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筑恢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认同是民族工作和西藏工作的重要任务
2014年9月28日，党中央召开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这是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民族工作面临新机遇新挑战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认识，作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新要求，必将对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作出“八个坚持”的精辟概括，涵盖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祖国统一、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两个共同”主题、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依法治国等方面。讲话深刻阐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讲话深刻阐明民族工作面临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强调民族理论政策创新要坚持增强“四个认同”的原则。讲话深刻阐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大基本政治制度，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两个结合”。讲话深刻阐明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强调要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做。
这些重要论断站在政治文明史的高度，澄清了模糊认识，也给各族干部群众吃了定心丸，进一步打牢了民族团结进步的根基。我们要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落实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保持民族识别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既有格局稳定，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强对规范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相关法规和制度的研究，进一步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展现了强大的政治判断力和战略定力，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民族关系新发展、新变化的深刻把握。我们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不能把某个民族自治地方局部出事同这个民族自治地方整体捆绑在一起，不能把某一少数民族中极少数人闹事同这个民族全体捆绑在一起，不能把发生在少数民族人员身上的事同实践已经证明并长期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捆绑在一起。要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发动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创新载体和方式，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
在2015年8月26日的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必须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西藏工作。要大力加强民族团结，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不懈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等宣传教育活动，支持藏传佛教按照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进行教规教义阐释，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都要依法打击。
我们认为，西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构建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认同，构建共同的思想基础。从中国民族史专业的角度，从藏汉民族共同的上古历史的角度，要做到“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认为是不难的。因为，藏汉民族同宗同源，有着共同的上古历史。藏区的民族工作，实际是恢复藏汉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恢复藏汉民族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藏民族与汉民族同宗同源的考古学生物学证据
藏出自羌，藏羌同源，汉羌同源，藏汉同源，这是中国古代史的众多学者长期依据大量藏汉文献的证据，得出的一个结论，后来又有了生物遗传学在基因上的证据。
（一）藏汉同宗同源的考古证据
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安志敏、苏秉奇等人对青藏高原的考古研究表明，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西藏细石器时代文化源于我国北方草原，而北方草原的细石器同样源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此外，与云南大墩子文化系统也有密切关系；拉萨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
从考古学上讲，西藏基本上是属于中国考古文化的范围。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山文化的因素。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以及印度北部山区发现的公元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等等，都是重要的例证。
迄今为止，西藏经研究者初步断定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地点共有5处，它们是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日土县的扎布以及普兰县的霍尔区。但西藏这些旧石器均为地面采集的，缺乏原生地地层证据。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石器的形制、制造技术断定，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物。
因此，从考古学的背景上讲，西藏喜马拉雅地区只有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出现人类活动的迹象。目前，在西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居住遗迹是在4000至5000年以前。具体讲，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的上限是距今4655+100年；而拉萨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晚于卡若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是3700至4000多年。而位于青海和陕西之间的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上限是8000年以上，而前文提到的昌都卡若遗址又与青海黄河上游的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里的迁徒痕迹是十分清晰的。
（二)藏汉同宗同源的体质人类学、生物学Y-DNA染色体证据。
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鉴测手段。据医学界对藏族进行的白细胞抗原研究发现，藏民族属于中国北方人群的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这为藏民族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科学信息和依据。这是西藏的两位医学专家孙新甫和傅玉江在对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的结果证实的。
现在，分子遗传学检测到藏汉民族有共同的Y-DNA染色体，因此，分子水平的遗传学分析显示汉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美国休斯敦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教授金力和他的合作者们从中国、印度、泰国等地采集了31个群体的607名男性的DNA样品，研究结果显示，在M122位点上，一种T到C的突变在几乎所有汉藏群体中都十分普遍（而这种突变在世界其他人群中是很少见的），由此显示了在同一汉藏群体中存在着很强的遗传姻亲关系。而且，在包括西藏和东北印度的喜马拉雅地区、H8——一种源自M122C的单倍型，有着极高的出现频率，表明了原始藏缅群体在向西然后向南的迁移中有着很强的的瓶颈效应。由此推论，大约1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成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祖先。
（三）藏汉同宗同源的语言学证据
关于语言，语言学家早有定论：汉语和藏语是从同一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所长潘悟云先生指代汉语和7世纪的藏语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潘悟云所长进一步说明：7世纪藏族已经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从这些文字可以推测到当时的藏语读音。藏族居住在雪域高原，与外地隔绝，语音变化比较慢。大量研究发现，当时的藏语读音大致相当于汉语上古的发展阶段，与上古汉语读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此外，从词族比较和形态比较诸方面都可以看出汉藏语之间的亲缘关系。据统计，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就达600多个，汉语和藏语是同一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的。
上述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藏族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三、藏族和汉族都是“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人类学考古学考证
西北民族大学教授、藏族著名学者多识活佛指出，当今研究藏汉历史文化关系的大多数人，纵向只注意元明清三代，最多上溯到唐蕃联姻，似乎这以前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相互没有关系；横向只着眼于西藏或者曾经属于吐蕃的这部分藏族，而忽略了许多族源和语言民俗等广义文化特征方面完全属于藏民族范畴的历史上许多部落和民族。这种对历史缺乏整体观念，人为地把眼光放在某个历史断层侧面上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藏汉民族关系的认识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却忽略了这两个民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千丝万缕的重要关系。如果抛弃种种偏见，充分利用藏汉双方的历史文化资料，把研究的领域放宽到全部历史文化的范畴，就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和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亲缘关系和“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1、郭元兴先生用《山海经》、《周穆王传》、梵文典籍《孔雀经》和古波斯文经籍等进行对勘印证：从上古地理的里距方位和语言区划等角度的严格考释中，证实《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崇吾之山——轩辕之丘”间的山系大部在今西藏境内，尾部延伸到今中亚瓦罕以南一带。这论证出我国西部与上古中原夏王朝同宗的上古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国在今西藏西部和阿富汗之间。而此处又正是古支那国、西王母和藏文文献中的古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地理方位。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冈底斯山即华夏民族的古昆仑之丘，为黄帝下宫。黄帝来自西藏西部。在上古唐虞之世，藏汉两个地区完全是统一的，藏汉民族同宗同源。
2、根据本教文献的传统说法：象雄由三个部分组成，即里象雄、中象雄和外象雄。里象雄在阿里冈底斯山西面三个月路程之外的波斯、巴达克一带。而这一带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国，曾于上古时期在这里建立过大夏国。此大夏国正位于巴基斯坦、阿富汗、西藏阿里、新疆和田之间。中象雄在冈底斯山西南一天的路程外。这里有象雄国王的都城，这片土地曾经为象雄十八国统治。藏北文部的当惹雍错湖旁，有古象雄宫殿的遗址废墟。外象雄是以穷保六峰山为中心的一块地，叫孙巴精雪。孙巴精雪应是孙波，即苏毗女国。包括三十九个部落、北嘉二十五族，这是现在的安多上部地区，绝大部分信仰本教。……外象雄的三十九族即今西藏丁青一带，嘉二十五族即今青海玉树一带。
苏毗女国以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一带地区为中心（同时占有包括拉萨在内的广大地区）。那么，苏毗和嘉二十五族显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这应是一种亲族和同族的关系。关于象雄和苏毗的关系，据《西域记》、《敦煌古藏文历史书》等著述载：“象雄在女国”、“象雄是苏毗女国王族之名”。象雄和苏毗女国是非常紧密的世代婚姻关系。
古藏汉文献中的“嘉得”地区，在西藏北部及青海南部。即玉树嘉二十五族和丁青三十九族一带地区。由于象雄和苏毗女国与“嘉（夏）”的关系如此紧密，因此，完全可以断定：古象雄就是黄帝的轩辕古国，古昆仑国、苏毗女国就是西王母国。
根据民族学家的田野调查：青海湖西南方向的三百公里处，有一个地方，藏语称为“嘉域”（汉人区）。这里有几百户藏族牧民，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汉族。实事上这个汉族祖先不是简单的汉族，而是上古时的夏人和西王母国人。而这一地区正是敦煌古藏文文献记载中的外象雄的“嘉得”（意为汉人区）的范围。
再有一事，上个世纪民主改革时，解放军和内地语言学家到了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地区，当时很多三十九族人告诉解放军和语言学家说：我们是汉族，我们不是藏族。搞得解放军和语言学家们莫明其妙，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丁青三十九族的族源是象雄嘉得族，是夏“嘉”的部落。元朝之后，丁青三十九族被划分归蒙古人的管辖。藏政府又称他们为霍尔（蒙古）三十九族。清朝噶夏政府划三十九族地区为驻藏大臣的住锡地，为驻藏大臣提供差役。清朝灭亡后，驻藏大臣返回内地，三十九族的许多头人向驻藏大臣要求，要跟驻藏大臣一起返回内地。潜在的原因依然是：他们是嘉（夏）的部落。这个三千多年的历史他们显然记得住。
3、夏、周两个朝代都是来自西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古羌人进入中原建立的。据《史记•六国表》载：“大禹兴于西羌”。《太平御览》载，“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人）也”石纽之望地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
关于炎帝，据《太平御览》载：“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今四川西部），有神农感首，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嘉陵江上游的一支流），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这段文献记载了炎帝的出生地和图腾。现代民族学家的田野实地调查：现在四川阿坝州嘉戎藏族（即古代牦牛羌之后裔），家中供奉的大神就是“牛首人身”。这正是炎帝的图腾。该图腾和产生的地望数千年未变，这绝非巧合，是藏汉民族同宗血缘纽带关系在人类学上的证明。
4、《尚书•禹贡》载：大禹帝疏导黄河治水，夏（嘉）王朝修建从积石山开始（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阿尼玛卿山）的第五条通往山西夏都的贡道，即阿尼玛卿山→龙门山（今陕西韩城县东北）→华山（陕西）→底柱山→孟津→洛水→黄河（山西西北的夏都）。《尚书•禹贡》又载：华阳（四川成都市郫县）到怒江间称为梁州（包括今整个甘孜州阿坝，为古九州之一），岷山、嶓冢山治理后，沱水、潜水也已经疏通了，峨眉山、蒙山治理后，和水一带的民众也取得了治理的功效。这一带的土地是疏松的黑土……这里的贡物是美玉、铁、银、纲铁、作箭镞的石头。磐、熊、马熊、狐狸、野猫。这些贡物和西倾山（青海甘肃间、阿尼玛卿山北侧）的贡物沿着桓水（今嘉陵江上游的白龙山，是炎帝族的姜水，为炎帝族世居地）到今山西西南部的夏都。
5、《禹贡》曰：黑水（指怒江）到西河（指陕西龙门在黄河的西岸这一段）称雍州……当这些贡物顺利到达夏（嘉）都后，织皮、昆仑、析支、渠搜等西戎安定顺从。《禹贡》又曰：“织皮、西倾，因桓水（今名白龙江）是来。”这段话的意思是织皮和西倾山的贡物沿桓水而来。
织皮离西倾山（青海省果洛阿尼玛卿山北侧）不远，析支位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因此，昆仑就在此附近不远处。一般认为昆仑就在青海省西部。现在，从青海格尔木到五道梁之间的青藏公路有一山口叫昆仑口。这一地名定得是正确的。这说明三千多年以来，我国史地学家对昆仑位置的把握，尤其是对青海绵延到新疆的巨大的昆仑山脉的命名，是准确的。昆仑山脉的命名说明以藏汉民族为主的华夏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悠久，华夏文明就是起源于这一区域。
6、我们明白了昆仑的位置，西王母国的位置就很好定了。青海湖在上古汉文献古籍中称为“西海”，为西王母居地。《山海经•西次三经》中曰：“又西二百二十里，日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有鸟焉，一首而三身，其状如鴞，其名曰鴟”。这是部落的鸟图腾。根据汉族的神话记载：三青鸟是西王母的神鸟。《逸周书•王会》载“氐羌以鸾鸟”，是讲古羌用鸾鸟，向周王室进贡。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出：藏汉古籍文献对这里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西海就是青海湖，万部女王就是西王母国，鴟鴞就是西王母的三青鸟。
清楚了上古西王母国的位置，黄帝的古轩辕国和古昆仑国，就在其附近。后世上古西王母国和黄帝古轩辕国从青海湖边，向西南方通过果洛、玉树迁至今西藏拉萨和阿里等地，就是后来古藏文中记载的苏毗女国和古象雄国。
7、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西土八国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灭商。夏周人，再加上这西土八国，就是当时整个西羌的主体。今天藏民族的祖先，全部都在里面。而随周武王进入中原内地的，就成了今天各省的汉族人，而留在青藏高原的就成了今天的藏族同胞。
西羌中的庸国人，在战国时已迁徙到今湖北竹山县境内，在楚国旁边，汉时为上庸县。蜀是四川省的古称，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青铜器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被认为是四川蜀人的遗迹。从蜀国西部成都郫县古华阳到怒江间在夏朝被称为梁州。黑水（怒江）到西河（陕西龙门的黄河段）称雍州。茅是羌人的一支，茅戎在战国时已迁徙到山西省平陆县。茅的另一部分留在了青藏高原，他们是古象雄（古轩辕、古昆仑）国、西王母国（苏毗女国）、北嘉二十五族、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川西嘉莫绒、纳西族。
卢国，在战国时期已经迁徙到湖北省南漳县境。卢在藏语中是水族和龙族的意思。苏毗女国中的大姓韦氏，意即蛙、蟾蜍，就是龙族，也就是卢族，就是中华藏汉民族的龙。西藏旧贵族拉鲁，就是龙神之意。彭国，战国时已迁徙到川东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这里古代有大量的水、地都用“彭”字命名。在西藏拉萨市就有上彭波地区。濮国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广大的人口众多的族系，分布在两湖、贵州、四川、云南、西藏的广大地区、濮即僰，古代四川宜宾称“僰道”。“蕃”、“僰”古音近，含义一致，都是“白人”的意义。吐蕃王族源自西藏夷濮，即“蕃”源自“濮”。
8、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王西巡拜见长亲西王母（即苏毗女国），因西王母的亲戚犬戎得罪周穆王，次年周穆王西征犬戎，“获其五王以东”。从此犬戎蔽断了西王母与内地中央的通道，这就迫使西王母国更多地向西，向西南迁徙和发展。
自黄帝至周穆王的十多个世纪，内地中央与西王母的官方联系是一直史不绝书。公元前十世纪中叶，因犬戎蔽断了西王母与内地中央的通道，自此，西王母自公元前十世纪后不再见于内地汉文文献记载。因此，五世纪后《国语》的作者慨叹道：“自是荒服者不至”，表示了极大的愤惋之情。这并不意味着西王母国和古轩辕国已经不存在了。事实上她们近在咫尺，就在青海西南部（玉树果洛）和西藏东北部，即藏文文献中的苏毗女国和象雄国。
9、公元五、六世纪时，羊同（象雄）王，还有在用炎帝族的“姜”姓。《辞海•民族分册》中载：“羊同……分布在今西北部……小羊同在大羊同之西（注：隋代汉文献称象雄为羊同），从事畜牧，其王姜噶……”这一史料是隋代的，也就是公元五、六世纪的情况。这更说明了羊同（象雄）与羌夏的亲缘关系。
公元329年，吐谷浑之子吐延，被昂城羌酋姜聪刺杀。昂城其地在果洛以北的黄河附近。这说明在公元四世纪的时间里，青海羌人中还有炎帝族的姜姓。
10、事实上，吐蕃也是夏的部族，并在远古长期与象雄和苏毗通婚。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Ⅱ中反映了这个事实：象雄“穆”的文明高于吐蕃“恰”。吐蕃“恰”从遥远的南方，艰苦跋涉，经过许多人烟罕至、鸟兽都过不去的高原和崇山，到了西北“穆”的领地。首先被“穆”的仆人发现，呼喊道：“有几个木桩般大的小人，黄羊般大的小马过来啦！”在穆王对他们进行盘问时“恰”的使者始终以“我等小人”自称，可见在“穆”人眼中，“恰”人以个头矮小为特点，此特点亦为“恰”人自已所认同。“穆”人的体格与“恰”比，普遍要高大。
吐蕃“恰”人，是南方濮僰系统的人群，必然身材矮小。他们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土著，分布于两湖（湖南和湖北）、贵州、四川、云南、缅甸等地，后来进入横断山区和西藏。他们在与古象雄、苏毗女国的通婚中，逐渐羌化。吐蕃“恰”所骑的那个黄羊般大的小马，就是我国西南地区有名的笮马，这是一种山地马，身材矮小，吃苦耐劳，善于在山地行走。笮人是南方濮僰族系中的一种人。汉代时四川盐源县称为笮县，其地所产的矮小马种，也称为笮马，整个西南山区都在使用。
11、《汉藏史集》载：吐蕃在杰多日龙赞以前，各王都是神与龙的姑娘共居，没有固定王妃。从历史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反映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历代吐蕃王族在与苏毗大姓韦代（龙族）世通婚，导致吐蕃的崛起兴盛，象雄苏毗的衰败。
《汉藏史集》称：“吐蕃之人源自猴与魔女，讲帮阿巴支达之语言。内部四族系为东代、冬氏、塞氏、穆氏”。内部四族应该是与吐蕃长期通婚的族。《汉藏史集》和《西藏王臣记》中载：仲年德如娶了一个达布地区的龙族女子为妃。达布古地名，主要指加查县和朗县等地。这样达布地区应该有龙族存在。《汉藏史集》又载：“汉地之人源自龙，故讲那噶支达龙的语言……。”因苏毗和象雄是夏（汉）的同族，我们在苏毗中寻找与龙（即藏语“卢”）有关系的姓氏，以求突破，结果与预料一致。苏毗旧姓卫氏就是龙（卢）族。
吐蕃杰多日龙赞以前，诸王以天神和龙族之女为妃，也就是杰多日龙赞以前的吐蕃诸王与苏毗女国的大臣韦氏家族在累世通婚。韦氏（即龙族）在苏毗和象雄里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掌握着军队。由于韦氏与吐蕃王族的累世通婚，使韦氏带人配合吐蕃袭杀了苏毗王赤帮苏。因为韦氏辅佐吐蕃，才避免了吐蕃与象雄、苏毗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苏毗和象雄的大量骑兵，就是吐蕃通过韦氏才能调往青海边境，去进攻那里的羌人和唐王朝。韦氏为吐蕃统一全西藏立下汗马功劳，因而，世代在吐蕃做大臣。至于达布地区的龙族，也应该是韦氏。《汉藏史集》载：韦和达是从汉藏交界处西羌地区一起迁到西藏来的。
12、多识教授指出：汉族先祖炎帝是藏族“年”人祖先。苏毗旧姓娘氏，即是“年”氏，盘羊之意，是包括上古藏汉族在内的古西羌人的总图腾。苏毗旧姓娘氏、韦氏、农氏是苏毗的大臣，他们秘密与吐蕃结盟。袭杀苏毗王赤帮苏，做了吐蕃的论相。
娘的藏文原意，查《藏汉大辞典》932页载：“年氏，尼洋氏。古代西藏一氏族名。其在后藏年楚河流域者意为年氏，在塔布即达布（现在西藏的贡布地区），尼洋河流域者译为尼洋氏”。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娘氏就是年氏。多识先生指出：这个“年”就是炎帝的“炎”，以“炎黄”并称的炎帝，就是藏族的“羊”人祖先。藏文中“年”的意思一是动物名“羊”，即盘羊。二是指炎热，如热症（炎症）。三是威严凶猛、残暴之意（正是炎帝的性格特征）。四是姓氏，如松赞干布时代的年国和松巴国（按：如《列子•殷汤篇》称：“楚之南有炎人之国”。上古楚国在青藏高原）。松巴国就是孙波，也就是苏毗女国（西王母国）。从这里我们得知，以羊为姓氏和图腾的羌人，早已占据后藏的年楚河和林芝、山南间的尼洋河流域。而且苏毗女国中，也有以羊为姓氏者。
13、苏毗旧姓“农”氏与甘肃省的简称“陇”有密切关系“农”氏，在藏文中原意是增加、补，可能含有靠陇之意。陇是甘肃省的简称，甘肃有一大山称陇山，汉族成语中有得陇望蜀，甘肃在古代是羌人的中心地区。苏毗大姓农氏应与甘肃之陇有关。
14、西羌四岳之后的姜姓（炎帝的姓）申国是以猕猴为图腾的，吐蕃也是以猴为图腾的。楚人中也有以猕猴为图腾的部落，吐蕃是羌化了南方濮僰系统的人群，西羌楚人的底层有大量濮僰系统的人群；南北交融，这些猕猴图腾应为同一图腾。
申在藏语中有猕猴之意。藏历七月即是申月，意为猴月。西羌四岳之后的姜姓申国就是以猕猴为图腾的。吐蕃之人源自猴与魔女，也是以猴为图腾。在西藏山南雅砻河谷有吐蕃祖先神猴居住的山洞。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大河坝流域智噶尔宗（意为白岩猴堡）是神猴居住之地，其地还有一系列与西藏雅砻地区相对应的关于神猴的故事与地名。同时，《隋书》载：位于甘南地区属党项羌种之宕昌羌等,也自称为猕猴种。
从古藏文本教典藉《五部遗教•神鬼部》中，我们得知以羊为总图腾的羌（藏）人；还有以鸡（鸟）、狼（犬）、蛇（龙）、牦牛、虎、猴等为子图腾的各种氏族部落。
15、藏族古姓“董”与楚国先祖祝融后代在夏王朝做官的“董”姓有关联。《汉藏史集》称：“吐蕃之人源自猴……内部四族系为东氏、冬氏、塞氏、穆氏”。这东氏和冬氏，就是藏族中的著名大姓“董”。楚国先祖出自黄帝之后颛顼高阳氏，高阳氏为帝喾火正，故命之日“祝融”。楚人先祖祝融的后代在夏朝做官的董姓中有豢龙氏，是为夏王朝养龙的官。祝融后代在商朝做官的有彭姓的彭祖（修仙、寿八百岁）。韦诸稽，皆能训龙。楚人先祖祝融后代之“董”姓。跟藏族古姓“董”是有关系的。因为，楚国先祖的历史是要追溯到青藏高原去的。
16、西藏拉萨的“彭”和“韦（卫）”、“彭”和“賨”，与内地的“彭”和“賨”。周灭商时，所率西土八国中有彭国和卢（龙）国。在西藏拉萨有带“彭”字的地区，即今上彭波地区，西藏“卫”的古氏族部落就是居此地。《新唐书•吐蕃传》载：唐高宗先封松赞干布为西海驸马都尉。西海是指青海湖以西的广大地区，所以封西海郡王。后封賨王。这个“賨”是跟“彭”“卢”国联系在一起的。
西土八国中的卢（龙）国，即卢戎在战国时，其中一部分已到达湖北省南漳县境。而彭国，蒙默先生在《四川古代史稿》中讲“居住在汉水中游之巴国，彭人是其主要居民，而宗姬（注：周人）则是其统治者”。《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这个随周武王伐纣的“巴师”，无疑应当就是彭人。这个“彭”人应当是西土八国中的彭国，从青藏高原迁徙到川东地区的。学者认为：“賨”名起于汉世。夷人岁入賨钱四十，谓之民。“未称賨前即称彭”賨人的活动中心虽说是阆中渝水，而其活动范围应当更广。《华阳国志•巴志》载：“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彭城”。彭城传说在今渠县东北。云阳县也是古賨人活动地区。可以认为，賨人大约活动于川东的长江以北地区。而这个地区内，古代有不少水、地都用了“彭”字命名。
我们看到苏毗大姓有两个韦：一个是韦，另一个是卫。《藏汉大辞典》曰：“卫，西藏古氏族或部落名，即今之彭波地区。”我们看到中原的彭姓是养龙训龙的。拉萨的这个韦和卫也应该是龙族。因此，这个韦（卫）与彭地的关系不是偶然的。所以，唐高宗进封松赞干布为“賨”王（也可认为“彭”王），唐代史官肯定是有所依据的。后来卫（韦）成了整个前藏的总称，前藏也就成了龙族之域。卫在藏文中还含有中部地区之意。
17、汉代西羌的许多支系在汉文献中称为了牦牛羌，越雟羌等。他们大量活动四川西部横断山区。汉初中央在四川西部羌（藏）区设置行政建制。沈黎郡（郡治今四川汉源县青溪镇），并有牦牛县（郡治天全县）之建置，专管牦牛羌，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并入蜀郡西部都尉，并设有都尉二人，一居牦牛县主缴外羌，一居青衣主汉人。因牦牛县距若水（雅砻江）不远。故《汉书•地理志》曰：牦牛县附近有“鲜水出缴外，南下若水；若水亦出缴外，南至定笮入渑。”牦牛羌南达今冕宁盐源等县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安宁河流域及雅砻江下游置越雟郡，因而《后汉书•西羌传》又称牦牛羌为越雟羌。同时，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部设置汶山郡以管理其西部诸羌。
18、东汉年间，今甘孜阿坝到昌都以西（牦牛羌以西）地区的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个羌人部落户三十万、人口六百万，向汉朝中央举族内附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年中……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三十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贡奉，愿为臣仆”。附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方，作诗三章，路经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这三首歌就是有名的《白狼歌》。
多数语言学家认为白狼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纳西语。陈宗祥先生认为它与川滇交界的普米有关。马长寿则认为它与阿坝州境内的嘉戎藏语有关。笔者认为：白狼、槃木、唐菆等族一定知道自己和汉族中央的亲缘关系，否则，怎么会出现“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的情况？这与丁青三十九族的头人要跟驻藏大臣回内地是一样情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嘉（夏）人。今天甘孜阿坝州的许多寺庙里都供奉着汉族祖山（祖先神山）之牌位。这一带的僧人和藏族老百姓都知道，自己和汉族是亲兄弟，汉族和藏族的祖山在康区贡嘎山上。这里是大禹帝和炎帝的发源地。
白狼的位置，据童恩正教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四川巴塘藏区搞考古调查时，就有许多当地藏人指出一处城址废墟，告诉是白狼王的宫殿遗址。巴塘隔金沙江就是西藏昌都。白狼的活动地域向西远过昌都，到达西藏山南等腹地。槃族全名槃于，《魏书》作“槃越”，《北史》作“薄延”，“薄”为省称，是先秦云南僰人。越人西迁今加山以西印度阿萨姆邦及孟加拉地区合并而成的部落。木，前已言之，今门巴族前身，现在西藏林芝、隆子县间。而白狼王唐鸲建牙，其北侧在今泽当县……白狼羌即白兰羌。
19、先夏（嘉）在黄河上游形成夏王朝时，夏的部落里，也是集结了这块土地上的各色人种。有从寒冷的北方来的尚黑的人群，例如黄帝古象雄、西王母（苏毗女国）等；有从中部地区来的尚红的炎帝（包括牦牛羌）的人群；有从南方长江流域上来的尚白的原始濮、僰类型（吐蕃位列其中）的人群。夏（嘉）在黄河上游集结了诸羌，然后向东、向南、向西、向北四散。有些算是回到了原居地去了。因此，夏的后人西周灭商时，率领的西方八国，羌、濮都列其中。
古代西南民族分为尚白和尚黑两大族群，与炎黄先祖有关系的牦牛羌发展成乌蛮和白蛮，藏族内部也分有黑白两大群体，这在中原周人的宗庙制度昭穆制度上也有了反映。昭即白，穆即黑。
夏王朝是尚黑的（现在陕西、甘肃农村不少汉族农民也是只穿黑衣服，崇尚黑颜色）。与夏有同源关系的象雄和苏毗女国都是尚黑的。其后裔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嘉莫绒藏族都是尚黑的。汉族的道教和藏族的本教是同源的，都是尚黑的。最初本教是穿黑衣服的，被称为黑教。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青藏高原，有不少河流是用黑河黑水命名的。本教的创始人什巴辛绕就是纳西族原始宗教东巴教的创始人。纳西族的王族姓“穆”，是穆族人。而象雄和苏毗先祖的名号也姓“穆”，穆族人也。都是尚黑的族群。而吐蕃先祖雅砻部落的名号是“恰”，即白色之意。
20、据著名藏语言学家胡坦教授的研究：尚白的普米语与藏语中的拉萨话极相似，几乎差不多。同时，根据我们在木里县宁朗乡调查到的普米族“伙衣”古歌：“我们共是三兄弟（指普米族、纳西族、汉族），是花园中三朵花，都是一天开。我们的故乡在嘉朗（注：嘉朗是藏语，意思是黑汉王之地）。研究认为，这里的纳西应指尚黑的穆氏、苏毗象雄和纳西这个系统。据民族学家的田野调查：纳西和普米巫师都认为自己来自西北昆仑山。因此，这个嘉朗应是青海省的昆仑山区。由此，藏汉民族从来是一体的。
综上所述，炎帝族和夏禹族都是从横断山区的汉藏交接处北徙上溯，从洮河流域到达今甘肃青海陕西的黄土高原上，进而发展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以夏为中心的羌人部族从黄河上游不仅东进中原，也向西、西南和南方迁徒。向西到青海、新疆，向西南则通过青海进入西藏，南则经过横断山区入四川、云南，再通过长江流域进入两湖（湖南、湖北）地区。
由此可见，在上古羌与华夏是一体的只是在三、四千年以后才分开出来，而且西羌是汉民族的西部文化和血缘的源头，藏民族是西羌中的一个分支，自可称为羌系的华夏集团或华夏系统中的羌民族，藏汉民族都是炎帝、黄帝的子孙，故称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四、总结
上述藏汉民族同宗同源的研究，是笔者近三十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对于藏区民族团结，袓国统一，反对分裂，是有大用处的。符合习总书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学术界一般按费孝通教授的说法：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实际上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还存在一元多体。例如：中华四夷中的西夷，或称西羌，是藏汉民族共同的西部血缘源头和种族源头，是现今中华民族中约三十多个民族的共同祖先。这就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元多体。藏汉民族是亲兄弟，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因此，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是有历史文化依据的，习总书记对我们民族工作的要求，在西藏能够做到。
作者：龙西江（藏学研究中心）
来源：环球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