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现代以来欧洲民族国家模式在世界范围的拓展，带来了国家主权边界的清晰化，以及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公共事业等国家力量在边境两侧的差异化实践。中越边境峒中镇段的经验表明，伴随有效的国家边疆建设介入边界地区，边民的国家意识逐渐被清晰化的边界和差异化的国家力量所形塑，边民在适应清晰化边界的过程中，国民身份与认同逐渐超越边民身份与认同。由此，现代民族国家完成从物理边界到国民身份的双重型构。
关键词:划界；边界；国民意识；国家认同
作者简介：杨丽玉，女，云南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西南边疆史、西南海关史；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说边界及主权空间作为一种物理现象有一个清晰的存在与否的时间节点，那么国民身份认同则显然是需要培育，存在一个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从游离到固定、从臣民到国民转换过来的边民来说是一个制度形塑和主动适应的调适过程。已有的针对国民认同或国民意识的研究，或者以历史视角考察从臣民身份到国民身份的转变，如叶瑞昕、小野寺史郎、马建标等；或者站在主位立场将身份作为边民主体建构的工具，如朱凌飞和段然等，或以政治学角度研究国家认同的建设、强化与巩固，以及全球化时代国民认同的重要性，如林尚立、范可等，或从少数民族角度出发构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如张宝成、李立纲。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跨国性、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2019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上也提出世界现行的多边机制及其运行并不完美，还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合理之处。因此加强边境地区边民的国民意识，培养边民的国家认同，意义深远。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的峒中镇段的中越边界线的最终划定并树立界碑是在2010年，因此针对划界、国民意识、国家认同的问题，峒中镇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案例。
峒中镇隶属防城港市防城区，峒中镇西南与越南广宁省平辽县相接，北与宁明县、上思县接壤，是两国两省区四县交汇地。镇中居民以瑶族、壮族为主，边界线上生活有瑶族、壮族、京族等跨境民族。峒中镇下辖有堂龙村、峒中村等19个行政村，其中有大坑、细坑、和平、尚义、板兴、坤闵、峒中7个村寨在边界线上，边境线长43.8公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峒中凭借特殊的地缘优势，与越南横模关口建立双方边民互市贸易点，2017年12月峒中口岸升级为国家一类口岸。回溯峒中镇的历史发展进程，不仅可以看到边界的逐渐固化，还有国家意识在观念与实践层面的诸多变化。本文基于2017年在广西中越边界峒中镇段的实地调查，通过梳理边疆建设、边境管理、跨境商贸、国民认同等实践和观念在峒中镇的诸多变化，探讨国家力量在边界地区的介入，以及由此引发的边民在适应清晰化边界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调试和身份认同。边界的清晰形塑了峒中边民的国家认同，进而实现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启示。
二、现代国家建设中的边界与认同
现代民族国家以国家主权为核心，以构建全体公民能够共享并获得发展保障的国家制度体系为基本组织框架，这也决定了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
理想中的民族国家不仅通过一系列集权化的政治制度来实践权力，更应该包含被清晰划定的领土，国家可以在其中实现权力。现代民族国家的首要特征是主权独立，民族国家对于领土主权的实现，即通过边界的明确标定来明确权力范畴，因此民族国家的边界是绝对化的边界，是一个政治和社会屏障，一条治权界限，以清晰的物理界限表现出来。通过现代国家边界的划分和确立，实现国家对特定区域和特定社会的有效管理。
与此同时，现代民族国家最终取代传统王朝国家并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依赖的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国民对于国家的接受和认可，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对自身所属群体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高度肯定，对身处其中的历史、传统、风物、遗产、景观、自然的高度赞赏和肯定，使得国家与民族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就是国家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认同即是民族国家能够取代王朝国家的根本所在，获得并保持一定程度的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存续的基础，也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基础。现实的情况来看，民族国家也往往把国家认同的建构和维持作为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和核心任务。
近代以来全球化成为一种冲击力量，冲破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使得资本、文化和人口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全球化冲击的多重面向，给边界管理与国家认同带来一系列的挑战。由于经济、政治、环境、社会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国界之内，超越国界的流动性越来越多，去边界化的跨界整合频繁，边界随着流动人口的移动和边界管理制度而呈现出弥散性和消散性。与此同时，日常性的跨界流动使得边疆地区的文化的混合性、认同的多样性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带来挑战和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一个国家在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的情况下，都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塑造国民的国家认同，以促进国家的整合与凝聚，消解公民个人层面的本体性焦虑，实现国家向心力的再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家的领土主权，强调领土主权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国家对边疆地区实施了实质性的管理。边界明确化和管理强化使得国家针对边界的安全和流动有一整套法律规范进行保障。“边界有着自己一系列的内部规则，用以控制人们的行为，这些规则自我存续同时也抗拒改变。”领土边界区隔出不同的国家政体和管理模式的实施范围，边界管理制度成为一种话语和意识形态来对边界两侧的我者和他者进行区别，塑造明确的国家身份认同。
三、现代国家的边疆建设
近现代国家建构无一例外极力推动了边界、边民与国家三位一体，以消除内部的不一致性，构建国家认同，因此中国对边疆地区的边界、边民的管理经历了一个控制逐渐严密的过程。在传统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界是基于王朝国家有效治理的目的而确定的，王朝国家实力的盛衰变化时有发生，因此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界的盈缩变化时有发生，边界线也是处于变动之中。明清时期，中国与安南对于边界之争持续及了几百年，由于在藩属体系下缺乏对边界和领土主权清晰的认识，领土归属未能清晰划定。19世纪西方势力入侵亚洲诸国，中法战争后中法签订《中法越南条约》，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割断中越两国长期维系的藩属关系。中法进一步交涉越南事宜，并且就中越边界线签署了一系列条约，中越边界问题便纳入了近代国际关系的范围。20世纪70年代，中越两国就中越边界问题举行过副部长级谈判，但是未能达成协议。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后，1992年双边恢复边界谈判。
1993年10月，《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签署。双方同意以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及其所确认或根据其规定制定的各项划界和立碑文件、附图以及按照规定所立的界碑为依据，核定中越两国陆地边界线的全部走向。中越两国外交部长在河内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标志着双方核定边界谈判工作结束。2000年11月，中越联合勘界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越陆地边界的勘界立碑工作，2001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军区根据上级要求，下发《关于开展中越陆地边界广西段勘界工作的通知》，全面部署中越陆地边界广西段勘界立碑工作，2001年12月27日，中越双方在东兴——芒街口岸竖立中越陆地边界第一个界碑，并同时举行立碑揭幕仪式。2000年至2008年，中越陆界的广西段立碑工作由广西军区负责组织实施，最后于2009年11月底完成了广西段的勘界，共树立1306块界碑。2010年7月14日，《中越陆地边界勘界议定书》《中越陆地边界管理制度协定》《中越边界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正式生效。这三个法律文本也把中越边界管理正式纳入国家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轨道。
通过长达十年的勘界立碑，在中越边境地区确立了一条清晰的边界线，国家权力与领土范围逐步明确重合在一起。在勘界立碑过程中，国家在场的象征意义不断显现并强化，国家主权对边界的形塑，也不断在边境区域树立权威。2010年中越边界勘定完成后，峒中镇和平辽县之间的清晰的边界线，意味着边界从一种意识成为政治地理现实。
国家为了进一步在峒中边界实现国家主权，实施了一系列的巩边、固边、兴边政策。首先，就是沿边公路的修建。2000年8月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用两年时间，在与越南接壤的8个县（市、区）开展边境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改善边境地区的交通、边防、水利、教育、卫生、邮电等基础设施条件。广西沿边三级公路是其中一个重要建设项目，路线起点位于东兴市竹山村，途经东兴市、防城区、宁明县、凭祥市、龙州县、大新县、靖西县、那坡县等8个县（市、区）31个乡（镇），终点于那坡县弄合村，公路全长725公里，按山岭重丘三级公路标准建设，其中有53公里过城镇路段按二级标准公路修建。而且也落实了边界行政村村村通公路，乡与乡通油路，县与县通二级公路的制度。沿边公路和乡村公路的修建，串联起峒中镇各村，乃至和更远的防城港、东兴市发生了联系。同时乡村公路也使峒中镇松油、八角等农副产品运输得以到更大更远的市场交易，其他的商品也通过村村通道路进入峒中镇的每一个村落，扩大了峒中镇的市场圈和交易圈，客观上也促使村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边界线、沿边公路勾连出一个连贯的边界形态，也使得边界被纳入国家权力紧密的管控之下。
其次，峒中口岸的监管更进一步的明确了国家对于边界贸易的管理。峒中口岸是国家一类口岸，位于防城区西南125公里处，是防城区经国家批准开放的最大的边境小额贸易、边境互市贸易口岸。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越边界没有海关，边界两侧居民可以自由跨越国境往来。1991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与越南广宁省政府双方会谈，确定了在峒中的旧街至越南横模建立双方边民互市贸易点。峒中镇口岸与越南平辽县横模口岸仅一河之隔，成为越南首都河内通向中国最短的交通线。在峒中镇，越南的大量农副产品，广西以至华南地区的日用、五金、百货产品、轻工机械产品都经峒中口岸汇集和进出，口岸贸易稳步增长。近年来，随着跨境旅游的兴起，边境旅游人流量剧增，而且跨国务工也成为常态，越南剩余劳动力通过峒中口岸到防城港市等地从事服务业、制造业非常普遍。按照边界口岸管理条例规定，中越两国的商品交易，必须要到峒中口岸接受申请和审查，两国民众往来，也要持有公安机关发放的边民证，通过峒中口岸的检查，所有行人、货车都要求从口岸通关。在口岸管理制度上进一步实现了民族国家理想中的领土理念。
由上可知，2000年以来，国家通过勘定国界、修建沿边公路、管理峒中口岸等一系列制度设置与实践，在中越峒中边界来实践国家主权，让原本浮动的边域清晰为一条明确连贯完整的主权边界线。沿边公路的修建，代表民族国家对于领土主权最大化管控的实现，同时也使得边界承担起经济贸易和跨国流通的职能。而口岸的设立和管理，也进一步明确国家的权力范畴。
四、国民身份的感知与认同
在中国漫长的边境线上，生活在边境线附近的居民往往有边民和国民双重标签。在现代国家边界清晰化与边疆建设过程中，边民成为一种身份遗产和生存策略，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相对合理性。与此同时，在边界清晰化过程中，国家建设及国家间的差异感知，使得国民身份和认同成为更具超越性的新的身份与认同。国家兴边扶边建设在边境地区进行，使得边民的国民意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实施了一整套保障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依靠国家组织和政策体系推进中华民族的国族整合，在国家边地建构中，边境地区边民的国民意识纳入了政治一体化的整合进程，促进了边民的国民意识在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重构。峒中镇生活着瑶族、壮族等跨界民族，峒中镇和相邻的越南平辽县的居民同属壮族的一个支系——布偏，越南称壮族为岱依族。布偏支系聚居于防城港区的峒中、板八、那垌三个乡镇，人口约三万，自称偏人”。偏人跨界而居，与越南平辽县的居民岱人同宗共祖，所使用语言属于壮侗语族，可归入汉藏语系，日常生活中中越村民能用壮语交流。他们在历史上同属一脉，在族群记忆、语言、经济、婚俗、宗教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和紧密的往来，他们跨界耕牧、互市通商、通婚结亲，两地因共同的生计经济、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呈现出区域整体性。20世纪中越青年男女互通婚姻，越南女性嫁到峒中镇各村，而越南媳妇在族源、语言、习俗上与峒中镇村民无异，也会被当地社区接受容纳。这种跨国通婚在峒中镇有着广泛的认同，缔结了双方的亲属圈；同时山水相连的地理便利，村民们长期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峒中镇境内山地面积广阔，出产肉桂、八角、松脂等特色资源，也出产稻谷、玉米、红薯、木薯等农产品，因此在东兴的集市上，每逢圩日，中越村民都挑着自己的商品到集市上互通有无；在宗教信仰方面，在中越边界广泛流传着民间信仰——天。天就是创世神或保护神。做天即是通过灵媒——天婆请天宫的天神下凡，为人们消灾祈福。仪式一般有弹天唱天跳天，由于在仪式中需要用天琴伴奏歌唱，因此天琴在偏人和岱人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符号，在做天仪式中是天婆的法器，也是传统乐器。据《防城县志》记载：峒中镇是两弦天琴的发源地。每逢春节、农历三月三”、越南平辽县的农历四月四等传统节日，峒中偏人和平辽岱人都会聚在一起，一起弹天对歌”。独特的天琴文化塑造了偏人和岱人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文化习俗，即便是跨国界，也不妨碍共生共荣的连接纽带。
随着国家在中越峒中边界进行的一系列国家建设和主权实践，当地民众在适应清晰化边界的过程中，国民意识逐渐觉醒。其中一个契机是边民补助政策。2009年起，广西对陆地边界线3公里以内居住的居民发放边民补助，边民补贴被峒中镇村民称为３公里补贴。边民补贴的金额，从2009年的65元每月提高到2018年的130元每月。根据3公里这样一个标准，峒中镇的峒中村、板典村、坤闵村、那丽村、板兴村、尚义村的村民可以领取边民补贴。边民补贴作为国家非常重要的固边政策，对于留住边境村人口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峒中镇那丽村，有非常多村民将户口回迁至村寨。国家通过边民补贴政策与当地民众进行互动，使得当地民众对于边民身份背后的国民身份有了直观感知和认同。
边民的身份遗产中，一个重要的象征和工具是边民证。边民证是国家根据边境地区的特殊性为边境居民出入境开通的通行证。相较于护照来说，边民证具有灵活性、便利性和特殊性。峒中镇村民在年满16岁后，可以凭借身份证到当地公安机关免费办理边民证。如今，峒中镇成年居民绝大多数办理了边民证，以便从事跨境贸易。边民证的大规模铺开和使用，为以跨境商贸为代表的边民证的使用情况提供了最大的基础。近些年中国工业化水平及国民收入的提高，使得中国的工业制品成为向越南出口的主力，而越南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基础农产品。在峒中镇，当地人将越南便宜的猪肉等肉制品运回内地销售，再将国内的日用百货，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到越南。据调查，仅仅在峒中镇的那丽村和坤岷村，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利用边民身份从事边境贸易，并从中获利。因此峒中口岸的周边地区，密集分布着边贸市场、外币兑换点、饭店、旅店等。边境贸易的繁荣，带动了大批工业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边民证的大规模使用，既是国家的边境管理政策地方性调适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国家间差异化的发展策略，提升了边民对边界两侧的差异化感知，无形中提升了边民的国民意识。
跨境婚姻对于从边民到国民的身份认同和转变具有更明显的形塑作用。在边境严格管理前，中越跨境婚姻非常普遍，而现在，跨境婚姻需要持护照到中越领事馆和公安部门的办理居留证才能缔结法律认同的婚姻。但是由于手续繁琐，限定标准太高，大部分跨境婚姻都无法办理结婚登记，因此目前峒中镇大部分跨境婚姻中的越南新娘，没有合法户口和结婚证，这种婚姻不被中国法律认同。跨境婚姻的越南女性，无法取得中国国籍，自然也无法获得中国的国民身份，因此也无法享受中国政府提供给国民的各类补贴，无法参加正式工作，所生的孩子也面临着入学难的问题，而且这些非法入境的越南新娘，随时有可能被公安部门遣返，因此在峒中镇这种跨国通婚也逐渐减少。在我们调查的峒中镇那丽村，目前仅有一例跨境婚姻获得了合法身份。
中越两国边境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加强峒中边民对国民身份的认同和肯定。近年来，中越两国之间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政策差异不可避免形成了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商品价格、生活水平、劳动力和婚姻结构的差异，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和实施促使了峒中镇等地的开发开放水平全面提升，给峒中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当地政府和村民利用有利条件，建立多种经济产业类型，峒中居民的人均收入大幅提高，远超相邻的越南居民。因此峒中边民对身为中国人的国民身份非常肯定和自豪，实现了国民身份的主观认同和升华。
在边界清晰化过程中，峒中民众的边界认知体验不断清晰化，国家以制度、政策等方式对边界社会总体环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形塑了社会边界。基于边界实践的国家建设，如边民补贴、边境贸易管理、跨境婚姻管理等一些依托边民身份的地方性管理策略或福利，其核心指向和最终目标都建基在民族国家国民身份和认同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当地民众，对这一点都有清晰认识。
五、结语
峒中镇的经验对于中国陆地边界的双重建设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也为未来继续推进边疆发展，增强边疆地区民众的国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意识具有启发意义。中越陆地边界的演变发展和边民身份的调试过程，展现了民族国家在物理空间和主体意识两方面的型构。随着中越边界的正式划定和界碑的树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意志和权力逐步体现，曾经模糊不清的边境地区逐渐变成明确清晰连贯完整的边界线，从而实现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土性。地图上清晰的边界将国家具体化，其所包含的边界观、主权观、疆域观，反过来塑造着现实，民众的国家意识由此形成。尤其是界碑的树立，使峒中镇这样一个远离国家中心的边境地方努力营造出国家的权力象征，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逐渐渗透到边境村落和边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边界清晰化相伴而来的国家建设，国家通过各种支边、扶边政策的实施，口岸的严格管理、国籍及相应权力和义务的落实等等，使得传统上边民主体性的可适空间逐步降低，与此相反，依托国家行政体系和国民身份的权利和福利逐步明确和提升，国民身份带给他们的便利要远大于边民身份带给他们的便利，边民身份附加的优惠条件，是建立在国民身份的基础上，因此国民身份与认同逐渐超越了边民主体性与认同。国家认同在边民与国家的互动中建构起来，形塑了当地人的国民意识。
现代国家在边疆地区的双重型构，以及由此实现的边疆社会发展与国家意识增强，不仅是实现新形势下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要一步，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协调发展的基础。国家不仅持续通过惠民实边政策等建构和形塑边民的国家意识，完成对边界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功能的整合和重塑，同时推进边民角色转型与国民身份的构建，有效保障了边民国民身份的基本权益和边民守土固疆的特殊权益，巩固了边疆的安全与稳定，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注：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