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剧作《雷雨》情节激荡，扣人心弦。俄狄浦斯情结贯穿于戏剧始终。淫乱背后的的“罪”更值得反思。释放欲望未必能达致自由，反而是陷入奴役的开端。借着“教堂医院”、“修女”、“圣乐”这些“意象”的引入，《雷雨》展现了在特定“禁忌”中人类情爱在信仰范式转换中得到救赎的可能性。特定时代的曹禺“偶尔”成了中国的莎士比亚。
一、 信仰范型应当转换
《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主宰，希伯莱的先知们称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1）
曹禺写在《〈雷雨〉序》中的这段话，几乎是在讲述《雷雨》的“尾声”：时间是大年三十。地点是已经成为教堂医院的周公馆客厅，室内壁炉里的火焰，悬在壁炉上方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出场人物是“拿了一本圣经读着”的修女看护、两个小孩、“头发斑白，眼睛沉静而忧郁”的“苍白的老人”（2）。画外音是从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和“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曹禺强调说，琴声“最好是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
身处圣乐之中的“苍白的老人”是周朴园，他为了看望周繁漪和鲁侍萍，再一次回到周公馆的客厅。这两个女人已经疯了。而周萍，周朴园与鲁侍萍40年前的私生子，曾经与自己的继亲和妹妹乱伦的男人，早已经自裁而死。只剩下绝望、迷茫的周朴园“坐在炉旁的圈椅上，呆呆地望着火”。
曾经有批评者将《雷雨》的主旨归纳为揭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曹禺却坚持说：“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因为几时曾有人说‘我要写一首问题诗’？”（3）
当然，这是大环境下的“胯下之辱”。后来，作者终于“承认”自己创作的这部经典戏剧是意在“暴露大家庭的罪恶”（4），可《雷雨》尾声（连同序幕）的场景和气氛太像一首安详、和谐、凄婉的宗教诗了，何况作者已把周朴园置于其中接受“煎熬”。
在《雷雨》被写成的年代，基督教在中国上流社会颇有影响。按照圣经所提到的基督教“原罪说”，人类始祖受亚当夏娃诱惑违背神意，骤然丧失了与上帝的自然关系，致使整个人类沦入与神隔绝的可悲状态。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救恩，才能重得上帝的恩典。倘若人类拒绝悔改，必将遭受奴役。就此而言，信仰和悔改与其说是一种精神活动，毋宁说是一种趋奔上帝怀抱的客观姿势。
后来，中国进入了一个特定的时代，《雷雨》也就有了前后两个版本。第二个版本的结尾看似声讨“罪恶”，内含却已大变，转变为一个人在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的层面上向另一些人悔改。这与其说是向世俗政治妥协，不如说是被迫将“悔改”精神转换成了“怨恨”精神。相比之下，修改前的周朴园的宗教式悔改，显然更加发人深省。
人类实际常常感觉到，大起大落只需顷刻，无人能逃过命定的罪与罚。一个试图随意支配别人命运的人，连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把握。用曹禺的话说：“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理解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5）
不独人类如是，古希腊诸英雄也是如此。曹禺深受古希腊宿命论的影响。由于逻辑的一致性，一般论者不断谈到《雷雨》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所著的戏剧《俄狄浦斯王》的关系。
《俄狄浦斯王》是人与命运的悲剧：国王拉伊俄斯之子俄狄浦斯出生时，“神谕”表示这个儿子会杀了他父亲。拉伊俄斯刺穿了新生儿的脚踝，将他丢弃在野外等死。奉命执行的牧人心生怜悯，偷偷将婴儿转送给替科林斯王国工作的牧人，并被转送给国王波吕波斯。国王把俄狄浦斯当作亲生儿子般扶养长大。有一天，俄狄浦斯从太阳神阿波罗处得到“神谕”，知道自己将来会“弑父娶母”。为了避免命运，俄狄浦斯便离开科林斯，发誓永不再回去。俄狄浦斯流浪到底比斯城附近时，因受攻击便失手杀了全部的人，包括其亲父。
当时的底比斯城被人面狮身兽斯芬克斯所困。底比斯城人为了脱困，宣布能解开谜题者，可获得王位并娶国王的遗孀伊俄卡斯忒为妻。俄狄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的谜题。后来，底比斯不断遭受灾祸与瘟疫之苦，于是请托克瑞翁前往德尔菲神殿向阿波罗请示“神谕”。这个“神谕”被隐瞒了起来。后来，得知真相的俄狄浦斯前往房间抱起了母亲伊俄卡斯忒的尸体后痛哭，拿起伊俄卡斯忒胸口上的胸针，刺瞎自己的双眼，自我放逐。
《俄狄浦斯王》到了剧终，命运之网水落石出，每一个结点都是一个谜：凶手之谜，双重的杀父娶母之谜，弃婴之谜，养子之谜，出走之谜，误伤之谜；而女妖之谜仿佛命运的回声，五次扣击全剧。俄狄浦斯猜中了女妖之谜，却没有料到自己非但始终被命运的谜网紧紧束缚，更身处网罗之中心。
俄狄浦斯难逃天命（Providence），古希腊神话里不断降下神谕的诸神也被命运（Fate）注定。甚至，这些“神灵”摆脱不了属人的欲念和悲情，对人更是缺乏“持久忍耐”的爱。古希腊神话和宿命论，怎能为人类指出救赎之路？！缺乏了上头而来的“舍己”之救恩，人类除了自我放逐还能干什么？！
二、 那一场惊天动地的意乱情迷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构成。本我是本能的活动中心，是各种本能构成的心力总量的储藏处。本我执行“唯乐原则”，倾向于满足本能欲望。自我遵循“唯实原则”，超我恪守自我理想、良知禁律。自我和超我检查本能冲动，并促进或阻挠之。因而，人的精神生活可归结为冲动与抑制力量的相互作用。（6）
《雷雨》的主人公们有情有欲、有爱有恨，这本是人之常情，可是他们几乎完全无法自制，内心深处爆发激烈冲突。鲁侍萍意外撞进周家，情不自禁地想见见离别近三十年的亲生儿子——周萍。理智告诉她，如果“哭哭啼啼地叫他认自己的母亲”，只会给儿子丢人；“他的地位，他的教育，不容他承认这样的母亲”。就在这矛盾的心理中，鲁侍萍与儿子相见了：
鲁妈：（走至萍前）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周萍：你是谁？鲁妈：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两次险些出口的失误，是鲁侍萍内心深处被激发出来的痛苦。周朴园三十年来也并不是事事遂心如意，尤其是年轻妻子周繁漪的情欲旺盛与桀骜不驯，令他痛苦不堪。不满现实会让人产生两种愿望：期盼未来和回归过去。周朴园选择了后者，回忆自己曾经有过的幸福。他年年纪念鲁侍萍的生日，按照鲁侍萍的习惯摆家具，夏天关上窗户。鲁妈的来临，尤其是关窗户的姿影勾起了周朴园的回忆。但当周朴园确认眼前的鲁妈就是当年的鲁侍萍时，他立刻从深情的回忆倒转为厉声呵斥“你来干什么”。转变的刹那，潜藏着无穷的灵魂冲突。鲁侍萍的内心冲突同样强烈。她三十年前与阔少爷未婚同居的屈辱命运，竟然轮回到了自己的女儿身上。她“望着朴园，泪要涌出”。听到周朴园说出“你来干什么”，她“没有委屈，有的是恨，是悔”。她恨，曾经的爱在暴风雨中断裂成为恨，对自己的恨、对负心男人的恨、对命运的恨扭结在一起，纠缠了整整三十年。她悔，她以为如果没有当初盲目的爱，也就不会有之后的痛楚凄凉。
弗洛伊德特别强调性本能对人格之形成和人之行为的意义：五岁到十二岁为性潜伏期。之后进入青春期，冲动苏醒，一边承受着青春期压力，一边开始被异性吸引，最后导致性结合。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在“放弃了自淫，再以体外的一个对象代替本身所有的对象”时，爱的第一对象是母亲。这个以母亲为对象的性选择，弗洛伊德名之为“俄狄浦斯情结”（7）。
30年前周朴园抛弃了鲁侍萍、娶了有钱人家的小姐之后，将儿子周萍送到了乡下。幼小时候母亲的爱抚、爱抚被剥夺的创伤在周萍身上不可能彻底消失，长大之后便转移到了继母身上。
持俄狄浦斯情结之人，大抵到依恋母亲为止。乱伦是人类文明的一大禁忌，然而，年龄上的接近、母爱需求和性爱需求的混沌未分、繁漪的继母身份，使周萍在潜意识的支配下越过了雷池。俄狄浦斯情结在周萍身上再现：他占有了他的继母，实现了郁积于心的“弑父”愿望。一句“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泄漏了灵魂深处的秘密——性与复仇。
长久的情感压抑获得渲泄之后，是畸恋的阴影所带来的恐惧和罪恶感。周萍为之痛苦，急欲摆脱，繁漪却因爱而“复活”，决心坚持到底，甚至为此否认自己在周家的伦理身份。
为了寻求正常的情爱之途，周萍抓住了纯洁、美丽、善良的少女四凤。但是，即使在与四凤偷欢之时，心理上的阴影也会悄然而至：四凤怕周朴园知道他们的恋情，周萍忧心忡忡地说：“可怕的事不在这儿。”果然，暗处的事显明了。周萍更加害怕的是乱伦的惩罚——被迫离开这个家，失去财富、地位、舒适的生活。
周萍决定以最简洁的方式与乱伦之罪一刀两断：离开周家。雷雨之夜，周萍向四凤告别，跟踪而来的繁漪从外面关死了窗户，导致周萍与四凤的爱恋关系初步暴露。鲁妈力阻周萍与四凤的出走。在得知四凤已有身孕之后，鲁妈重复了当年的天真。她叫他们“最好越走越远”，以为自己的儿女可以就此悄然声息地走向幸福。
“理”所当然，绝望的繁漪再次出现。当着众人，繁漪公开了自己与周萍的关系，还唤来周朴园，让周鲁两家的血缘纠葛彻底曝光。“真挚”的周萍与“善良”的周萍，面对自己无从推诿无可逃脱的罪恶而濒于崩溃。当周朴园叫他来认自己的生母鲁侍萍，他“半狂地”喊道：“不是她！爸，不是她！”
周萍不知道这一切真正的缘由，更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只能将自己灵魂和行为的罪认成绝望的生之罪：周萍对父亲呐喊一句“您不该生我”，然后了断生命。
鲁侍萍把一腔怨恨指向周朴园，周萍最初的恐惧、最后的自我否定似乎也指向周朴园，但是，周朴园又能够如何呢？他无法选择自己的婚姻，甚至无法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以容身之所，更没有力量阻止周冲、四凤之死。当他发疯似的叫喊“萍儿，萍儿……我的大儿子呢？”时，回答他的是“书房的枪声，屋内死一般的静默”。
三、回归之路在于信而悔改
《俄狄浦斯王》中，一张命运之网清晰可见。与《俄狄浦斯王》不同，《雷雨》的命运之网中不再是英雄孤独的反抗与绝望，而是太多鲜活的脸孔在激烈或沉默中走向最终的死寂；每个人不仅仅是天命实现自身的工具，而且是行走在好像是自由选择最终却被残酷隔断的人生路上，直到注定的终局。
是的，《雷雨》中的每个人至少是出于真实的性情做出过一定限度的自由选择：鲁侍萍选择了周朴园，周朴园选择了鲁侍萍与繁漪，繁漪选择了周萍，周萍与四风彼此选择。然而，鲁侍萍与周朴园没能结合，因为周朴园无法对抗自己的整个家族。繁漪与周萍没能结合，因为这个男人承担不起繁漪不顾一切的爱与疯狂，更承担不起乱伦之罪，甚至于承担不起父亲的强势压制。周萍和四风没能结合，因为种种纠葛伴随着周萍与四凤的相恋迅速结束，三十年的爱恨罪孽一起压在这风雨飘摇的爱情之上。
纷繁复杂的因素直接使自由选择终成空言，这仿佛在说只要改写当初一念，就可终身幸福（至少鲁侍萍就两次这样以为）。然而，所谓的自由选择本身往往就是不自由的，因为被“罪”驱使限制的人，常常专注于情欲和骄傲。真正的自由未必就是任意而为，反而应该是在福音中节制。正如圣经中彼得强调：“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24）
可惜，周朴园不能不顾整个家族的规矩和利益——即不能反对身在家族中的自己的规矩和利益，他将是新的家长。周萍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也不能解决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繁漪情不自禁地追求着情爱的满足与人生的转机，可她不知道除了虚妄的爱情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拯救自己，以致于追求本身演变成为更大的罪孽和更深的陷阱。他们的不能够正当作为，让四凤成了命运祭坛上最令人同情的牺牲品，而祭仪之后只能是整个周公馆“断子绝孙”的宗教性罚罪与宗教性清算。
在这方面，陕北黄土地中走出来的、从来没有什么现代文明背景的导演，爆得大名后拍下了商业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该片也试图刻画“俄狄浦斯情结”，却没有任何信仰意义上的反思，仅仅增加了宫廷政变大背景。其境界，是中国式法家情结。正如他的另一片子《英雄》所说，“六国算什么，寡人要率大秦的铁戟，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
情欲令人向往，几乎所有社会体系都有“禁忌”。西方世界流行的圣经这样命令：“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的，生在外的，都不可露她们的下体”（利未记18:7-9）。
不要如《雷雨》中的主人公那样贪恋“肉体的情欲”，也不要如秦王嬴政那样贪恋“今生的骄傲”。乱伦之人非疯即死，大秦二世而亡。圣经的作者当然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结局。先知一再叮嘱劳碌而不思考的贪婪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1:2）
貌似道德律不可违反。然而，在《圣经》中，人类的罪从来都是对圣洁的造物主之背离。一切的贪恋、自私、惧怕和暴虐已成事实，“律法”就只能让人灭亡。只有爱，才能赦免人的罪；爱里没有惧怕。如是，道德律便是对人类的关切，更预示着在耶稣基督里完全的救恩。
圣经最集中表达男欢女爱的《雅歌》说，真爱需要在盟约中等候，正如今日我们等候基督再来。在《以弗所书》里，基督这样分别吩咐男女，“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以弗所书5:22-32）。
将“彼此相爱”当成了一种与“救恩”无份的“禁忌”，而不是如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这样的“舍己”性的“委身”，对爱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惧怕，必然同时产生。曹禺所说的“残忍”，实际上指向了“禁忌”之后深不可测的意志和力量。
恐惧被认为是生命中崇高的基本来源，实际上更是人类宗教情感的重要来源。作为下议院议员的美学家柏克指出，“在极个别情况下，强力的伤害能力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剥去，那时再去看强力的效应，强力的一切崇高性都来自通常与之想伴的是恐怖这一点就会凸显出来。剥去其伤害能力，你就摧毁掉了它的一切崇高性，他顿时成了可蔑视的东西”（8）。
曹禺引入“教堂医院”、“十字架”、“圣乐”，似乎是为整部《雷雨》注解，又似乎是为残年的周朴园指出回归之路：只有博爱、自省、节制贪欲且承担责任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道德的人生，才是真正自由的人生。请注意，我在这里连续用了两个“似乎”。
正如曹禺自己所说的，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实际上不相信那位在各各他山的十字架为他死、三日后荣耀地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他看来，命运残酷无比，上帝让人死而不休。文学作品中“永生之道”的大规模缺乏，虽然不影响曹禺偶尔写下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剧本（如同有俄狄浦斯情结之刻画的《哈姆雷特》），却决定了曹禺所在国度现当代文学的整体境界。
由是，无论在内心，还是外在环境，曹禺都无法持久地如英国的莎士比亚那样幸福地创作。也可以说，在这个国家，《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丛林法则观，早已鲁莽地扼杀了《雷雨》含苞欲放的真理观。暴力从来就与真理部的戈培尔“比翼齐飞”，而不能造就真艺术。
注释
（1）摘自《<雷雨>序》，《雷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2）这些意象是民国时期上海的天主教堂里轻而易举能够看到的。
（3）（4）曹禺：《<雷雨>的写作》，《质文》（《杂文》）月刊1935年第2号。
（5）摘自《<雷雨>序》，《雷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6）（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讲》，苏晓离、刘夫堂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2、86、87页。
（7）（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周艳红、胡惠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4页。
（8）（英）埃德蒙•柏克：“论崇高”，《自由与传统》，蒋庆、王瑞昌、王天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320页。
载《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