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瑞士的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制作的《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最新数据产生了。根据这个报告，5月3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记者
Joanna Sugden撰写的“印度在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位次下滑”一文。Joanna
Sugden指出，作为世界第二大发展中国家、第二大市场体，印度的国际排名从2012年的第35位下滑到今年的第40位，从报告中涵盖的60个经济体中
滑落至后20名之列。
2012年，由于市场对印度的巨额贸易逆差感到担忧，卢比汇率跌至了历史低点。印度对企业利润征收重税，监管初创企业的法规令人窒息，外界认为在印度投资
存在诸多风险。在“经商容易度”这一项上，印度甚至排名到了第47名，可以说是居于世界的末尾。印度的GDP增长降到这10年来的最低值（5%），上述现
象可谓是“直接原因” 。
从去年秋天起，印度开始了一系列政策调整，试图促进经济增长。套用中国的词汇，这些举措可谓是印度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例如，印度允许外国公司在其投资的印度零售、航空和广播公司中持有更大比例的股份，着手简化令投资者望而却步的税收法规。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在独立后执政，于1955年在阿瓦迪年会上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这里的
“社会主义”主要还不是政治体制上的。具体说来，在经济上奉行公私营并举发展“混合经济”的方针，在农村实行废除柴明达尔地主的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最高限
额法令，并推广“绿色革命”。长期执政的印度国大党甚至将“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列为四项基本原则。
在文化方面，根据美国学者马里克和印度学者辛格的研究，印度形成了两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其代表为人民党；印度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世俗民族主义），其政治代表为国大党。由此来看，虽然民意来源有所区别，经济排外性和控制性却是共同点。
有意思的是，印度实行的是典型的西方宪政民主体制，例如，政体上的议会制民主制，国家结构形式上的联邦制，立法-司法程序上的英美法系（普通法系）。这些
制度无法克服如下的悲剧：低效率与习惯“寻租”的官僚集团、屡屡曝光却难以克服的商业腐败；根据2012年9月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所
提供的“腐败排名表”，印度排名95，被视为比很多发展中国家（一些非洲国家和“公有制”更彻底的其他国家）更加腐败的国家。
以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所提供的“从民情到法政”这一“民情结构基础论”来分析，印度可谓是看似学习了西方制度、而实际上最深
刻地拒绝西方精神的国家。《论美国的民主》成书于19世纪上半叶。当时托克维尔高超地预言，由于民情与宪政民主不适应，照搬了美式政体的墨西哥合众国不可
能有美国那样的发展空间与作为。
托克维尔的这个预言所体现的逻辑在21世纪的东半球仍然有用。2012年，印度中央政府推行的开放外企、给外企减税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措施，得到了超乎
想象的强大抵制。持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的一些“邦”（相当于美国的“州”，自治权力极大）纷纷表示，它们不会实施允许外商在其所投资的印度超市占有更大比例
股份的规定。由于福利主义的深入人心，简化税收体系这一法案也尚未获得在法律上宣称代表全民意志的印度国会的批准。
经济学界有个称为“公地悲剧”的概念，意即“公地”（例如牧场），由于被多人共同使用而被过度使用以致枯竭。可以说，由于结构性和文化性老病症，印度陷入
了经济学家哈耶克所批评的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的“公地悲剧”，同时陷入了如今老牌西方国家一再出现的福利主义这一“民主公地悲剧”之中。就此而言，我们似乎
很难看到印度将来会有更好的未来。
这就是说，国内的投资者应该理性对待印度，不要因“信息不对称”而盲目投资，也不要以为有了西式政体市场环境就无限美好，而是应该认真思考自由市场经济如何在一个东方国家生根发芽。同为人口众多、传统深厚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命题对中国可谓重要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