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在清末举起汉族族裔民族主义的旗帜，发动推翻清王朝的"排满"武装革命，实施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方略，忽视了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展开了建设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方略，其中又包含了西北陆地边疆建设的蓝图。比较孙中山的边疆革命方略和国家建设方略，其间呈现了内在的冲突。如何正视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在国家主权中的主体性地位，成为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不可回避的政治议程。

关键词：孙中山；边疆革命；国家建设方略

19世纪70年代以降中国边疆危机日渐深重，严酷至国家存亡的境地，救亡变法和革命的社会运动出现，各种新兴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作为革命性社会力量的领袖人物，宣扬并身体力行现代国家的革命建国。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地缘政治在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着他的革命战略。[1]学术界对于孙中山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个学术积累的高阶层次，涉及了近乎立体的诸多历史面相。[2]然而，孙中山在革命建国的历史潮流中如何界定国家的边疆主权和领土范围，事关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仍是有待澄清的议题。

孙中山作为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他如何认识中国的西北陆地边疆，如何制定东南沿海的边疆革命方略并推翻清廷来创建共和的中华民国？[3]在晚清革命党人的革命方略中，地缘因素与革命运动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边疆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具有何种历史地位？学术界指出晚清革命党人的革命方略有边疆革命和中央革命的分别，[4]但边疆革命方略与中原革命方略形成空间结构关系，并不能与政权中心所在地的中央革命方略形成空间结构关系。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国家的形态实现从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的变迁，孙中山随即开始了建设现代中国的宏伟构想和实践。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从社会建设、物质建设和心理建设三个方面建构了现代国家体系的蓝图，其中也凸显了边疆因素。本文辨析孙中山在国家疆域空间结构中的边疆革命方略和国家建设方略，呈现其边疆革命方略与现代中国整合边疆的国家建构模式之间内在的张力。

孙中山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

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身处东南沿海边疆中西文化交流空间，接受系统地西学近代教育，成为新学背景的边缘知识分子。光绪九年（1883）至十一年（1885），清政府在法国侵略东南陆海边疆之战"不败而败"，刺激了孙中山的革命意志，孙中山始有"决覆清廷"之志，"有志于革命"。[5]1891年前后，孙中山写就专论学习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农功》，并被郑观应辑入《盛世危言》。孙中山强调发展近代农业"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并着眼于抵御英、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

年来英商集巨款，招人开垦于般岛，欲图厚利；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山谷间地，遍牧牛羊，取其毳以织呢绒、毡毯。东南边界则教以树棉种桑，缫丝制茶之法。[6]

19世纪末俄国对中国从黑龙江流域到新疆的西北陆地边疆的侵蚀和英国侵占东南海疆遥相呼应，孙中山对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有清醒的认识，并从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国家疆域视野提出发展近代经济的应对之策。1894年6月，孙中山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言西学求富强，认为国家富强能够"保我藩邦"，[7]匹敌整个欧洲。孙中山认为养民立国，以农政为急务，向李鸿章说明自己的兴办农政计划：

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8]

孙中山把国家疆域空间划分为内地、新疆、关外三大部分，新疆与关外属于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表明孙中山对中国国家疆域空间结构的内地-陆地边疆空间结构的认知。

孙中山天津之行上书李鸿章的失败致使改良主义的可能性消除，从此唯一的目标就是推翻清朝的统治。[9]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转向革命救国。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提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10]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又提出革命的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1]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重申上述政治主张，开始重新认识和界定何为中国。孙中山在香港与日本人梅屋庄吉的谈话中清晰地说明"为了拯救中国，我和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推翻清朝，发誓创立我们汉民族的真正的国家"，[12]表明反清和创立汉族国家的革命方略，随即筹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1895年10月25日，筹备半年多的广州起义未能发动即告失败，孙中山从此走上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道路。

孙中山1897年至1898年间在日本与各界人士广泛交往，同加入兴中会的宫崎寅藏、平山周多次笔谈，再次重申其边疆革命的思路，"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而这里的"一二省"特指东南沿海的广东和广西。[13]另外，孙中山还设想了未来国家的"一都四京"的建都方案："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广州（南京），顺天（北京）。"[14]定都武汉显然是孙中山认为中国国家疆域的中心地带在湖北、湖南而确定的方案。1899年12月，孙中山"悲愤时局，忧山河破碎"，[15]认为通晓舆图为实学首要，因此手绘《支那现势地图》。孙中山在《支那现势地图》列有《支那国事一斑》系列表格，其中面积与人口表按照"支那本部"和"属地"分列，"属地"包括的东三省、内外蒙古、西藏和新疆就是孙中山国家疆域中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地区。孙中山的中国舆图综合了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采用现代地理制图方法绘制而成。其中提到"德国烈支多芬（李希霍芬）所测绘之北省地文、地质图各十二幅，甚为精细"，[16]李希霍芬测绘的北省包括山东、盛京、直隶、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各省，也反应孙中山关于中国北方的地理概念。这份地图中特别用着色标明已经被分割的领土，都位于中国陆海边疆地带。地图体现国家疆域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实际上是把清朝的疆域认定为中国的国家疆域。此后，孙中山一再宣称要在华南建立独立政府，[17]华南与此前孙中山所称的东南基本是同义的南方地理概念，具体而言就是"广州既得，则长江以南为吾人囊中物也"，[18]继续贯彻其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方略。

1899年，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商讨合作，共同支持唐才常等人联络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勤王起义。孙中山派遣一些革命党人支持唐才常在长江流域起事，但依然坚持自己固有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方略。1900年春，孙中山派遣郑士良等人策划在广东惠州、广州起义。孙中山运筹广东起义受挫，1900年8月回到上海关注唐才常在两湖地带的勤王活动。宫崎滔天以为孙中山"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19]宫崎滔天以游历中国南北的经验认为两湖地带是中国国家疆域空间的中心地区。孙中山归国呼应梁启超"握手共入中原"，[20]参加他们共同支持的唐才常在两湖地带的举义。但唐才常等人的自立军起义以失败告终。1900年10月6日，郑士良率领义军在广东惠州起义，孙中山在台湾接济失败，义军被迫解散，在广州响应的史坚如被俘就义。唐才常发动的长江流域自立军起义失败，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有所影响。孙中山最初致力于东南沿海边疆的革命活动，19世纪末开始注意长江流域，图谋"东南中国"。但"自立军"的失败使孙中山对长江流域发动革命起义心存疑虑，更加坚定了他以两广为重心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方略。

1899年8月中旬，孙中山通过梁启超与章太炎相识，"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21]孙中山与章太炎在排除满人及其故居的边疆方面尤有共鸣。新的革命觉醒正如孙中山1901年所说："当外国人劫掠了京城，亵渎了神明，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位于北京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宫遭到侵略者铁蹄的蹂躏的时候，变革的时机就在成熟了。"[22]孙中山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地思考国家建设的远景，认为国家定都"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视其规摹远近而已"，[23]是从清朝现有国家疆域空间考虑定都问题，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以中心地为京都。1903年至1904年期间，孙中山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宣传共和革命，争取到大量华侨的支持。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成员为骨干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同盟会总理。按照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国家疆域空间的理解，确定了国内支部的设置地域：

国内支部的区划：西部：重庆--贵州、新疆、西藏、四川、甘肃；东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中部：汉口--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南部：香港--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北部：烟台--蒙古、直隶、东三省、陕西、山西、山东。[24]

中国同盟会的组织系统设置中，国内支部按照空间方位设立东、南、西、北、中五支部，反映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国家疆域观，非汉族群聚居的新疆、西藏、蒙古、东三省等边疆地带都属于国家领土。虽然国内五大支部后来仅成立了南方支部，但分会机构则遍布各省。1905年11月26日，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阐发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表述其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领衔制定革命起义的纲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指导此后同盟会发动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黄兴等人具体负责的革命起义地点集中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边境地带，革命起义继续沿着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道路而发展并不断得到加强（见表一）。孙中山致力于东南沿海边疆革命，设想"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25]达到全国革命成功的境地。

孙中山陆海互动的国家建设方略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海外寻求国际支持，并开始考虑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国家疆域空间是规划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因素，孙中山指出："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26]实际上，新疆早在1884年就已经建省。孙中山仍然把新疆归入属地一类，而不是和内地行省归为一类，主要在于蒙古、新疆、西藏都属于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地区。中华民国成立后，面对国家疆域的继承现实，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不再"排满"，强调汉与非汉诸族的统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7]而在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纲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28]则把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地区以宪法形式定为国家领土。孙中山在创建中华民国的革命方略中排除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地区，而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建国方略中转而吸收立宪党人"五族合一"的"中华民族"理论资源，确认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地区为国家领土。

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了消除"排满革命"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对边疆各族造成的疑惧和疏离心理，孙中山在北京和张家口等地与社会各界交流中不断强调"五族"之间的团结和一体。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演讲，以极盛时代的前清"合并蒙古、西藏、青海、回疆为亚洲东部一大部"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宣称："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29]孙中山对民国政权的建设力图继承清朝遗留的边疆领土，并把前清的边疆部民整合为共和国的国民。同日，孙中山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介绍自己的铁道实业计划，认为"现在以国防不固,俄在北满及蒙古进行,日本在南满州进行,英国在西藏进行"，[30]原因在于内地与边疆的交通阻隔。孙中山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把修筑铁路当做保全边疆领土刻不容缓的国家急务，并提高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讲到："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31]1912年9月7日，又于张家口各界欢迎会指出："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革去专制，建设共和。"[32]孙中山广泛接触北方各民族的各界人士，以共建共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凝聚人心。1912年9月11日，孙中山与北京的广东旅京同乡人士讨论琼州（海南岛）的建省问题，指出琼州的战略地位"不特可以固中国之门户,且可以控制南洋一带"。[33]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充分认识到琼州的海疆特性："贸易船舶之所辐辏，商贾货物之所云集，山海物产之所鳞屯，此固海疆之要区，南方之屏障也。"[34]孙中山倡导"孤悬海外"的海疆琼州岛改设行省，进行巩固边防、开启天然富源的边疆建设。孙中山不但关注边疆行政建制，还大力规划边疆的经济发展蓝图，[35]而陆海互动的铁路交通系统成为其国家建设的核心方略。

1917年至1919间，孙中山发表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和《民权初步（社会建设）》组成的系列著作，这些内容在1922年汇编成《建国方略》，构成中华民国的国家建设方略。其中，《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36]最能反映基于国家疆域的国土规划，体现建国方略中的边疆建设蓝图。

孙中山的边疆建设蓝图是以海港建设为起点的，并通过铁路连接海港与内陆边疆，体现了其陆海互动的建设方略。例如渤海湾建设的北方大港是内陆边疆地区所急需，孙中山指出：

蒙古、新疆与夫煤铁至富之山西，亦将全恃直隶海岸，为其出海通衢。若乎沿海、沿江各地稠聚人民，必需移实蒙古、天山一带从事垦殖者，此港实为最近门户。[37]

内地与蒙古、新疆地区的经济互动必须依赖海港，陆地的铁路与沿海的海港成为边疆与沿海资源开发和人力流通的桥梁。孙中山以北方大港为起点规划中国西北陆地边疆铁路系统，第一线向北偏东北方向经海拉尔抵达漠河；第二线向北偏西北方向经克鲁伦通达中俄边境，连接西伯利亚铁路；第三线向西北方向到达国境西端的迪化（今乌鲁木齐）；第四线由迪化向西延伸至伊犁；第五线由迪化向西南延伸至喀什噶尔，再向东南以至于阗；第六线向北由多伦诺尔、迪化间干线开设支线，经库伦（今乌兰巴托）以至恰克图。[38]西北铁路系统覆盖的边疆地区包括黑龙江、内外蒙古和新疆，并穿越边境与俄国西伯利亚铁路连接，最终构成欧亚铁路系统的主干。

孙中山以南方大港广州为起点规划中国西南铁路系统，通往边疆腹地的线路有广州-成都线，广州-重庆线；通往边疆边境的线路有广州-云南大理一腾越线，抵达缅甸边界，广州-思茅线，广州一钦州线，抵达越南边界东兴。[39]西南铁路系统沟通西南陆海边疆地带的广东、广西和云南，并联通西南腹地的四川和贵州。西南铁路系统和西北铁路系统经济开发的重点取决于各自不同的资源禀赋，孙中山特别强调"以西南铁路系统开发西南山地之矿产利源，正与以西北铁路系统开发蒙古、新疆大平原之农产利源，同其重要"。[40]孙中山的西北铁路系统和西南铁路系统基本涵盖除西藏外的所有陆地边疆地区，并包容列强在中国境内已经建成的铁路系统。

孙中山对海疆的经济开发集中于东南沿海，通过渤海湾北方大港、杭州湾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广州建设世界三大海港，然后沿海岸线发展二三等海港及渔业港，依靠完善的海港系统发展海疆并带动内地与陆地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规划中的营口港位于辽东湾之顶，是附属于东三省腹地的海港。营口港的重要配套工程是开凿辽河与松花江之间的运河，可以使"吉林、黑龙江两富省及外蒙古之一部，皆将因此与中国本部可以水路交通相接，……营口港将为全满洲与东北、蒙古内地水路系统之大终点"，[41]辽河与松花江之间的运河设置为开发建设东北边疆的枢纽工程，并将对中国全国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另外从北到南设置海州、福州及钦州3个二等海港，葫芦岛、黄河埠、芝罘、宁波、温州、厦门、汕头、电白和海口9个三等海港，此外有15座渔业港。东南沿海海港系统东北起至韩国界的安东，西南至越南界的钦州，连接中国全部海岸线，成为孙中山建国方略中东南海疆建设的战略设施。

孙中山计划现代中国的整体发展，又规划海港为起点的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扩张的西北铁路系统和高原铁路系统，并将各铁路系统互通互联，形成覆盖国家陆海疆域整体的全国铁路系统。中央铁路系统覆盖的地区包括长江以北及蒙古、新疆的一部分，通往边疆的线路有东方大港一塔城线、东方大港一库伦线、东方大港一乌里雅苏台线，安西州-于阗线、婼羌-库尔勒线、北方大港一哈密线。[42]东北铁路系统包括满洲的全部、蒙古及直隶省（今河北省）的各一部分，除了原有的京奉线、南满铁路、中东铁路之外，在嫩江与松花江合流处的西南地方设立铁路中区"东镇"，在东北"敷设一网式铁路"。[43]扩张的西北铁路系统覆盖蒙古、新疆与甘肃的一部分地域，[44]高原铁路系统覆盖西藏、青海、新疆的一部分和甘肃、四川、云南等地方。[45]孙中山希望利用国际资本进行国家建设，并促进未来的世界文明。1920年7月26日，孙中山通过阅读谢彬在新疆的实地调查所写成的《新疆游记》，认为"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46]谢彬调查新疆获得的边疆实地经验，引起孙中山对边疆建设的高度关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的边疆建设是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和云南陆地边疆与东南沿海海疆的海岸线联动，并和内地形成整体的互动关系，开发中国市场并参与世界经济体系。

结语

孙中山振兴中华、复兴中国的思想产生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瓜分和掠夺以及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47]但孙中山选择的革命路径是通过宣传汉族族裔民族主义进行排满革命，建构汉族的国家，其国家疆域中的边疆观深受民族观的界定。孙中山意识到"排满"的民族主义带给满人的恐惧，说明"民族革命是要灭尽满洲民族，这话是大错"，解释民族革命是要"扑灭他的政府"，[48]力图争取满人民众支持革命。但是，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吸取元末朱元璋《谕中原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一语，[49]而蒙古土默特旗统治阶层"对这句口号的反感很强烈"，[50]由此可见"驱除鞑虏"在蒙古聚居地区的社会反响。另外，孙中山为了争取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俄国对反满革命的支持，对外宣称"日俄强逼清政府所订各种不公平之和约，新政府亦依然遵守"，[51]对日本、俄国攫取的中国边疆利益表示谅解。孙中山对于日本"满蒙问题"的谅解态度及其策略方针，对后来主政国民政府的蒋介石边疆政策影响极大。[52]孙中山的排满革命路径潜藏着切割国家边疆疆域的危险，不但背离了历史传统中整合边疆的中国国家建构模式，还与其现代国家建设方略中对包含非汉族群聚居边疆的整体国家疆域建设规划存在内在的冲突。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运动多年的志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在武昌爆发，辛亥革命从武昌引发全国性的政治变局，最终是革命党人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扩散到"东南中国"历史空间而取得成功。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中国从王朝国家的形态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革命党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明确的国家边疆主权和领土完整概念。但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后，开始形成比较明确的国家边疆主权和领土完整概念，最终还是坚持继承了清王朝的国家边疆主权和领土完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首创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导致中国晚清帝制的崩溃，通过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最终实现国家形态从帝制到共和的巨变。但其革命方略中缺失非汉族群聚居的陆地边疆的主体性地位，对国家边疆主权形成冲击，刺激非汉族群聚居边疆的分离运动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如何正视边疆在国家主权中的主体性地位，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不可回避的政治议程。

有清一代，"大一统"的疆域空间结构有效整合了陆海边疆地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领袖群体在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方略中则忽视了这一传统资源，把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地区排除在外。革命党人以传统的"夷夏之辨"论述作为反抗清朝统治的思想武器，孙中山曾表示以汉人居住地为主的十八行省应为民国的领土范围。[53]晚清现实的国家疆域与革命党人领袖群体民族共同体观念是分裂的而非融合的，形成现实中的国家疆域与想象中的国家疆域深刻的断裂。西北中国-东南中国的国家空间结构以地理环境为基础，有深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内涵，成为历史传统和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制度依据。[54]惟有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政，现代国家建构要求对国家所有领土保持同等程度的认同，孙中山的国家领土主张又包含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地区，并规划陆海互动的国家建设方略。"大一统"的疆域空间结构使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形成复合结构，是否重建"大一统"的疆域空间结构就成为从"清中国"到"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和国族共同体建设的枢纽。

参考文献：

[1]茅家琦等著：《孙中山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3页。

[2]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林家有：《孙中山研究评述》，《人民日报》2001年4月28日；尚明轩：《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3]笔者根据对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提出"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海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的历史学命题，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历史空间包括东三省、蒙古、新疆和西藏，东南海疆轴向历史空间包括从辽东到海南岛的沿海地区，参见王鹏辉《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4]宗成康认为孙中山制定了"一地起义、各地响应"的武装起义战略，但没有区分疆域空间，参见宗成康：《论孙中山的一地起义各地响应的武装起义战略》，《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横山宏章单纯以军事战略理立论，比较了革命党人的边疆革命论和中央革命论，参见横山宏章著，马宁译：《孙中山的军事战略--边疆革命与中央革命的比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2年第5期；沈渭滨：《屡扑屡起的边疆革命》，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54-366页；陈匡时称孙中山的革命战略为"华南革命"或"珠江流域革命"，参见陈匡时：《黄兴与长江革命》，林增平，杨慎之主编《黄兴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5-112页。

[5]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9页；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9页。

[6]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页。

[7]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

[8]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页。

[9]史扶邻著，丘权政等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3页。

[10]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

[11]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12]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谈话》，陈旭麓、赫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1页。

[13]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2页。

[14]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5-186页。

[15]孙中山：《<支那现势地图>跋》，《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7页。

[16]孙中山：《<支那现势地图>跋》，《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8页。

[17]孙中山：《离横滨前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9页；孙中山：《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6页。

[18]孙中山：《致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0页。

[19]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7页。

[2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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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孙中山：《与林奇谈话的报道》，《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1页。

[23]孙中山：《与章太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5页。

[24]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5页。

[25]孙中山：《致邓泽如等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7页。

[26]孙中山：《与巴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61-562页。

[27]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8]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0页。

[29]孙中山：《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40页。

[30]孙中山：《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33页。

[31]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40页。

[32]孙中山：《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51页。

[33]孙中山：《与广东旅京同乡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54页。

[34]孙中山：《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65页。

[35]吴福环、李慧荣：《孙中山与中国边疆现代化》，《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36]孙中山著，林家有整理：《建国方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3页。

[37]孙中山著，林家有整理：《建国方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1页。

[38]孙中山著，林家有整理：《建国方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5页。

[39]孙中山著，林家有整理：《建国方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0页。

[40]孙中山著，林家有整理：《建国方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4页。

[41]孙中山著，林家有整理：《建国方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8页。

[42]孙中山著，林家有整理：《建国方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8页。

[43]孙中山著，林家有整理：《建国方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0页。

[44]孙中山著，林家有整理：《建国方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8-199页。

[45]孙中山著，林家有整理：《建国方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5-206页。

[46]孙中山：《<新疆游记>序》，《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8页。

[47]林家有：《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9页。

[48]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49]刘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中国史研究》2014年3期。

[50]荣祥：《略谈辛亥革命前后的家乡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47页。

[51]孙中山：《与巴黎<政治星期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61页。

[52]杨奎松：《辛亥以来的中国革命 --以蒋介石争取外蒙回归失败的经过为例》，柯伟林，周言主编：《辛亥百年：回顾与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35-267页。

[53]杨念群：《"断裂"还是"延续"？--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如何汲取传统资源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54]王鹏辉：《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