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有为从今文经学出发，力主君主立宪和“五族合一”，进行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其中的边疆建设方略是有机的构成部分。康有为在世界格局中认识中国的边疆危机，把握了外藩边疆、内属边疆和内地的联动关系，洞察到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互动，主张变法新政要在边疆优先实施。边疆建设生成为近代中国大势所趋的一个内在动力。同时，康有为亦清醒地认识到，在通往大同的道路上，去除边疆的民族社会界限最为困难。边疆建设一直是康有为历史世界的重要支点。

关键词：康有为，边疆，建设方略

康有为覆勘了两汉今古文学案，[1]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把公羊学变成“讥切时政”、倡导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进而提出许多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走上政治改革的途径。康有为力主“五族合一”的近代国家建设方略，而革命党人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立宪党人“五族合一”这一理论资源，才最终形成形成更为明确的“五族共和”国家建设方略。康有为的“五族合一”国家建设方略有着丰富的边疆建设底蕴和内涵，学界尚注意不够，[2]本文试做探讨。

一、国际视野下的东北边疆

康同璧评价乃父之学“除天人之学外，即以国计民生为重”，[3]在近代国家边疆危机不断的历史场景中，边疆史地即是关系“国计民生”不可或缺的学问。

康有为变法思想初步形成于光绪十二年（1886）的《民功篇》，其中首次涉及到边疆史地的内容。《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颛顼帝高阳教化天下的边疆“东至于蟠木”，康有为比定“蟠木”即为吉林、黑龙江的老林窝集。窝集为满语森林的称谓，汉语的意译为老林。老林窝集是一个汉语满语复合词，成为东北边疆地区的代称。康有为追溯东三省边疆的清王朝国界的国际法律依据，“国朝自雅克萨定盟之后，以外兴安岭为界，精奇里江、哈滚江之流，及库页岛、费哲等部成咸归我有，实抚有蟠木全境”，[4]认为中俄《尼布楚条约》确立了双方国界，相互承认领土主权，东北边疆的最初疆域是通过国际法确认的。《尼布楚条约》使清朝在东北边疆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边界。[5]然而，东北边疆却在俄国的不断侵食下日渐萎缩，康有为沉痛地指出：“用事者上不念祖宗缔造之艰，下不察天险美材之用，轻以蟠木割与强俄。咸丰八年，割混同江以北四千里，及库页岛二千里与之。十年，又割乌苏里以东二千里与之。同治十二年，又割穆棱河至图们河千余里与之。今俄人内则卡伦百余环逼，京外则珲春开埠，近临高丽……。今兴京数百里外，即为异域，高丽日告衅，东三省须用重兵以镇之，根本震动……。呜呼!争区区边远之伊犁，而忘逼近数千里之蟠木，不早为计，而待俄人铁路纵横于蟠木之间，恐蟠木之区，动静之物，小大之神，不独非我有，并非我所能望见也。[6]康有为早期更重视东北边疆而对西北边疆心存轻视，洞察到由于俄国铁路的深入，东北边疆有完全丧失的危险，应早日筹谋全力经营。

二、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历史空间结构

康有为是在近代世界地理知识背景中认识中国历史地理的大势，“以地球论之，今日昆仑是为地顶”，[7]“自阿尔泰山、天山以及卫藏皆昆仑也”，[8]“天之营中国也，自昆仑发脉以来，地势东趋，江河东流。……。崇山树其域，大海面其前，逼隘褊促于数千里间，欲稍舒张而无地矣”，[9]清晰地把握了西北高东南底、背陆面海的中国国家空间总体特征。康有为正是从这样的中国历史地理大势中认识边疆危机的：“方今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规越南于南，以取滇、粤；英启滇、藏于西；日伺高丽于东。四邻皆强敌，聚而谋我，危逼极也。”[10]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包括了从西北到东北的整个北部边疆，“近者俄人筑铁路至伊犁北之穆哈喇，二三年内可至珲春矣”，[11]尤以对东三省威胁最大。

康有为变法图强的政治意识来自严重的边疆危机：“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12]外夷交迫边疆的论述在康有为19世纪80年代文章中反复出现。基于清王朝的宗藩体系，清王朝边疆结构中有内属外藩之别，对内属拥有国家主权，对外藩不具有国家主权。朝鲜、琉球、缅甸、暹罗、越南、廓尔喀等都属于外藩，欧洲国家和日本对外藩的殖民侵略构成了清王朝边疆危机的一部分。清王朝维持宗藩关系，保护外藩不受侵略成为应对边疆危机的应有内涵。光绪十六年（1890）康有为提出《保朝鲜策》，预见到俄国和日本对朝鲜的侵略野心：“朝鲜近日而弱，故日本必窥朝鲜。俄地大而远，日地小而近，则日之窥尤迫。”[13]比较其他外藩遭受的侵略史实，康有为断言“琉球、缅甸、安南，朝鲜前辙也，朝鲜有事在旦夕矣”，并且朝鲜受到侵略，“东三省海疆必受其患”。[14]然而，清王朝已经无术保护朝鲜抵御侵略，四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印证了康有为的预见。英国自19世纪控制廓尔喀后，不断觊觎西藏。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指出“自廓境入藏，旦夕可至”，“吾今又发现廓事于国中，若不亟谋固藏，则又有甲午之变”，比拟当年保护朝鲜无术受到日本侵略的边疆危机，警醒国人“然藏固吾土地，藏亡而川蜀随之矣”。[15]同年还有《缅甸国记》和《暹罗国记》两篇外藩史地之作。《缅甸国记》记载了光绪十一年（1885）英国侵占缅甸，呼吁清王朝“有国者可不以缅人为鉴乎”！[16]《暹罗国记》也是“所虑者，东有安南法人之狼邻，西有缅甸英人之虎窟”。[17]康有为洞察了清王朝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对外藩的关注浸透了边疆关怀。在清代中国的国家空间疆域结构中，最外围的外藩也是边疆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边疆危机都从外藩被侵略引发，构成唇亡齿寒的边疆安全形势。

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王朝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上书揭示了外藩与内属边疆危机的联动形势，指出：“昔者辛巳以前，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翦，不过三四年问，而吾属国尽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18]

东南海疆的危机自然通过西北—东南边疆轴向[19]传导到北部陆地边疆危机。随着琉球、朝鲜、越南、缅甸、暹罗、廓尔喀各外藩被日英法殖民控制，台湾、东三省、云南、广西、西藏、新疆、蒙古内属各地的边疆危机日趋深重。光绪二十四年（1898），边疆危机日迫一日，“去岁，遂有割胶之事，于是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继割矣”，[20]海疆之海口主权大部沦丧，并向内河延伸，铁路权、矿权、通商权、关税权、练兵权、银行之权等的丧失更是由边疆深入国家腹心地区。至光绪二十五年，形势进一步演化为“西北之练兵，东南之厘金，皆非我有”。[21]

正是在西北—东南边疆轴向的国家空间背景中，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提出了“西北荒地可恳，东南海疆可渔”[22]的边疆建设思路。他指出：“移民垦荒。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开，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非止养贫民而已……。今我民穷困，游散最多，为美人佣奴，然且不许，且以见逐，澳洲、南洋各岛效之，数百万之民失业来归，何以安置？不及早图，或为盗贼，或为间谍，不可收拾。今铁路未成，迁民未易，若铁路成后，专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谋生之路，共有乐土之安，百姓乐生，边境丰实，一举数善，莫美于是。”[23]从人多民困的东南移民西北屯垦实边，显然继承了龚自珍和魏源的的边疆经营思想。

为了论证仿照西学的必要，康有为举西方人在中国的边疆探险来说明西方学术教育的社会性力量：“英国阿侯为亚洲地理会首，醵金派人游历我亚洲，自东土耳其、波斯、回部、西伯利部及我国蒙古、西藏，测量绘图，穷幽极险。我云南细图，英人道光二十五年已绘之，西藏细图，光绪二年已绘之。我蒙古、漠河金矿之山，前年俄人己绘有细图到天津。他如法人派流王探滇越之地，而即收越南，派特耳忒游暹罗考湄江之源，而即割暹罗湄江东岸。近俄、英之强入漠河、青海、川、藏测绘者不可胜数，既屡见疆臣奏报，以为大患。“[24]中国传统的边疆史地学，无“学校之教”，边疆领土容易“为人盗卖欺占”，应当“有小学、中等地理之书”，以遍智国民。[25]那么，改科举、增学校，学习西方的学术教育制度就成为保卫边疆，避免“蒙盟、奉吉、青海、新疆、卫藏土司圉徼之守，咸为异墟”。[26]

三、变法新政中的边疆因素

康有为深知清王朝的边疆国家特性：“国朝龙兴东土，奄有中夏，兼定蒙古、准回、卫藏，为大一统，皆因其旧俗而治之。”[27]他认识到只有满汉不分，边疆内地不分，四万万各族同为国民，身为一体，心为一心，行宪法而开国会，中国才能安全、强大。变法新政以卫兵、理财最为要紧，乃至建设新都，都有在边疆优先实施的一套边疆建设方略。

参考德国、俄国、日本的常备陆军制，康有为主张根据中国面临的陆地边疆防务形势制定兵制：“况我广土万里，辽、蒙、准、藏、滇、桂诸边延袤，皆接强敌，防不胜防，我亦宜行举国为兵之制矣。”[28]全国常备陆军70万人，环绕陆地边疆驻防35万陆军才能保卫国家安全。海疆形势为“东西际海，环七千里”，海疆主权“凡军舰所达之处，即为国力所到之处”，急需筹巨款恢复舰队，并且仿照德国海军制度，营办沿海各港口和海军学校。[29]

在中国，“辟地利，开民智，通商业，广邮政，起农、工、林、矿之业，达辽、蒙、准、藏、滇、桂之防，皆非铁路不为功矣”，[30]铁路的修筑成为边疆地区国防、地利开发和启发民智的要务，“若辽、蒙、准、藏、陇、黔、滇、桂，几等草昧之榛荒，非独藉铁路以运兵防边，更亟须铁路以辟地利、发民智”，[31]康有为规划了南北二道、东西三道的干线铁路计划。其中，东西三道的干线铁路为“南路自江、浙、闽、粤、桂、滇人蜀接藏，北路自燕、晋、秦、陇、蜀出新疆接边，边路自辽、蒙穿新疆至伊犁”。[32]在矿产方面“西南各省有金刚钻，和阗、西藏、川、滇有白玉、翠玉、碧霞、玛瑙、水晶、五色宝石，其他砚石、纹石、大理石、像石、浮石”，在农艺方面“哈密葡萄，绵亘数十里”可以酿酒，“胶树即橡树，云南擅之”，在服装布料方面“漠河、七厅、蒙古等处设立围场，驼绒、羊毛，如法收剪，购机设厂，织造毡绒”，各种边疆特产都可借助商务兴旺达到民足国富。[33]

变法新政中体国经野的一大设计是在江南建置新都，并设置多个陪京。北京成为中国政治中心是内地与北部边疆长期互动的结果，但是“今者辽、蒙已同内地，而俄、日深入堂奥，且辽路一日可东来，而蒙人已多为俄诱，山海无关，瀚海非塞”，[34]现时的边疆危机使北京失去千年形便的地势。欲使国家开启民智繁盛文明，他规划建置十都，其中“自新京及北京、盛京、兴京外……；立成都为西京，以抚陇藏；建广州为南京，以拱南海；立兰州或长安为西北京，以奠朔方；其拉萨或建为藏京……；其伊犁或迪化建为西域京”，[35]力图经营边疆的都城计有七个，涵盖了海疆和陆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国变，清王朝面临最严重的内忧外患危机。湖广、两江、山东、闽浙、两广东南地区督抚与列强领事签约东南互保，维持东南海疆的既有秩序。俄国在中亚乘机进兵新疆边境谋求侵略利益，新疆巡抚饶应祺会同陕甘总督魏光焘、伊犁将军长庚“仿东南各省，与各领事结互相保护之约，俄兵乃退”，[36]与东南互保互动下的西北互保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西北边疆主权。东南海疆历史空间与西北陆疆历史空间的互动由此可见一斑。根据西方的国际法原理，康有为表述中国的领土主权：“今我朝十八行省，以至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皆我版图。”[37]庚子之际中国面临“四千年中国之所关”的瓜分危机，康有为致书议和的李鸿章，提出悲观的和局对策，“分国为内外圈，保其内圈而弃其外圈”。[38]庚子辛丑之际的议和，康有为判断中国必被侵略者分割，因此权衡轻重“以十八省为内圈，以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为外圈”，只能“当事势危迫，则不妨弃裔地以宁内国”。[39]康有为认为舍去外圈边疆无损中国大势，但他总结历史经验“从古大变，皆起于边地，而后渐至腹心”，[40]又认为一旦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外圈边疆丧失，内圈腹心也就难于保全。康有为对边疆之于国家安危一直心怀警惕。迨至1917年，康有为针对民国伟人“但以为能保内地十八省”的论调，更加清醒地指出“岂知西北既失，东南亦不能保，且内地割裂，则十八省亦不保也”，[41]国家空间安全形势中的西北—东南边疆轴向是一大关键。

实际上，清王朝的国家空间结构存在着外藩边疆—内属边疆—内地的圈层结构，在外藩边疆瓦解之后，内属边疆—内地圈层结构即成为新中国的国家空间结构。在国家空间的圈层结构中，“大地之上，西北负昆仑，东南襟沧海，其为地万里，其为人民四万万，其积文明也五千年”。[42]另有《爱国歌》：“登地顶昆苍之墟，左望万里，曰维神州。东南襟沧海，西北枕崇丘。岳岭环峙，川泽汇流。中开天府之奥区，万国莫我侔!”[43]这描述了中国地理空间的总体特征，其中西北—东南的空间结构特征明显。西北—东南边疆轴向对于国家空间的安全和建设一直处于枢纽地位。

四、以边疆为重心的“五族合一”国家建设方略

随着20世纪初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不断传入，排满革命运动从海外到国内逐渐兴起，康氏反对排满革命并维护君权，是基于边疆中国的民族交融史，“夫以开辟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无端妄引法美以生内讧，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以乎？……计今四万万人中，各种几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为夷裔夏裔乎”？[44]康有为指出边疆与中土历史上民族交流混融，已经形成多民族的中国，“何况满人之合为一朝，同化中国”。[45]甚至在印度北边的廓尔喀人、哲孟雄人对待“中国人”较白人亲善，“诚以同国故也”，[46]反映了当时的边疆及外藩族人的国家意识。康有为把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等边疆视为国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洞察到排满革命可能带来的种族冲突和国家领土分裂后果。康有为不断指出边疆危机由边疆向内地的蔓延形势：“若辽、蒙、回、藏、滇、桂有失，俄、德、英、法之四面环来，实中国自古未有之奇祸。”[47]“夫使仅吊新疆、全蒙，而吾三辽以东、长城以内，二十一行省中华故地，能无恙乎”？[48]他强调边疆与内地一体的国家空间结构关系，边疆全失，无异于亡国。

康有为1913年回顾中法战争以后自己的边疆经营思路，指出：“鄙人自甲申马江败后，而上书言蒙忧，及乙未、丁酉而频言边备，及戊戌言事，壬寅刊《官制考》（《官制议》），尤详经营蒙、辽、藏、准之制。”[49]始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官制议》倡行君宪民主的官制改革，其基本原理在于“国以民为本，则以治民事为先”，而根据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凡自下起者自治之制盛，则民治昌；自治之制不行，则民生瘁”。[50]

基于此，康有为认为，中央政府机构设置的十部中，民部为首，民部又分为九部。东三省、蒙古、新疆和西藏是“有要隘而不知守，有膏腴而不知垦，有矿产而不知开，有物产而不知取，有人民而不知抚”，所以应当“设行台于四地，听其分立政府，并设百司，选重臣，练重兵，而经营之，徙东南之民以实之，造汽车、电线、邮政以通之”。[51]民部九部中就有了设于中央、列于内阁的边疆地区东三省辽部，内、外蒙古蒙部，新疆回部，西藏藏部，在其地方分设政府，并且需要四川支援西藏，甘肃支援新疆。

中央官制中的农、工、商、虞、矿部有丰富的边疆建设规划，从战略高度看到边疆经济建设可以济民富国。农部移垦司“若辽、蒙、回、藏肥饶之地，沃野数千里，无人耕作者，当派移垦大臣以任其事”， 畜牧司“辽、蒙、回、藏四地万余里，皆宜畜牧牛羊。宜立总管大臣，讲其畜牧之宜，劝民畜牧而督察之”，渔产司“各沿海地之取海鱼，若北海之黄鱼、鲸鱼，大利无数，皆置渔业局，置监督以讲求其网取而贸易之”，用现代化的技术发展边疆农业、畜牧业和渔业。[52]工部则有“云南宜立大理石局、铜器局”，“奉、蒙、回一带多立毡绒局，皆可得大利者”，边疆物产使用机器工业化制造生产。[53]商部则重海疆，“各海口若闽、广之地，皆设海外保商局，置专员以经营之”，[54]需要国家用兵船、领事保护。虞部，“以中国蒙、辽、回、藏之大山林地，不啻数百千万方里，尚何患贫之有”?[55]边疆林业的经营可得税收大利。矿部，“本朝抚有东三省、西藏、回、蒙之域，三千余万方里，皆地脉之祖。自昆仑出天山、阿尔泰山，皆金山……，故金矿最多。若其枝叶所出，则为银、铜、铅、铁而已”，[56]矿产富源无数，实行开矿收税。兵官部，以军机处总掌兵政国防，再分设陆军部和海军部。康有为认为中西兵政有根本的区别，旧制“以为一统防察之卒，而非敌国并立战守之兵也”，[57]现代国防的重心在于边疆。陆军部务在守国，防守边境需要练兵，而练兵必须与理财、兴学、通道、通商、劝工等经济发展同时并起，才能保障边疆国防。于是，东三省、蒙古、新疆和西藏应当练成重军防卫，同时发展边疆经济养兵，另外，沿海各省也应当重兵屯守。至于海军部的军政要务在于设置军港和建设舰队：

吾国沿海，东三省自珲春、营口、秦皇岛，直隶之天津，山东之烟台，江苏之上海，浙江之三门湾，福建之南台、厦门，广东之广州、北海、汕头，亟当保护，分置海港镇。宜以天津、上海、广州、福州、营口、珲春为六重镇，而秦皇岛、烟台、三门湾、北海、厦门、汕头为六小镇，先其重者，后其小者。重镇厚其舰队，小镇轻其舰队，随时置防，或由重镇分防可也。[58]

以《官制议》为标志，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逐渐成熟。此后的有关边疆问题的论述都是对《官制议》及前期理论的补充和完备。1913年，康有为在刊印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一文题记中，指出：“吾草此文，经营辽、蒙、回、藏甚详，营海军、改民兵、制铁、铸械、造船、牧马，所以为国防者颇备。”[59]显然，国家富强的经济追求都指向陆海边疆的国防。针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革命意识形态，该文重申“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隶一国，并当同为中华国人，不得殊异”，[60]批驳革命党的民族主义为“内讧”。该文提出边疆改设行省和地方自治结合的制度设计，认为改设行省并不能完全解决边疆危机，在新疆、东三省重视州郡制度专治民事，“各府各县，皆有地方自治会参事会以佐之”。[61]在西藏、蒙古的行省和地方自治制度中，西藏分设前藏、后藏、巴塘三省，蒙古分设外蒙、内蒙两省，实行半自治制度。尤为紧要的是“教以中华之文字言语，导以中华礼俗服器，俾风同道一，人民生亲爱之心……，则爱国统一之心自生”，[62]学校教育事业更重于军事边防，文化交融产生的爱国统一之心是边疆安全的根基。1912年完成的《理财救国论》从国家财政角度完善其边疆建设方略，提出在西藏、新疆、内外蒙古、吉林、奉天、滇等边疆设立“特权银行”。中央政府和地方对半入股，允许发行纸币，成为当时治理边疆的要务：“岩疆边圉，地利可辟，富源日拓，农、牧、林、矿出产无穷，屯田练兵，无事不可矣。”[63]

五、对辛亥革命之际边疆分裂危机的回应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运动爆发之际，康有为致书黎元洪、黄兴、汤化龙力倡实现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政体，主要的理据之一就是避免民族分离和边疆领土分裂，意图把今文经学超越族类的王朝认同转化为共和的多民族国家认同。

康有为首先提醒断弃清王朝的严重后果：“若能以数百万之香火钱尊供一土偶神焉，则辽、蒙、准、藏数万里之广土，我可复全之。若徒快一时之得意，坚持民族之旧义，必欲毁此香火冷庙之土木偶也，则旧朝不北走蒙而依俄，则东走辽而依日。始则必立一偏安之国，继则必以辽、蒙、准、藏资强邻而已。”[64]继而以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整合地方形成强大民族国家为例反证中国边疆领土分裂的危险：“若必专明民族，则其始排满矣，继必排蒙古、西藏、新疆之蒙、回族矣。中国四千七百四十万里，若必排满、蒙、回而去之，则中国内只一千三百三十万里，即自割三千四百十万里之地，去国土四分之三。”[65]可见，西方民族主义导致民族国家集权强大，在中国却可能造成边疆民族分裂而削弱国家。

对辛亥革命之际的边疆形势，康有为指出：“自武汉变起，民族举义，响应期月，裂大半国，而蒙古、西藏、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自立矣，伊犁又见告矣”，发出“瓜分已至”的警世危言。[66]他认为“新中国”实行共和政体的基本原则是：“且夫中国者，兼满、汉、蒙、回、藏而言之，若舍满、蒙、回、藏乎，则非所以全中国也。”[67]1913年把戊戌（1898）、己亥（1899）年间草拟的君主立宪宪法修改为共和宪法，宪法第一章版图第一条明确规定：“凡中华国之境土，汉、满、回、蒙、藏五族合一而不可分，疆界一依旧传，非更易宪法不得变改。若不得已之时，必开国民会大议，过三分有二之人数议决，始许变更。故总统、议院有和战之权，无割让地之权。”[68]

六、对未来大同世界中国边疆的认识

在已是民族国家并列的世界中，本是儒家的康有为同样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追求儒学的“天下”。《大同书》超越传统的王朝和西方的民族国家，构想全球化的世界管理，王朝的边疆和民族国家的国界都成为消除的对象。写作于光绪十九年（1893）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间的《春秋董氏学》指出：“《春秋》之义，惟德是亲。中国而不德也，则夷狄之，夷狄而有德也，则中国之；无疆界之分，人我之相。”[69]居于边疆的夷狄有德即为中国，夷狄在中国内部的界限不复存在。康有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后继续诠释孔子：“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据乱世则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则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则远近大小若一，盖推近乎之理而为之。”[70]“张三世”确立了一个历史进化论的叙述框架。康有为的内外观从“内其国而外诸夏”到“内诸夏而外夷狄”，再到“远近大小若一”，随着内外边界的消失，诸夏与夷狄融为一体，边疆不复存在，三世由此贯通。

康有为经由西方地理学知识发现：“古者以所见闻之中国四夷为大地尽于此矣，今者地圆尽出，而向所称之中国四夷乃仅亚洲之一隅，大地八十份之一耳。夜郎不知汉而自以为大，中国人辄以为笑柄，若大地既通，合为一国，岂不为大之止观哉！”[71]康有为在新的世界地理图景中，构想“天下为一，大地大同”的大同社会，主张“去国界”，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主权界限，似乎意味着边疆的彻底消失。但是，他又指出去除“种族之界”的难度：“今各家界去矣，国界去矣，而尚有一非常大界以妨害大同太平之道者，则种族之界其最难者也”。[72]就中国而言，种族之界主要体现在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中国的边疆在康氏未来的大同世界依然可能会顽强存在。就人类社会而言，超越民族主义可谓任重道远。

七、结语

对康有为，学术界有巨细靡遗的研究成果。[73]康有为对边疆的关注始于东北地区。东北是清王朝的发祥地，而清王朝对东北边疆的确认也是基于与沙俄斗争的结果。恰恰是东北边疆从清王朝早期的根本重地到晚期沦落为沙俄和日本争夺之地，引起了康有为对整个国家疆域未来的思考。康有为的《官制议》、《物质救国论》和《理财救国论》构成了他国家建设方略的主要内容，自认三者齐备可以使中国富强，边疆建设是其有机构成部分。康有为心目中的现代中国是一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国家，同时具有特殊文化风格的立国基础。[74]康有为力图继承清朝的边疆成为现代中国的建设性因素，边疆中国正是现代中国立国基础之一。

康有为在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背景下，把握了西北高东南底、背陆面海的中国国家空间总体特征，由此认识到了中国的边疆特性。正是为了回应国家系统危机缘于边疆的时代危局，康有为所建构的强国富民建设方略有着深厚的边疆底蕴。康有为以全球视野规划近代中国的边疆建设方略，在其维新变法新政中，卫兵、理财、建设新都，都要求在边疆优先实施。针对排满革命，他提出以“五族合一”为宪政原则的国家建设方略。其主要的理据之一就是避免辽、蒙、准、藏的民族分离和边疆领土分裂。康有为最终把对中国前途的关怀升华到对全人类历史命运的境界，边疆消融在其构想的天下大同世界图景之中。康有为无疑是中华民国创建之前以继承边疆为前提建立未来“新中国”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政治改革的失败并不能遮蔽他对自己身处国家转型时代边疆的深邃认识，其中康氏的边疆观及其建设方略值得后世深长思之。

参考文献：

[1]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2] 林士俊主要讨论了《官制议》中康有为关于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参见林士俊：《康有为的边政思想》，《前沿》2010年第7期；陈晓晶重点探讨了康有为的军事国防思想，参见陈晓晶：《康有为国防建设思想述论》，新疆大学历史系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图书馆。

[3] 参见康同璧：《跋康南海先生诗集》，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4] 康有为：《民功篇》，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76页。

[5] 参见李大龙：《试论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与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6] 康有为：《民功篇》，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76—77页。

[7] 康有为：《民功篇》，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12页。

[8]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286页。

[9] 康有为：《民功篇》，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10页。

[10] 康有为：《与徐荫轩尚书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71页。

[11] 康有为：《与潘文勤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68页。

[12]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80页。

[13] 康有为：《保朝鲜策》，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46页。

[14] 参见康有为：《保朝鲜策》，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46页。

[15] 参见康有为：《廓尔喀记》，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99页。

[16] 参见康有为：《缅甸国记》，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211页。

[17] 参见康有为：《暹罗国记》，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213页。

[18]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3页。

[19] 笔者认为在元明清官员士人的“西北—东南”论中，存在西北中国历史空间与东南中国历史空间的互动，在近代边疆史地学兴起之时，龚自珍和魏源发展出“西北—东南边疆”论，并提出“西北—东南边疆轴向”的历史命题，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历史空间包括东三省、蒙古、新疆和西藏，东南海疆轴向历史空间包括从辽东到海南岛的沿海地区。

[20] 康有为：《保国会序》，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52页。

[21] 参见康有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144页。

[22] 参见康有为：《殿试策》，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66页。

[23]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73页。

[24]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84页。

[25] 参见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303页。

[26] 参见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89页。

[27] 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425页。

[28] 康有为：《请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440页。

[29] 参见康有为：《请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440页。

[30] 参见康有为：《请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440页。

[31] 康有为：《请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440页。

[32] 参见康有为：《请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440页。

[33] 参见康有为：《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折》，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34—335页。

[34] 参见康有为：《请设新京折》，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442页。

[35] 参见康有为：《请设新京折》，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444页。

[36] 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48，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第12526页。

[37] 康有为：《致李鸿章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21页。

[38] 参见康有为：《致李鸿章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21页。

[39] 参见康有为：《致李鸿章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21页。

[40] 参加康有为：《与赵曰生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02页。

[41] 参见康有为：《共和平议》，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19页。

[42] 康有为：《<国是报>发刊词》，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329页。

[43] 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诗集》，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2集，第137页。

[44]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26—327页。

[45] 参见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29页。

[46]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29页；康有为：《致李福基等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50页；康有为：《致罗璪云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53页。

[47] 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416页。

[48] 康有为：《蒙藏哀词》，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4页。

[49] 康有为：《蒙藏哀词》，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4页。

[50] 参见康有为：《官制议》，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233—235页。

[51] 参见康有为：《官制议》，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299页。

[52] 参见康有为：《官制议》，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304—305页。

[53] 参见康有为：《官制议》，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306页。

[54] 康有为：《官制议》，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308页。

[55] 参见康有为：《官制议》，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308页。

[56] 参见康有为：《官制议》，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308页。

[57] 参见康有为：《官制议》，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312页。

[58] 康有为：《官制议》，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320页。

[59] 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410页。

[60] 参见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413页。

[61] 参见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417页。

[62] 参见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418页。

[63] 康有为：《理财救国论》，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406—407页。

[64] 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05—206页。

[65] 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07页。

[66] 参见康有为：《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57页。

[67] 参见康有为：《共和政体论》，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49页。

[68]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0集，2007年，第51页。

[69] 参见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416页。

[70] 康有为：《论语注》，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93页。

[71] 康有为：《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18页。

[72] 康有为：《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页。

[73] 马洪林回顾了学术界对康有为的学术研究历程，并有详细的述评，参见马洪林：《康有为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东方论坛》2008年第5期。相关研究文献参见中华文史网：《康有为研究论著索引》，http://www.historychina.net/zlzx/2010-06-23/32271.shtml，2010年6月23日。

[74] 参见[美]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  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1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原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