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阮炜先生《雅典民主的真相》（《上海书评》2013年10月13日）一文，对黄、阮二位之辩难不敢置喙一言，对阮先生文中提及之“议会制”一事倒是很想补上几笔续貂之语。阮先生文中直言：“议会制对于现代民主至为关键，其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但议会并不是希腊人的发明，其形成也远早于二十世纪才实现的普选。议会制在中世纪就对王权起到了不小的制约作用，是一种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现在更是代议制民主的核心。没有普选，还能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没有议会，就根本没有民主。”阮先生这段话说得是十分中肯，其实，民国初年之宋教仁持见正同，奈何豪杰殒命只在转瞬间，议会制在中国的高潮也只是昙花一现。

大致而言，代议制民主一事中，民主是古物，代议制是中世纪新技（尤其是日耳曼林中导源之一脉），而包容性的普选更是现代性的回音，离于后二者，希腊的民主大约只算是原始型民主、集会晤面式民主。这一点，Robert A. Dahl等人的研究早已说得通透，毋庸我赘言。卢梭以反感代议制著称，认为任何未经公民个体一一亲身批准的法案都是没有效力的，但当他要为现实中的政治实体设计制度时，也从未真正抛开摈弃过代议制相关理念。要将高悬的民主理想逐步落实，使民主富于决断力和公信力，当然需要借助一系列复杂多元的操作工具，代议制即是其中之一大端。代议制固然不完美且多歧义（比如在美国的就总统及其行政部门是否属于代议制度之一部而生的多年聚讼），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说，代议制度下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连贯性（discontinuity）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参阅George Kateb: Hannah Arendt: Politics, Conscience, Evil, Rowman & Allanheld Publishers, 1983, P.144），但如果仅仅是集中强调和无限放大这种令人遗憾的缺失，未免有些因噎废食。现代国家，尤其是现代大国，无论君主、共和，或者威权、民主，都需要仰赖于一定程度的代议制，我国的人大制度，虽然从根本学理上异于西方代议制，但其“议行合一”的规则本身也是与代议的理念颇有渊源。

我国近代以来，与其说是在建设民主的轨迹上跌跌撞撞，不如说是过早地对建立完备精密的代议制产生了过多的戒心（按，与此同时，从晚清郑观应起，已经颇有以设立议院为“立国之本”的论述。参阅【日】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东京：みすず書房，1984年第3刷本，69-71页）。孙中山曾对英国的政治模式有如是一段评价：“（初时）英国虽然是把政权分开了，好像三权分立一样，但是后来因为政党发达，渐渐变化，到了现在，并不是行三权分立，实在是一权政治。英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是国会独裁，实行议会政治，所谓以党治国的政党政治。”（摘自《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1940）》，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121-122页）。孙中山不喜欢宋教仁支持的内阁制版本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他对“议会专制”的警觉则未免有些过度。依照他的五权分立及国民大会制度遗教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长期面临“三个议会”（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大会）的权责不明晰之苦，即是一个明证（可参阅笔者：《也说监察权》，刊于台北：《海峡评论》，2013年2月号）。尤其吊诡的是，所谓“以党治国的政党政治”，目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以党辅政”理念当然算一例，但更显著的例子还是孙中山晚年借助苏俄模式对国民党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和由此建立起来的二十余年国府体制。苛责孙中山并不厚道，但对向议会赋权过于审慎同样也不公允。

但凡学过一点比较政治学的人都知道，权力结构的制度设计才是真正的万难之事，且不说大的权力分立格局与制衡机制，不谈宪政主义框架下不同代际间的潜在冲突，亦不论选举模式的千差万别，仅在行政-立法机构关系一面而言，即可见无论总统制、内阁制或半总统制（semi-presidentialism），皆有其一番得失，最难系统考量。这一切细节的问题，看似无关宏旨，实则蕴藏机锋。民意从来如流水，且诸善从来难以兼容，不变的只能是发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普遍性的对“明天会更好”的期许，而这种期许的落实，远非系之于那些高谈阔论的理念之争，而是还得要回到最为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民主，尤其是liberal democracy，更多地应当作为一个理想性的目的而存在，而不应被无限放大成为一把形式主义的标尺，许诺什么一旦超过某个特定值点，各种具体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比如说那种宣扬一旦运用直接民主包括initiative与referendum的模式，政治可立得澄清的观点）。那样的想法是空洞的、虚无的。如果中国想在崛起之路上真正把握住“后发优势”，就必然要更多地思考实际的制度性问题，而非往复纠结于与宏大叙事相关的万般幻象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