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吴宓尚未创办那份以文化保守主义而著称的《学衡》杂志，只是一名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学生，按照今天的说法，是一个哈佛男孩。他临终时留下几百万字的日记，后来结集为20卷本的《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2006年），但是在此时，这位25岁的哈佛男孩不得不与自己的惰性进行天人交战，表示“日记废而不作久矣，兹决续之”。即使如此，他的1919年日记依然断断续续，加上其中一部分在“史无前例”期间毁于秦火，他在这一年的行动难以一一再现，让后人只能通过残存的材料想象和推理。但是相比于其它以文字为业者，吴宓已经幸运至极，《大公报》灵魂人物王芸生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哪怕抗日战争走南闯北也未曾丢弃，但是在“史无前例”期间，他不得不将四十年几乎一天不缺的日记全部焚毁， 这种悲痛恐怕不亚于“自焚”。
青岛事件、五四运动和“无知狂徒”
五四运动在吴宓的1919年日记中几乎不见踪影。他在自编年谱里有所评述，表示“此系反对日本之爱国运动而已” ，自编年谱写于晚年，限于当时的言论环境，此处存而不论。1919年4月26日至5月29日的日记于“史无前例”期间丢失，很难推测其中内容，但这一个多月的日记仅有四页，基本可以确定，在这段时间里，吴宓没有坚持逐日记录。
究竟是吴宓太忙，还是他觉得事情不值得记录？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海外留学生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得北京的消息。这时，电报和电话均已发明，通讯的技术障碍不复存在，北京学生的示威活动为何无法传递到世界各地？问题不难回答，北京政府试图封锁消息。周策纵先生通过研究发现，当时北京通往国外的有线电报被切断，外国记者的报道主要通过无线电进行，信息是零星片断的，英美报纸似乎都没有立即做全面报道，《泰晤士报》根本没有报道，5月9日《纽约时报》也只有一则快讯：“国务院今日接到报告，与北京的有线电报联系已被切断。芮恩施公使发来的无线电报证实了新闻界的报道：由于对巴黎所作的有关山东问题的处理表示气愤，首都北京发生了骚乱。……”
在吴宓1919年的日记中，出现的不是五四运动，而是“青岛事件”，8月11日这样记载：“晚，在宓室中开国防会董事会，由郑君莱述说日前特赴华京，遍谒各参、众议员，始末情形（为青岛事件）。”中国国防会系留美学生组织，1915年中国政府承认“二十一条”之后由波士顿中国留学生成立。吴宓后来在自编年谱中提到，这一年从春天到夏天，以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为主的波士顿中国留学生多次集会，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境内的权利，一再致电美国大总统威尔逊，祈求其在巴黎和会中主持公道，同时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如条约将权利转让日本，应拒绝签字。他们还将文章寄往上海《申报》、《新闻报》，“以表见留美中国学生之活动”，发出的文电英文稿多由郑莱起草，中文稿多由吴宓起草。
可以看出，五四运动是国内学生听到巴黎和会消息之后的亡羊补牢的示威活动，留美学生从春天开始就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未雨绸缪的游说活动。相比之下，后者更为熟悉国际规则。
吴宓虽然没有在日记里直接谈论五四运动，但是他对“罢工”之事有所评论。在8月16日的日记里，他指出，美国没有学生罢学，但罢工之事极多，“原因并非由贫民生计艰窘，并非由富豪资本家之苛虐，实由近二三百年来，邪说朋兴，人心浮动，得陇望蜀，生人之欲无尽”。他所谓的邪说，远溯法国大革命，近指俄国过激派，在3月27日的日记里明确指出“今世之大患，莫如过激派Bolshevism”。吴宓注意到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过激派的脉络，这在1919年非常难得，但是他对罢工的批评又说明他对于民主制度的隔膜。从日记中也能看出，25岁的吴宓缺乏现代政治常识，关于世事的很多评论是出于感想。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吴宓的政治观念，从他对罢工的评论，可以推测他不会认同五四运动。1920年3月28日，吴宓由清华学校的学生风潮引发一番议论：“呜呼，清华学校者，中国之小影耳。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焉者矣。”
在我们的习惯性思维里，对五四运动的态度等同于对青岛事件的态度，并且上升到爱国和卖国的高度。赞同“还我青岛”就意味着赞同五四运动，就是爱国的；反对五四运动就意味着反对“还我青岛”，就是卖国的。在吴宓这里，这种逻辑难以成立，他赞同“还我青岛”，但是对五四运动无法认同，不能因此说他是卖国。即使被五四运动打成反面典型的曹汝霖，也在回忆录中表示未曾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同时指出他和章宗祥、陆宗舆之所以被撤职，与其说是因为“亲日”，不如说是总统徐世昌借此裁抑段祺瑞，曹汝霖这样评价五四运动：“虽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或许慑于众议，反对五四运动会被等同于卖国，吴宓在日记里对五四运动保持沉默。但对新文化运动，他立场鲜明：9月19日，他见到刚刚来到哈佛的林玉堂（林语堂），感慨“林君人极聪敏，惟沉溺于白话文学一流，未能为同志也”；11月12日，他见到《新潮》等杂志，更是斥之为“无知狂徒，谣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扰”；1920年3月28日表示，“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此种言论，不胜枚举。可见在吴宓这里，青岛事件、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三个层面的事情，不可一言以蔽之。
海外赤子、牛鬼蛇神和秘密兄弟会
吴宓不仅对参与罢课和新文化运动的国内学生有所非议，他对当时的留美学生、后人眼中的海外赤子也有着非常激烈的批评，9月8日曾给他们绘过一祯文字素描：
今身为留学生，而不入秘密兄弟会，而不事交际，而不求干进、纳交于国中之权贵，而不赴年会、登台演说，而不争为《月报》《季报》之主笔，而不争为学生会之会长职员，而不嫖女妓，而不勾引中国女学生，而不事跳舞，而不常看戏，而不斜肩谄笑、口作极无味之应酬语；凡不为以上之事者，则众讥其人为怪癖，为顽愚，为无用，为不热心，为不爱国，为自私自利。
迟至小布什当选总统，耶鲁大学的秘密学生会团“骷髅会”才为中国公众所知。通过上面这段记载可以知道，在1919年前后，留美学生就已经热衷于“秘密兄弟会”式的组织。在一个结社自由的国家，结社是公民权利，本身无可非议。但是在吴宓看来，这些海外赤子组建秘密兄弟会，只是为了获得文化资本，并无公共关怀。不过，他也没有一概而论，而是区分了纽约中国留学生和波士顿中国留学生。
曾有朋友向吴宓描述了纽约中国留学生的情形：“若辈各有秘密之兄弟会，平日出入游谈，只与同会之人，互为伴侣。至异会之人，则为毫不相识，虽道旁见值，亦不点头招呼。”吴宓对此感慨道，美国留学同人，“其牛鬼蛇神之态，亦如此也”。（9月4日日记）但是，吴宓又指出：“波城及其附近，亦有留学生百馀人，然大率纯实用功、安静向学者居多。在留美学界中，要为上选。”（9月7日）吴宓本人同样参与中国国防会这种学生会团，他作为波士顿中国留学生对纽约中国留学生的描述，也是一家之见。但是，海外赤子的分化却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常见现象。众所周知的是，“法日派”和“英美派”的角逐。然而，在留法学生内部同样有分化，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李璜曾经回忆，1920年1月有2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抵法，大部分是湖南、四川籍，少数是广东籍，广东学生身上大都有五千法郎支票，一律被送往里昂的中学，后来他们又获得广东省官费，很少有人加入共产党，四川、湖南两省学生身上大都不满一千法郎支票，被送往蒙达尔尼中学，因为那里收费最廉，后来蒙达尔尼成为中共法国支部的重镇，其中有很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知名人物，比如蔡和森、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蔡畅、向警予、徐特立等。这七位在当时就自成一组，据一位四川籍学生向李璜透露，蔡和森每周末必在一个小教室中秘密聚集同乡开会。
波士顿中国留学生和纽约中国留学生的区别，具体到大学，就是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之间的区别。朱寿桐先生曾经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20世纪初留学哈佛的中国作家学人，大多数是先进入其他大学，然后转学到哈佛大学：《学衡》的另外一位掌门人梅光迪由西北大学，语言学家赵元任和社会活动家杨杏佛由康奈尔大学，戏剧家洪深由俄亥俄州立大学，作家梁实秋由科罗拉多大学直接转入哈佛大学；植物学家胡先骕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回国后又赴美进入哈佛大学；史学家陈寅恪和哲学家汤用彤也是先在欧美其他大学游历之后才留学哈佛。朱寿桐指出：“他们最初错过哈佛，其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即对这所大学较少认知或全无了解。”他还通过研究徐志摩和胡适对哈佛之行的记录，指出他们对哈佛有“情绪化的漠视”。
吴宓曾在比较两地留学生区别后，明确指出：“哈佛及麻省理工学院，课程亦较严，迥非纽约哥伦比亚等校之比。”（9月7日日记）吴宓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批评，一方面可能是对纽约中国留学生这个整体的不满，另一方面可能有着个人原因，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校友胡适有关。1917年，胡适回国，吴宓留美，两人没有直接冲突。但吴宓与梅光迪是好友，梅光迪与胡适曾是同学，因为对“新文学”的观念不同产生分歧，1918年听说胡适和陈独秀在国内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不可一世，于是“招兵买马”，准备回国与之一战，正好遇到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学而来的吴宓，一拍即合。所以，吴宓后来感慨，如果当初没有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到哈佛大学，就不会与梅光迪相识，也无从接受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后来必无《学衡》杂志之编辑与出版，一生“亦必大异”。 从这个角度来说，吴宓眼中波士顿中国留学生和纽约中国留学生的两极分化，可能与梅光迪和胡适的分歧有关。当然，这不意味着吴宓批评的那些现象不存在。
1919年9月8日，吴宓在日记中立下心愿：此后志向，当直追圣哲，决不以“热心人”或粗浅之“爱国者”及“改良社会者”自命——这无疑是与五四运动逆道而驰的。其中对错暂且不论，这个哈佛男孩和今天的哈佛女孩们实在有着天壤之别。
2008年10-11月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