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中国政治学会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各种研究国际问题尤其是中日关系的团体次第成立，相关的政论学术期刊也纷纷创办。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后召开的前两届年会均就中日关系与外交政策进行讨论，并将研究结果秘密提供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作为决策参考。与此同时，周鲠生、钱端升、徐淑希、张忠绂等中国政治学会的重要成员也在《外交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对日言论。无论是秘密建言还是公开议论，都告诫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问题上不要一味妥协，应明确解决条件，同时要注意联络苏联，尽可能地利用国联的力量，以形成对日牵制的局面，并致力于发展自身的实力。学者们基于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学术立场，运用国际先进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对事关本国的重要问题展开研究。这样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路径，在王化成、徐淑希等学者的学术实践中有显著的体现。

九一八事变对当时正处于大萧条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对中国的冲击尤为强烈。从此，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日关系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难危机不仅成为党派政治的重心，也牵动着学界的视线，影响了学术共同体对于学术发展的取向。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现代学术逐渐步入轨道，成绩可观。与此同时，在日本侵略的气氛笼罩之下，战争的阴影与国难危亡的意识不断加重，政治宣传和局部的军事冲突此起彼伏。在这种看似悖论的表象之下，政治外交与学术发展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张力抑或相互诱导的因素？九一八事变及此后的中日关系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又如何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可以说是研究中國政治学史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对此课题的全面分析与整体把握尚需时日，本文暂以中国政治学会作为研究的主轴，初步探讨中国政治学会及其重要成员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中日关系的反应与对策主张，以及中国政治学研究在中日战争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局下所受到的影响。

一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知识界特别是政治学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有人说：“‘五四时代国人之兴趣似侧重于哲学与文学。‘北伐前后，国人之兴趣渐移向于社会学与经济学。‘九一八后，国际外交学似已引起一般人之注意。”1此种印象或嫌笼统，但九一八事变以后，知识界确实对国际问题尤其是中日关系非常关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会、东北问题研究会、日本研究会等各种研究团体次第成立，专门讨论国际问题的期刊如北平的《外交月报》、南京的《外交评论》《日本评论》等纷纷创办，学者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所发表的评论与著述激增，各大学政治系也加重对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教学与研究。

作为全国政治学界最高學术团体的中国政治学会即成立于“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的国难危机之际。1932年9月1日，由杭立武、高一涵等45人发起的中国政治学会在中央大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有卢锡荣、时昭瀛等数十人，推杭立武为主席。遂由主席报告该会之宗旨：（一）促进政治科学之发展;（二）谋贡献于现实政治;（三）帮助后学示以研究方法。会议通过了会章、组织国际政治研究委员会及发行有关政治之各种刊物等议案。[1]关于中国政治学会筹备成立的经过，杭立武有如下之记述：

中国政治学会之发起，始于去夏。时愚在中央大学，初与政治系同事陶希圣、吴颂皋、刘师舜、梅思平、杨公达诸君言，皆表赞同。会暑期各地友人过京者，如张奚若、周鲠生、高一涵、皮皓白诸君等，与谈此事，感乐观速成，促即正式发起。经即通函各地，征求发起人，未匝月而京沪平津武汉青岛广州各校络绎赞同者，五十余人。足征研究政治学者之组织学会，实久具此需要，偶经提倡，竟群谋佥同也。惟以同志散居各地，召集非易，当与高一涵君等先拟会章草案，即以通信方法，征询各同志同意，并请推选筹备委员，共策进行。乃以东北事起，继以沪案发生，迟滞数月，至本年三月底，选举始告竣事。当选定周鲠生、高一涵、张奚若、梅思平、萧公权、刘师舜诸君及愚等七人，继续进行。遂于七月十三日在京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决议于九月一日召集全体发起人，开成立大会于南京，此本会筹备成立之经过也。[2]15

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较大程度上归功于杭立武的筹划与组织。21930年，杭立武受聘担任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其时，他结束了在英美师从政治学名家拉斯基（H. J. Laski）和阿格（F. A. Ogg）的留学后返国不久，“詧于国内学术团体正如雨后春笋，惟独缺政治学学术团体，因而立意成立一纯政治学术团体”。[3]而国外方面如英国的费边社和美国的政治学会对于各自国家的实际政治，皆有重大的贡献。受其影响，杭立武认为：“盖政治之良窳，必由其历史之背景，与社会之环境所造成。倘能得专家若干人，先从事实上之研究入手，然后根据学术上之原理，参照本国之实情，对症发药，筹思切实计划而倡导之，则政治上之利弊，非不可藉以兴革也。”[1]15

从杭立武关于筹划成立中国政治学会的动机与过程的陈述来看，他们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发起了中国政治学会的筹备工作。是故，中国政治学会并非“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的产物，但是这两起事变对于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及其宗旨与活动，无疑是有影响的。首先，尽管“以东北事起，继以沪案发生，迟滞数月”，但这可能反而激发了中国政治学界凝聚共识、加强合作研究的要求，从而加速了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其次，中国政治学会会章所列宗旨第二条为“谋贡献于现实政治”，以及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组织国际政治研究委员会，均体现了对于现实政治外交的关切，中日关系问题为其关注重点。为达到其宗旨所揭橥之目的，该会拟进行的事业分为以下几类（会章第4条）：（一）阐明政治原理，（二）讨论政治问题，（三）设立分科研究会以进行政治科学范围内多种专门研究，（四）刊行政治学杂志，（五）编译政治学书籍。[4]

政治为一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所谓“政治学界”也易流于笼统，但是中国政治学会是一个学科专业性较强的学术团体。它在成立初期对入会的规定尚为简略，但1933年8月2日临时干事会决议通过的《审查新会员资格暂行标准》，对于入会资格的规定就相当严格了，具体如下：（一）现任大学教授;（二）曾在大学或同等学校教授政治学或其相关学科两年以上而有专门著述;（三）在国内研究机关从事政治学或其相关学科之研究工作而有研究成绩发表者;（四）对于政治学有特殊贡献者。其中第一项之“现任大学教授”规定，于1936年7月1日经第四次理事会决议修正为“现任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由于标准过高，见之于会议记录者，初期入会人数较少。1936年7月，第四次理事会仅通过黄正铭、裴复恒二人。1937年5月，第六次理事会也只通过黄廷英、蒋廷黻等8人。

期刊最能反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动向，“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出现了期刊创办热潮，具有专业外交知识背景的《外交月报》《外交评论》等期刊的创办，均与日本的侵略相关。《外交月报》于1932年7月1日在北平创刊，其办刊动机和目的显而易见。“现在的时局，真是严重极了，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一齐逼来！我们这中华民族，究竟能不能生存？祖宗数千年的遗产，子孙亿万世的生机，是不是都由会我们这一代的手里断送了去？！这匹夫有责的责任，是何等重大;这危机一发的局面，是何等紧张！……那么，人人都要具备军事和外交的常识;时时都要明了国际的大势，集中力量去维持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等。不然内政的改革和进步，会容易受外来暴力的干涉，阻止和破坏，很难得到‘安全建设和‘顺序发展的机会。”“那讨论内政和研究军事的定期刊物也不少了，外交呢？虽然各报和政治刊物上有过许些名言谠论，但是专门的外交刊物很缺乏，我们愿意补充这一部分的工作，尤其希望大家的提倡和指导。”[5]其主编先后由燕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徐淑希、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忠绂，以及后来接替徐淑希任燕大政治系主任的吴其玉担任。其中，张忠绂担任主编的时间较长，自第2卷第4期（1933年4月）至第7卷第5期（1935年11月）。从第1卷第3期起，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化成列名为特约编辑，同时列名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他们都是中国政治学会的重要成员。

比《外交月报》早一个月创刊于南京的《外交评论》，也是国难危机下的产物。“本刊发行于‘九一八‘一二八两次事变以后，正合着古人一句话，所谓：‘生于忧患。在当时，不论南北，国民怵于国难的万分严重，各自蕴蓄着悲愤不平的强烈情绪，纷纷发行刊物，发挥他们的政治主张，一时言论界如荼如火，顿然呈现活气。本刊也在这种情形之下，呱呱产生。”[6]该刊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主办，与外交部联系紧密并受其影响。1其作者队伍中有不少是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的政治学者，如吴颂皋、楼桐孙、吴昆吾、周鲠生、杨公达、袁道丰、刘师舜，他们当中有几位就是中国政治学会的发起人。

当时作为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公共刊物”，《时代公论》与《独立评论》也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刺激，分别于1932年4月和5月创刊。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谈到创办《独立评论》的缘由：“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7]501据阮毅成回忆，“淞沪抗日战争之后，中大教授张晓峰（其昀）兄与杨公达兄，发起创办时代公论周刊。……当时约定创刊宗旨，为‘对内鼓吹国家统一，对外号召全民抗战。”[8]两刊均以政论为主，而政论的作者又以政治学者占较大比例。《时代公论》的创办人为张其昀、杨公达、梅思平、何浩若与萨孟武，主要撰稿人有杨公达、萨孟武、梅思平、阮毅成、楼桐孙、雷震、田炯锦等，其中杨公达、梅思平、萨孟武、雷震、田炯锦均为中国政治学会发起人。[9]59而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过文章的政治学者有陶希圣、萧公权、张奚若、陈之迈、张忠绂、张佛泉、王化成、钱端升、吴其玉、王赣愚、池世英、何鲁成、何会源、宋士英、李朴生、杜光埙、沈惟泰、邱昌渭、杭立武、胡道维、徐敦璋、徐道邻、高青山、崔书琴、张弘伯、张纯明、张锐、陈受康、罗隆基等，如果再考虑到胡适、陈序经、蒋廷黻在留学期间曾经以政治学为主修或副修专业的情形，则有专业政治学背景的作者在《独立评论》作者群中所占的地位更为重要。他们主要来自北大、清华两校政治学系。1他们关注的问题虽非仅着眼于中日关系，也大量涉及内政改革，但是中日关系作为现实政治的焦点，自然也是他们谈论内政问题的影响因素。

刊行政治学杂志本是中国政治学会拟进行的事业之一，但至少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并未发现该会创办有属于自己的刊物，原因不详。不过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会的成员主要是由南京与北平两地大学的政治学者构成，两地的政治学者大体上各据《时代公论》和《独立评论》发表政论，前者多任教于中央大学法学院，且为国民党员，因而被胡适等人视为“政府派”的人，两刊之间也就宪政、民主与独裁等问题发生论争。此点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治学会内部尚有地域与派系分歧，从而影响到该会各项事业的开展？尽管缺乏中国政治学会本身所属的政治学刊物作为我们研究中国政治学界对日反应的依据，但是以上四种刊物，尤其是两种较具专业性的外交期刊对于我们分析认识中国政治学会以及中国政治学界的对日主张，甚有价值。

二

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后的具体活动，因资料所限，已难窥全豹，但成立后所召开的几届年会，尚有记录可循。按章程，年会应每年召开一次，但事实上，中国政治学会自成立至抗战结束，仅开过三次年会。在全面抗战前召开的两届年会上，中日关系与外交政策均是重要议题。

第一届年会于1935年6月26日在南京中山门外交部郊球场举行，会期4天。当天下午举行第一次大会，出席会员有王世杰、钱端升、程天放、杭立武、马洗繁、张奚若、浦薛凤、陶希圣、张忠绂、徐淑希、刘迺诚等50多人，王世杰担任会议主席。会议讨论吏治、改进政治学系课程标准等问题。[10]27日上午9时，举行第二次大会，出席会员30余人，讨论吏治改进问题。下午2时，举行外交策略组、政治学系课程标准组及吏治改进组各分组会议。[11]28日，举行第三次大会，讨论政治系课程标准问题。[12]29日，第四次大会先由各分组会负责召集人周鲠生、梅思平、浦薛凤、时昭瀛等分别报告外交策略、吏治改进、及政治学系课程标准的审查结果，经大会修正通过。[13]

会议讨论的外交策略案议题及结果如下：[4]

（甲）一般問题

（一）如何利用国联？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二）如何发达中国与欧美之经济上利害关系？

（三）如何完成不平等条约的取消？

（四）如何实现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效用？

（五）如何造成远东互助及不侵犯条约？

（乙）中国外交的出路

（一）日内瓦？

（二）华盛顿与伦敦？

（三）莫斯科？

（四）东京？

（丙）中日亲善问题

（一）中日亲善之意义与形式如何？

（二）中日亲善之理由如何？

1、根本的价值

2、暂时的作用

（三）中日亲善之实在性如何？

（丁）中国外交方策的根本问题

（一）笼统的以夷制夷策或有计划的联结及牵制策。

（二）拖延主义或消极抵抗。

（三）不得要领的应付或负责任的有限度的退让。

（四）多方的独立的出动或交互的连线。

讨论结果：

（一）多方的统一的积极的外交活动（特别注意与苏联的联络）

（二）公开的交涉

（三）退让有限度

（四）限度要确定

（五）坚决的抵抗

第二届年会于1936年7月3日在南京中山门外交部郊球场举行，会期3天，议题包括：（一）宪法草案;（二）地方行政;（三）外交策略;（四）非常时期之国民政治教育。7月3日，举行第一次大会，到会会员有王世杰、周鲠生、钱昌照、梅思平、杭立武等，及市党部社会局代表，共约50余人。由王世杰担任会议主席，当日举行宪法草案组、外交策略组、非常时期国民政治教育组等三个分组会议。[14]4日，在大高同学会举行外交策略及宪法草案两小组会议，出席者有周鲠生、梅思平、浦薛凤、杭立武、陶希圣、陈之迈、王化成、李圣五等约30人，下午4时赴励志会参加行政院长蒋介石茶会，晚7时赴外交部参加张群部长之宴。[15]5日，在教育部举行第二次大会，出席会员王世杰、周鲠生、蒋廷黻、彭学沛、梅思平、杭立武、时昭瀛、浦薛凤、陈之迈、刘师舜、张汇文、王季高等47人，主席王世杰宣告开会后，首由外交策略组召集人周鲠生、宪法草案组记录人陈之迈、地方行政组召集人梅思平、非常时期国民政治教育组记录人王季高等，先后报告审查结果。次由杭立武报告会务，经讨论决定编行年刊，并由政治学系课程标准研究委员会继续研究政治学系课程标准，俾提出报告送备各大学参考。旋即投票选举理事。[16]结果，王世杰、周鲠生、杭立武、钱端升、梅思平、浦薛凤、吴颂皋、刘师舜、徐淑希、马洗繁、张慰慈等11人当选。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选定各部职员及常务理事和总干事。[17]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应该就是讨论通过了外交策略组的审查报告，其内容如下：1

壹 外交策略组审查报告

一、调整中日国交

（一）中日问题外交解决的可能性甚小，但也未必完全绝望，在和平之宗旨下，自应尽力试为之。不过此处所谓外交解决系广义的意思，涉及多方面的准备与活动。

（二）依调整会议谋全部的解决不失为打开外交局面之一好方法。

（三）开调整会议不妨提出先决条件，如华北撤兵等。

（四）在调整会议中，下列问题应决定适当的解决条件：

1、东北现局应于保全中国政治的主权之条件下解决。

2、中日间条约悬案可以直接谈判解决者则早解决之，其不能以谈判解决者应一律交付国际仲裁。

3、中日两国安全保障中日间可依不侵犯及互助协定谋相互安全保障，但此项协定当事国必须包含在远东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俄美乃至英法在内。

4、中日经济合作此可作为解决中日问题之让步条件，但中日经济合作应以不妨害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或排斥第三国为条件。

二、联俄政策

（一）联俄有相当的可能性。

（二）联俄与中国无大危险，只要出之以迅速机密之手段，而有抗日之充分决心与准备。

（三）联俄必须成立军事协定。

（四）关于联俄之两个附带问题，可作如下之解决：

1、外蒙古问题作为悬案，但以最后保全中国主权而承认外蒙以相当自治地位为默契。

2、赤化运动当作内政问题处理。

（五）万一在联俄实行以前，日俄先开战，中国终究必站在俄国方面参战，但可斟酌情势，暂时守中立。

三、甲、中国对国际联盟之一般政策

（一）促进一切国际合作及国际组织之发展。

（二）拥护盟约。

（三）在国联机构内，维持小国独立、平等及自主之地位，使其日趋民主化。

（四）参加国联主办之人道及社会事业。

（五）运用国联之技术组以建设新中国。

（六）运用国联机构以增进中国之国际地位，修改不平等条约及解决中外纷争。

乙、中国对国联改造应有之态度

（一）拥护一切强化国联之改造方案。

（二）经济制裁必须辅以军事制裁，庶不致重蹈国联对意制裁失败之覆辙，此两种制裁之实施方法必须有机械化之严密规定。

（三）国联现有之普遍性不仅予以维持，且须力谋促进。

（四）在国联范围内树立远东区域安全保障条约，以充实制裁之功效。

（五）中国应积极参加任何足以促进集体安全制度之行动与方法。

另外，非常时期国民政治教育案也与应对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有关，由王季高报告，讨论结果如下：

甲、目标

（一）培育民族意识。

（二）发扬爱国情意。

（三）養成非常时期必需之政治知能。

乙、方法

（一）举行非常时期国民政治教育讲演会，指定会员分赴各地循环讲演，其详细办法，由理事会规定之。

（二）刊行非常时期国民政治教育小丛书。

（三）建议主管机关实施下列各项：

1.各教育机关各学术团体应举行“非常时期政治教育公开讲演”，聘请专家讲演国内情势、国际情形、东亚现势、列强在华之利害冲突、边疆问题等等，并刊发小册广为传布。

2.各大学应设“战时政治讲座”，聘请专家讲演欧战期中各种政治问题。

3.各学校应随时举行讲演会，讲演古今中外之有名政治家，处非常时期之模范言行。

4.各校应训练学生，俾有训练民众、实行地方自治，如完成地方警察、扩张地方教育、发达地方产业（非常时期需用之物品）、改良地方土木（适合战时环境）、改善地方卫生状态等等知识与能力。

5.各校应训练学生，俾有组织民众应付非常事变之能力。

6.各校应训练学生，俾有对国内外宣传之知能。

7.对于一般民众之训练，应使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同时并重。

8.新闻只为政治教育最重要之工具，政府关于新闻之记载，不应偏重消极取缔，应注重积极指导，使一般国民对于政治情况，有深切之认识，俾增加其对于政府之信赖。

中国政治学会此次会议决议案经整理齐备后遂密呈行政院，内称：“查本会第二届年会，前于本月三日至五日在京举行，出席会员计共四十七人，俱为国内各大学政治系教授，及研究政治学之知名学者，所有各种议案，当经决议分别呈送各主管机关以供参考，现此种议案，业经整理齐备，理合备文密呈。”呈文附有“外交策略组审查报告”“宪法草案组报告”和“地方行政组审查报告”。该呈文以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会名义，署名的理事有：杭立武、王世杰、周鲠生、吴颂皋、梅思平、刘师舜、张慰慈、浦薛凤、徐淑希、马洗繁、钱端升。落款日期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廿六日”，并加盖了“中国政治学会图记”印。行政院于7月31日收到该报告，并作如下批注：“查所送各组议案颇多可供参考之处，惟原件据□已分呈主管机关，无庸再行分制交部，拟寄京分交本院主管组科及行政效率会参考。”此密件上还有蒋介石的批文和“庐山移送”字样，估计是由行政院送交蒋介石审阅。1

综观两届年会所讨论的主题，多与当时政府的内政外交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政府的重要施政提供决策参考，而会议的研讨也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与高层官员的支持。但会议研讨的结论是否在事实上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如果是，那么又在什么问题上和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活动？等等问题，则有待继续探讨。1

三

中国政治学会集中了当时中国政治学界的精英，以研究国际法与国际政治著称的学者就有周鲠生、王世杰、徐淑希、钱端升、吴颂皋、刘师舜、张忠绂、王化成等。可以说，中国政治学会前两届年会讨论通过的外交策略议案基本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学界对于外交政策的共识。如果国民党中央及南京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中国政治学会外交策略议案，那么分析当时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就很有必要关注这些政治学者的学术研究及其政策主张。而以往的研究较多注目于胡适以及《独立评论》《大公报》《国闻周报》等所谓“公共政治刊物”的言论及其影响，2较为忽略上述政治学者及《外交月报》和《外交评论》等较为专业性的期刊。事实上，在周鲠生、王世杰、徐淑希、钱端升等专业政治学者与蒋介石之间有比较直接的意见传达渠道。3因此，通过《外交评论》和《外交月报》等刊物了解周鲠生、徐淑希、钱端升、张忠绂等人的对日主张，有助于间接认识中国政治学会的外交政策主张之渊源。

《外交评论》自称提倡“积极的外交政策”，即“是以现时的国际环境为根据，并以适当的，有效的方法来适应这种现实的国际环境”。“我们认为在外交上，‘理智的分析与‘常識的判断，是最可靠的南针。所以本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供给国人比较正确的材料，使国人对于今后外交，能够加以‘理智的分析与‘常识的判断。因为想做到这层功夫，所以本刊对于外交的理论与实际，同样的注意。于解剖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之外，尤注重于外交政策之如何确定，以及外交问题之如何解决。”[18]

1933年10月，周鲠生在该刊上撰文检讨中国对日政策的历史与出路问题。他在文中首先回顾中国对日政策的历史：“从朝鲜事件以来，……亲日政策和排日政策，在中日关系上都有过相当的试验，然而直接间接的效果，终归是丧权辱国，则是历史上不可否认的教训。”接着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救国之声喧腾国内。及至本年二月国联大会报告通过而不能执行，日军进逼平津，订成塘沽协定之后，对日妥协之说忽然甚嚣尘上。同时而英美借款援助的传说，国联对华技术合作的决定，在日方认为又是中国以夷制夷之故伎，构成一种新的排日运动，因之，排日或亲日，似乎又成了中国对外政策上的大争点。”但是，“妥协是双方让步的事，中国对日妥协是否含有多大意义，先要看日方有无让步的诚意。如果是中国一方的让步，则只是‘降伏或是‘受骗，而决不能说是‘妥协，现在日本有对华让步的诚意吗？无论从日本大陆政策全部的精神上看，或从日本现今坚持承认满洲国一点上看，可以断言日本绝没有丝毫妥协的诚意。日人得尺进尺，贪欲无餍。”“至于排日的外交，又似乎犯了太露骨而空虚的毛病。徒靠第三者的助力，虚张声势以抗强敌，不但徒张国人虚骄之气，抑且受敌方以先发制人之口实。一旦敌人采取决然的手段，我们徒恃外援，将有远水不能救近火之势，而受祸或且更大，亦未可知。”其结论是，“对日妥协，现今固尚非其时，而排日的外交，也不可以太露骨，我们一方面当继续抗日的方针，而决不签字承认既成的事实，同时则当少说空话，埋头去作抗日的实力的准备。我们固当继续唤起国际的同情与助力，但不可以盲目的倚靠第三者的援助，而忘却自己对于救国的责任！”[19]

此文引起一位叫叔友的读者来信商榷，编辑将此函寄请周鲠生作复。两函一并刊登于《外交评论》。周鲠生一面坚持自己的立场，一面进一步解释其观点：“我们所以不赞成现在对日妥协，也就是从国家实际利益上着想。固为图一时的苟安，而直接间接承认国家领土权的放弃，根本的牺牲已太大。况且在大陆政策活动之下，日人得寸进寸，我们虽妥协亦不见得能苟安。……现在主张继续抗日的人，并不一定是唱即时出兵东北收复失地的高调。继续抗日的主旨，仍是节节抵抗，不降服，不签承认失地的协定。中国现在的武力诚不足以与日本抗衡，但是至少一种消极的抵抗，究竟不能说不是国民可能的最小限度的努力。”[20]

稍后，复旦大学教授袁道丰亦撰文探讨如何打破中日外交之僵局。他首先指出：“试一检讨二年余来我国之对日外交，则主持外交者之昧于大势，措置欠当，要亦为无可讳言之事实。而缺乏国际眼光，轻视外交学识，尤为我国一般执政者之痛病。”随之总结五条外交失误的教训，并以史为鉴，提出对日外交的七项原则：（一）准备进行对日直接交涉，但须由日方表示诚意，并须先由日方停止在华一切侵犯主权的行动。（二）谈判时我国应提出“满洲国”问题，以为解决一切悬案之前提。（三）对日谈判须由中央主持宜弃绝任何局部交涉之方式。（四）中日间一切悬案宜全部予以解决。（五）日方一切新要求，凡属有损害我国独立主权者，须一概予以拒绝。（六）日方之对华投资，无论其目的为建造铁路，或为发展实业，宜妥为防止。（七）国联技术合作，须继续维持，中国对外借款，不容外国干涉。进而指出：“居今之世，我国既当努力建设，以谋复兴民族，则除一面利用外交以保障建设，一面利用各种建设以作外交后盾外，别无途径可循。惟对外交涉首宜全国一致，阵容整齐，交涉自易措手。过去以内部意见分裂，予敌国以挑拨离间之机会者不知凡几。”[21]

1934年底，《外交评论》刊发了“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征文专号，其中汇辑了包括钱端升、浦薛凤、陈之迈、雷震、崔宗埙等政治学者在内共94人的“各界人士意见”。钱端升认为世界大战尚不会即刻爆发，“既然如此，我们在这数年内特别有奋发有为的必要。足以危及我们的生存的敌人仍为无餍的日本。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幸而日本内部此时尚有许多问题待决，军阀尚未能完全无视政党及财阀的意旨。到了军阀完全得势的那一天，恐怕他们会毫无忌惮地来干涉我们的内政，并禁止我们的自卫及国防工作。我们须趁他们没有能这样做的以前，统一内部的意志，增加我们的实力。这固然是内政，这也是外交的第一要义”。“我们的敌人既是日本，然则凡是日本的敌人，而不蓄意谋我者，我们皆可引为友人。我们与美俄两国固应表示亲善，如果英法等国不积极的袒护日本，我们也应与之接近。我们万不应怕日本，而踌躇不敢与日本所憎恶的美俄做朋友。我们如能与俄美联得好好的，同时又不对日本采截然的态度，或者我们可以使日本不敢轻于一战。如果因此而可使大战爆发之期延缓下去，则我国的地位当然益可有些进步”。“政府年来对日所采的缓和政策，从上述的许多前提而论，应该不是不合理的政策。但这是消极方面的工作，亲美亲俄的积极工作，亦万不容缓。而且我们更不能使国人一时一刻忘了日本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执行和缓政策时，尤有注意的必要”。[22]

一年之后，钱端升又应《日本评论》“就中日邦交问题，征集中日名士意见”而作一文。钱端升在该文中明确表示对于中日问题他向来不存和平解决的奢望，向来不主张亲善。“我向来主张：一、不破裂土地与主权的完整，不放弃国联及九国公约的立场，亦不断送民族经济的命脉，以买得日本虚假的好感;二、为维持独立国家的格位起见，对于日本任何的越轨及侵略行动，必须分别作外交的抗议及武力抵抗;三、须准备和日本作一殊死战;四、我固然也主张和日本周旋交涉，甚至于在经济上多少迁就一些，以助日本文治派的抬头;但这是不重要的主张。”[23]

杨玉清、袁道丰、萨孟武等亦应邀发表了意见。杨玉清既抨击日本的对华认识与政策，又指出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错误认识：一是“以日本必不为已甚”，二是“以最大牺牲尚非其时”。同时，他也批评中国在对日外交上“始而依赖国联”“继而地方解决”的错误方法。因此，在他看来，“中国之生路，惟有孤身鏖战之一途”。而袁道丰则着眼于从多边外交和集体安全中来寻求中日关系的解决。“中国的国际关系是多边的，日本不过是多边中的最要之一边而已，所以要维持和平，不仅须调整中日关系，而且须调整中国和欧美列强的关系，集体安全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思潮，远东而须和平，或中日而须树立健全邦交，只有在集体安全的方式中求之。”萨孟武主张中日邦交要注意下列两点：一是态度上须由绝对屈服改为相当的抵抗。“日本的军队固然比我国强，但是日本的军队非预备与我国作战，乃预备与美俄作战。日本对华政策以不折一矢而能蚕食中国为其根本原则。倘使我国有抵抗的决心，日本不敢放纵。因为一旦中日开战，日本亦须受到相当的损失。日本胃口已经不能消化其所侵略的土地，战事一生，日本财政中将更感困难。强敌在侧，日本何肯自损元气，使渔夫得到利益。”二是政府在用人方面“汉奸固不可用，而半汉奸亦不可借重”。[24]

就“中日邦交问题”，张忠绂分析指出 两国间的不安局面，主要因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中国之软弱不安。“此二者又互为因果。中国之软弱不安使日本决计进行其大陆政策，其理由为：（一）中国无抵抗能力，日本之政策易于实现;（二）避免中国沦亡于列强手中，因而不利于日本。日本之大陆政策亦加强中国之软弱不安，其理由为：（一）日本对华之政治经济等侵略使中国不易安定;（二）日本因欲实行其大陆政策，往往策动中国政治与经济之不安状况。”因此，他认为“中日两国欲求长期妥协，真诚合作，必须日本放弃其大陆政策，而中国须力求安定自强”。[25]

《外交评论》和《日本评论》为南京、武汉等地政治学者讨论国际政治与外交问题的重要刊物，而《外交月报》则为北平学界研究国际问题的主要发表阵地，“以记载国际情报，阐明国际法理，研究国际条约，讨论外交政策，考证外交史实，便利外交研究为主旨”。[26]中日关系是《外交月报》初期关注的重点。总体而言，聚集在《外交月报》周围的政治学者，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揭露日本的种种不合法行为。如涤愆（吴瀚涛）在《由国际法立场驳所谓满洲國承认问题》中摆出十一条事实，证明“所谓满洲国之建立，纯由日本之助力，而非由全东北民众之公意;日本对满蒙政策之本旨，即在将亡韩故智，施于东北”，“假借‘民族自决之美名，一手制成所谓满洲国，而实行操纵之”。进而呼吁各国在法律上与事实上均不应承认所谓“满洲国”。[27]又如涂允檀的《释自卫权》指出，“就国际法原则言，就非战公约之规定言，日本在东三省之行动，绝对不能藉口自卫权，以解除其对非战公约之义务，掩饰其破坏非战公约之罪名”。[28]二是评论中国外交得失并提出对策建议。如萧纯锦批评政府以“弱国无外交”为借口推卸外交失败之责。[29]张忠绂在《再论中国外交政策》中指出：“中国未来之外交策略应分为四个时期，循序渐近，以底于成。第一期，与各国妥协——尤以与日本为最，藉以排除外力之障碍，以求组成强有力之统一政府。第二期，继续与各国妥协，务求集中全力努力建设，充备实力，以达到能有单独战胜日本之把握。第三期，运用外交手腕孤立日本，务使在未来之中日战争期中，他国不致援助日本。第四期，驱逐日本势力于我国境外，必需时，当诉诸武力，以恢复我四万万中华民族在东亚与世界上应得之地位。”[30]

燕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徐淑希是研究满洲问题及中日关系的权威，其博士论文《满洲问题》（Manchurian Problem），以及《评日人五十四案》（Japans Fifty four Cases）、《辽事背景》（Background of the Manchurian Situation）和《民四条约效力问题》（The Treaties and Notes of 1915）等论著，运用中国资料兼采西方第一手资料，从法理与事实上驳斥日人的侵略主张并揭露其侵略事实。九一八事变后，外交部长顾维钧提议将锦州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以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蒋廷黻赞同顾维钧的意见，而徐淑希表示反对。[31]1421935年以后，据说因为日本军部对徐淑希关于东北问题的意见很不满，将其列入黑名单，他只有离开北平，去南京任外交部高级顾问。[32]89据徐淑希的学生吴其玉说，九一八事变后，徐淑希向蒋介石和张学良提了一些重要原则，如他反对“弱国无外交”的错误论调，认为弱国在武力上敌不过强国，只有凭藉外交，以理服人，尽量争取挽回一些权益，决不能以“弱国无外交”为借口而无所作为。又如，他认为当时列强对华侵略，以日本为最危险，其目的是吞并中国。因此，在我国尚未强大起来以前，应善于利用列强之间利害关系的不同所产生的矛盾，争取尽可能多的同情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日本的侵略，他主张努力抵抗，寸土必争，争取国际同情，坚决反对不抵抗主义。当时张学良倾向于接受徐淑希的主张，而蒋介石则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33]31此时，徐淑希对蒋介石的外交政策一定比较失望。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在报告中宣示，对外为领土主权之维护，对内为和平统一之进行。这反映国民党的外交政策有了较大的调整。徐淑希对此感到欣慰，特撰文表示赞许：“七月中之二中全会乃为两广异动而召集。然于处置异动而外，不得不对于两广所用以号召，而全国人士所日夕萦心之对日问题有所表示。卒使五全代会以来之对日政策，倍放光彩。此为九一八以来所仅见之事，不可以不论。”“综观现阶段之对日政策，坚决具体，先急后缓，努力和平而不忘抵抗与牺牲，排除危害而崇尚合作与协调，可谓得其道矣。苟能按步而行，务求贯彻，则行见民族兴复，岂独国土不削而已。”[34]

从上述周鲠生、钱端升、徐淑希等几位政治学者关于对日外交的立场和主张来看，他们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实质具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关于中国对日外交应采取的态度及措施，他们的主张也相当一致，告诫国民党政府当局对日本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敢于抵抗，同时也要积极利用国际政治外交关系，争取时间发展本国的实力，以备应对日本更大的侵略。

四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政治学界的学术研究的侧重点和方法路径，无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在此主要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化成作为个案，试作初步探讨。

王化成1928年被聘为清华政治学系教授，自此直到抗战全面爆发期间，发表的论文只有7篇，其中除了一篇是关于国际法理的1，其余都讨论国际政治，当中有2篇专论中日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日本人遂借口自卫，要求中国政府取缔抵货运动。针对此种情势，王化成发表了《国际公法与抵制日货》，他在文中援引国际法理论义正辞严地逐层驳斥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挟，指出：“抵货不但是不为国际公法，或国际条约所禁止并且还是国际间常用的一种方法。无论在什么时候，两个国家，伤了感情，彼此人民，互相仇视，不买仇货，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抵货的目的，是要藉经济的力量，制裁对方。这种的原则，久为国际法所认可。”“中国人不買日货，并非由政府主使，乃是中国人，反对日本侵略，不约而同的表示。……无论是根据于国内法，或国际法，政府决无强迫人民购货之规定！”[35]《国际公法与满洲国之承认问题》一文专门讨论满洲国承认问题的国际法理依据。该文首先叙述国际法中关于国家承认问题的若干理论，及国家承认的方式等，然后从事实层面分析满洲国承认问题的实质，最后分析当时被日、满利用来宣称满洲国得到承认的两个事件——关内外通车，萨尔瓦多承认满洲国——在国际法上的意义。文中指出，通车问题纯属日人的狡诈与诡辩，“在国际法不能遽视为承认”。萨尔瓦多的行为虽不得以“非法”责之，但国联应对其进行制裁，以免开同类事件的恶劣先例。同时也提示国人：“国际法效力之多寡有无，完全视各国之实力如何以为衡。”[36]

王化成注重从国际法上观察现实国际政治，特别是中日关系，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际法的发展方向。王铁崖后来说，“在二三十年代，在一些著名学者的倡导下，兼采英美和欧洲大陆各学者的学说有着明显的趋势”。[37]4这种趋势也体现在王铁崖本人的留学经历中。王铁崖考取了第四届留美公费生（研究方向是国际公法[注重法理]）后，其国内指导员周鲠生、王化成建议他先赴哈佛大学或伦敦大学留学两年，再赴巴黎大学作进一步研究。但王铁崖决定不去哈佛，其理由是：哈佛国际公法名教授“G.G.Wilson闻已退休，所余之副教授助教授在国际学界上均不甚闻名，是以此时哈佛政治学系中政治制度或思想似优于国际法而其国际法课程与其他美国著名大学相较似不及哥伦比亚芝加哥或约翰霍布斯金也。铁崖所应攻读为国际法并特定注重法理研究，言法理论本以法德等大陆国家为主，美国除个案分析外多从事国际法则之事实证明，而英国学界似尚能兼采大陆之长处，从其新起之国际法学家之思想，更见大陆方法之倾向，且英国伦敦大学除了Smith之外主教国际法者尚有Lauterpacht。渠早年求学于奥京维也纳受大陆所谓维也纳学派之熏陶，但亦不尽脱传统英国思想如Hall，Oppenheim等之气味，为英国新起学者之特出者”。1校方在征得其国内指导员的同意后，决定允许其赴伦敦大学师从Lauterpacht研究国际法。

这种注重法理与事实相结合，既非纯粹从法理演绎、也非迁就政治事实，符合中国当时的现实处境。纯粹演绎法理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未必有利，因为国际法的理论主要是基于欧洲的背景与经验产生的，但如果忽视国际法只讲政治现实和国家利益，那么就有可能滑向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学说”，这对于弱国外交也是相当不利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处境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国际法学者对于国际法的立场和方法的选择。

王化成在教学中也特别注重本国利益，如他讲授的“国际联盟”，对于中日满洲问题处理的经过尤其详加研究。2王化成的学术取向也反映在他所指导的学生论文选题上。从抗战前王化成指导的清华政治学系学士论文的选题来看，中日关系也是被关注的重点，如《巴黎和会之山东问题》（陈元屏，1931年5月）、《日本委任统治地与国联》（王炳文，1934年6月）、《中国与国际联盟》（陈耀庭，1936年6月）。王铁崖和邵循恪是王化成指导的两位杰出的国际法学者，从他们的研究经历中，也可以看到王化成的影子。邓正来在评述王铁崖的学术生平时说：“中国自五四运动以降的30年间，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在此一阶段就是以研究条约为重点的，这是因为在这一期间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国际法问题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因此而牵涉到的有关法律问题。王铁崖先生的相关研究不仅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研究方向，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研究凸现了隐含于这种选择背后的他关于国际法研究的中国立场和世界立场。”“从1933年在《清华周刊》发表《最惠国条款的解释》一文起，直到1948年解放前夕，王铁崖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有关条约理论中的诸问题上。”3邵循恪是抗战前清华政治学系培养出来的唯一的毕业研究生。抗战期间，他曾有一项关于“国际法与中日事件”的研究计划。在邵循恪拟定的计划书中，关于研究目的是这样写的：“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事中发生不少国际法问题，日本国际法名家东京帝大教授立作氏，已就日本观点上写成《国际法与支那事件》;国人除少数宣传品外，毫无系统的学术著作;现拟搜集材料，整理成书，并拟借鉴以往国际法上名著，例如Garner氏之《国际法与欧战》，Hersbey氏之《国际法及外交与日俄战争》，Padeltord氏之《国际法与西班牙内战》，于中日战争中国际法问题，作一详细探讨。”[38]555-556

与法理研究并重的是中国外交史地的研究，这也是当时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一种趋向。曾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受过教育的吴颂皋说：“国际政治之在今日的中国，已因时代的要求渐渐引起智识界与学术界的重视。我们以为要想研究国际政治，最重要者，就是历史的与地理的基本智识，所以政治史外交史和政治地理，都是应该加以研究。”[39]事实上，当时燕京大学政治学系在徐淑希的领导下，非常重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经他指导的研究生多选择该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如吴其玉以“新疆归化史”作为毕业论文选题，卿汝楫的毕业论文选题是“西藏外交问题”，陈芳芝对我国东北史进行研究，佘贻泽（杨公素）研究西南土司以及中印西藏边界问题。[40]306-308

据陶希圣说，自1931年至1937年，“当时，外交史显学，在北方者，一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一是北大政治系主任张忠绂先生。他们二人不仅名满平津，并且驰誉京沪”。[41]蒋廷黻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先修新闻，后改修政治科学，不久又觉得政治科学讲的是抽象理论与计划，从中不能获得真正实际的政治知识，于是又改学历史，但仍然选修政治研究所的课程。确切地说，蒋廷黻在哥大学习和研究的仍是政治，只是不同于抽象的政治哲学和形式主义的政治制度而已。1张忠绂留美期间，曾入密歇根大学政治系专攻历史及政治学，后入哈佛大学专修国际法及政治学，之后又入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师从威洛比（W. W. Willoughby）研究远东国际关系，以“英日同盟”为其博士论文选题。他们的研究方法虽然都受到美国政治学的影响，但是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则与中日关系的现状不无关系。蒋廷黻在哥大本是研究英国有关劳工立法的问题，但是回国后则转向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蒋廷黻和张忠绂对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均有宏伟的计划，但又不乏合作分工。2

五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步步紧逼，不断地蚕食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学界也像其他社会各界一样展现了救国救亡的热情，在自身的专业领域里进行应对并作出贡献，主要表现为如上所述之四个方面。其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会等各种研究团体次第成立，中国政治学会亦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而加速成立。与此同时，《外交月报》《日本评论》等专门讨论国际问题的期刊也纷纷创办，学者对国际外交和中日关系更为关注。其二，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后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召开的两届年会，均以中日关系与外交政策作为重要议题，并将研究与讨论的结论报告秘密提供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作为决策参考。其基本观点是对日交涉要有限度，应明确解决条件，同时要注意联络苏联，尽可能地利用国联的力量，以形成对日牵制的局面，从而为本国的建设赢得时间。其三，从周鲠生、钱端升、徐淑希、张忠绂等中国政治学会的重要成员，也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政治学者在《外交评论》《外交月报》等刊物发表的言论主张来看，他们对中日关系的认识基本一致，忠告国民党政府当局对日本要敢于抵抗，要注意建构和利用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并致力于发展自身的实力。最后，通过对王化成、徐淑希和张忠绂等人的学术研究的取向和方法路径的概要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本国的，研究方法则是世界性的，而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关键因素则是基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学术立场。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本是复杂的，在学术发展史上，我们既要看到政治斗争与军事冲突对于学术的破坏与危害，也要注意分析国家间的军事冲突与外交对立带给学术界的政治议题，以及针对新的议题所选择的研究路径（Approaches）和方法（Methods）。正如美国学者奥伦就美国政治学史所揭示的——“美国的政治学是一种具有历史和国家根系的意识形态”，但并不是那种“带有‘主义（ism）的意识形态……而是经常改头换面;不是僵硬和一以貫之，而是随着争论和分歧摇摆。但是，在反反复复的变幻中暗藏着一个永恒的潜流：美国”。[42]20研究中国政治学史，也可以从这样的视角来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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