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刚刚落成的9.5米高孔子塑像，因为地处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东侧，被视为儒家复兴的一种信号。近代以来，几乎每次转型期，知识阶层都会激烈争论：儒家是否应该复兴或者儒家能否复兴？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儒家分为三个层面：文化层面的儒学，制度层面的儒术，信仰层面的儒教。儒学、儒术和儒教的复兴，需要区别对待。

文化层面的儒学复兴，值得期待。但这有一个前提，即儒学处于自由竞争的多元思想之中，而且儒学复兴不会影响这一思想格局。如果思想是一元的，即使儒学具有垄断性地位，也很难称得上儒学复兴，因为这种复兴不是凭借文化自身的魅力，而是凭借外在力量。思想往往在互相攻难、互相辩驳之下才会兴盛，很难一枝独秀，一种思想的复兴不必以另一种思想的衰落为前提。如果儒学复兴要以其他思想的衰落为代价，这种复兴同样需要存疑，儒学很有可能已经成为儒术了。

回顾思想史，儒学在诸子百家的争论之中逐渐深化。儒、墨曾经并列为显学，《史记·太史公自序》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之说。而且，儒学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韩非子·显学》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所以，有“儒分为八”的说法。外部的攻难和内部的辩驳，非但不会损害一种思想，反而会刺激这种思想进一步生长。对外主张限制其他学说的传播，对内主张团结一致、拒绝分歧，这是不自信的表现，和复兴没有关系。

制度层面的儒术复兴，最具争议。儒家有没有制度层面的贡献，存在不同的说法。有论者把“礼”视为制度，但“礼”更接近于仪式。一种制度需要有相应的仪式，但制度不等于仪式。儒家在汉初一度遭到歧视，后来受到重视，是因为儒生叔孙通领衔起草了一套朝廷礼仪，使得“布衣天子”刘邦真切感受到“皇帝之贵”。但是，这套仪式不等于制度。汉代在制度上沿袭了秦代，所以有“汉承秦制”的说法。

儒学在制度层面上的缺失，使得“援法救儒”成为思维定势，儒表法里制度历两千年而不衰。儒家和法家的结合，似乎扩大了儒家的影响，延续了儒家的生命，但以儒家放弃自己的价值立场为代价，儒家成为法家的装饰。所以，不仅需要检讨儒术复兴，更需要检讨以儒术复兴为名的法家复兴。谈到儒家和制度的关系，最常见的一种观点是儒家有碍于民主制度。诚然，从儒家里很难独立生长出民主制度，但是，儒家文化和民主制度不能共存的说法也值得存疑，两者亦有诸多可以会通之处，这一点，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即有不少士人指出。事实上，对民主制度最具阻碍的是法家，或者说，是儒表法里制度。儒家如果希望弥补制度缺失，可以“援法救儒”，但“法”不应是法家，应该是法治。

信仰层面的儒教复兴，首先会遇到一个问题：儒教是否存在？儒教的支持者表示，否认儒教的存在，是以西方宗教为标准衡量中国宗教。如果承认这种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儒教的支持者一定要把儒家发展为宗教，这恰恰是“西方思维”，否则，没有必要坚持儒家宗教化。

如果承认儒教的存在，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政教分离；二，这种宗教不具排他性。政教分离，不必多说。多种宗教“和谐”共处，同样重要。在山东曲阜的孔庙附近，基督教圣三一堂筹备建设，此举遭到儒教支持者的坚决反对。在24.8米高的孔庙大成殿附近修建41.7米高的基督教圣三一堂，是否合适，可以交由建筑学者讨论。圣三一堂奠基时，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曾表示该教堂是“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交流的平台”，相关人员也表示图纸仍在修改。可是，儒教支持者在反对建设的公开信中却表示教堂应该满足五个条件：至少须在孔庙、孟庙以及周公庙五十华里以外；高度不宜超过孔庙、孟庙大成殿的高度；规模不可容众三千人；不宜建成中国最大教堂；建筑风格只能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或至少为现代建筑风格，而不宜为哥特式风格。（参见《南风窗》2011年第2期）在这封公开信里，儒教人士似乎遗忘了儒家的雍容大度。

简而言之，我对儒学复兴乐观其成，但前提是多元思想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儒学复兴不以其他学说的衰落为代价；对儒术复兴坚决反对，尤其反对儒术复兴背后的法家复兴；对儒教复兴不置可否，惟愿儒教谨守政教分离和多种宗教“和谐”共处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