴玉山：《〈两场革命〉与中国模式》，载《思想》(台北)第18期(中国：革命到崛起)，第202页。

⑤同上，第205页。

⑥同上，第204页。

⑦同上，第217页。

⑧黄宗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⑩当然，在毛泽东的话语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民族革命，也是民主革命：“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不过，他强调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1、637页。

11邹谠、甘阳：《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2匈牙利学者玛丽亚·乔纳蒂把连接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安排称之为“交叉联线”，其具体使用的工具包括党管干部的任命制、政法委统管公检法之类的归口管理制等。参见[匈]玛丽亚·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赖海榕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13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14同注①，第189～191页。

15[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页。

16在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chambaugh)的一项著名研究中，他断言，收缩与调适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经历的双重过程和执政特征：前者主要指中共控制领域的缩小和控制手段以及控制力的弱化，后者则指中共为了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和核心能力，通过扩大群众基础、调整政策以适应形势。参见[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149页。在笔者看来，不仅沈大伟所说的“收缩与调适”其实都可以归为调适、权变一类;更重要的是，他显然忽略了中共在收缩与调适的同时所进行的“坚守与抵抗”。换言之，与“收缩与调适”相并行的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即“坚守与抵抗”：“收缩与调适”作为权变是策略性的举措，“坚守与抵抗”则是战略性的行为。本文以“权变型的内核坚守”这一概括性的表述来统称二者，从而与沈大伟所说的三十多年来中共所经历的双重过程区别开来。

17[印度尼西亚]伊格内修斯·维博沃：《吸收新党员：从危机到私营企业主》，载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18陈明明：《政治话语的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调适性变迁》，载景跃进、张小劲等(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9页。

20 吴邦国：《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 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人民网，http://2011lianghui.people.com.cn/GB/214392/14107844.html，2011年3月10日访问。

21张维迎(主编)：《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22同上，第10～16页。

23同注⑧。

24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158页。

25Andrew J.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Iss. 1 (January 2003).

26关于政党—国家逻辑和共和国逻辑的区分，参见徐斯俭：《“党国”还是“共和国”?》，载吴介民(主编)：《权力资本双螺旋——台湾视角的中国/两岸研究》，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5页。

肖滨：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Xiao Bin， Center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