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罗岗于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在温老师和潘老师后面发言压力很大，要讲中国话语，他们两位可以说是“中国话语“的代表性学者。我想到的是，如果要回答什么是中国话语，可能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何以中国”？在“中国话语”中，“中国”并不是一个稳定固化的、不言自明的概念，而是一种需要不断重返、反复表述甚至需要常常“辩护”的“话语”。为什么中国成为一个问题？不能仅仅从学术讨论的角度来看，而必须把它看成一个被“现实”倒逼出来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中国，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状态，有着稳固的基础，不会构成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年很多人讲中国话语、中国道路甚至中国崛起和“中国震撼”，都把以中国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或者无须论证的存在，着重点都放在了“崛起”或“震撼”上。

我这样讲，并不是简单要求在学术上对“中国”做一个概念史的梳理，也不只是需要从历史上把“中国”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这些工作都很有必要，但显然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何以中国”可以表现为一个学术问题，但仅仅在学术层面是无法说清的，因为这是一个被现实倒逼出来的的问题，是一个需要结合时间的维度和空间的跨度才能加以把握的问题，是一个需要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野才能看清的问题。

从现实的视野来看， “中国”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华民族”正在经受严峻的挑战，这些年来，无论是西藏的问题还是新疆的问题，都在挑战中国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并且将中国逐渐窄化为与“汉民族”/“汉语”密切相关的政治共同体，这使得“中国”是否能容纳如新疆、西藏或者边疆其它各少数民族，就大成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既表现在现实各种各样极端主义思潮中，一方面以“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国家”的模式强调自身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进而强化了不同形式“独”的倾向，另一方面则在学术的层面上不断地“解构中国”，在时间上质疑“中国”是否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在空间上强化“中国”内部的断裂性。

近年来围绕着新清史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一个症状，“新清史”的核心问题意识，即是将“清朝”与“中国”区隔开来，凸显“清朝”的满洲特性，所谓“反清复明”，恢复的不就是明代中国的十八行省吗？如此一来，清朝与中国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就变成一个大问题了。新清史意义上的“清朝”问题，一旦提出来并被广泛接受，意味着“中国”在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包容性上都遭遇了极大的挑战，我们所熟悉的大一统在某种程度上被极大地松动了，需要回应的是历明代中国十八行省和满洲（东北）、回疆（新疆）、蒙古、西藏以及西南边陲各少数民族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长城内外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回应，直接关系到中国在现实层面上如何面对各种分离思潮和独立思潮，重构中国在学理层面和实际层面上的包容性。

与此相关，另一现实问题，也属于“周边有事”，那就是台湾和香港的问题，台湾统一问题面对的是台独的势力，香港一国两制需要应对“港独”的势力，这两股势力对中国概念的挑战，不再是简单回溯到历史中去——尽管也存在着这一“去中国化”的面向——但更重要的是，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的挑战，动用了非常多的左翼话语资源来讨论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其核心就是把中国的现实，对内界定为“资本主义”，一个“帝国主义”，被海外舆论热炒的“中资”和“中帝”即来源于此。

台湾从国民党开始，有所谓亲美反共的传统，但这一意识形态现在产生了变形，它被巧妙地置换了，因为中国变成了“中资”和“中帝”，所以“台独派”可以站在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动用许多西方左翼也即白左话语来批判中国。如何回应这些批判，同样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如何解释中国的崛起，但这些理解的前提，必须回到什么是中国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讨论“中国话语”需要回答“何以中国”的原因所在。

中国作为一个稳定的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确实不能完全按照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来简单理解它的存在。不过，这一稳定的、超大规模的共同体在周边有事的状况下收到了来自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譬如中国是不是等于汉族，中国是不是要历史性地追溯到它的雨养农业边际，是否能够容纳和涵盖游牧业？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处理？清朝之所以成为一个可能质疑中国的问题，恐怕和这些议题有相关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如何理解中国的现实和怎样界定中国社会的性质？

假如儒家文明、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是所谓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三个维度”，那么这三个维度如何统一起来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这种对中国的解释是否成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是否能有效地回应台湾、香港和西方对中国的来自右边和左边的批判：右边的批判大多还是老调重弹，批判中国非民主；而左边的批判，则更为复杂，在“左”的视野中，当代中国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例外状态”，既得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好处，同时却把资本主义所有的坏处也暴露出来了，是一种和成熟、自律的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野蛮资本主义”，大家熟知的齐泽克喜欢用这张看似非常激进的立场来批判中国。面对这样的状况，回应“何以中国”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回应中国所面临的来自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挑战。

目前知识界和思想界对这个问题，据我的观察，并没有一个特别清醒的认识，讨论中国话语或是中国道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主流话语，但基本停留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层面上，对中国本身面临的巨大问题也即中国本身所遭遇的挑战，包括如何来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在姓社姓资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可能……等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很明确的探索和回应。所以我特别希望开放论坛这一次讨论中国话语，能够激发更多来自不同学科的人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进入到这个领域。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地报告一下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思路，首先从新清史的争论进入，最关键的文本当然是引起争论的何炳棣先生的《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这篇文章的意义被我们低估了，何先生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也就是1967年，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要理解他的问题意识，就必须联系他另一篇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的文章《从历史的尺度看看新中国特色与成就》，何先生早在1970年代就大胆预测：今日的中国，论军事，论经济，论国力，当然还赶不上美国与苏联……我已推测解释何以即使新中国的国力赶上或超过美、苏，也决不会主动地做“超级大国”。

但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点在文本中已一再解说，此处不必重复。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只有在这个长时段的视野中，新中国与清朝的历史联系才能建立起来。何先生这篇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文章，目的是重新奠定清代作为新中国的的根基，而质疑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质疑新中国的根基，质疑长城以外是否能成为“中国”的必然组成部分。实际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正如大家熟知的那句，长城内外是故乡，是最好的说明。无论是早年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还是晚近王明珂的《游牧者的抉择》，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这点。

不过，如姚大力先生这样的观点，在当今依然还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目前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基本上是把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国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由秦汉确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被不断复制与向外延伸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但是这样的解释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它虽然足以说明汉唐式的国家建制如何跟随在汉语人群向淮水和秦岭以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行动之后，最终将南部中国的广大地域纳入有效的府县制治理范围，却也反过来向我们证明，在无法从事雨养农业、因而为汉语人群如铺地毯般的渗透式移民活动所不可企及的西北中国，上述国家建构模式的施展空间就会因为缺乏由汉族移民及被汉化的当地土著构成的有一定人口规模的编户齐民作为社会响应的基础，而受到致命的压缩。

所以当年他和汪荣祖先生的争论，同样值得我们好好反思，按照汪荣祖先生的看法，清朝的汉化，从中国历史看，一脉相承，并非新鲜事。汉化这一事实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又如何动摇得了呢？新清史承袭前人“内陆亚洲”理论，好像开拓了清史研究的视野，然其刻意想要以内陆取代中原，极力去汉脱中，不免轻重本末倒置，颠倒了内外以及中心与周边的现实。大英帝国的“内”不会不是英伦三岛，美国史家也不会从印第安人的视野来写美国历史。虽然说得通俗，但与英美历史相提并论，却颇有启发。

苏力老师的《大国宪制》尽管不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却把中国上升到宪制的问题，正面回答了中国是如何形成、怎么构成的。这部书中内部有一些具体的讨论，我个人也是持保留意见的，但在大问题的判断上，应该是站得住脚的：古代中国最核心的宪制问题就是, 如何在一个只有无数小型村落共同体, 却没有大型社会共同体, 没有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强大、辐射面极广的都市, 建立起一个跨越地域的大国政治架构, 一个统一的有足够政治统治和动员力量因此才能捍卫自身抵抗游牧民族的国家。

对这一宪制问题的回答是，一个核心政治精英集团利用天时地利人和，通过其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力，以军事实力战胜与之竞争的其他政治军事集团，在广阔疆域内完成政治军事统一，为所有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和平和秩序并赢得他们的接受或“归顺”，将遍布了无数农业村落以及其他族群的这片广阔土地组构成（constitute）一个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有政治治理的中国。进而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吸纳全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参与全国政治，以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促使不同地区的、互不相知，没有而且本来也不需要什么相互联系的高度离散的民众，展开各种形式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交往，逐渐形成广泛和基本的文化和政治认同，分享基本的社会规则，最终构成了一个有广泛的基本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共同体，这就是“中国”。

在大国宪制的意义上，美国和中国之间确实有不少可比性，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都需要合众为一，是什么构成了有效整合、多元一体的文明国家的宪制，这是一个前不见古人，至少尚未见来者的宪制。苏力敢下这个大判断，是因为他希望回应关于“中国”的根本性问题。早些年甘阳的《通三统》同样是回应“中国”的根本问题，当时从理想的层面来讲，三种传统的融合似乎可以处理得很顺畅，但2000年以后中国的巨大变化如何纳入这个论述中，在这个巨大的变化中，中国特色是被高度凸显出来了，即使对中国发展模式持批评态度的黄亚生，在他的书中，也用“中国特色”来批评中国以国有企业为发展主体的上海模式。

可见，如何界定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意涵是什么，必然成为我们讨论中国话语绕不开的问题意识。十九大报告对于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予以了如此定位，它们“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大家可能很熟悉这段话，但怎么理解也许还是一个问题，尤其在中国遭遇来自历史与现实的挑战，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无须论证的存在，而需要在“何以中国”这个根本性问题给予强有力回答的当下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