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这个词，在我看来，主要适用于文艺作品。1987年，台湾歌手费翔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故乡的云》，风靡大街小巷。虽然这首歌的中心思想是对漂泊的厌倦、对故乡的思念，但是对大陆观众来说，更具魅力的是“漂泊”、“游子”、“浪迹天涯”。

在一个国民都是居民的年代，让人充满想象和渴望的是“异乡”，不是“故乡”。漂泊意味着抒情、探险、罗曼蒂克，与疲惫、酸楚、伤痕无关。当时，大规模的跨地域人口流动尚未产生，旅游属于高消费，流浪乞讨会被收容遣送。能够出门的机会屈指可数，除了公务员可以偶尔“出差”，一般来说，只有高考能够提供背井离乡的终极可能。

我读中学的时候，同学们填报高考志愿，虽然要考虑重点（即一本）和非重点大学（即二本）的区别，地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名校可以超越地域限制，比如中国科技大学虽然身处合肥，依然是理科生的理想去处。除了这种特例，同学们宁可去远在天边的非重点大学，也不愿意报考近在眼前的重点大学。比如石河子农学院一度在同学中声名显著，当时这所学院尚未与其他学院合并成石河子大学，也没有迎来支教老师贺卫方。同学们之所以对这所学校感兴趣，是因为它的分数线不高，又很遥远。如果对成绩不太有把握，又想体验浪迹天涯的感觉，报考这所学校可以满足心愿。

在《故乡的云》里，故乡具有疗伤特效，歌曲的最后唱道，“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这是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被浪漫化的故乡，往往和乡愁、怀旧、田园联系在一起。但是，文艺作品中还有另外一种“去浪漫化”的故乡，鲁迅的《故乡》即是一例。“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段关于故乡的描写，我们耳熟能详。鲁迅接着写道：“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可见故乡适合想象，但不适合返回，因为返回会打破浪漫的想象。

在文艺作品中，费翔的“故乡”是主流，但是在现实中，鲁迅的《故乡》更能唤起共鸣。几年前，王怡曾经写过一篇《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这篇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网友纷纷撰写同题文章，感慨家乡的凋敝。当然，主要是精神上的凋敝，人性之善被压抑，人性之恶被鼓励。从经济角度来看，各处似乎都是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看不到凋敝的迹象。

《故乡》里的“我”比较幸运，因为他虽然是旧历年底回家，却不用担心春运。从“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来看，船舱还比较宽松。出于对春运的恐惧，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旧历年底回家了。读大学的时候，每年来回的春运经历，不堪回首。

首先是买票难，尤其是买返程票，难上加难。几乎每次尚未回家，就要考虑返程票的问题。当地的火车站，在春运期间公开出售的火车票都是无座的（这种无座火车票，也很难买到），你有“关系”，才会有座位号。这样做，可以充分满足各种“关系”的需求，因为所有座位都预留给了“关系”，但是对乘客来说，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当时没能免俗，拐弯抹角托过不少关系。

有了车票，不等于万事大吉，能否上车还是个问题。只要稍慢一步，车厢就像真空包装的罐头，填得结结实实。有一次，托了关系，可以提前上车，以为高枕无忧。火车提前30分钟检票，于是提前40分钟直奔而去。还没有看到火车，就听到喧嚣的声音，感到大事不妙，到了地方发现火车已经人满为患，只能从窗口爬进去。这是起点站，从窗口也爬不进去。为什么会这样？或许是因为提前检票，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找了关系。在家聊天，经常听到一个似乎毫无关系的人，如何把关系找到中央部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成功上车之后，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休眠”。一动不动（也动不了），十几个小时滴水不进（食物更加免谈），有时为了确保一路无忧，登车前几个小时就要绝水绝食。有次，一位乘客不幸要去厕所，但是几乎没有可能穿过人群，于是几位同伴把他举起，让他踩着人们的肩膀。至于他如何把厕所里的乘客劝说出来，我没有看到，至今还是个谜。

上述这些经历基本上都是十几年前的往事。现在，有些细节得到改善，比如火车票开始印座位号了，但是火车的拥挤在春运时没有变化。“关系”是生活得以运转的核心，虽然它有时显得有人情味，但是这种人情味又是经过计算的。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个人的尊严无法得到尊重，这依然是常态。我很久没有回家，却对家乡并不陌生，因为经常在媒体上偶遇。当地居民虽然信息并不灵通，但在面对“负面新闻”时总是见多识广，因为身边有太多更加“负面”的现实。

我几乎从来没有乡愁。或许，乡愁和对“故乡”的浪漫化想象有关，但是我对“故乡”没有想象，因为现实更具想象力。或许，乡愁和文化有关，唤起内心文化记忆的地方才是有乡愁的地方。但是，在故乡身上，我只看到了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