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和朋友吃完饭，回家路上远远看见“达芬奇”的招牌还在夜幕中闪闪发光，不禁想起当时围绕着“达芬奇”品牌的争论，最初看似由质量问题引起，其实更深层次的矛盾蕴含在全球经济和劳动分工的深刻不平衡状况中。但无论调查方还是辩护方却只遵循“假如我是真的（假的）”的逻辑，一方想方设法要证明产品不是“意大利制造”，另一方则千方百计想保证家具是“意大利原装”。尽管调查方发现“达芬奇”的家具在保税区转一圈就算“进出口”，可这算是国际贸易的惯例，你也奈何他不得；辩护方也请出了好些个意大利厂家和品牌的代表来作证，可老外再多也保证不了产品就不是山寨……这样说并不是为“达芬奇”开脱，而是想说明仅仅追究产地的真假，解决不了所谓的“质量问题”。就像“苹果”吧，说是美国品牌，可它的主要零件恐怕没一样是来自美国；甚至高档的奢侈品牌，同样再也分不清是“意大利制造”还是“中国制造”以及哪国制造了。坊间传说，某个江浙老板为了提升服装品牌，干脆出钱收购了意大利某家百年老店——也许是百年小店，肯定不会是百年名店——正儿八经成了“意大利制造”。此事真假，还很难说，但现实明明摆在那儿：IBM的笔记本电脑成了联想的附属品牌，吉利收购沃尔沃，更是掀起了业界的轩然大波，就连在纽约常去看电影的AMC，也马上要归到大连万达的麾下了。

品牌收购之所以吸引眼球，不仅如《大预测》（Eclipse，中信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作者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所言，来自“世界”处于“中国经济”阴影下的焦虑，更关键是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制造的“幻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导致“创意产业”横空出世，“金融资本”翻云覆雨，直至宣称“非物质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霸权地位，仿佛“全球经济”处于“失重”状况，既可以完美地分离，又能够自由地漂移。然而，NBA某个明星出战总决赛，他脚下的名牌球鞋也许出自亚洲血泪工厂的童工之手；纽约某个白领女性下班回家，她揿下自动洗衣机的按钮，这台洗衣机的电脑芯片可能由中国南方的打工妹安装调试……更不用说硅谷的IT精英，看似风光无限，可如果没有大量的拉丁裔、非裔和亚裔移民甚至是非法移民，廉价且毫无保障地从事保洁、家政、餐饮等服务业，承受着经济和超经济的双重剥削，他们所谓“高品味”的生活大概无法得到保证吧；也许还可以说得更夸张一点，如果没有沃尔玛等大型连锁超市在中国的超低价采购，美国整个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可能也会大受影响吧？现在不少人常年住在美国，每年也回国多趟，只要到超市比较一下某些日用品的价格，对这点的体会应该比我们都深。

不过也许有人会为这种由“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失重经济”辩护。还是拿鞋子作为例子吧，今天一双名牌运动鞋的价格中大概只有一小部分与原材料、实体制造和运输成本有关，鞋的主要价值来自其“失重”的特性，也就是设计、品牌和营销手段等。难怪广告专家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顾客买鞋往往买的是能够提升其形象的东西，而不是保护脚的东西。然而英国学者乌苏拉•胡斯却在《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的虚拟工作》一书中对这种现象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她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只耐克跑鞋的市场价值与十九世纪巴黎一个抢手的圆帽在类别上没有什么差别；主要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大规模生产的，后者是个人手工制造的。前者中，“知识”从专业的知识工人中以再生产形式抽取；后者中，“知识”嵌入了制帽工人的技能中，必须要有工人实体存在才能生产出新的圆帽。因此，专业知识工人的出现就是制造业劳动分工专业化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的实体环节通过自动化愈发将资本密集，装配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去技能化，工作成本越来越低。为了进一步说明制造业劳动分工所导致的后果，胡斯依然回到运动鞋的例子，她发现制鞋的劳动过程通常是由发展中国家极其廉价的劳工完成的。譬如，1995年印度尼西亚有一万两千名女工受雇制造耐克鞋，一周工作六十个小时，很多人的酬劳低于政府规定的每天一点八美元的最低工资。据估计，即使将工人的工资增加到每天三点五美元，每双鞋的劳动成本依然会低于一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3年，迈克尔•乔丹仅靠允许耐克使用他的名字和肖像来推广产品就赚取了两千多万美元——这笔钱比印度尼西亚生产一千九百万双耐克鞋的劳动成本的总量还要多。

《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的虚拟工作》，[英]乌苏拉•胡斯著，任海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斯所论及的状况在中国更是屡见不鲜，可是却往往简单地被归结于“中美国”的逻辑——也即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赤字——完全无视这依然是“资本”逻辑的延伸，简单讲，就是资本的本性还是为了攫取最大的利润。只不过攫取利润的方式也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化，首先由于生理的极限和道德的限度以及工人阶级长期的斗争，使得资本获取利润的手段逐渐从主要依赖于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转向高度依赖于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其次因为利润实现的前提是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通过市场销售转换为货币，否则就将面临“生产过剩的危机”，所以资本需要不断扩张，将整个世界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打造；如此一来，资本的本性一方面必然导致“争夺地球的斗争”，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临物理意义上的地球已经完全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资本却还需要进一步扩张以满足其攫取利润需要的困境。而解决这一困境的最佳方式，则是在资本外在疆域的拓展遇到“地球”的限制时——也许将来资本还可以进一步扩张到外太空，譬如美国就已经将本国航天计划外包给私人资本，任其商业化运作——转而全力为资本开拓“内在疆域”。

所谓“内在疆域”，指的就是与地球外在物理空间相对的人的欲望、情感、想象乃至潜意识等“内在心理空间”。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心之所以逐渐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这也是胡斯所关注的，“一方面资本主义贪得无厌地追求能够攫取剩余价值的新商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寻求新的市场来满足它贪婪的扩张。新商品的起源，是传统上用无偿劳动来进行送礼或交换的活动被拉进了现金经济，或是现存商品的深入延伸。因此，人类的活动和需求就站在了这个过程的两端：生产和消费。全球彻底工业化是必然的趋势，全人类在一方面为商品生产或流通做贡献，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资本积累过程，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又愈发依赖对这些商品的购买。”（见本书）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消费”所对应的不只是人们一般衣食住行的需要，而是通过“消费”能够不断地再生产出人们各式各样的“欲望”，这些被生产出来的“欲望”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各类生产，成了资本扩张、实现利润的不竭动力。抽象地谈“消费社会”之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也许不好理解，但我们作为过来人，只要想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使最讲究的中国女人使用的护肤品大体上也只有雪花膏、珍珠霜等有限的几种，可是过了不长的三十年，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日常用的护肤品又有多少种呢？我想最少也有十几种吧！作为一个女人，一定常常去逛商场的化妆品、护肤品柜台，当看到几百上千种名目繁多、类别多样，可以说“武装到牙齿”、细分至发尖的各类产品，而又觉得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种功能都需要这些产品来滋润、呵护和保养时，你是否会产生某种荒谬的崇高感：既感慨人的欲望可以如此繁复地被“消费”生产出来，又感叹这般生产出来的资本内在疆域可真是无穷无尽。那真是“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欲望”交相辉映、寥廓无垠！

在这个意义上，此起彼伏的“时尚”就不得不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征候”。无论是“眼球经济”、“创意产业”，还是“文化变成经济、经济变成文化”，都意味着资本如果要实现其本性，就必须动用一切力量再生产出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结构、想象方式乃至最隐秘的欲望需求，因为正是这些领域重新打开了一个新的利润转换的空间。“苹果”产品近些年来的大获成功，秘密就在于史蒂夫•乔布斯不断开发人们的需要，直至改变人们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以至于人们根本没法区分是“苹果”界定了人使用电子产品的方式，还是人为了满足某种先在的需要才选择“苹果”使用“苹果”。可以说，史蒂夫•乔布斯虽然总是以一副牛仔裤加T恤的邋遢模样示人，可他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时尚大师”。他的“苹果”创造的辉煌，连同他早年准嬉皮士的生活，以及晚年即使身患恶疾却拒绝理性治疗，寄希望于“禅”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疗法……其中理性算计与非理性冲动的完美结合，恰恰表明“创意资本主义”这个“魔道”，在史蒂夫•乔布斯身上化成了“肉身”。

据说，1851年第一届国际博览会在海德公园举行的时候，马克思就在伦敦。这届博览会的建筑是由帕克斯顿（Paxton）设计的，它是一栋完全用水晶来制作的建筑物。这座水晶宫“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无论观察者置身于长廊西端还是东端……都可以感觉到那种气氛的建筑……在那里，建筑最远的部分看起来被包裹在一道淡蓝色的光环之中”。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由此大胆地推测，马克思很可能在写作《资本论》与商品拜物教相关的章节时，心里想的就是他在水晶宫感受到的印象。这个章节居于阈限的位置绝非巧合。商品之“秘密”——资本总是试图以全景敞视（完全地暴露这个秘密）来隐藏这个秘密——的暴露，是向我们的思想揭示资本的魔力领域的关键。

确实，时尚的秘密也就是资本的秘密，它就像爱伦坡描写的“被窃信件”那样，以完全暴露秘密的方式来隐藏这个秘密。那么，在千变万化的商品世界中，又有多少秘密既暴露在表面又隐藏在深层：“为什么自动化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失业？为什么知识经济或失重经济与能源和原材料消费的增长有关？为什么节省劳动的机器没有带来更多的闲暇？”……我想胡斯说得对，上面这些问题也许我们熟视无睹，早就不成其为问题，因此，关键不在于马上给出正确答案，而在于提问本身是否能够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