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禄贞的社会交游与清末革命

摘要：吴禄贞在武汉加入湖北新军，经历从湖北武备学堂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训练。吴禄贞身处两湖学生社群，与清廷官僚、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和各种革新人士广泛交游。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现代化的发展共同刺激吴禄贞精神世界的巨变，生成反帝排满的双重民族主义思想。吴禄贞秘密参加自立军起义，回国后继续在两湖地区从事革命活动，探索复兴中国的革命方略。

关键词：吴禄贞；社会交游；清末革命

原刊于《清史论丛》2015年第2辑。

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省云梦县人，出身于衰落的官绅家世。少年吴禄贞在武昌投入湖北新军工程营从军，后进入湖北武备学堂并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走上新型知识分子的道路。吴禄贞在国内外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曾秘密回国参加唐常才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毕业后在两湖从事革命活动，又于1904年进入北京练兵处成为清廷官员。直到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吴禄贞参与“滦州兵谏”，随后在娘子关与山西革命军都督阎锡山会谈，组建“燕晋联军”，11月7日，吴禄贞被刺杀于石家庄火车站。

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逐渐形成晚清特定的“东南中国”历史空间，其核心区域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管辖的长江中下游地区，1900年的“东南互保”即是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东南中国”密集展开的历史活动，对中国近代历史命运有重大影响。其时，“东南中国”成为清末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策源地。在历史时代与空间的双重背景中，吴禄贞在“东南中国”的人生轨迹自然转向，以至于“累世以儒学传家，至君始用武显”，[1]卷入清末中国革命的历史巨潮之中。吴禄贞一生短暂，逝后以革命党人哀荣备至。吴禄贞作为革命巨子的历史事迹，学术界有丰富的研究成果，[2]但其早年东南革命的道路有着复杂曲折的面相，探明其人与清末国内外诸多势力错综缠绕的社会交游，有益于我们理解清末中国革命的起源时代。

一  投入张之洞的湖北新军

吴禄贞少年时早先就读于伯父所开设的家塾，后来又在私塾和父亲所开设的学馆读书，“八九岁诵书史，日可千言”，[3]奠定此后古史、书法、诗歌的“中学”功底。光绪二十一年（1895），吴禄贞父亲吴利彬病死，家庭陷入困顿，其母彭梅仙举家到武昌佣工为生。从此，吴禄贞的人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舞台。

张之洞在湖北的洋务事业，诸如企业的创办、教育的建设和新军的编练，使湖北这样一个本来并不发达的内地省份一跃而为洋务先进地区。[4]湖北在清末近代化中的崛起，使长江中游的武汉成为“九省通衢”的天下枢纽。张之洞在湖北创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建成一个近代纺织工业体系，为大量城市贫民和周边乡村农民创造新的生计方式。武昌织布局在光绪十九年（1893）分批派遣15岁左右的幼童到上海学习织布技艺，开工以来“所雇佣的（工人）多系幼童”。[5]吴禄贞来到武汉后进入织布局做工谋生，但工作条件恶劣，正如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一家报纸登载的任织布局总监工的英国人德金生（Dickeason）信中所说：

这工厂中的工人都是男工与幼童；没有女工。……（工人们）离开工厂出去散散步的机会都很少，因为厂中做工是从早晨五点钟直至下午六点钟，每隔一个星期日才休息一天。这些工人很可怜，因为他们瘦到只有皮包着骨头，五十人里面也找不出一个体格健康的人。[6]

吴禄贞在工厂期间还未成年，加之身材矮小，当属于信中所说的“幼童”。吴禄贞终于不堪凌虐，寻求着新的出路。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从南京调回湖广总督本任，把自强军中已经练成的原江南护军前营500人调赴湖北，分成前后两营和工程队1哨，编成湖北护军。另外，张之洞委派其幕府人员王秉恩为总办，钱恂为提调，姚锡光为总稽查，李绍远为估工监造，在省城武昌东隅购地建造学堂房屋，[7]筹备武备学堂。张之洞以湖北护军为核心编练湖北旧式军队，逐渐形成湖北新军。湖北护军需要招募新兵来补足额数，张之洞对招募士兵有一贯的文化素质要求，练兵要义首条“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8]募兵办法则强调“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9]吴禄贞比较符合相关条件，得以应募入伍成为工程兵。张之洞在湖北练兵从师法德国转而师法日本，[10]吴禄贞的军事训练自然也从德国军制转向日本军制。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之洞在武汉设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正式开办，吴禄贞遂成为武备学堂学生。

湖北武备学堂聚集一批新型青年知识分子，初识现代西方军事知识，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而关心国家兴亡。吴禄贞正是在湖北武备学堂结识一批年龄、知识背景比较相似的青年精英。其中就有孙武、傅慈祥、蓝天蔚、万廷献、沈翔云、卢静远、刘赓云、陈宦、王鸿年等人。孙武，字尧卿，湖北夏口柏泉人，考入湖北武备学堂。傅慈祥，字良弼，湖北潜江人。傅慈祥少时“精于拳棒挺击之术，不屑屑于文艺”，[11]光绪二十年（1894）赴武昌考入两湖书院，后入湖北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三年（1897），孙武“考入湖北武备学堂，与吴禄贞、傅慈祥为同学”，[12]三人“每相与论天下事，辄仰天长吁，意气激昂”，[13]可见三人意气相投，有共同志趣。孙武在武备学堂同学中与吴禄贞最为友善，“尝酒酣耳热，痛论满汉不平”，[14]满汉不平等关系的社会感受潜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先投入工程队当兵，后入武备学堂。万廷献，字仲篪，湖北武昌人，以县庠生考入湖北武备学堂。沈翔云，字虬斋，浙江乌程人，湖北武备学堂学生，因事革除，后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吴禄贞还有一些武备学堂的同学曾被同批派往日本留学，姓名可考者数人。高曾介，直隶南皮人。吴绍璘，字仲吕，湖南长沙人。徐传笃， 江苏江宁人。邓承拔，字茄香，湖北武汉人。杜钟岷，贵州贵阳人。易甲鷴，湖南长沙人。文萃（华），字秀峰，湖北荆州驻防旗人。吴禄贞的这批武备学堂同学先后前往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与训练，毕业回国后成为中国新兴军事力量的骨干。

张之洞通过编练新军培养近代军事人才，采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派遣军事留学生。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1899年2月13日），张之洞派遣姚锡光、张彪、黎元洪等人随日本人宇都宫太郎先期到日本考察学校，为实施留学日本的计划做好准备。张之洞从湖北派出的首批赴日深造的武备学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三日（1899年1月14日）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名单如下：

刘邦骥 湖北人，吴元泽 湖北人，田吴炤，湖北人，吴茂节 安徽人，卢静远 湖北人，顾臧 广东人，吴祖荫 湖北人，刘赓云 湖北人，铁良 荆州驻防旗人，高曾介

直隶人，吴绍璘 湖南人，徐传笃 江苏人，邓承拔 湖北人，杜钟岷 贵州人，易甲鷴 湖南人，傅慈祥 湖北人，吴禄贞 湖北人，文萃（华） 荆州驻防旗人，万廷献 湖北人，张厚琨 直隶人，制台之长孙。[15]

这批军事留学生主要来自武备学堂和两湖书院，武备学堂10人，两湖书院学生9人。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琨并非武备，而是进入近卫文麿主持的日本贵族学校东亚学习院。张之洞在西学东渐的情势下提倡“中体西用”， 于光绪十六年（1890）在湖北创立两湖书院，规定“课士之法，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16]实际教学中只开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科，力图培养“中体西用”的士子。两湖书院9名被选为武备的学生如下：刘邦骥，字襄奎，湖北汉川人。吴元泽，字惠轩，湖北保康人。田吴炤，字筱莼，湖北荆州人。吴茂节，安徽休宁人。卢静远，字惺源，湖北竹溪人。顾臧，广东番禺人。吴祖荫，字念兹，湖北蒲圻（赤壁）人。刘赓云，即刘道仁，字百刚，湖北沔阳人。铁良，改名铁忠，字韵铮，湖北荆州驻防镶白旗人。当时中国还没有形成留学外国的风气，加之中日甲午战败对日本的敌意，应选学生对留学日本多有疑虑和抵触。吴禄贞则对应选学生进行鼓动“临阵用兵，必须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并说“欲雪甲午之耻，亦惟有先了解和学习日本人的长处，方能有济”，[17]应选学生大多认识到留学的机会，服从了张之洞的选派。吴禄贞与两湖书院的学生同批派往日本留学军事，自然形成密切的社会交游网络。

二  在日本东京的武备留学生生涯

吴禄贞等湖北武备留学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1899年1月16日）到达日本，随即进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日语和现代科学基础知识。中国留日武备学生在日本的整体学制“于成城学校一年半，而入联队半年，而入士官学校一年”，[18]然后再到联队实习，与日本武官出身的士官教育学制比较，属于一种速成教育。吴禄贞入成城学校学习，至光绪二十六年六月第一期45名学员毕业，升入陆军士官学校。吴禄贞的弟弟吴祜贞随后也被选送日本武备留学，成为成城学校第二期毕业生，光绪二十七年三月第二期30名学员毕业，升入陆军士官学校。吴禄贞不仅有成城学校第一期45名同学（见表1），还与成城学校第二期30名学员同校交游（见表2）。

表1  日本东京成城学校第一期中国武备学生毕业名单（1900年）

资料来源：[日]成城学校校友会编：《会员名簿》，军人会馆出版部，昭和十年七月三十日（1935年7月30日），第545-546页。《会员名簿》没有注明派遣机构，省籍或有不确之处，徐方谦虽由浙江派遣，但为湖北武昌人。

表2  日本东京成城学校第二期中国武备学生毕业名单（1901年）

资料来源：[日]成城学校校友会编：《会员名簿》，军人会馆出版部，昭和十年七月三十日（1935年7月30日），第546页。

成城学校第一期中国45名武备学生并不是同一时间入学，吴禄贞等19名湖北武备学生入学较早，但所有同学都是同期毕业。成城学校第二期中国30名武备学生的一半以上来自湖北，吴禄贞与大批来自湖北同乡的学生关系自然较为密切。根据成城学校的《清国留学生舍内定则》，吴禄贞等学生接受的是军事化的日常管理。每日起居有严格的作息规律，“起床，五点；朝食，六点；诊断有病否，六点三十分；自习，七点至八点；中食，十一点五十分；入浴，午后一点至七点；夕食，四点三十分；散步，自夕食后至六点三十分；自习，自六点三十分至七点三十分；就寝，八点三十分；消灯，九点”，[19]吴禄贞自然接受了工业化的定时社会时间。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四日（1899年10月18日），四川提督丁鸿臣在日本考察兵制和学制，了解到成城学校第一期中国留日武备学生学习的基本情况：“中国留学生四十一人，学费每年三百日元。中国留学生都由湖北、浙江、南北洋所派遣，于此修习普通学科八阅月，大半通东文东语，亦熟体操。”[20]同行的福建船政局道台沈翊武对中国留学生的数字统计更为精确，“华生四十九名，浙三，鄂二十，苏十四，北洋八，鄂体操又四人”，[21]派出武备学生的地方有浙江、湖广、江苏和北洋，以湖广最多。沈翊武还记载了成城学校的课程表，可以说明吴禄贞等学生所接受的科学知识体系（见表3）。

表3  中国留日学生所在成城学校课程表（1899年）

资料来源：沈翊武：《东游日记》，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2：日本军事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90-391页。

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党人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都对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产生影响，中国留学生群体在政治上迅速分化。光绪二十六年（1900）留学生在东京成立最早的社会团体励志会，励志会最初制定章程五条，宣称“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22]励志会会员的政治倾向有激进和稳健之别，冯自由、唐才质都指出“庚子七月汉口一役殉义之黎科、傅慈祥、蔡丞煜、郑葆晟及脱险之戢元丞、秦力山、吴禄贞诸人，皆此会会员也”，[23]吴禄贞在励志会中当属激进会员。励志会壬寅年（1902）改定章程，第一条规定“研究实学，以为立宪之预备”，[24]表达立宪的政治主张。吴禄贞参加励志会，与来自以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高等商业学校、东京法学院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等的留日学生广泛交游，属于留学生群体中的活跃分子。

吴禄贞通过同学之间的相互引荐，结识梁启超、孙中山等被清政府通缉的流亡要犯。梁启超曾于宣统三年闰六月廿三日（1911年8月17日）给吴禄贞写信言及“别来忽将十稔，……以蚤得纳交，自庆幸也”，[25]表明吴禄贞在日本东京与梁启超就有所交往。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寻求与康有为的合作，谋求联合拯救中国：

时孙总理、陈少白、梁启超先后亡命日本彼此往还相与，研究革命方略，至为透辟。翔云偕同学戢翼翚（元丞）、吴禄贞（绶卿）访之，一见如故，对总理尤倾倒备至。[26]

吴禄贞也参与期间，同孙中山的交往更为密切，倾向于孙中山的排满革命政治主张。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911年6月21日），日本官方推崇为“日本兴隆期大陆经营最重要人物之一”的宗方小太郎在上海致函美国的孙中山，询问孙中山在上海有何革命党人，以便于搜集情报。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一日（1911年7月16日），孙中山在回信中透露：

弟之心腹同志，近年多入北洋陆军，故多未便相见。其间有来往外间者，则有前延吉都统吴禄贞君；如有过上海，君不妨以弟名见之。……惟皆当以谨慎出之，免招物议为荷。[27]

自从吴禄贞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三月间从日本回到武汉之后与孙中山再未谋面，而吴禄贞仍然被孙中山引为心腹同志，想见当年在日本双方的志同道合。吴禄贞与出身两湖书院的湖北留学生程家柽交游甚密，宋教仁1912年回忆“吴禄贞、刘道仁皆以君介之入兴中会者也”。[28]1911年11月6日，吴禄贞与阎锡山会谈组建燕晋联军，声明自己是老革命党，介绍自己的早年经历：“我是同唐才常起义的失败者，我曾加入兴中会，组织自立军在安徽大通起事失败，你可放胆同我合作。”[29]1895年就加入兴中会的冯自由后来补注宋教仁的《程家柽革命大事略》，指出吴禄贞并未加入兴中会。[30]无论吴禄贞是否正式加入兴中会，吴禄贞在日本与孙中山结识相知后确成为革命党人。

孙中山和梁启超在日本达成一定的合作共识，共同支持唐才常在国内的武装勤王。吴禄贞参加唐才常图谋在国内武装勤王的活动，共同在东京组建“富有票会”，决定整合会党力量。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与光绪西逃之后，吴禄贞为了鼓动昔日武备学堂同学孙武参加自立军起义，在上海寄送湖南孙武的信函指出“特在东京组织富有票会，分布会员多名”，[31]时在岳州武威营任职管带的孙武被委任为自立军岳州方面负责人。武昌起义时孙武的私人秘书高筹观的《孙武传》也提到“时吴、傅与唐才常在海外组织富有票会，相与回国，暗布党羽，联络各界同志乘时举事”，[32]可见唐才常、吴禄贞等人在东京就已经建立“富有票”组织来准备发动勤王起义。实际上，梁启超与唐才常、吴禄贞等人一起参与策划“富有票会”，并力主改定宗旨与义和团的排外灭洋区别。[33]孙中山表示支持唐才常，并采取具体的行动，“中山先生同志如秦力山、吴禄贞、傅良弼等，皆膺推荐”，[34]留日学生是孙中山支援唐才常的主要力量。秦力山、吴禄贞、傅慈祥等留日学生是孙中山派遣的主要力量，吴禄贞广事联络当年湖北武备学堂和两湖书院的学生，希望湖北武备学堂同学孙武“即至汉皋与唐才常、傅慈祥二君商量大计，速兴义师，殄彼丑虏”。[35]戢翼翚则手持孙中山信函，依据吴禄贞的推荐，“鄂中友人，只刘问尧一人，可商大事（问尧为成禺原名）”，[36]两湖书院学生刘成禺也参加了自立军起义。刘成禺的记载表明吴禄贞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倾向革命的立场何其鲜明。[37]吴禄贞至孙武的信充分表达其排满革命的思想：

盖自弄沙儿窃居宝位，同胞辗转暴虐之下久矣！今兹联军入京，帝后西奔，国本动摇，万机废理，正吾人收拾之日；若袖于放弃，则山河万里，沦归异姓，同胞四兆，变为牛马，神器即焚，俎肉且脔，每下愈况，奴籍必更难脱，言念及此，能不惊惧痛哉！弟亦黄帝苗裔，何忍坐视阽危，……期图大举，俾出斯民于水火而复汉族之故物。[38]

此时的吴禄贞一面对外反抗列强殖民侵略，争取国家独立自主，一面对内反对满人暴虐，光复汉族故物。吴禄贞在历史的夹缝中生成的是反帝排满的双重民族主义思想。

三  投身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共谋的自立军起义

1899年冬，唐才常第二次前往日本邀集吴禄贞等留日学生回国准备举义，推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康门弟子林圭回国发动会党组织义军。梁启超和孙中山都给予赞同和支持，一起在红叶馆参加了送别林圭等回汉口起事的送别大会。[39]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1899年11月21日），唐才常从上海至信在汉口的宗方小太郎，认为自己在湖南筹备的武装勤王“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40] 1900年初，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仿会党开立富有山堂，组织的义军称“自立军”。1900年7月，吴禄贞从日本成城学校毕业，趁暑假期间回国参加唐才常的武装勤王活动。吴禄贞从日本回到上海与任职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张元济相识。其时，北洋大学任教习的陈锦涛因北方义和团运动转至上海南洋公学任数学教习，曾任北洋大学教习而在天津海关道任职翻译的温宗尧从天津来到上海参加唐才常的勤王活动。在唐才常的自立军组织系统中，陈锦涛和温宗尧为自立军驻沪外交代表，共同负责上海外交事务。[41]张元济邀约吴禄贞、陈锦涛、温宗尧诸友在虹口隆庆里寓所聚会，[42]忧心国事。1912年4月，张元济为吴禄贞遗诗写序悼念：“犹忆十四年前，拳乱方炽，绶卿与陈君锦涛、温君宗尧会于余居，谋所以安定之策。绶卿解衣磅礴，意气激壮，发语悲愤，尝以手抵案不止。”[43]时当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清廷支持义和团灭洋向各国宣战，八国联军大规模侵华，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吴禄贞与张元济、陈锦涛和温宗尧正是以此为背景思考国家未来方向，谋求国家安定的大计。张元济生动地再现了吴禄贞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怀。

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邀集士林名流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富有票是加入“自立会”的凭证，会中骨干则又出具“中国国会”名义颁发的凭单。吴禄贞依据兵法，对布局起义有自己的想法：“默相天下大势，自以生产楚地，悉江汉间情势，谓夏口（汉口）兵冲要地，襟带江河，依阻湖山，左控庐、淝，右连襄、汉，南北二途，有如绳直，一旦骤有变，则河洛震惊，南服俱阻。”[44]由于汉口具备东西南北的交通优势，成为会党聚集之处，林圭的自立军组织就转而以湖北武汉为中心。时当两湖书院学生的黄兴也与闻其事，协助自立军组织“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人不加阻碍”。[45]此后，唐才常等把“自立军”分为五路七军，定于七月十五日（8月9日）共同举义。五路布局分别为：秦力山、吴禄贞统前军，驻安徽大通；田邦璿统后军，驻安徽安庆；陈犹龙统左军，驻湖南常德；沈荩统右军，驻湖北新堤；林圭统中军，驻湖北武汉。唐才常自领总会亲军和先锋军，同时任诸军督办。安徽大通有民谣“江南大通，靠山临江，上接两湖，下通苏杭”，[46]表明大通具有长江下游交通枢纽的位势。“自立军”前军设在大通，属于以两湖为后盾，控御长江下游的方略。

秦力山、吴禄贞所在的大通前军“以长江沿岸戒严，未得军报，仍进行不辍”，[47]“自立军”起义日期推迟，大通仍然按原计划如期起兵。秦力山、吴禄贞在大通周边发放富有票，运动长江水师防营和哥老会参加起义。七月十四日（8月8日），由于事机不密，起义消息已经泄露，秦力山、吴禄贞实际上已经不得不如期发动起义。大通义军夺取八艘水师船只，击沉大通督销局平差轮，攻占药局、盐局、厘局，“抢去钱店银五千”，[48]占领大通。吴禄贞指挥攻取大通厘局的战斗，参与具体战斗的一部分人员有“吴得胜、谢青山，古世春即古得标、徐得生、景志魁、夏得祥、周士长”。[49]1912年3月22日，戊戌变法后曾同康有为、梁启超一同逃亡日本的王照（小航）对万柳夫人吴芝瑛回忆同吴禄贞一起在京中的宴会情景：

忆甲辰年在北京与烈士会饮，谈及庚子夏照以僧装伏于安庆城中，因大通有焚厘局事，安庆戒严，县役挨户检查，照以来历不明几被拘。烈士大笑曰：‘尔知率领劫大通者谁乎？’照言不知，烈士自指鼻尖曰：‘即我是也。’照问：‘与唐佛尘协谋乎？’烈士曰：‘我自欲独力举事耳，不知有唐佛尘。’言时良弼、姚锡光等在座，烈士了无顾忌之色。[50]

王照于1900年潜回上海，叶瀚曾请时为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的井上雅二联络日本领事小田切保护王照。王照与闻唐才常自立军的活动，前往汉口探听张之洞的意向，[51]途径安庆遇到大通自立军起义。钱基博辗转从吴芝瑛的丈夫廉泉处听闻同一故事，词语稍有不同：

曾忆甲辰在京师，偕禄贞饮酒座。酒酣，禄贞顾座大言曰：“若辈犹志庚子秋皖盗劫大通厘局事乎？亦知盗为谁某乎？”声震四座，座客骇愕，无应者。禄贞右手举酒满杯；挥左手自指鼻尖，语曰：“不敢欺，我也。”扬杯饮，一吸而空。时良弼、姚锡光在座，相视失色。[52]

甲辰年时当1904年，吴禄贞刚到北京清廷练兵处任职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良弼是吴禄贞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时任军学司编译科监督。姚锡光曾为张之洞幕僚，担任过湖北武备学堂的提调，时任军政司副使。吴禄贞自认抢劫大通厘局，否认唐才常对自立军起义的统领，官场之中不避人言。吴禄贞在众人面前放言高论、张扬率性，确为不甘人下、意气自豪的性格。

秦力山、吴禄贞率领大通自立军占领大通后，随即张贴安民告示，力图迅速稳定地面社会秩序，建立根据地：

中国自立会会长，为讨贼勤王事：照得戊戌政变以来，权臣柄政，逆后当朝，祸变之生，惨无天日。至己亥十二月念四，下立嗣伪诏，几欲蔑弃祖制，大逞私谋。更有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名，贼臣载漪、刚毅、荣禄等阴助军械，内图篡弑，不得则抗然与外人为难。用敢广集同志，大会江淮，以清君侧而谢万国，传檄远近，咸使听之。[53]

另外，还发布《大通合埠商人出名布告》：

大通于七月十五日八点钟，省自立会义兵起事，大通、悦洲沿河两岸居民，秋毫无犯。其宗旨系为讨贼勤王，不比寻常土匪滋事。我等甚为感激，为此特行通知，免至他处居民纷纷逃避。[54]

大通自立军的告示和布告都基本贯彻自立会的勤王宗旨，宣称保国救命，并声明保护西方国家的生命财产利益。《安徽大通勤王军布告文》属于自立军汉口总机关事先已经做好的文件，起义当天就向社会公布，其宣示的对象包括对外对内两个面向，对外打消西方列强对“灭洋”的顾虑，要求保全中国的自主，对内坚持光绪帝复辟来推动改革。

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和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在大通起义之后，立即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大通起自立军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历时七天终至解散。大通自立军内部会党组织有严密的等级制，清军曾抓获“伪四王爷陈英士、伪八王爷李梅生、伪七千岁周得芳三名”，[55]显然是模仿太平天国的组织建制。大通自立军领导人秦力山、吴禄贞各自潜伏，分散逃亡，秦力山、吴禄贞分别潜回上海。大通自立军的失败引起武汉局势的紧张，唐才常、林圭迫于形势加快起义步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帝西逃西安，张之洞敏锐地觉察到经历大动荡后的中国政局，将于苟安中趋向稳定。[56]1900年8月22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抓捕并杀害唐才常等20余人。自此，唐才常主导，由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不同程度参与的自立军武装起义完全失败。唐才常在长江中下游发动勤王举义的整体谋略可以说“与孙先生订殊途同归之约，与康先生时通声气，共图起义”。[57]然而，孙中山发动革命起义以广东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边疆方略并没有因为唐才常而改变，康有为的勤王举义同样也偏重以广西、广东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边疆方略。唐才常并不能得到孙中山兴中会和康有为保皇会的主力资源支持，加之清廷东南督抚“东南互保”的统治实力，吴禄贞参与其中的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命运也就难以避免。

吴禄贞参加自立军起义而旅沪期间与江浙维新人士的代表人物汪康年（穰卿）、叶瀚（浩吾）皆有交游。汪康年和叶瀚曾经入张之洞幕府，分别执掌过武汉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教习，都是“中国国会”的主要成员。吴禄贞当是以张之洞所派湖北游学生的身份与之结交，并在从日本潜回上海准备参加自立军起义时双方时相过往。吴禄贞返回日本后于1901年底曾致信汪康年，由此可以获知吴禄贞在自立军大通起义失败后返回日本继续留学的经历：

旅沪时承蒙过爱，感谢靡渲。东渡以来，善状毫无，又愧学鲜进步，无可慰告。……禄贞以十月初旬卒业陆军士官学校，当即入彼近卫骑兵联队，教彼新兵。……张香帅疑禄贞甚深，前日钱先生东来时寄言禄贞，将来学成归国，湖北之保举差事不可作想，若留学亦不出经费云云。……日前阅《中外日报》，内载有侮辱东游学生一条，如此无稽之谈，不知得自何处，稍知日本军队及学校之规模并我东游学生之气概者，万不至出此胡言。……上此报也，为害于东游学生者微微，为害中国实不小，将来东游学生绝迹，必《中外日报》馆所赐也。……浩吾先生闻已归沪，见面时请代为致意，所托之举，当尽力图之。[58]

吴禄贞自大通逃亡至上海，又从上海返回日本，此间似乎是得到过汪康年的帮助。据吴禄贞自己后来的言说，他从大通乘船逃亡上海，一路惊疑狼狈的情状。[59]吴禄贞回到日本后即根据所选科目进入日本近卫骑兵联队经过半年的入伍实习，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成为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学生。吴禄贞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进入日本近卫骑兵联队实习，训练日本新兵。张之洞在镇压唐才常案中掌握吴禄贞领导大通起义的事实，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1901年1月2日），张之洞照会日本指出：“又吴禄贞一名，闻其托故潜行回华，并未回到湖北，曾在大通滋事，现又潜回日本学校”，[60]要求日本学校予以开除以示惩罚。但日本政府拒绝张之洞对留日学生的政治限制和惩罚。[61]湖北留学生监督钱恂于为此特别警告吴禄贞，无论是归国当差还是继续留学都将失去保障。吴禄贞直言批评汪康年经理的《中外日报》所刊载的侮辱留学日本学生的文章，指为不实且危害国家前途。此前叶瀚似乎托付有事，吴禄贞表示不负所托并请汪康年转达问候。可见，吴禄贞在上海与汪康年、叶瀚等革新人士有直接的交谊。

四  受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吴禄贞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之后，进一步接受现代军事训练。吴禄贞在校期间，25名第二期留学生于1901年12月正式入学。这样，总共65名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构成吴禄贞此一时期生活和学习的基本社交网络。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分别在步兵科、骑兵科、炮兵科和工兵科四种兵科（见表4、表5），吴禄贞选择了骑兵科。

表4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第一期学生科别简表

资料来源：[日]中华民国学生队编：《陆军士官学校入学中华民国人及前清人名簿》，《士华》第1号，1930年，第136-137页；郭荣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1-7页。

表5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第二期学生科别简表

资料来源：[日]中华民国学生队编：《陆军士官学校入学中华民国人及前清人名簿》，《士华》第1号，1930年，第136-137页；郭荣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1-7页。

骑兵在热兵器时代失去冷兵器时代的重要地位，中国留学生选择骑兵科的人数最少，身材矮小的吴禄贞选择骑兵科自当是昂扬的性格和喜好使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尽管实行分科教学，所有学生“虽独精一门，然必兼通各术”。[62]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1901年10月1日），户部右侍郎那桐看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自辰至申遍览马队、步队、炮队、体操、击剑、光化各学，内有中国学生卅九人，学艺甚精”，[63]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第一期原有40名学生，其中1名病逝，所以那桐看到的有39名。吴禄贞正在其中的马队操演，马上面临士官学校的毕业考试。振武学校的档案中有陆军士官学校等校中振武学校出身之毕业生的成绩表，其中就有1901年10月吴禄贞的陆军士官学校考试成绩表（见表6）。吴禄贞与第一期炮兵科的张绍曾和第二期工兵科的蓝天蔚号称 “士官三杰”，可见其成绩的优异。

表6  吴禄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考试成绩表

资料来源：丁果：《关于振武学校的珍贵资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吴禄贞的成绩表误列于清国学生步兵科毕业考试考科表中，实际上吴禄贞是骑兵科学生。

吴禄贞从士官学校毕业后进入骑兵联队见习，训练模拟实战环境下所学的现代军事知识和技术。日本现存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步兵联队见习期间的作业，要求绘图作业并文案说明排兵布阵。作业类型有野外两军对抗的设计，步兵中队、大队、连队、旅团的战法差别，战斗射击的设计，侦察部署和攻击部署等。大致可以估计吴禄贞也接受了类似作业的训练，并能够反映中国留日士官生的军事素质。易甲鹇和高曾介是吴禄贞的湖北武备同学，一起到日本留学并毕业返回湖北武汉。易甲鹇从士官学校毕业后进入步兵联队见习，其见习作业设定真实的战场环境，并要求以指挥官的身份决策指挥：

情况：东军在靠近船桥地方战斗的战局不利，东军在受敌方的迅猛追击，中心部队在佐仓街道正在退却。右侧卫队在从七熊到第五营的道路正在退却，从上饭山拒马堤西南端退却的时候，知道了敌方的一部分正在从船桥到古和釜的道路上，在第五营的西北边距离第五营大约两千米的道路交叉点，正在东进。

问题：右侧中队长要决计什么？[64]

上述作业作于1902年1月14日，同日还绘制一份收容队掩护阵地略图。易甲鹇的另一份作业作于1902年1月21日，正是要求以前述阵地略图的具体战斗情境中排兵布阵，选择有效的作战方案。[65]中国留日士官生的见习作业不仅仅是兵力、地形等的具体战术配置，还有对心智的挑战和训练。吴禄贞等中国留日士官生在日本获得良好的近代军事素质，属于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人才群体。1902年，吴禄贞等中国留日士官生开始成批归国。归国后的中国留日士官生不仅使中国军事改革走上正轨，而且从干部素质和军事教育等方面，为新型军事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66]吴禄贞回国后在两湖地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庚子八国联军侵华造成中国深重的国家与民族存亡危机，留日学生“游子乡关，情何以堪，谁不惊心动魄者哉。向之东西南北不相往来者，至是无不奔走相告”。[67]留日学生群体内部的互动和组织化活动促成中国留日学生清国留学生会馆的创建（见表7）。1902年2月10日，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在东京九段坂的偕行社以春节名义宴请留日学生二百七十多人，留学生在会上将“拟创办会馆意见书示之公使”。[68]吴禄贞在春节团拜会上向蔡钧演说开办会馆之事，并成为八名会馆章程起草员之一，说明吴禄贞属于清国留学生会馆的发起人之一。3月16日，中国留日学生东京神田区的锦辉馆聚会，通过会馆章程并选举干事十二名。3月30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骏河台铃木盯十八番地举行开馆式，干事总代表范源镰至开馆辞，湖北留学生监督钱恂宣读蔡钧祝文，金邦平、陆世芬、刘赓云报告会馆开办及经费等方面的事务。[69]吴禄贞和张绍曾作毕业归国告别辞，并推荐冯阅模和蓝天蔚为接替两人的代理干事。[70]吴禄贞在演说宣称“此会馆之于中国，无异美国之独立厅”，[71]表达吴禄贞对留学生群体的自我期许。吴禄贞在完成陆军士官学校的课程考试和联队实习后，参加中国留日学生清国留学生会馆的组织活动，学识与才能得到留学生群体的公认，能与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交游共事。

表7  日本清国留学生会馆职员表

资料来源：清国学生会馆干事编：《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东京并木活版所，1902年10月。转引自丁景唐、倪墨炎：《鲁迅留日初期若干史事述略——读〈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及其续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纪念鲁迅诞辰百周年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47-248页。

五  在两湖的革命聚义

吴禄贞于1902年4月归国，[72]回到自己的留学派遣地武汉。张之洞原本要求日本学校开除参加大通自立军起义的吴禄贞，不过此时已经时过境迁，湖北新政中的编练新军急需现代军事人才。另外，留日陆军士官生的学生监督日本人福岛爱惜人才，向张之洞说情：“禄贞练习成材，弃之可惜。公如不用，吾将留归日本籍。如用之，不得借故杀害。”[73]自此，张之洞对吴禄贞辈别有考虑。据时任武昌工程营哨官的吴禄贞堂兄吴祺贞回忆：“绶卿刚从日本回来，还未见过张之洞的面，就被关进将弁学堂，一时举家惶然，全都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忧。”[74]吴禄贞随后又被授予将弃学堂护军总教习、武普通学堂会办、学务处会办和营务处帮办等职务，[75]张之洞将吴禄贞关押意在收为己用。吴禄贞先后执教各学堂及各营队军官军士讲习班，演说革新思想，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建构起以青年学生和湖北新军为主体的社会交游网络（见表8）。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1903年1月29日），留日学生湖北同乡会在日本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月刊，以“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宗旨。吴禄贞为“湖北学生界社”的名誉赞成员，并“捐洋二十园”，湖北学生界社发表启示“本社倡办伊始，荷蒙内地诸君热心赞助，惠寄多金，谨此誌谢”。[76]吴禄贞通过留日学生湖北同乡会创办的《湖北学生界》继续与日本留学生群体保持密切联系。吴禄贞还在武汉“组织德安府各属同乡会，自为会长”，[77]耿伯钊（觐文）为文书，组织社会力量。后续归国湖北留日学生从上海携带幻灯机在武汉放映，吴禄贞等人借用现代传播技术，扩散时代思潮：

时功璧管理机片，耿觐文（伯钊）说明，间参以讲演，吴禄贞、刘伯刚、金华祝、余德元等常往讲演者也。凡片中涉及世界民族运动与被压迫情事，必尽量发挥。此片在各处放演，往观者甚众，于激发思潮，亦颇有效。[78]

时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亚、非、拉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民族主义思潮渐入人心，成为吴禄贞等人动员民众的有力武器。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企图使侵占东北边疆合法化，逼迫清政府缔结《中俄密约》，引起海内外的拒俄运动。1903年5月，湖北学生界组织拒俄活动，力争东北边疆主权。吴禄贞在武昌主动结识具备革命思想的青年学生，与朱和中、吕大森交友，介绍青年学生进入军队：

吴禄贞独执予手而谓之日：“君性诚刚，虽然，成事不在会场，不在口说也，能与我一谈乎？”予曰“可”。遂携同学吕君大森往访之。时吴住大朝街十二号，予等三人谈至天明而止。予等当时所筹议者三事：一在武汉应设立秘密机关，惮得与各地之同志联络。二为应将革命之同志，介绍入军界。清例当军官不容易，即先当兵。由吴禄贞之介绍入营者，前后三十余人，均由予等所请求，大半为秀才。从前秀才当兵为希有之事，数月之间，已成为一种风气矣。三为寻孙逸仙，期与一致。[79]

东北边疆危机引发的拒俄运动刺激青年学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思潮，更加引起对清政府的不满。吴禄贞有意识地组织青年学生进入军队，汇聚革命的力量。

吴禄贞与朱和中、吕大森商定设立一个聚会联络的处所，选定花园山孙茂森花园李廉方（步青）寓所。吴禄贞与朱和中争执动员策略，吴禄贞认为“长江之哥老会无用，惟东三省之马贼可用”，[80]最后都同意改换新军思想为根本的策略。李廉方回忆“学界往来者颇多，凡以后留学东西各国者十之八九曾到是处。禄贞常由小朝街本寓至是处与朋友纵谈，尚无具体组织也”，[81]吴禄贞等人以李廉方寓所为基地形成有规律的聚会活动，曾在日本组织湖北留日学生同乡会和编撰《湖北学生界》刊物的回国留日学生成为花园山聚会的主力。吴禄贞“倡谈革命，隐然以领导自任”，[82]在花园山聚会中处于中心位置。花园山聚会人员“近至沪杭，远至东京，莫不与余等通声气”，“此外各省志士之至武昌者，莫不赴花园山接洽，而各同志之在营校者，亦每星期来报告运动经过，及其发展之状况”，[83]花园山聚会编织的交游网络以武昌为中心辐射沟通国内和日本东京。吴禄贞与德安府同乡耿伯钊过从甚密，耿伯钊参与吴禄贞组织的许多活动，品评吴禄贞的人格“气魄之雄伟，识见之高超，言论之透辟，态度之从容，胆量之巨大”，[84]认为吴禄贞是癸卯年（1903）湖北省唯一的革命领袖。吴禄贞交游革命志士，帮助刘静菴进入新军，刘静菴“办科学补习所运动革命，吴禄贞曾捐银数十两作该所的经费”。[85]另外，吴禄贞鼓励李书城之弟李汉俊赴日本留学的志趣，并“帮助他的旅费和学费”。[86]武昌花园山聚会虽然没有正式名称和确定的组织，但实际上是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87]是湖北地区第一个初级形态的革命团体。[88]花园山聚会交游网络平台的出现确与吴禄贞的革命思想和组织能力密不可分，引领一时青年革命活动风潮。

1904年冬季，吴禄贞、李书城和耿伯钊前往湖南，“晤黄克强、胡子敬于长沙明德学堂”，[89]“商议在湖南筹划革命准备事项”，[90]吴禄贞的湖南之行促成两湖革命党人的互通声气。黄兴其时在长沙主讲明德学堂，同时进行革命运动。黄兴“邀张溥泉为历史教员，吴绶青、李小原辈皆来湘小住”，[91]吴绶青即为吴禄贞，李小原即为李书城，另外还有耿伯钊同行。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黄兴在长沙邀集留日归国学生及知识分子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鳞等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的筹备会议，黄兴被推举为会长，核心人物为黄兴、刘揆一和宋教仁。刘揆一后来回忆：

公乃邀合吴禄贞、陈天华、杨守仁、龙璋、张继、宋教仁、秦毓鎏、周震鳞、叶澜、徐佛苏、翁巩、章士钊、胡瑛、柳大任、张通典、谭人凤、王延祉、彭渊恂、肖翼鲲、柳继贞、彭邦栋、陈方度、何陶、肖望、朱子陶、任震、陈其殷、吴超澂及予弟道一等，创立华兴会省垣连升街机关部，公被举为会长。[92]

上述早期华兴会成员约二十余人，周震鳞和黄一欧的回忆也是二十余人。[93]华兴会早期成员是以留日学生和新式学堂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主体，吴禄贞应邀参加华兴会的筹备会议，并与最早的华兴会会员相互熟识（见表8）。

黄兴在华兴会的筹备会议上阐述其革命方略：“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鞋虏。”[94]黄兴认为以一省起义独木难支，提出各省相互响应，这正是黄兴邀请吴禄贞的用意所在。吴禄贞应与黄兴事先讨论过各省相互响应的革命方略，达成分途运动的共识。湖南巡防营中路巡防统领黄忠浩捐金一千赞助胡元倓办学，成为明德学堂校董。胡元倓除了聘请黄兴主持明德学堂教务外，“复聘吴绶卿禄贞教操”，[95]吴禄贞除了参与黄兴的华兴会筹办事宜，还参与明德学堂的教学活动。吴禄贞、黄兴和黄忠浩“三人者久谋开讲武堂，湖南遇阻而止”，[96]培养符合革命需求的军事人才是吴禄贞和黄兴意在长远的革命战略。吴禄贞通过黄忠浩的介绍，还专门会见湖南巡抚赵尔巽：

纵谈满洲亲贵之误国，非革命必遭列强瓜分，中国必之。赵氏识见开通，虽闻所未闻，亦叹为救时之言。畅谈四小时辞出，辕门外已雪厚数寸。赵氏临别，执手依依言日：“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犹竭力挽留吴先生明年来湘，开办随营学堂。[97]

吴禄贞为人胆大，好交游的性格由此可见，与清廷的封疆大吏直面相谈，陈述政见而不惧危险。吴禄贞还向赵尔巽指出采用官督民办的方式来“发展工业、农业、交通及普及教育等事项”，把湖南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省份“将是中国复兴的一个重要堡垒”。[98]可见，吴禄贞并不放弃现实中可以促进中国建设富强的可能路径。1903年底，吴禄贞从湖南长沙返回湖北武汉。1904年初，吴禄贞再赴长沙，与黄兴等华兴会会员往来频密，参加华兴会正式成立大会。

表8  吴禄贞在两湖地区的革命交游网络

资料来源：“武昌花园山机关”成员简表，刘建一，李丹阳：《“武昌花园山机关”初探》，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0-146页；饶怀民编：《刘揆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9-140页；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1-205。

结语：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全面侵入中国东南海疆，最早从“东南中国”引发国家制度与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巨变，中国进入数千年尺度的历史变局。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排满革命，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党人则力主君主立宪，清王朝政府迫于内忧外患实施新政。虽然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陷于失败的境地，但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兴办的洋务事业却是后来居上。吴禄贞以耕读家世迁居武汉谋生，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世界，生平事迹从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开端，转变为新型知识分子。吴禄贞从长江中下游穿越东南海疆，东渡日本留学陆军士官学校，并与孙中山、唐才常、梁启超结识，投身自立军起义。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现代化的发展共同刺激了吴禄贞精神世界的巨变，生成反帝排满的双重民族主义思想。吴禄贞毕业回国后又与黄兴交游，在武汉和长沙进行革命聚义。此一时期，吴禄贞以两湖学生社群为中心，与清廷官僚、革命党人、立宪党人等各种革新人士广泛交游。吴禄贞的社会交游网络切中清末中国的时代脉搏，走上革命道路推动国家近代转型，探索复兴中国的革命方略。

注释：

[1]  甘鹏云：《潜庐续稿》卷9，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甘氏家藏丛稿崇雅堂聚珍版，1973年，第340页。

[2]  20世纪80年代初海峡两岸同年推出了吴禄贞的传记，参见赵宗颇、夏菊芳：《吴禄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胡玉衡：《九边处处蹄痕——吴禄贞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学术界围绕吴禄贞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时期的主题研究较多，代表性成果有赵宗颇：《论吴禄贞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林民：《辛亥革命活动家吴禄贞》，《河北学刊 》1982年第4期，王先明：《吴禄贞与辛亥革命》，《晋阳学刊》1989年第3期，李立新：《辛亥革命英烈吴禄贞》，《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并且对吴禄贞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产生了学术争论，代表性成果有董方奎：《论“滦州兵谏”和“士官三杰”》，《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王先明：《“自立军运动”中和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活动试析——革命派还是立宪派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赵宗颇：《吴禄贞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吴忠亚：《吴禄贞是“立宪派”吗？》，《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杜春和：《略述辛亥革命时期吴禄贞的活动及性质 》，《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对吴禄贞早期革命活动的研究成果较少，代表性成果有赵宗颇：《吴禄贞与两湖革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孔祥吉：《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5期 。

[3]  阎锡山：《故燕晋联军大将军吴公之碑》，郑裕孚编《郭允叔（象升）文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文蔚阁版，1974年，第147页。郭象升（1881-1942），字可阶，号允叔，山西晋城人。辛亥革命后受阎锡山礼遇，此碑文代阎锡山撰写。有吴禄贞祭文多篇。

[4]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48-49页。

[5]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232页。

[6]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1233-1234页。

[7]  张之洞：《札委王秉恩等筹办武备学堂》，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92-3293页。

[8]  张之洞：《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饷奉折》，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506页。

[9]  张之洞：《拟编练湖北常备军制折》，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1618页。

[10]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221页。

[11]  严昌洪等主编：《张难先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12]  孙莒芹：《先父孙武与吴禄贞前辈交往点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1986年第4辑，武汉市江南印刷厂，1986年，第118页。

[1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00页；严昌洪等主编：《张难先集》，第182页。

[14]  高筹观原著，刘望龄辑校：《湖北起义首领孙武传》，《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7辑，中华书局，1987年，第93页。

[15]  [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杂纂》第一卷“小田切信附件”，转引自孔祥吉：《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5 期。

[16]  张之洞：《咨南、北学院调两湖书院肄业诸生附单》，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2755页。

[17]  吴忠亚：《吴禄贞的一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云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梦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6页。

[18]  丁鸿臣：《四川派赴东瀛游历阅操日记》，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2：日本军事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37页下栏。

[19]  沈翊武：《东游日记》，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2：日本军事考察记》，第390页。

[20]  丁鸿臣：《四川派赴东瀛游历阅操日记》，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2：日本军事考察记》，第321页上栏。

[21]  沈翊武：《东游日记》，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2：日本军事考察记》，第390页。

[2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98-99页。

[23]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99页；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岳麓书社，2009年，第66页。

[24]  《励志会章程》，《译书汇编》第2年第12期，1903年3月13日，转引自张允起：《〈译书汇编〉与清末留日学生》，王勇主编：《人物往来与东亚交流》，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370页。

[2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2页。

[26]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81页。

[27]  孙中山：《复宗方小太郎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24-525页。

[28]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42页。

[29]  侯少白：《辛亥山西起义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5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129页。

[30]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第63页。

[31]  吴禄贞：《致孙武函》，皮明庥等编：《吴禄贞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7页。

[32]  高筹观原著，刘望龄辑校：《湖北起义首领孙武传》，《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7辑，第93页。

[33]  狄葆贤：《平等阁笔记》卷四，上海有正书局线装铅印本，1913年，第19页；皮明庥：《唐才常与自立军》，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34]  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第153页。

[35]  吴禄贞：《致孙武函》，皮明庥等编：《吴禄贞集》，第217页。

[36]  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第153页。刘成禺（1873-1952），亦名问尧，字禺生，笔名壮夫、汉公，湖北武昌人，生于广东番禺。自立军起义之后派往日本留学，先入成城学校，后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刘成禺》，《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

[37]  孔祥吉：《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5 期。

[38]  吴禄贞：《致孙武函》，皮明庥等编：《吴禄贞集》，第217页。

[39]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2页。

[40]  杨天石：《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

[41]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第78页。

[42]  张树年主编，柳和诚等编著：《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4页。

[43]  张元济：《〈吴绶卿先生遗诗〉序》，谢炳朴辑，张謇题签：《吴绶卿先生遗诗·附延吉哀挽录》，铅印本，1912年。

[44]  钱基博：《吴禄贞传》，严昌洪等主编：《张难先集》，第45页。

[45]  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孙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331页。

[4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铜陵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铜陵文史资料选编》第3辑，繁昌县印刷厂，1986年，第27页。

[47]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第21页。

[48]  王之春：《王抚台来电》，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17页。

[49]  王之春：《擒诛票匪首要并解散协从请奖折》，王之春撰，赵春晨等点校《王之春集》第1集，第61页。

[50]  姜泣群编，阎晶明等点校：《民国野史》甲编，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19页。

[51]  [日]井上雅二：《井上雅二日记选录》，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第364、365、369页。

[52]  钱基博：《吴禄贞传》，卞孝萱，唐文权编著：《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四，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54-155页。

[53]  康有为：《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

[54]  康有为：《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280页。

[55]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第262页。

[56]  皮明庥：《唐才常与自立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页。

[57]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274页。

[58]  吴禄贞：《致汪穰卿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67-368页。

[59]  刘体智著，刘笃龄点校：《异辞录》卷4，中华书局，1988年，第244页。

[60]  [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杂纂》“留学生监督等”，转引自孔祥吉：《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5 期。

[61]  孔祥吉：《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5 期。

[62]  丁鸿臣：《四川派赴东瀛游历阅操日记》，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2：日本军事考察记》，第337页上栏。

[63]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98页。

[64]  [日]易甲鹇：《湖北清国陆军学生易甲鹇作业》，http://blog.goo.ne.jp/1971913/c/4d5a166e9aac6f7922540f7106ff39c2，2012年9月5日。这段日文资料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曹艾达编辑和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东洋史藤泽圣哉博士生翻译，深表感谢。

[65]  [日]易甲鹇：《湖北清国陆军学生易甲鹇作业》，http://blog.goo.ne.jp/1971913/c/4d5a166e9aac6f7922540f7106ff39c2，2012年9月5日。这段日文资料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曹艾达编辑和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东洋史藤泽圣哉博士生的翻译，深表感谢。

[66]  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67]  丁景唐、倪墨炎：《鲁迅留日初期若干史事述略——读〈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及其续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纪念鲁迅诞辰百周年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43页。

[68]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第4页，转引自吴桂龙：《吴禄贞出国留学及毕业回国时间补考》，《史林》1989年第1期。

[69]  吴桂龙：《吴禄贞出国留学及毕业回国时间补考》，《史林》1989年第1期。

[70]  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2页。

[7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99-100页。

[72]  李宗一：《吴禄贞》，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2卷，中华书局，1980年，第12页；吴桂龙：《吴禄贞出国留学及毕业回国时间补考》，《史林》1989年第1期；赵宗颇：《吴禄贞史事考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73]  刘体智著，刘笃龄点校：《异辞录》卷4，第245页。

[74]  吴忠亚：《吴禄贞与辛亥革命》，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历史人物）》，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75]  严昌洪等主编：《张难先集》，第50页；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4页；李声馥：《我的父亲李汉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1年，第35页。

[76]  湖北学生界社：《本社名誉赞成员题名》，《湖北学生界》第1期，“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第165页。

[77]  耿伯钊：《革命先烈吴禄贞先生略史及其遗笔》，辛亥首义同志会编《辛亥首义史迹》，武汉日报印务部，1946年，第19页。

[78]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湖北通志馆编印，1947年，第4页；耿伯钊：《革命先烈吴禄贞先生略史及其遗笔》，辛亥首义同志会编《辛亥首义史迹》，第19页。

[79]  朱和中：《革命思想在湖北的传播与党人活动》，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31-532页。

[80]  朱和中：《革命思想在湖北的传播与党人活动》，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532页。

[81]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2页。

[82]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上册，武昌久华印书馆，1948年，第9页。

[83]  朱和中：《革命思想在湖北的传播与党人活动》，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532页。

[84]  耿伯钊：《革命先烈吴禄贞先生略史及其遗笔》，辛亥首义同志会编《辛亥首义史迹》，第20页。

[85]  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451页。

[86]  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451页。李汉俊（1890-1927），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1918年回国后宣传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创办《劳动界》，参加编辑的《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

[87]  贺觉非、冯天瑜：《武汉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88]  刘建一，李丹阳：《“武昌花园山机关”初探》，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15页。

[89]  耿伯钊：《革命先烈吴禄贞先生略史及其遗笔》，辛亥首义同志会编《辛亥首义史迹》，第20页。

[90]  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450页。

[91]  胡元倓：《题黄克强先生遗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48页。

[92]  刘揆一：《黄兴传记》，饶怀民编：《刘揆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93]  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前后的孙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330页；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609页。

[94]  黄兴：《在华兴会成立会上的讲话》，刘泱泱编《黄兴集》第1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95]  胡元倓：《黄黔阳遗诗抄跋》，黄忠浩撰《黄黔阳遗诗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3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据醒园1917年石印本影印，2007年，第463页上栏。

[96]  胡元倓：《黄黔阳遗诗抄跋》，黄忠浩撰《黄黔阳遗诗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33册，第463页上栏。

[97]  耿伯钊：《革命先烈吴禄贞先生略史及其遗笔》，辛亥首义同志会编《辛亥首义史迹》，第20页。

[98]  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