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并很快占领东北全境，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身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应该负什么责任呢?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后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长期以来始终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在“九一八事变”80周年之际，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以便澄清事实真相。
一、张作霖的传奇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就在这一年，20岁的张作霖投奔宋庆统率的毅军，当了一名骑兵。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回到辽西，与赵家庙乡绅赵占元的女儿赵春桂结婚。当时的辽西，可谓散兵成群，乞丐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各地成立了名叫“大团”的武装自卫组织。在赵占元的支持下，张作霖也成立了一个拥有20多人的大团。由于他领导有方，纪律严明，该地区的治安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为此他名声鹊起，管辖范围扩大到周围20多个村庄。
在赵家庙西北的中安堡，有一个上百人的大团。该团团长金寿山招降纳叛、藏污纳垢、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在当地百姓的请求下，张作霖率众占领中安堡，赶走金寿山。金失败后怀恨在心，便寻找机会进行报复。1901年农历腊月三十半夜，金寿山率众前来偷袭。张作霖因为疏于防范，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落荒而逃。他的妻子赵氏在逃亡路上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他们的大儿子张学良。
张作霖逃到一个名叫八角台的集镇以后，当地绅商因为久闻其名，便热情地请他担任大团团长。张作霖上任后，得到当地绅商居民的交口称赞。不久，盛京将军增韫根据“化私团为公团”的建议，决定收编各地大团。于是，张作霖也由一个地方武装的小头目，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政府军的军官。当时他被任命为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帮办，是一个相当于副营长的职务。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史称日俄战争。当时辽西虽然是中立区，却深受战争蹂躏。在此期间，张作霖与日俄两军巧妙周旋，既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也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有一次，他被日军活捉，差点儿失去生命。1907年，张作霖因为智擒土匪杜立山有功，被提拔为相当于团长的奉天巡防营统领。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张作霖以“勤王”的名义率兵进入省城，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和提拔。中华民国成立后，张作霖由中将师长很快晋升为奉天省督军兼省长。1916年，他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成为重要的封疆大吏。就在这一年，日本浪人因张作霖不答应他们提出的“满蒙独立运动”，曾策划了刺杀张作霖的行动。出事那天，张作霖多次遭到炸弹袭击。但由于他胆大机智，马术娴熟，才死里逃生，幸免于难。
1920年以后，张作霖经过多年南征北战，终于在1927年6月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开始行使国家元首的权力。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28年4月，张作霖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全线崩溃。于是他被迫离开北京返回沈阳。临行前，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逼他在丧权辱国的《日张密约》上签字，被张作霖严词拒绝。张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父母的坟地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他还告诉对方：“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许，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返回沈阳时，被日本关东军安放在皇姑屯车站的炸药炸死，终年53岁。
二、杨宇霆的悲剧
张作霖被炸死以后不久，杨宇霆就成了东北军高层将领中又一个遇难者。不过，直接杀害他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张学良。
杨宇霆字凌阁，1885年出生于辽宁法库的一个山村。他从小刻苦好学，聪明过人。16岁考中秀才以后，由堂兄资助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步入军界，因为人谨慎、训练有素，从排长、连长开始，最后担任了奉军总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等重要职务。另外，他智足多谋、顾全大局，还享有东北军“智囊”和“小诸葛”等称号。
张作霖在世时，杨宇霆协助他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大大增强了奉军的实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以便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三是独立修筑战备公路，使东北的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四是开办奉天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从而增强了防卫能力。
张作霖重用杨宇霆以后，不仅让东北的社会经济和军事力量得到迅速发展，也使日本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有一次，日本方面向张作霖提出要在东北实行“和汉杂居”的要求，杨宇霆认为这是袁世凯卖国条约的翻版，力主不予答应。于是，日本人认为杨宇霆是他们侵占东北的主要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
大帅张作霖遇难以后，杨宇霆以周公自诩，想忠心耿耿、全力以赴地辅佐少帅。少帅张学良是“民国四大公子”之一，他不仅风流倜傥，涉猎广泛，还吸毒成瘾，不问政事。杨宇霆经常苦口婆心地劝他，但他根本听不进去。有一次，某官员有重要情况向张学良汇报，被卫兵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只好找杨宇霆求助。杨知道张正在抽鸦片，便生气地骂道：“如此下去，抽死得了。”随后，他带领这位官员来到张学良官邸，大声问卫兵：“少帅何在?”卫兵回答说：“少帅尚未起床。”杨宇霆听了这话，不禁怒火中烧，气冲冲地闯了进去。到了张学良的卧室门口以后，他大声喊道：“我是杨麟阁，快起来，有公事!”
杨宇霆的做法让张学良很不高兴。日本方面知道二人不和，便散布流言蜚语，挑拨他们关系，并暗示张学良应该及早除掉这一隐患。没想到张学良真的上了圈套，中了奸计。不过就在动手杀杨之前，张学良还是有点犹豫。一天夜里，他取出一枚银元，想用占卜的方法作出决断。没想到三次占卜都是“袁头”向上，表示应该下手。他让夫人于凤至占卜，结果也是一样。
1929年1月10日晚间，张学良设计把杨宇霆骗至少帅府，以侵吞军饷、贻误战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杨杀害。随后，张学良把那枚银元保存在卧室的保险箱里。另外，在这个保险箱里还有一张50万元的收条。这张收条是张学良赞助某日本议员参加竞选所捐的款项。后来该议员在竞选中失败，这50万元也就打了水漂。自己不思进取，却想通过收买别人达到目的，实在是没有出息的表现。难怪胡适得知张学良保险箱中的两个秘密之后，会感慨万端地说：“杨宇霆不死，东北四省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三、张学良的谬误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夫妇正在北平前门外的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京剧《宇宙锋》。这是一出抨击秦二世荒淫无度、滥杀无辜的传统剧目，不知“张二世”看了以后有何感受。
当时中国在东北地区有17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1个步兵师，共20多万人。另外，在平津地区还有东北军11万精锐部队，随时可以调用。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驻扎在北大营的独立第7旅是东北军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相比之下，日本在我国东北只有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大约一万人左右。即便算上在东北的日本警察、退伍军人和驻扎在朝鲜的两个日本师团，中国军队也占绝对优势。在武器装备方面，仅沈阳的兵工厂和军火仓库中，就有飞机260架，大炮250门，炮弹10万发，迫击炮600门，迫击炮弹40万发，步枪15万枝，了弹300万发。此外，据说日军在进攻黑龙江时使用的法国雷诺坦克，也是从沈阳缴获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留守北大营的最高指挥官是东北军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上校。当张学良收到他的紧急报告后，却以为日本政府是会控制关东军的，他们也“不想扩大事态”。于是他下达了避免冲突、尊重国际联盟调解的命令。
由于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命令，日本关东军仅用半天时间就先后占领了沈阳、丹东、营口、抚顺、海城、辽阳、本溪、四平等铁路沿线的18座城镇。第二天，长春沦陷。10月初，关东军开始进攻辽西和黑龙江地区。到1932年年初，随着锦州和哈尔滨的陷落，整个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这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3倍。
关于张学良所奉行的不抵抗主义，过去一直认为是蒋介石下达的命令。直到1990年6月至8月，张学良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才披露了事情真相。他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他还说：“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随着研究的深入，张学良的说法得到有关史料的印证。
四、学术界的评论
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胡适在日记中就纪录了此事。1932年8月，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3号发表题为《汪精卫与张学良》的文章。文章指出：政府对于张学良“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的大罪，应明令惩处，追究责任。文章认为：对于张学良来说，“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壮年的惨痛奇辱也许可以完全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他能决心离开他现在的生活，到外国去过几年勤苦的学生生活，看看现代的国家是怎样统治的，学学先进国家的领袖是怎样过日子的，——那么，将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尽有他可以服务效劳的机会。”
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丁文江以《假如我是张学良》为题发表文章。他说：国难当前，我们希望张学良能够牺牲一部分实力，为国家争点人格，也让日本人付出相当的代价。他还说：“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的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假如我是张学良，我一定请中央一面派人点验我的军队的枪支人数……，一面把所有华北的税收机关由中央派人接收。”言外之意，张学良在军队人数和财政税收等方面，都有暗箱操作的嫌疑。
两星期之后，任鸿隽发表《为张学良进一言》的文章，他说：既然有人指责张学良“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那么张学良就应该“做出一个毁家抒难的义举，自己拿出三五百万来做抗日的军费。”任先生认为，只有这样，所谓“聚敛”、所谓“要挟”、所谓“搜刮”等说法才会不攻自破，大家对张学良的人格，才不会怀疑。此外，傅斯年、蒋廷黻等人也发表了重要言论。
1933年3月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说：汤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记在张汉卿的账上。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1936年西安事变后，胡适在第二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
到了1950年，胡适又在《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中写道：“这个‘少帅’张学良，那时正在三十四十岁的中间，是一个因为纵容而变坏的竖子;他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生于有钱有势的家庭，他是野心而自负的。……(到了1936年)他已陷入夜郎自大的地步，幻想他可以成为反日反蒋的‘联合阵线’的领袖。”
选自《民国旧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