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纵向叙述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故事，在横向跨国比较中又进一步彰显出现代国家形成的中国路径。书中提出了颇为值得中国政治学界认真面对的诸多重大问题，其中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如何理解、认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路径的差异性、独特性，一是如何把握、阐释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这两大问题紧密相关：由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国家形成之路有别于欧美所设定的路径，中国之为现代国家遭到不少质疑，这些质疑固然涉及“构成中国国家本身的一些最基本要素，包括它的疆域、族群构成和治理体系”，但“质疑的焦点不再是国家内部各项具体的制度，而在国家本身的历史正当性、统治能力及其生命力”。探讨这些问题，回应如此质疑，是中国政治学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成长路径的差异性：殊途也有同归处？
现代国家形成的中国路径究竟是什么，这是该书提出和回答的核心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路径的差异性问题：如果说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路径不同于欧洲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那么，这种差异性究竟是什么？差异中是否也蕴含着某种共同性？
如果对照西方的理论范式，现代国家形成的中国道路确实不是“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理论范式所揭示的路径。诚如作者所论，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起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征服帝国”（第21页）；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结果也难以满足通常所谓“民族国家”的定义，其历史经验也“‘偏离’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正常途径”（第10页）：它既没有在帝国崩溃、分裂的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其领土格局总体保持完整，多元的族群被整合为一体，也没有实行西式的代议民主制，而是以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屹立于世。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尚在开启。
立足上述总体判断，该书从内外两个维度具体揭示了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路径。
外部比较。在作者看来，世界历史上中央集权的统一现代国家之形成主要有两条道路。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先行者，英法等欧洲国家选择了第一条道路，即在征服和扩张的基础上巩固其领土地盘，建立覆盖全国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构建以常备军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国家机器，消除各种中间势力，将君主对国家的间接统治转化为直接统治。这是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向地方延伸的道路，可称为“中央纵向渗透地方”之路。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后来者，中国走的是第二条道路：在群雄逐鹿的地方军事—财政集团激烈的“竞标赛”式竞争中，最为强大的一方打败所有竞争对手，最终平定天下，统一全国。这是由点（区域）及面（全国）的地方扩展道路，可称为“地方横向扩展全国”之路。
内部审视。一方面，外力影响下内生驱动为主。作者显然重视“观察外部各种力量的冲击与内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如何决定中国的国家转型在各阶段的走向和发展”（中文版前言，第4页），但更为强调“驱动这一演进历程的，归根到底，是由中国的不断变化的地缘格局和自身的各种财政、军事和政治资源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原动力，而不是像非西方世界的绝大数‘民族国家’那样，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外来影响的决定性支配。”（第388页）另一方面，累积演进激发突破。中国“以最接近于近代主权国家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为起点，依靠这个疆域国家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行政、财政和文化资源，缓慢、艰难但是稳步地朝着近代主权国家的方向演进”，并最终在20世纪中叶实现了主权完整、政治统一，在无数的累积、叠加中实现了近代疆域国家、主权国家和统一国家的三重突破（第262页）。
简而言之，该书所阐释的中国现代国家独特的形成路径可概括为：内生驱动为主、累积激发突破、自下而上推进、政党革命建国。具体说，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路径是，在清朝国家建设历史遗产（汉族人口的巨大规模与同质性、边疆建设以及国家财权、军权和行政权的地方化）的基础上，以内部驱动为原动力，历经明末、清朝、民国再至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半世纪前后相继，在累积中逐步激发三层（疆域国家、主权国家、统一国家）突破，在激烈的军事—财政竞争中，最终政党的优胜者通过由点（区域）到面（全国）、自下而上的扩展、推进，统一全国，以革命建立起一个主权完整、政治统一的现代国家，而政党革命建国之根由在于政党作为“克服源自19世纪后期的权力非集中化趋势和各种离心力量”的“利器”完成了20世纪中国国家转型的关键一步（第36页）。故此，在历史累积基础上的诸多突破中，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革命建国不仅集变革突破之大成，也是中国现代国家独特成长路径中最为关键之点。
如果把中国与英法等欧洲国家相比较，除了特殊性、差异性之外，二者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共同性，或者说殊途其实也有同归之处？其实，该书的分析架构（地缘政治、财政—军事结构和政治认同）已经蕴含着这种共同性——相同的政治—军事—财政逻辑。
地缘政治。该书将地缘政治视为理解现代国家建设的第一元素：“事关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国力和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第14页）就现代国家建设而言，国际政治以及地缘政治所引发的国家之间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军事竞争或战争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
军事—财政结构。随着16、17世纪欧洲军事革命或军事现代化的推进，为了应对国家之间最为残酷的竞争——战争，组织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提升作战能力，是现代国家建设的第一要务。然而，“没有军饷，就没有军队；没有税收，就没有军饷”，因此国家必须将现代军队、财税体系、官僚机构有机组装起来，才能为确立现代国家的领土权和主权提供最为强大的硬实力。这清楚地表明，军事—财政国家的兴起是国家间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甚至战争威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政治认同。“如何有效利用军事和财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政治集团成员内部的认同及组织凝聚力。”（第19页）连接军事—财政与政治认同的逻辑环节是现代国家的直接统治：现代国家只有依靠官僚系统直接统治民众，才能充分地汲取财政税收以支撑国家的军事系统和行政体制的运作，而两种强烈的政治认同——国族认同和公民认同将大大降低国家机器抽取财税资源和服从国家直接统治的成本，因而国族建设和国民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
从这一角度看，在现代国家建设的早期阶段，中国和欧洲的先驱者（如英法等国）虽然道路各异、路径不同，但都遵循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国家之间因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引发的激烈竞争甚或战争威胁乃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驱动力，以此为逻辑出发点，现代国家建设展开的基本进程是，从构造军事—财政国家到强化国族和公民的政治认同，以实力维护国家主权、捍卫国家利益、增进国民福祉是国家建设的逻辑归属。
二、历史走向的正当性：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存续与新生
由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之路有别于西方理论范式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形成路径，由此也引发了关于中国现代国家本身的历史正当性质疑。作为历史学家，本书作者以30万言叙述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曲折故事，正是对此质疑的正面回击。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其精彩的历史叙述进一步扩展为政治学的理论解释。事实上，作者并未囿于通常的历史叙述，而是展现出鲜明的历史政治学色彩。
从政治学角度看，作者不仅准确地使用政治学的国家概念，从领土、人口、政府与主权四个基本元素入手来把握现代国家的形成，而且聚焦中国政治学的三大国家建构问题——中国多民族国家在19世纪之前如何成形并得以维系？中国在19世纪被卷入主权国家体系之后，如何维持既有的疆域并最终在国际上获得对其主权的承认？20世纪以来的不同国家体制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何种路径而形成？（中文版前言，第1—2页）该书所构建的地缘政治、财政—军事结构和政治认同三元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展现出鲜明的政治学理论品质。
就历史学而言，作者力图走出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和“碎片化”研究的泥潭，“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究对今日中国的历史认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中文版前言，第3页）。在方法上，采用“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以三元一体理论框架为综合视角；在研究领域上，跨域专门史和通史研究的学科边界；空间视野上，注重国内与国际因素的交互作用；时间维度上，“打破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所习惯的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期藩篱，把近三个世纪的中国国家转型历史作为一个既有不同环节又前后贯通的完整过程”（中文版前言，第4页）。
正是站在历史政治学的高度，本书精彩地叙述了从1600年到1949年三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国家成长历程中“一波三折、三环相扣、四层叠加”的故事。
“一波三折”。所谓“一波”是指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第一波，即建立“主权完整、政治统一、高度集权”的现代国家。“三折”意味着这一波现代国家成长过程的曲折与复杂。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为例，中国三个半世纪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清晰地呈现出“三折”演变的曲折轨迹：清朝的地方化集中主义虽然有得也有失，但没有逃脱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国家分裂局面；历经民国初期的集中化地方主义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半集中主义，最终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主权完整、政治统一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目标。
“三环相扣”。第一环：“再造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这一环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关系到国家之“版图”——领土与人口，这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盘”；另一方面在于其涉及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比其他因素更能决定中国的疆域和治理方式”。第二环：“将疆域国家重构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这里的焦点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战略目标与政策优先项”。第三环：重整天下归于一，“重建一个高度集权的、统一的现代国家”。这里的焦点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权力架构及其应对国内外挑战的能力”，是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关键环节。上述“三环”环环相扣，紧密连接，一起完成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第一波（第11—13页）。
“四层叠加”。如果说，“一波三折、三环相扣”展现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曲折性、复杂性、连续性，那么，“四层叠加”则呈现出这一过程所形成结果的层次性、结构性、整体性。往外部看，在国际上，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下与所有其他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屹立于世界主权国家之林；就内部言，表层以党政体制为统治—治理结构，中层是一体多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底层则是延绵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是国族认同深厚的文化资源。这表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不只是国家机器的现代再造，也是中华民族的新生和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文明的开始。
从政治学理论而言，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至少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随着19世纪中国卷入主权国家体系，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中华民族“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欧、美、日控制的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第一目标就是以枪炮、财富和官僚体系的重新组合再造一个现代国家机器，以确立中国的国家主权，确保中华民族生存下来。在偌大的地球上，让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生存下来，维护其生存权，其正当性谁能质疑？历史证明，正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创造出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结束了半殖民统治的束缚”，不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权，而且为20世纪晚期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扮演应有的大国角色、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重塑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格局。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不只是国家机器的再造，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新生：56个民族组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呈现为一体多元的格局，这也是“四层叠加”结构中极为重要的一层——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可以从“演化论”和“建构论”两种理论视角论述其历史正当性，即“将其视为历史的延续演化和主观能动建构彼此互动的产物”。从演化论来看，56个民族最终在20世纪整合、凝聚为一体，统一于中华民族，这既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不断融合、一体化范围逐渐扩大的产物，也是顺应这一长期历史演化大趋势的结果。就建构论而言，从清朝开启多民族国家建设之序幕（新疆建省可视为标志性的举措）、经民国走出“排满”之藩篱而高举“五族共和”之大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之制度，曲折、漫长的历史探索所蕴含的正当性在于努力寻求国族统一性与族群多元性的共存结构、双赢格局。重塑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不仅有充分的历史正当性，而且打破了所谓“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迷思，为人类提供了国族统一框架下多元族群和谐共存的中国智慧。
——延续中华文明并使之现代转型。“在文化的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更准确地说，中国之为一个国家，文明共同体是其根基所在。在“四层叠加”结构中，最底层的正是延绵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正当性具有双重价值与意义。一方面，就中国自身而言，“留住我们的根”，即延续中华文明。“中国人眼里的‘中国’实则是‘中华文明’的同义词，包括诸如中国的历史、朝代、儒家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简言之，中国之万物孕育于中华之文明。”国家机器或统治当局不过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而已。因此，中华文明的延续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组成部分。面对西方列强的各种欺凌、打压，经过长达数世纪的抗争，古老的中华文明幸存下来，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彰显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另一方面，从世界来看，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华文明获得新生，开始其现代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面向世界文明，与其他文明碰撞、互动、交融，接纳包括主权与人权、法治与民主、自由与平等、科技与创新等现代文明的基本元素，而且以崭新的姿态嵌入世界文明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由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道路的差异性，其所遭受的质疑当然不只是国家本身的历史正当性，而且还涉及其生命力：未来中国是否能继续维持其规模之“大”和结构之“强”的格局？“进而言之，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至今有没有结束？”（第10页）这种质疑指向中国现代国家未来发展的持久性。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这种质疑冷静地视为一种警示：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虽然，无论现代国家机器的构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塑，还是以公民权利扩展为核心内容的国民建设，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成效显著，取得了长足的巨大进步，但如何在未来展现出持续的生命力，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结尾，孔飞力先生曾意味深长地写道：“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也许，在“中国自己的条件”中，最根本的条件就是以一系列结构性的制度创新，“把个人整合进国家”，寻求国家力量、个体发展和社会活力的有机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