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乌冲突：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进程观察
我们看到，共和党人，尤其是特朗普这个阵营序列下的人，特别愿意将火力集中于渲染所谓拜登的“对华软弱”。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就是伊朗、俄罗斯和中国都极端轻视和看低无能的拜登政权，而蓬佩奥的口径也几乎如出一辙。从逻辑上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一，他们需要攻击拜登；第二，他们一向对中国充满敌视；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因素，即这群人往往倾向于主张所谓“联俄制华”路线。
但俄、乌冲突事起之后，西方舆论和社会观感一边倒地偏向于反俄情绪，拜登的处理手法也因为俄方军事行动进展不顺利而颇受不少人的肯定，因此，直接说拜登不应对俄强硬，肯定是在群众那里拿不到票的，但如果把拜登说成过度重视俄罗斯威胁，而轻视与放松了来自中国的“敌意”，就显得更为名正言顺，师出有名。
那么，这些来自于共和党，特别是特朗普阵营的，对拜登的攻击是否奏效了呢？从一方面说，其效果似较有限，因为拜登近期民意并未发生急剧下坠现象；但从另一方面讲，其效果似乎又很不错，因为尽管拜登在俄乌问题上失分不大，但其国内民调一直低迷惨淡，具体表现甚至比特朗普执政的同时段来得还更糟糕。
俄乌冲突日益升级之后，特朗普顾虑到西方一般舆论的走向，也对俄国的军事行动或多或少发表了一些谴责，但他始终不愿公开声讨普京，并时不时会吹嘘一下自己和普京的所谓“良好关系”。
众所周知，特朗普是话术方面的大师，对于俄乌冲突，他也想了一个非常犀利的说法。他说，普京之所以敢于动乌克兰，核心原因是看到了拜登2021年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显露出的仓皇失措和大败态势，进而觉得拜登可欺，进而会急着对乌克兰下手（Biden's Afghanistan pullout made Putin think he could take Ukraine）。
而且并非没有人为特朗普这种讲法提供背书。美国学界保守派人士Victor Davis Hanson就宣称拜登应向特朗普学习，尤其是学习特朗普的那种所谓“对敌威慑”（deterrence）的战法模式。
但是，显然并非人人都会对这种论调买账。比如，很多评论人士就认为，特朗普一直强调北约无用论，说北约各国搭便车，占美国便宜，并有一种传闻，一旦特朗普成功获得第二任期，他可能会使美国离开北约体系。而正是这一“战略良机”的落空，使得普京大为失望，恼羞成怒，并决定于此拜登时代直接对乌克兰动武。
还有一些立场更为激进的批评者甚至直接说：“现在的乌克兰危机其实恰恰就是普京和特朗普这两个人埋下的炸弹，是这两个人最早埋下了导火索。”其实，这两种截然不同、看似不可调和的论点，就类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讲哪一方是绝对的正确，且两方都各自有自己的信徒和群众根基。
2022年2月，特朗普曾夸普京“聪明”，引来白宫副新闻秘书的怒怼。特朗普的论述口径是这样的：“聪明人往往能升到国家的领导层，可惜在我们美国却并不是这样，现在的最高层就很不聪明。那么你们也许要问：普京聪明吗？啊！当然啦，普京当然是聪明的。”
俄乌冲突事起之后，特朗普在话术上走得最远的一次，发生在2022年3月底。当时，特朗普公开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布关于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黑料”，指控亨特曾从莫斯科前市长的妻子手中收受350万美元。特朗普宣称，普京可能会知道相关信息，因此他呼吁普京尽快披露拜登家族的丑闻：“她给了亨特350万美元，我觉得普京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普京应该尽快曝光它。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问题的答案。”
此事引起了拜登白宫的重视，白宫发言人向媒体谴责特朗普的这一言论，称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只有特朗普”能做出这样的“无节操”之事。反特朗普的CNN直接说特朗普向普京喊话这件事，比以往特朗普干的类似事件性质都更为严重和恶劣。Politico认为这是赤裸裸的邀约“外部势力”干涉美国内部政治议程。大约是看到这种论调的不受欢迎之处，特朗普此后似乎没有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大做文章。美国的反特朗普媒体普遍都在致力于将特朗普描述为一个亲俄和反乌的人，这样就正好与西方主要的民意走向相背离，特朗普对此必心知肚明，故他未必会主动撞到枪口上去。
进入2022年5月，特朗普仍对拜登穷追猛打，不依不饶，特朗普直接在群众集会上说：“你可以把整个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五位总统放在一起，他们不会也没有带来拜登在短短16个月内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并且说拜登是“无人匹敌的、不折不扣的失败者”。特朗普宣称：“我们的国家正滑向地狱，而我们将纠正这一点。我只希望这不会太迟。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非常危险——可能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危险的。它可能演变成新的世界大战。我们的国家正由能够把局势引到世界大战的人领导。”根据特朗普的说法，拜登政府要对美国失去在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负责。特朗普还曾攻击：“民主党又要给乌克兰400亿美元，但美国父母们却需要拼命努力，才能勉强养活他们的孩子（指婴儿配方奶粉荒），”并说这是“美国之耻”（national disgrace）。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国内民意的确是有比较显着变化。
比如，在此之前，由于高度政治极化，一旦关涉到美国对于欧洲防务的承担问题，民众意见往往显得趋向两极，互不相让，不知哪一方占据主流。但2022年俄乌冲突后，民调显示，约69%的受访美国民众表示，他们希望美国能加强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以抵御俄罗斯方面的扩张。这种数值，在俄乌冲突大爆发之前，应是相当难达到的。事实上，就连保守派的大本营福克斯新闻台都说“乌克兰必须要打赢由普京所发动的这场战争”（Ukraine must win the war Putin is waging）。
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想真正瞭解俄乌冲突的来龙去脉，除了考虑俄乌及整个东欧的地缘政治要素之外，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切入点，仍是美国国内政治进程。2021年3月，刚上任不久的拜登公开称普京为“杀手”，并表示普京需要为干涉、破坏2020年美国大选“付出代价”，当时就已经引起了俄罗斯方面极大的反弹和愤怒。2022年3月，拜登在波兰首都华沙皇家城堡发表演讲时直指普京，称其“不能再继续掌权”（cannot remain in power）。这些措辞都甚为激烈，可见民主党方面对普京的较深憎恶。此外，我们要看到，实际上自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开始，普京就已经走上了一条非常强硬的路线，为了维护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以及地缘政治格局上的利益（identity and geopolitics）不惜做出巨大牺牲。
从这个角度上看，真正的变量反而不是普京，而实际是美国政治从2014年以来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的剧烈变化（以及包括2024特朗普是否可能会卷土重来）。今日美国在援乌的时候，也许或多或少要考虑到这样一个潜在的问题：由于乌军中有一部分武装是纳粹性质的（如亚速营），国际援乌志愿兵里也不排除混入少量恐怖主义分子，如果将来部分美国和北约的援助武器最终落入这些人之手，会否对美国及北约产生反噬效应与安全忧虑，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拜登对华动作频频
从目前情况看，拜登似乎也明确感受到了特朗普势力带来的压力。2022年以来，特别是进入2022年夏季之后，拜登政府开始明显地以更大力度打“中国牌”，做出一系列动作举措。
5月12至13日，美国-东盟特别峰会（U.S.-ASEAN Special Summit）在华盛顿召开，除菲律宾和缅甸领导人外，东盟各国领导人首次受邀而齐聚于白宫；
5月23日，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总理莫迪在东京举行“印太繁荣经济框架”（简称“印太经济框架”、IPEF）启动仪式，首批参与国共有13个国家；同日，岸田文雄与拜登举行会谈，会后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拜登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发起行动，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美方“几十年来，就台湾问题做出最有力、最公开的表态之一”；
5月26日，美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态度整体较为强硬；6月，美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对亚洲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行程，到访韩国、菲律宾、越南和老挝等地，继续鼓吹要打造“一个更互联、繁荣、安全和有弹性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6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13个IPEF国家代表在巴黎举行非正式会议；同样在6月，美国防长奥斯汀公开称美方对台政策没有变，“是中方变了”，并称中国对周边地区采取了所谓“更具胁迫性和侵略性的态度”。
对待这一系列挑战，中方表现相对较为克制，2022年6月，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卢森堡举行会晤，杨洁篪表示，中美关系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是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愿望，理应成为发展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中方愿同美方探讨实现这一愿景的路径和方法。中方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美方应端正对华战略认知，作出正确抉择，同中方相向而行。客观地讲，拜登政府对华也并非全盘皆是恶意，如就在最近，拜登告诉其内阁成员，他个人倾向于放宽特朗普时期部分对华关税。
无可否认的一点是，在民调满意度的表现上，拜登真是差强人意。
到2022年4月下旬的时候，多家民调都显示 “拜登的民调满意度和特朗普同期相比简直半斤八两”（Biden’s approval ‘most similar to his predecessor’ Donald Trump at this point in presidency）。美国商务部2022年4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降1.4%，是2020年第二季度（当时背景是新冠疫情在美大爆发）以来美国经济的首次萎缩。当这个新闻刚公布的时候，CNN发评论直接说：“这昭示了2022年民主党中期选举选情可能相当不妙”（A disastrous day for Democrats' 2022 chances）。
2022年5月初，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已极端接近100万关口，新冠入院人数和预测病亡人数都开始呈现爬升趋势，CNN五月的一项民调显示出，约80%的受访者认为拜登政府在对抗通胀方面做的不够，只有23%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美国经济状况挺景气的，有3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目前的各项情况和整体发展势头都还不错，对于拜登政府的整体经济政策，只有34%表示肯定，66%的受访者都表示了否定。2022年6月，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1.0%，远高于4月环比涨幅0.3%；同比上涨8.6%，为198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最近的大幅度加息，被一些经济学者评估为将可能会造成“手术成功，但病人死亡”的潜在大麻烦。
每日持续汇总多方数据做综合测评的538网站，在2022年录得了前所未有的拜登民意支持新低。其中，2月27日综合数据显示，拜登民意满意度跌至40.4%，已相当接近于击穿40%防线。后因俄、乌事态发展有所好转（以美国视角看），至3月13日最高冲回到43%，但之后又开始转头向下走（主要受经济指标所累），最终在6月13日首次直接击穿40%线，进入3字头区间，6月13日是拜登执政的第510天，此日拜登538综合民调支持率仅为39.7%，而特朗普执政的第510天538综合民调支持率为41.8%，高过拜登两个百分点。
2022年6月，CNN政治板块有一则这样的报导：拜登惨淡的民调已成他总统任期的常规状态 （Biden's dismal poll numbers are a feature, not a glitch, of his presidency），同样在六月，CNN还有这样一则报导：从2021年初国会山骚乱事件以来特朗普变得愈发受欢迎了（Trump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since the January 6 Capitol attack）。
拜登对外的成绩至少看起来比其处理内政的水平要稍微好一些。但即便如此，仍是问题多多。2022年3月，学者James D. Boys回顾了拜登执政第一年的外交政策，发现面临的问题多于提出的解方，总体的态势是：已建立以拜登为中心的统一领导，但还未能有效掌控全局的各个方面（In Charge, But Not in Control）。另有美国学者在2022年5月认为，拜登的整体对华政策是文辞漂亮，但实际细节相对就较为不足（Eloquent but Inadequate）。
三、从欧洲政治的角度看
曾有学者将欧洲近年兴起的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称之为“对于不够民主的当代自由主义的一种不够自由的却似乎要更为民主的回应”（Illiberal Democratic Response to Undemocratic Liberalism）。正如学者Rosa Balfour所指出的那样，其实，在俄乌冲突事起之前，在除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之外的欧洲区列国里，其实都广泛存在着同情俄罗斯，甚至于挺俄罗斯的社会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并未能占到主导（或者普遍性）的优势位置，但其客观上的确实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不少时候不止是右翼人士会有这种亲俄的想法，有时左翼人士也会有。整体来说，这并非一种非常边缘性的看法。
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说，则正如学者Scott Lavery等人在2021年初的论文里就已指出的那样，欧洲当前面临的是一种新的全球性范围的失序现象和快速变迁现象，而欧洲致力于求索的则是一种相对而言的“自主性”地位（a degree of relative autonomy）。学者Andrew Cottey在2021年的研究认为，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较长时段基本和平态势很大概率仍将会继续保持下去。我们看到，尽管欧洲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坚定支持乌方，提供了各种援助，但欧洲也并未直接进场去和俄罗斯进行正面冲突对抗。
2022年法国大选，面对勒庞的强力挑战，马克龙应付裕如，成功卫冕，法国政坛波澜不惊，没有出现大的黑天鹅事件（另外，最近在斯洛文尼亚的选举也呈现出相似的态势）。
这种结果，除了归功于马克龙的施政，很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俄乌事态的外部因素，因为不少选民似乎都认为勒庞和普京关系走得太近，尽管勒庞在这方面不断为自己辩护，但似乎效力有限。
这个情况，美国的政治保守派势力必定看在眼里，因此，太攻击拜登软弱，而太赞扬普京厉害，赞扬普京盘算深远、手段狠辣，就很可能并不是一种会特别得分的战法。
事实上，就连勒庞，在法国大选的最后冲刺阶段，都努力试图撇清自己和普京及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其实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很多欧洲右翼民粹领袖都有类似的做法）。尤其是普京在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初期阶段，显示出不少力不从心之处，拜登虽未直接介入事态，但一直给乌方提供各种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特别去猛烈攻击拜登，而动辄赞誉普京，恐怕较难在美国国内民意支持上有所突破。
因此，他们大概率会选择别的战法。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马克龙和拜登的民调满意度都是40%出头，因此，尽管法国和美国的选制与政治体制都有显着不同，马克龙能守得住，拜登就未必一定会守不住，不管现在看起来他和特朗普相较有多么弱势。
与此同时，2022年法国大选也给我们另一个启示。
尽管勒庞对马克龙的挑战并没成功，但她的确也创造出了颇为不俗的战绩，获得了近42%的法国选民支持，甚至有西方主流媒体说，勒庞势力已经在法国登堂入室，成为政治主流的一部分。而且，勒庞与普京有较密切的关系史，在如今全西方都激烈反俄的背景下，勒庞仍能拿到如此高票，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的确，这次法国大选并没有成为类似脱欧和2016特朗普获胜那样的民粹主义黑天鹅事件，但同样的逻辑，这次勒庞的表现似乎也或多或少说明，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政治浪潮并未真正落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也似乎昭示着，特朗普这类人在2024的总统大选中，仍有相当之机会。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还应将此事和最近匈牙利选举的情势联系起来看。在最近匈牙利选举中，右翼的欧尔班政权轻松获得大胜，得以继续连任。无怪乎分析人士Stephen Collinson会指出，特朗普持续在如今的美国共和党内发挥重大影响力，且民调数值不输于拜登，欧尔班在匈牙利大胜连任（西方媒体一般将塞尔维亚武契奇最近的成功连任也算在此列），以及勒庞虽败选，但和马克龙差距缩小，且选战给马克龙造成巨大压力，这几件事都反映出了同一个机理：
亦即，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影响远未退潮，他们兜售的那种“传统老派政客无法帮助解决人们目前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论调仍是方兴未艾，很有市场。如果要给Collinson这个分析再加一个限定，我们应特别看到，这些事件其实都是在俄乌冲突（及西方社会舆论海啸般的一边倒反对俄国出兵）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明乎此点，也就更能理解其蕴含的深意。更有论者直接说普京、特朗普、勒庞这些人其实都直接得益于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垮台（the Collapse of Neoliberalism）。
事实上，从总体来讲，正如2022年4月出炉的 一份英国学术机构的报告所说的那样，俄乌战争事起之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导者们的选战情势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来自其与普京的既往联结的冲击（Political links with Putin have not harmed populist leaders’ election campaigns），其支持者的声浪也并未随之烟消云散。
正是基于这个奇特的现象，美国著名政论家Fareed Zakaria 不禁感叹：“右翼势力正欣欣向荣——哪怕他们是普京的朋友，也阻碍不了其的广受欢迎程度”（Right-Wing Populists Are Thriving — Even When They’re Friends of Putin）。评论人士Derek Royden更是揭示出深层次的机制：目前欧洲列国左翼势力普遍比较涣散，缺乏真正统一的联合左翼力量，所以常常剩下右翼中的传统建制派右翼去独自地对抗来自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冲击。
如果俄乌战事延长，外溢效应不受控制，那么理论上讲，欧洲经济会遭受到直接的冲击（例如，2022年4月，德国央行已发出警告，如战争持续下去，德国的经济可能会萎缩2%），而这，反过来又很可能会给右翼民粹势力提供新的增长温床。
而且，我们也要看到，对于不少以反对接收难民立场而着称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来说，他们的见风使舵，在俄乌战争环境下与俄罗斯拉开一定距离，其实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赢得选票上的计算与考量。在这些人看来，来自乌克兰的难民，和来自中东与其它地方的难民是不同的，前者属于欧洲大框架内的广义同胞，后者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族，因此，在接纳前者时，尺度的拿捏界限自然会放宽一点。
另外，正如学者辜学武所指出的那样，在以德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看来，此番俄乌冲突之后，他们可能会致力于将其对外关系的侧重点进行多元化（diversification ）调整,以避免过于着力在特定国家之上。具体而微地说，也许会强调对印关系（因为印度号称是“世界最大民主国家”），而一定程度降低对华关系的热度。我们要对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势做好充分准备和预判。
四、中国当如何应对
作为中国，特别需要防范的一点是，美国两党在高度极化时代里取得某种一致共识，即将中俄完全渲染为铁板一块的一体化而做相关的国际舆论宣传。实际上，中国立场持平，并不有所偏袒，且希望劝和俄乌。在这种形势下，中美都需要拉到更多的国际友好声音。搞好中欧关系的稳定平衡，也许是中方进行战略破局的其中一种妙法。
数据显示，2021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超过82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保持欧盟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地位，欧盟则是中国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中欧双向投资规模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复旦姚旭博士等近日做出的分析报告也直指，搞好中欧关系，与防止“中美竞争失控”一样重要。
于发展中欧关系之外，我们也许还需要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由于在乌克兰的推进并不顺利，拜登在乌克兰所使用的方法（大力支援乌方但不直接军事介入）客观上给普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普京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特朗普的支持和助攻力度，加强对美国政治极化的搅动，希望特朗普在2024上台，并进而实现莫斯科对华盛顿的某种影响力，虽然说按照现在西方的整体舆论氛围走向，特朗普已不大可能去实现他的“联俄制华”之策。
在2020年8月的时候，曾有美方的情报认为，俄国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是反对拜登，而倾向于支持特朗普的。而俄罗斯的国营电视台，在处理特朗普-拜登间纷争时的常规手法也是往往倾向于褒扬前者，而贬损后者。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需要特别审慎，小心以待之。
另外，中美之间，虽然摩擦很多，却也并不必然相互敌对。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最近颇富深思地指出“中美之间的武装对抗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然而美国的对台政策却在为一场台海战争煽风点火。我们需要主动与中国开展高级别的战略对话，澄清并解决双方的红线问题，以避免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这种冷静的态度是有道理的。同时，中美民间交往渠道仍值得被继续发展和推进 。正如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最近多次表示：“中美关系的根基在民间，希望在民间”。
李海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原载于《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