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现代中国国家疆域形成的研究可归为两种范式：强调武力与权力控制开拓形成的“硬实力论”；强调汉文明同化与儒家文化辐射形成的“软实力论”。这两种范式以国家为视角，突出了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主动扩张以及中心对边缘的单向吸纳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族群能动性、地方差异性与情境性。近代以来中缅边境土著人群聚居地阿佤山归属演进的案例表明，在利益驱动、族群带动和战争推动的三重动力下，边缘群体经历了自发内附、主动隶属到自觉国家认同的行动转变，最终成功促使部落属地划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该案例揭示近代西南边疆形成的由外缘到中心、自下而上的地方能动逻辑，不仅为研究现代中国疆域形成提供新的视角，也为当前国家的边疆治理理念带来新的启示。
关 键 词：现代民族国家 中国疆域 族群 归属诉求 国家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国家建构历经了国家确立自己疆域和空间活动范围的过程，它存在于民族国家体系中，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共同体联结方式。随着20世纪初晚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这个过程并未沿袭西欧模式，大国的边缘并没有因此而断裂或碎片化，国家疆域仍沿袭了传统中国的政治遗产。西方学者白鲁恂认为：“以西方标准看来，近现代中国就好像是罗马帝国或查理曼时代的欧洲一直延续到当前，而它如今却又在行使着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功能。”①当今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其建构初期整合了边疆诸多异质性的地方族群，许多外国学者把这种所谓“令人吃惊的统一”视为“中国的神话”。②然而在近代民族主义者所建构的关于中华民族的知识体系中，边疆广泛而多样化的非汉群体并不具备共享的历史、祖先世系以及文化等认同基础，缺乏现代民族主义特征的“中华民族—中国认同”的前提条件。那么，是什么因素或机制使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仍能维系广泛的疆域并成功将边缘群体整合到国家体系中呢？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中，疆域是如何形成并确定下来的？
民族国家疆域形成问题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问题的探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硬实力论”；另一种是“软实力论”。“硬实力论”强调历代王朝以武力征服、移民屯军、改土归流等政治手段对边疆实施影响和控制，使边疆少数民族/族群臣服或承认中央权威，这种干预实践和治理传统所产生的历史惯性使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国家认同，从而令中国现代国家疆域的维系获得了根基性和合法性。“软实力论”将中央与边疆地带描绘成中心与边缘，文明与落后(甚至是野蛮)的差序关系，强调汉文明的先进性以及“天下大一统”观念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认为历代王朝一系列儒家教化与汉文明同化工程使中原地区对偏远的“化外之地”产生了强大的渗透力和吸附力，在这种先进文化辐射下，边疆非汉族群对汉族形成了攀附心理，进而产生了归顺和朝拜的王朝想象，这种心理基础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边疆最终整合形成创造了积极条件。相关研究往往将两种范式结合起来，从外在的政治控制和内在的文化渗透两个层面梳理出传统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域演进并得以确定的历史文化逻辑，呈现出中心对边缘主动扩张及自上而下的单向吸纳过程。
在现代国家研究的话语体系中，这两种范式同属国家建构论的视角，即以国家为中心，强调国家的支配意志和主导行为对边疆的控制和整合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研究视角对族群主动性与地方情境性等影响因素有所忽视。此外，上述两种范式往往预设了国家与边疆的对抗性以及汉文明的优越性与同化性，容易形成历史线性主义的认知偏见。事实上，国家建构论的视角并未完整揭示现代国家疆域形成的复杂面貌。正如米格代尔所言：现代国家是一种宏观上的观念认知，而其建构是一个个微观的地方实践。③由于地方差异性以及人群的分殊性，现代国家建构中疆域的形成存在不同的演进逻辑和动力机制。虽然在近代以来关于西南边疆研究中，一些学者也切入地方视角，关注到诸如贸易、战争等影响下的地方反应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但并没有进行综合性分析，对地方主动融入国家的进路也缺乏深入讨论。因此，本文以近代以来滇西南阿佤山区土著群体主动参与促成的地域演进为案例，以自下而上，边缘到中心的视角梳理出三种地方路径来阐释现代国家疆域的形成，进而为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多维性与差异性提供有代表性的实践个案。
二、案例梗概：从瓯脱之地到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
在澜沧江以西和萨尔温江以东的怒山山脉南段展布地带，山峦重叠，平坝极少，历史上称为阿佤山，旧称葫芦王地，这里是滇西南的边境地区，处于中缅南段边界地带，中国世居族群佤族在此跨境而居。④民国时期的民族学者杨成志在云南展开调查后指出葫芦国是云南四个最神秘的地方之一，在中国书籍上缺乏记载。⑤
历史上的土著佤人群体以村寨聚居，形成松散的部落联盟。部落位于山区，交通闭塞，相去较远，而刀耕火种与狩猎的生活方式使得村寨居民迁移时常发生，也形成了地方以酋长所辖，认民不认土的组织方式。正如吉登斯所言“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⑥在前现代化时期，人类社会主要以氏族、家族、部族、地方性族群等共同体构成，并形成相应的政治单位。这些政治单元独立存在，分散而互不联系，国家行政机构并不能够在其领土范围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施以有效的统治。灵活迁徙、短暂结盟的离散型山地传统使这里的土著支系众多，没有强烈的血缘宗族认同感，难以产生成熟组织和国家观念，这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下形成了群体自治、民主议事、部落自管、平等结盟、互不干涉的交往规则。⑦
人群的异质性与离散性、云雾缭绕和山峦起伏地势造成的地理闭塞性共同造就了他者对阿佤山神秘、荒蛮的想象，使这里成为人们的避难所。明末清初时期的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的流亡朝廷曾藏身于此。⑧晚清杜文秀起义失败后一批逃难回民也在此隐居。⑨缅甸史籍提到边区山上的“拉佤人”，并把他们同当地的克钦人、钦人、拉祜人一道称为“野人”或“野蛮人”，无意将此地纳入国家体系。⑩雍正时期鄂尔泰在激烈的“改土归流”中拒绝到达这里，提出了以澜沧江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方案(“江外”就是指澜沧江以西涵盖阿佤山这片地方)，以将此地与文明秩序区隔开来。(11)因历代传统王朝有意排斥未曾施加影响，外界甚少认知阿佤山，这里也一度成为的“既不属华，亦不属缅的瓯脱之地”。(12)近年来西方学者引入“佐米亚”(Zomia)的概念来概括东南亚边缘地带山区人群的属性和无国家的政治生态，阿佤山区某种程度符合了斯科特所形容的“无国家的地方”。(13)
从阿佤山葫芦地的地缘背景和人群生态中可以看出，该区域历史上是被传统帝国忽视和有意隔离的瓯脱之地。然而晚近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这里的地缘归属处于中缅划界纷争的前沿，历经两国数代政权更迭仍未明确定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阿佤山区葫芦地的大部分佤人聚居地才正式划入了中国版图，滇西南边疆的界域从此形成并固定下来。那么这些地处边缘的族群聚居地究竟是如何纳入中国版图中呢？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发现，除了国家层面的运作之外，地方族群的能动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阿佤山葫芦地边疆演进的地方能动逻辑
该案例将探讨阿佤山由瓯脱之地向滇西南边疆演进的地方能动逻辑，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路径。第一，内部利益驱动。早期土著群体基于贸易互利和安全庇护的考量主动选择内附中国。第二，周边族群的带动。邻近地方族群的引导使部落归属诉求得以向国家传递并建立隶属联结。第三，抗日战争推动。抗日战争中滇西战场的合作经验强化了部落对国家的信任和国族认同，使部落精英坚定了归属中国的决心，并形成争取中国身份的行动自觉。因此，本土利益驱动、地方族群带动以及抗日战争推动所产生的地方能动性使边缘佤人群体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完成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促使瓯脱之地纳入中国国家领土版图中。见图1。
图1 国家疆域形成中地方能动性的三种路径
(一)利益驱动自发形成内附中国意识
自明清以来阿佤山部落与逃难到此的汉人建立了矿产合作关系。在历史考证中，明灭亡后追随永历帝的将领李定国携部下逃亡到中阿佤山区，为谋求生存和居留权，他与当地土著合作，协商由孟定土司供应粮食、班老头人提供土地及炉房，李军出力，共同开发部落属地的茂隆山银矿。(14)当时由于矿产挖掘与冶炼技术较低，加之这一区域长期与外界保持隔绝，此项贸易并没有真正繁荣起来。直到清朝时期，石屏人吴尚贤到佤山后打通内地联系，才使矿产贸易兴旺一时。(15)当时清廷以银矿铸币，大部分开采矿产经官方渠道采购，史有“以银币之济中国者，首则滇之各厂，次则粤北花银；滇昔盛时，外有茂隆，内有乐马”(16)的说法，可见茂隆矿产的影响之大。
阿佤山葫芦地部落与汉人的合作以及与中国的贸易互动开启了佤人对清政府实力的感知和想象，为保持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部落精英主动向朝廷纳贡表示归附诚意。此时清朝对内附并不接纳，一边对佤人的归附之请敷衍了事；一边中断贸易，召回并严惩到此开矿的汉人。(17)此时清朝仍将阿佤山视作异邦蛮夷，有意与其保持距离。
1886年缅甸沦为殖民地，英国加紧对其边境一带的勘探，在证实阿佤山葫芦地一带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后，欲出重金向葫芦地的部落头人一次性买断矿山开发权，遭到了回绝。(18)为遏制英人企图，保护矿山权益，部落头人向英人表示地属中国，受到中国庇护。(19)然而在中英勘界谈判中，清政府还未形成明确的领土主权观念，对于阿佤山这片可有可无的“化外之地”有意隔离，缺乏认知，中方官员对此地归属犹豫不决，缺乏明确意向，中方因此提出“近滇归滇，近缅归缅”的原则，对阿佤山进行粗线条的界分，而对英方早期给出的将阿佤山全境划归中国的方案未予认可。(20)到1895年中英会晤签订《中英续议滇缅界务条款》时，英方已有明确否定了最初方案，提出了将阿佤山的矿山及其大部分部落属地划到缅甸一方的议案。(21)这一决定引发了部落的不满。为防止矿山受英人干涉，葫芦地部落头人将历史上汉人开矿的证物转呈给朝廷界务官员，以证明阿佤山葫芦地对矿山的自主权以及与中国的联系，但中方史料上缺乏对阿佤山的记载，英方所持地图中所提到的经纬点、地理名称与分水岭与方案中的名称误差较大。中英双方对此地的划分难有进展，谈判屡次拖延。(22)
由于长期未定界，1934年英方测绘勘探活动在涉入班洪部落属地时引发了冲突，史称“班洪事件”。(23)在对峙期间，考虑到实力悬殊，形势危急，班洪王致信澜沧县县长旖德荣请求中国派兵支援，班洪王在求援信中写道：“查班洪厂地向为中国所有，此次英人前来窃采，敝王极端反对。承贵县长亲临此间，解释一切。定征中国政府对于敝王之德意，不甚欣幸，以后敝王对于此厂自当统率葫芦王地所属各王尽力保护。听候中国政府前来开厂，但兵力不足时仍望加以补助，是所盼切。”(24)此信表达了希望得到中国政府庇护的迫切请求和愿意归顺中国的决心。因边界区域的敏感性以及时局的特殊性，班洪王的求援在国家层面未得到支持性回应。尽管如此，部落精英的亲华心理和内附求援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阿佤山与中国的距离，增进了中国官方对阿佤山及其土著族群的认知，促使国民政府在边界压力之下重启中断了30余年的中英划界谈判。
(二)地方族群带动下隶属联结到国家政权体系
晚晴至民国时期，因国家政权更迭频繁，国民政府长期未涉及滇省西南边疆事务，传统土司统治地区处于“土流并存”的局面。出于对区域安全以及优势互补的现实考虑，中缅边境一带部落头人与傣族土司之间关系日益紧密，一些部落头人与土司家族联姻，地方性的利益共同体逐渐形成。(25)特别在“班洪事件”的后续处理上，坝区族群引导促成了长期处于瓯脱之地的阿佤山区与国家隶属性联结。
1934年1月“班洪事件”发生后，各部落武装一边迅速召集起来做好反攻准备，一边及时向周边土司友人告急求援。在征得云南省政府同意后，坝区土司和内地士绅筹集款项，组织地方武装整编为“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深入佤山抗英。(26)在当时情况下，佤山部落的属地护卫意识和防备心理非常强烈，大批外来援兵进驻引起了一些部落头人的顾虑，为排除异议，各部落联盟发起人班洪王与澜沧县爱国士绅李希哲、勐董罕姓土司代表张万美剽牛盟誓，达成共同合作、互不侵犯等八条同盟协议。(27)
此次边疆族群结盟支援增进了山区部落与坝区族群的政治互信，使阿佤山与坝区族群从地方利益共同体转变为边疆命运共同体，在坝区族群支援和带动下，部落精英希望得到中国政府接受认可的意愿更加强烈。同年3月，班洪王被阿佤山17部落推选为总王，由滇西土司代表带领赴昆明请愿。这一团队以班洪王胡玉山为团长，班老王胡玉堂为副团长，勐董土司罕华相(傣族)、缅甸爱国华侨尹溯涛等为引荐人，到达昆明之后立即拜见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请求云南省接管佤山葫芦地部落。
请愿得到了云南省回应，省政府主席龙云委任班洪王胡玉山为“班洪总管”，派出工程队到班洪王所在地建盖总管公署并悬挂中华民国国旗。此外，班洪王还被任命为“班洪守备司令官”和“阿佤山游击指挥官”，由云南省划拨资金和武器作为部落驻守边疆的支持。1934年底，为进一步加强同佤山部落联系，妥善处理边疆各族群关系，云南省政府将澜沧(原镇边厅)第八区析置沧源设置局，将原勐董土司领地、佤山边缘区永和、岩帅部落进行整合建置，局址设在佤山边缘区的岩帅部落，滇西官员龚月轩以委员身份来参与筹建，地方土司与邻近的部落头人成为各区委员代表进入到国家体制中，这一建置进一步推进了滇西南的国家化进程。
此外，为得到社会重视，取得国家正式承认，各部落头人联名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此文由张万美代笔以傣文书写再经尹溯涛翻译成汉文，刊出后立即得到社会各界响应。当时正值国内民族主义高涨时期，滇西民众团体和部分爱国人士成立“云南民众外交后援会”，集体声援班洪抗英行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云南学生和各界人士组成“滇缅划界促进委员会”，密切关注国家动向。在民意推动和边疆地方压力下，民国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王占祺多次照会英国驻云南总领事哈尔定，敦促英方撤回勘测队至争议界线外，并协商勘界谈判。
勘界谈判重启之后，与佤山部落有友好关系的镇康县县长纳汝珍受云南省委托为“滇缅联合勘界委员会”中方调查员之一，纳在国家与族群的信任下积极引导佤山群体取证和申诉，多次前往班洪、班老各部落抚慰头人和边民，并为班老王三子取汉名“保卫国”“保卫厂”“保卫民”，为班洪总王胡玉山的三子取汉名“胡忠汉”“胡忠华”“胡忠国”，以表明佤人的归属决心。划界谈判期间，葫芦地各部落在周边土司的引导下向中方谈判代表请愿，当年参与勘界事务的学者方国瑜记录道：“诸部酋长派张万美为代表，请求内附，且据地理历史关系，申述中英疆域，当以潞江为界，潞江以东卡瓦山全区属中国。”(28)后期阿佤山17部落头人“集议于塔田”，共同致函勘界委员会中立主席伊斯兰表达自决意向。信中强讽“上葫芦王地的各王永远归属中国，绝不愿归英国管辖。若果中立委员长将所属部落和村寨划归英国，则佤族人民只有全部迁徙到中国已定界领土内定居”。(29)
此次谈判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如期照会，令中国错失了划界的有利时机，阿佤山的主权归属仍未最终确定，但佤人头人在地方族群的带动下进行归属表达取得了积极效果。一方面，地方族群结盟行动使国民政府感受到边疆压力，开始正视边界问题并尊重回应滇西南族群诉求。另一方面，周边族群的引导带动促成了云南省政府对未定界葫芦地的接纳事实，有力增进了土著族群对国家的认同。
(三)战争推动下自觉争取中国身份
抗日战争期间，为打通印度洋与中国内陆的物资运输通道，1938年中英在滇缅境内合作修筑铁路，路线自昆明起沿西而建，穿过中缅边界阿佤山，再入缅甸滚弄，最终与腊戍铁路相连，因中国末段100余公里穿越阿佤山区，佤人部落与地方民众一起卷入该次行动中。据统计，当时滇西各族民众投入了巨大的劳力和后勤补给，仅参与修建铁路就达23万多人。(30)后因战事需要中英仓促换文拟定了中缅边界“一九四一年线”，将班洪班老等主要佤人聚居属地划到缅甸一方，但此换文并未定桩正式生效，也并未动摇葫芦地部落争取中国身份的决心。
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后继续向缅北各地推进，开始进犯阿佤山区，入驻葫芦地的班况、班角(蛮国)、户算、户板、滚弄的英军仓皇撤走。当时远征军在南面败退后转到滇西战场的东西两面，在远征军进入佤山抗日期间，各部落积极与军队配合加入战斗中，共组建了“阿佤山区游击支队”“阿佤山特区自卫支队”“班洪抗日自卫支队”等部落武装，队伍中的军官和士兵几乎都是当地土著。(31)为整合地方武装，1943年，国民政府特派专员杨钟岳带兵与土司和部落头人组织阿佤山联防，联防队下辖八个大队，一个行政公署(佧佤山区自治指导员公署)，一个独立中队。为取得土著群体的合作信任，政府官员与部落头人按照当地风俗拟定签署了《大中华民国云南省接缅边区佧佤山十七头目联防协会立盟书》，盟约号召阿佤山各部落服从政府法令，在政府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夷汉一家，巩固边防，维护国家领土主权。随后双方在公明山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搭建了阿佤山管理的组织架构，并用汉文和傣文起草了《章程》。《章程》涉及各部落与国民政府及军队的权利义务，规定各部落王必须服从政府领导，国民政府有保护部落的义务，但不侵犯各部落原有主权，并强调这些条例在国家未正式建置之前永久生效。(32)
军队与部落达成共识并各自遵守权利义务的合作方式产生了积极效应。在历时三年多的滇缅抗战中，阿佤山区自卫队与远征军多次击退日本侵略军的进犯，使其取道阿佤山区勐董和孟定侵入我国境内的计划落空。1945年2月，日军被击退到滚弄江以南，佤山17王地被收复。佤山部落与国家军队共同抗敌经历考验了汉人军队与佤人部落之间的信任，双方对盟约的遵守和合作经验也激发了滇西南佤人的同胞意识和国族认同，并内化为归属中国的行动自觉。
战事结束之后，葫芦地部落头人多次恳请中国政府将葫芦地部落划入国家管辖中。1953年8月，班老头人保卫国到沧源勐董见沧源驻军政委兼中共沧源县县委书记赵廷俊，向县政府展示了祖上传下来的古印、朝服、木刻等证物，声明葫芦地历来是中国领土，部落人群是世居阿佤山的中国人，希望中国政府“不能把班老丢掉”。1954年，胡忠华赴京向中央领导人汇报边界情况，在中缅发表《联合公报》协商边界问题时再次携带历史证物赴昆向省委说明阿佤山属华事实。(33)
鉴于该地的地缘历史和族群强烈的国家认同，1957年3月29日至30日，周恩来同缅甸总理吴努在云南昆明就两国边界问题举行会谈，提出了用猛卯三角地换回“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班洪、班老等地区的具体方案。1960年1月28日，中缅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协定》，将班洪部落、班老部落以领土置换的方式划归中国。(34)次年10月，两国总理正式在边界协议书上签字，长期处于瓯脱之地和未定界的阿佤山葫芦地合法成为中国西南疆域的一部分。1964年2月和196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阿佤山区的沧源佤族自治县和西盟佤族自治县相继宣告成立，归属中国境内的阿佤山区以民族区域自治形式成功整合进现代国家政权体系，土著群体被识别为“佤族”正式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实现了由无国家的佤山部落人群到滇西南世居少数民族的身份蜕变。
四、结论与思考
现代民族国家是集明确边界内的领土、主权、人口等要素于一体的政治共同体。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疆域的演进与传统帝国时期的势力拓展以及文化渗透——即“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相互作用存在着因果联系，但这种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解释路径有着一定局限性，还未能充分揭示现代中国广大疆域形成的复杂性、差异性与情境性。
本文展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传递，由边缘向中心主动靠拢的滇西南疆域的演进路径。案例中阿佤山区葫芦地长期隔离在国家政权体系和汉文明辐射之外，晚近以来，当地的佤人部落群体从国家有意隔离、拒绝接纳到进入中国版图经历了长期波折，有三种地方动力促成了该区域的地缘演进：第一，佤山部落群体早期在谋利与安全驱动下自发形成内附中国的心理需求；第二，周边族群的引导带动促成了该地与国家的隶属联结；第三，抗日战争期间国家军队与佤山族群的合作激发了国族自觉性，促使部落精英坚决争取中国身份。综上，在国家的有意控制和主动吸纳之外，地方族群的主动性与能动性是促使瓯脱之地的阿佤山区纳入共和国疆域版图的主要因素。由此可见，在现代国家建构中，边疆少数民族的能动性是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这对今天国家的边疆治理和民族政策的发展完善仍具有重要启示和长远意义。
首先，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落实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释放该制度的活力和效力，在制度框架下积极引导和发挥少数民族的地方能动性。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探索和形成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将民族与区域因素相结合，政治与经济因素相结合，是兼顾了少数民族利益与地方整合的制度设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的原则，对巩固国家统一，发挥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等起到巨大作用。因此，应在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前提下继续落实和完善该制度，构建充分实现自治权的制度机制，强化民族自治地方的责任义务，激发边疆少数民族的地方主人翁精神，使少数民族在法律准则和制度规范的空间下自主决定内部事务并有效参与到地方公共事务管理中，为边疆的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其次，应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尊重边疆地方的利益诉求，以获得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和政治支持。金利卡曾指出，“如果不同民族群体的人们将更大的政治体看作是扶持而不是降低他们的民族认同环境时，他们才会共同效忠更大的政治体”。(35)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人口不到总人口的9％，且大部分聚居在西部边疆地区。当前，东西部的发展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族际发展不平衡也较为突出，这种现实的社会落差不仅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还使族际的不满情绪泛化，摩擦争端甚至冲突情况增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安定团结，削弱了少数民族的国族认同和对国家的政治信任。因此，必须重视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根据边疆切实需求加大政策扶持和投入力度，严格落实精准扶贫的各项举措，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缩小区域和族际差距，在各民族平等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目标下展现大国责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再次，应持续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情感动员，提升国家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参照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现代国家“民族”这种新型共同体认同的形成，存在着西方的“公民民族模式”和亚洲以及东欧地区的“族群民族模式”，前者侧重以法律和政治为基础建构民族共同体，而后者更注重打造文化、世系血缘的情感基础建构共同体，对本土文化诸如语言、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过了法律。(36)因此，国家的情感动员是共同体整合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对于地处边界的跨境少数族群，因其地缘敏感性和人群特殊性，营造国家归属感极其重要。除了搞好经济建设和物质援助之外，国家应在精神文化层面给予引导、鼓励和支持。具体而言，应积极营造包容差异、尊重民族特色文化的社会氛围，不断发掘和宣传地方保家卫国的历史记忆和英雄模范事迹，弘扬边疆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族际间互信合作的集体精神，在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下倡导文化的多元发展，激发出边疆少数民族对祖国的自豪感、荣誉感和使命感，在巩固国防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中发挥自觉性和主动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是争取人心。”由于边疆人群的分殊性与地方历史传统的差异性，中国广阔疆域的形成呈现出不同的演进逻辑，“中华民族”的凝聚方式也存在不同的历史渊源，因此，国家的边疆治理和少数民族政策需要站在政治高度上作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思考和规划，在具体操作上应兼顾地方实际，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灵活应对，避免一概而论，以偏概全，走向片面化和极端化。
注释：
①Lucian W.Pye,"China:Erratic State,Frustrated Society",Foreign Affairs,vol.69,no.4,1990.
②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③[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④佤族简史编写组：《佤族简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5页。书中指出：阿佤山被外界称为卡瓦山，因含有贬义，20世纪60年代后在文字书写上逐渐写为阿佤山。当地人称“葫芦王地”。此外，历史学者尤中认为阿佤山的范围北起南汀河下游的南部，南至萨尔温江与南卡江的合流处，西以萨尔温江为界，东北与东南包括今沧源县属的勐角、猛董、岩帅及孟连县属的龙坎、富岩一带，正东以怒江和澜沧江的分水岭为界。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67页。
⑤李文海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62页。
⑥[美]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页。
⑦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56页。文中记载：“卡瓦山境，山岭起伏，几无横广数十里平原，依山聚族而居，数十百家为寨，寨有头目，合数寨或数十寨有酋长，自立为王，不相统属，争长称雄，虽或有血族姻戚之关系，亦鲜有联合称盟，且其经济亦家族自给，各部落中往还绝少，而其民素乏地理知识，在其区域之大小部落，无一人能道之详尽者。民有迁移，领土办随之，甲部落之民迁至乙地，乙地即为甲所属，乙部落之民迁至甲地，甲地亦即为乙所属，各部居民迁无定所，故其疆界犬牙相错，且有越境而治理，如内地之所谓插花地者”。
⑧顾诚：《南明史》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694页。
⑨云南省调查组编写：《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⑩Victor B.Lieberman,Burmese Administrative Cycles:Anarchy and Conquest,c.1580-176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7.文中记载：野心勃勃的东吁王朝国王阿那庇隆从缅甸南部转征泰国北部清迈地区时，曾出钱请“拉佤”部落的人给他的人马带路，但并不要求这些“森林居住者”向他宣誓效忠。
(11)龚荫：《中国土司制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12)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13)James 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reface ix.
(14)赵明生：《论李定国对阿佤山的开发与影响》，《临沧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5)《续云南通志稿》卷43，第20页。该史料记载：“茂隆之出，吴尚贤家贫走厂，抵徼外之葫芦国，其酋长山王蜂筑信任之，与开茂隆厂，大赢。厂例：无尊卑，皆以兄弟称；大爷主厂，二爷统众，三爷出兵……矿工数万人，周围百余里。厂兴旺，一有警，则兄弟全出。”
(16)《皇朝经世文编》卷52，第24页，檀萃之《滇海虞衡志》：“中国银币尽出于滇……昔滇银盛时，内则昭通之乐马，外则永昌之茂隆，岁出银不訾。故南中富足，且利及天下。”
(17)高宗敕：《清朝文献通考》第三辑之《四裔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96卷。该书对此事这样记载：“葫芦国，一名卡瓦，界接永昌府东南徼外。厯古以来未通中国也不为缅甸所属。地方二千里，北接耿马宣抚司，西接木邦，南接生卡瓦，东接孟定土府，距永昌十八程。乾隆十一年三月，其酋蚌筑，愿以其地茂隆山银厂，抽课报解作贡，解课三千七百九两零，赴云南省投诚，并称：境内茂隆厂自中华人吴尚贤开厂以来，矿砂大旺，厂地人民，各守天朝法度，路不拾遗等语。王大臣议，令云南督臣晓谕却之。仍令将吴尚贤等违例出境查明具奏报。可六月葫芦国夷目仍请，仰恳天恩，俯顺夷情，收受厂课，云督张允随请，减半收纳，仍以所收课银之半赏该酋长，以慰国人归顺之意。上从之十六年，总督硕巴等，以茂隆课长吴尚贤，将历年恩赏酋长课银侵肥已久，参奏治罪。下部知之其地山多田少，刀耕火种，以木为城索淘为屋，牲畜繁孽，人多造炭为业。山居穴处，氅衣短袴，以布缠头，妇女曳裙衣短衣，以红藤束腰，分地而治者，皆其族姓惟传国世次不可考。”
(18)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49页。
(19)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第15页。方国瑜的访谈记录班老王保洪忠的回忆：“始祖蜂筑，居炉房山，二世祖象菊土，三世祖旁象牙，四世祖象猛龙，五世祖象开阔，六世丽至我，世代相传，看守炉房，为中国保厂；祖以告父，父以告子，不失此志；地方可烂，身可杀，不能使银山有损。洋人数派人来，许我数十驼银子买此山，我答：此山中国之山，你们要买，可去向中国商量；中国不卖，我断断不卖，即中国卖，我亦不能卖，我当保全勿失以遗我子孙，才对得起我祖我父；严词拒绝英人，今我老且病。即为此山；为此山而死。我亦不辞。”
(2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从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1年，第617页。据使英大臣薛福成所言，当英国初入缅甸时，曾经提出可让中国将边界向外扩展到伊洛瓦底江边(阿佤山全境)，但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磋商的曾纪泽因不熟悉云南事务和具体地形而犹豫不决，拒签任何协议。
(21)朱昭华：《中缅边界主权纠纷的历史与经验探讨》，《东南亚之窗》2011年第1期。
(22)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4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40页。
(23)《班洪事件档案史料选编》，《云南档案史料》1993年第2期。
(24)李明富主编：《沧源佤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958页。
(25)如阿佤山西部蛮冷佤人部落与孟连土司、阿佤山东部班洪部落王与耿马宋氏土司都有姻亲关系。赵明生：《论傣族和佤族历史上的婚姻关系》，《普洱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26)段世琳：《班洪抗英纪实》，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27)李明富主编：《沧源佤族自治县志》，第959页。
(28)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第6、68页。
(29)张凤岐：《我参加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会勘委员会的经过纪实》，王敬骝：《佤山纪事》，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624-628页。
(30)临沧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难忘的血溅岁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31)陈明富、马汝慧：《云南各族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贡献》，《保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32)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西盟佤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17页。
(33)王敬骝：《佤山纪事》，第15、62页。
(34)冯越：《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历史过程(1954-1961)》，《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
(35)[加]威尔·金利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马莉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7页。
(36)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Reno: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p.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