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早春，季羡林访台，祭扫胡适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相隔半世纪后重逢，“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
20世纪一前一后两位“大师”，一个是当年的校长，一个是当年的学生，于1948年12月北大50周年校庆之际别过，从此分道扬镳，天各一方，承接各自的命运。
季羡林回望自己“八十多年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而胡适后来在大陆的待遇，他是亲历者，“……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20世纪尚未走完，胡适渐渐被“苏醒”、被“还原”，终至正面登场。
三个多月前，学者周质平在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时感慨：胡适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后的甘霖……一个“五四”时期的“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改革开放初期的“先时之人物”，不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
张爱玲面对“适之先生不在了”，有暗喻：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禁忌不再，新史料浮出，只是提供了胡适生命旅程的整体图像。重读七八十年前胡适先生的那些言论主张，不知应该鼓舞还是沮丧：话还是那些话，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结还是那个结。
今天，面对胡适不曾面对过的错综复杂的现实，我们还想从他那里找出省思当代中国及其未来进程的何种答案？
201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借此机会，我们祭奠这位姓名可直译为“向何处去”的故人，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显得进步了——他的思想在青年时代就已成形，再未更改——而是正当关于中国道路和问题的分歧日渐显明之时，正当众声嘈杂之时，我们不妨回到中国现代思想的源头，回到最初的争执与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