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闭幕，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任已经近两年。经过一中和二中全会的人事安排，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姊妹篇”，其执政思路已基本清晰，影响中国接下来10年左右乃至更长周期的政治因素得到基本确定。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不仅如前两任一样，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多个主要职位，而且，通过“打老虎”和组织机构的调整等多种方式，加强了中央和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可以说，本届中央执政集体已经鲜明地打上了他的个人特色，梳理其治国理政的大致轮廓，对理解这一轮中国的政策周期至关重要。
新权力结构体系
过去两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执政党和在其领导之下的整个权力体系的大变动。不仅是在强烈的反腐风暴中，大量低至科级、高至正国级的官员纷纷落马，整个权力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出于对“文革”中个人崇拜导致的重大恶果的警惕，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一直提倡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到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时代，“党内民主”一度成为中共党内理论专家的讨论热点。甚至有学者曾把最高层的集体领导制称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相对于中央层面的“集体领导”，地方一把手在自己所辖范围内往往权力巨大，缺乏制衡。如何制衡“一把手”的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党内反腐败和解决权力滥用问题时的讨论重点。“政令不出中南海”也一度成为政坛流行语。
一个社会广泛认同的看法是，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需要进行经济升级和政治社会领域更为公正的制度化建设，而其主要阻碍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坐大，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过大。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可选。
从目前看，本届领导人破解难题的方法是集中中央包括领导人的个人权威，统一做出重大决策，并通过严密的体制内力量监督，促使各个层面来“贯彻落实”。
具体到组织结构方面，在中央一级，通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新的超常规机构的设立，最高领导层整合了“顶层设计”的重要权力，同时通过加强纪委系统的垂直管理和司法系统的去地方化等措施，加强对地方官员系统的监督和掌控。
反腐这一对中共并不新鲜的主题，在过去一年多，成为保障这一政治目标的重大手段。作为自2013年以来持续影响中国政坛的最重大主题，剧烈的反腐风暴一直延续到现在。持续良久的“大老虎”周永康案终于在最近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这一轮反腐，一方面进行全社会各方面的清查，另一方面，也可以明显看出几大主要波及领域，包括地方政坛的四川和山西，石油系统，发改委的价格司和能源局等。反腐为改革开路的迹象明显。2014年底首次进行的对国企等的专项巡视，进一步将这个逻辑清晰表达了出来。
军队的反腐和改革则值得更大关注。从习近平的履历可见，1979年他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即是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秘书一职。在党内军内对军队和国防改革的宣传中一再强调，这一轮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由“习主席亲自运筹、亲自指挥”，同时，多位军内高官曾同期发文表示拥护习的领导，反映了习近平在军队系统内已经树立起来的威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曾经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成为中共建国以来因腐败被调查的最高级军官。与党政系统相比，军队反腐历来更为敏感，不易进行。“军内大老虎”的落马，使人感受到了更大的震撼力。
一度，曾有舆论认为，在系统性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反腐揭盖子可能让外界看到更多恶性贪腐，可能会大大影响执政党形象。但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显然对此并不认同，而是以刮骨疗伤的勇气进行深挖严追。
在现代政治中，“话语即权力”这一思想深入人心。一向看重“笔杆子”的执政党，显然对此深有领会。由此，此轮权力重整不仅是在组织方面大动刀斧，更是试图从思想上“落笔”。
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其发言被称为“8·19重要讲话”，下发各级学习。今年的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文艺为谁服务，这一多年前中共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要解决的重点课题，在多年以后，“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地重返中国社会。
文化的中国化是习近平阐述文艺政策的一大方向。他曾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要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比如，具体到加强中小学课本的古诗词内容。事实上，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是认为中国要走独特发展道路，以及政治制度要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流行的“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政治概念，也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这种看似是“收权”式的改革，赢得了对官员贪腐和权力滥用不满的普通民众的欢呼。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过去多年的改革动力主要来自于“放权”，地方政府之间互相竞争的招商引资和改革试点，虽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的根源，却一向也是其重大活力的重要来源。于是，强力的“收权”与反腐风暴之下，各级官员开始出现“不做不错”，消极怠工的情绪有弥漫趋势。对此，中央高层显然有清晰了解，并多次进行批评。
“习大大”
由于现实影响力的迅速上升和鲜明的个人特点，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党报今日对于最高领导人的宣传和定位，已经直承此前的权威领导人邓小平。
毫无疑问，家庭出身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形象会有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不仅是中共党内军内卓有功勋的元老，改革开放之初，还曾担任改革试验和突破地广东省的省委书记。这种身兼红色家庭和改革传统的双重政治遗产，使得习近平在党内和社会上都能获得良好的心理预期。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坚实奠定了习近平的改革声望，反腐则很快确立了他在党内的强大权威。
社会上有关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塑造，从一个著名的微博账号“学习粉丝团”开始。它以平易近人的第三方的模式持续贴近地跟进习近平的个人活动。这种宣传方式和个人形象开始摆脱原有的刻板沉厚的模式，以更接地气的方式与普通民众进行沟通。此后去街头吃“庆丰包子”，通过“时间去哪儿了”和“足球漫画”等卡通形象设计传递信息，以及对作为中共著名领导人父辈的纪念(“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形象，以及温馨感人的家庭生活)等等，都成功地为其个人形象添分。迅速流传开来的“习大大”这一称呼，则完成了这一兼具权威和爱戴形象的构建。
而在过去短短两年内，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凭借良好的个人形象出现在国内外各种政治和社会场合，包括为中国设计“代言”，“彭麻麻”这一满带网络气息的亲昵而又尊敬的爱称也开始流行起来，进一步增加了习近平作为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色彩。
党报《人民日报》客户端11月13日以《“新设计师”习近平》为题刊文，官方权威媒体对最高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事业中位置的新表述：让改革走出僵局和困境的“新设计师”，意味深长。
改革逐步推进
这种权力体系的重构，归根结底，是为了推进改革开放服务的。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了系统性回应，通过了众望所归的改革方案，从内政到外交，从反腐败到司法改革，从经济到政治、到军事，从产业升级到国企改革，从减少审批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意图在中国全方位构建一个现代化的“中层治理”结构。
2014年曾被寄予厚望为“改革之年”。然而，从岁末盘点来看，由于各项改革的推进情况与原来预想的还有一定差异。许多原来“有关部门”表示要在2014年上半年拿出具体方案的改革领域，时至年末，仍处于方案讨论阶段。12月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指出，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改革推进相对反腐和权力结构改变的一定程度上的滞后，部分原因是许多改革本就错综复杂，非短时期内能做出科学的全面方案。
更重要的原因是，今日改革和30年前、20年前，甚至是15年前都不同。由于改革面临的主要是削减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改变一种已经走向固化的格局，“自己改自己”积极性有限，反腐和重整权力结构正是为下一步推进改革打基础。
因为，一旦提高积极性变成改革上的“各行其是”，那么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市场化改革变成又一轮经济利益的瓜分，比如“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或者农村土地经营权变成损害农民承包权益的“大跃进”;社会政治性改革，比如司法改革，把试点等同于提高待遇，而新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
习近平的一段话，实际上为改革路径划出了“边界”：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宕，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
最大的边界，恰恰是重整权力结构带来的。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过去几年，由于“维稳体制”的强化，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很多方面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大幅退步。怎么理解“社会主义法治”?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方案力图进行“统一思想”的工作，但还是引起了不同群体的不同分析。党纪和国法如何衔接等问题也的确在检验依法治国的底色。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和整体实力的上升，在外交方面，“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也出现较为明显的调整迹象。用较为官方的语言表述，即是“加大有所作为”的部分。中国开始积极主动地构建对外新结构，例如，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而不再流于被动应对。这在南海冲突和中日关系等具体事件和政策上有明显体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
总之，过去两年中，伴随着强大的反腐运动，中央地方权力的重构，领导个人权威的加强，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也在发生明显的趋势性变化。这种趋势，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