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表明，上古印度河考古文化发现这里有着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民族宗教背景。上古东方蒙古人种远早于地中海白种人进入印度地区，以中国华北为中心发源的蒙古人种的非几何形细石器文化，压在以地中海为中心发源的几何形细石器文化下面。蒙古人种和达罗毗茶人同为上古印度土著，黄色的蒙古人种主要占据了东方印度。古印度东北部地区和西北部地区，蒙古人种和达罗毗茶人的混居至少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两者有着某种共同的底层原始萨满宗教渊源。
释迦牟尼和释迦族可能是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夏（嘉、迦）人之古羌系统人群。佛教产生的公元前六世纪，正值婆罗门教作为正统派思潮普遍流传于古印度的时代。佛教是释迦族带着自己土著的蒙古人种的部族宗教信仰，在与正统的婆罗门教的辩论、对抗和刺激中，产生发展而来。释迦摩尼佛教的宗教源头应该在蒙古人种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中去寻找，而不是在雅利安人种的原始宗教中去寻找。
1、释迦族来自阿萨姆地区，此地区是蒙古人种的萨满宗教的一处渊薮，是《山海经》中的一处“都广之野”。菩提树就是萨满宗教的“世界树”或“建木”，萨满巫师和其管辖的灵魂，要通过世界树接通天地的。阿含经（agama）有一个意思，是彩虹蜥蜴。蜥蜴在萨满宗教中就是指龙族，这里有龙穴和灵魂出入的世界树，是大量出萨满宗教经典的地方。佛教有传统说法，佛经是藏于龙宫的。佛陀在摩揭陀国王舍城修习的灵鹫山，就应该是都广之野和建木的灵山。
2、迦摩缕波这个词，“迦摩”就是“嘉莫”，“迦”或“嘉”在藏语中意思是指“夏人”和“汉人”。“摩”或“莫”藏语是指“女人”。“缕波”藏语指“王”。合起来就是“夏（汉）”女王。意即西王母国。藏族还保持着对汉族最古老的称呼：“夏”或“嘉”，藏族中现在都有不少支系属于“嘉（夏）”人。
3、迦摩缕波的先祖福授（Bhagadatta）与小勃律的始祖Bhagadatta同名，小勃律是隶属古象雄（古支那）国的，与迦摩缕波都是嘉（夏）人建立的国家，应是一回事。雅利安人种的俱卢族和蒙古人种的西王母国（迦摩缕波），在摩诃婆罗多大战前已经通婚融合。通过史料和事实分析，我们就读懂了《山海经》中“身毒之国，轩辕氏居之”。此轩辕氏就是嘉（夏）人建立的古象雄、古支那国。北俱卢州与轩辕之国完全可以视为同一区域。这也是俱卢族与轩辕族能通婚的条件。
4、关于宇宙比成“树”的这种形象化描写，在印度许多古代经典里都能找到，如《薄伽梵歌》、《梨俱吠陀》、《阿闼婆吠陀》、《伽塔奥义书》（Kathopa-nisad）等。在图兰民族萨满原始宗教神话中，也有关于“世界树”的理念，在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族中大多都有宇宙开初地上长着巨大的神树的说法。在《山海经•海内南经•建木》、《淮南子•地形篇》中关于世界树的记载，都广之野有一处应在乌仗那国（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此区域是上古华夏的古轩辕之国。今西藏阿里地区的岗底斯山，是古昆仑之丘，黄帝的下宫。
5、佛教密宗的根源虽来自中国，但是在迦摩缕波才形成密宗这一大教派。不仅迦摩佳女神的圣地青山寺在迦摩缕波国都附近，而且密宗的许多圣地都在该国。引用李约瑟先生的一段话：“乍视之下，密宗似乎是从印度输入中国的，但仔细探究其（形成）时间，倒使我们认为，至少可能是全部东西都是道教的。”
6、类似湿婆的生殖器崇拜在今天中国的广西、云南、四川的盐源县、木里县和整个青藏高原的蒙古人种的萨满原始宗教中是普遍存在。达罗毗茶人神话保留原始社会以创世女神和母神为主角的神话。这一点与蒙古人种的嘉（夏）部落一样，都对印度教神话有很大的影响。印度教神话从前两者吸取并加工了许多传说，丰富了自己的神话内容和神话系统，反过来又使蒙古人种的神话和达罗毗茶的神话附属于自己。与蒙古人种相似，达罗毗茶神话特点是没有神系，也没有形象丰满的神袛。
7、月亮王朝是由雅利安的俱卢族建立的，由于俱卢族与黄种的支那人通了婚，在神话和史诗中也被贬为魔的一方。因此，月亮王朝的国王那护沙从因陀罗在天上的王位上被推翻在地，化为了蛇。其实，太阳王朝的后裔们也与蒙古人种通了婚，也是杂种。《阿摩昼经》中载，佛陀询问阿摩昼的出身，指出阿摩昼的祖先是干诃（Kanha）。佛陀告诉阿摩昼干诃是释迦族祖先誐迦格王（Okkaka）的一个婢女生的儿子。干诃属于雅利安的太阳族系，是蒙古人种的释迦族的婢女所生，血统已混杂。
中国的儒教、道教，实际上都是源自中国萨满底层文化，而佛教则在印度文明中，中印底层文化冲撞交汇的结果。从古典经籍中考察儒家、道教与印度佛教思想的渊源关系，有如下论点：
1、释迦牟尼的“中道”、周文王《保训篇》的“中道”和孔子的《中庸》的“中道”是同源的哲学思想。
2、释迦牟尼开悟的一瞬间的境界与孔子作《周易·易传》时的境界极为相似。
3、释迦佛门的道和中国道家的道从《庄子•大宗师》篇看到了极大的思维、修行方式和路径的重合面，如果不是同源的关系，很难解释这一现象。
佛教源自中国底层原始萨满宗教思想，佛教与中国的儒、道思想有着深刻渊源，佛教只有在古代印度这种对异端宗教思想极为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才能产生。佛教的产生是人类宗教思想史上的最伟大事件。
中国作为拥有庞大人口和巨大疆域的文明，需要有强大而完整的文化哲学精神体系支撑其存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儒家和道家，无法支撑中华庞大文明体系。作为避世的道家哲学，看不惯社会的不公正，也不愿进行正面斗争和对抗，只注重个人的修行和完善，不愿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自然无法支撑起整个文明体系。接下来，重点分析儒家。
中国的哲学缺乏思辨。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孔子学说这样评价：“《论语》中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孔子对人性恶的一面没有论述，对法治也没有论述。中国封建统治者把儒家捧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某种程度上是在搞愚民政策和玩阴谋。儒家的道德训诫，封建统治者让老百姓遵循，而自己并不遵循。儒家积极入世而又管不住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使整个上层全面物质化和陷入对权力的争夺，导致上下层贫富悬殊，农民一再起义和改朝换代，社会遭致周期性破坏。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佛教要求节制和控制人性的贪婪和不好的欲望，极大地平衡了中国社会，抚慰了上至皇室、下至农民的中国人的心理。本文考证了佛教源自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佛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己的东西，这有助于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
中国文明的传统学问是伟大的，但其中也有巨大的封建糟粕，需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现在我们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指导下，重建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体系。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调动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和巨大创造力，建设富强、民主、正义、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复兴中华文明，实现中国梦，我们要吸收全人类的文明精华和先进制度成果。重建中华文明的文化哲学思想体系，服务于全体中国人民。
2014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