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和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讨论（见本栏前两周的文章），主要是想说明资本主义如何在政治权力和资本互动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为什么可以把毛泽东和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呢？资本主义的发展要克服重重阻碍，而这些阻碍并非资本本身所能克服，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在中国，正是毛泽东和其领导的革命，帮助克服了资本所必然遇到的所有阻碍；尽管毛泽东这么做主观上有其他目标，但客观上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条件。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毛泽东及其革命“未被预期的结果”(unexpected consequence)。
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进行了三场内部革命，即物质革命、制度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三场革命的彻底性及其成功，为毛泽东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所有条件，使得资本主义长驱直入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宗教力量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从来就没有构成过阻力，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上，中国一直是一个世俗国家，有宗教力量（民间宗教和佛教等等）的存在，但传统上宗教力量就很弱。宗教力量从来就没有和商业产生过矛盾。相反，宗教力量作为一种心理要素，反而有助于商业的发展。在西方，宗教改革论证了资本追求利润不再是“罪恶”，而宗教力量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例如慈善也辅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了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一些弊端。
在毛泽东时代，除了一些官方所认可的宗教活动，宗教没有了任何空间。共产主义不仅不相信宗教，反而是要消灭它。毛泽东反宗教并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建设其所相信的共产主义社会。改革开放以后，宗教力量有所恢复。尽管新宗教力量（官方所不认可的宗教）的出现和发展，同中国政治产生了诸多矛盾，但宗教和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并不矛盾。因为政治上的制约，中国的现代宗教力量主要在社会服务和慈善部门，是辅助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在西方不难观察到慈善组织和资本主义的共生性质，在中国也不例外。再者，宗教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成功者是一个鼓励；对失败者是一种安慰。
毛泽东的革命是社会革命
毛泽东的革命重构了中国社会的组织架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只是“改朝换代”的意思，即一个朝代更替另一个朝代，而整体结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不会有重大的变化。毛泽东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导致了所有这些方面的巨大变化。这是一场社会革命，它首先消灭了传统地方共同体。传统地方共同体的基础是家庭、家族、宗族。在毛泽东时代，这些基础要不被摧毁，要不变得不再重要。
没有一场革命能够像毛泽东的革命那样，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毛泽东之前，孙中山和蒋介石也进行革命，但那只是政治革命，不是社会革命。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和建立南京政权之后，就开始搞“新生活运动”（1930年代）。但“新生活运动”一点也不新，因为其主要目标是为了恢复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和价值。毛泽东时代，传统地方共同体的被消灭，使得民间没有任何力量来抵御外来力量的侵入，包括国家力量和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传统社会共同体有些恢复，但力量远远不足以抵抗资本主义的侵入。
毛泽东的革命在摧毁传统地方共同体的同时，也对社会组织进行了重构。自近代以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国也开始出现了在西方称之为“市民社会”的社会力量，主要是那些自发的组织。共产党革命之后，这些自发的社会组织被控制，甚至被消灭。对那些没有被消灭的社会组织，例如宗教组织，共产党对它们进行功能性重组，通过国家力量把它们组织起来，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或者说使得它们高度依赖于国家组织，没有任何自治性。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对社会进行功能性的组织，最典型的是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与其说是社会组织，倒不如说是政府向社会的延伸。
毛泽东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重要的方式是通过行政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重建。在中国传统中，王权理论上专制，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是统而不治，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权。毛泽东革命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最典型的就是行政体制的延伸。中国数千年，基本上只有三级政府，即中央、省和县。元朝之前，连省都是中央单位。即使到了国民党时代，仍然是三级政府。但毛泽东革命之后，三级政府演变成为五级政府（即中央、省、县（市）、公社、生产大队）。实际上还更多，因为还必须加上行署、生产小队等政府组织。这种行政组织的扩张是前所未有的。共产党是组织的产物，也相信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可以说，毛泽东革命促成了国家政权第一次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经济制度的重建主要表现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通过政府力量来重组经济活动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而是近代以来经济生活的主题和大趋势。从晚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官督商办），到国民党民国时代的政府经济政策，再到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主题是一样的。但计划经济和前面所有的经济体制所不同的，是其对市场的否定。计划经济是一种完全的政府经济。没有市场，经济活动都是由行政部门组织起来的，所有经济资源，都是由行政部门来分配的。这就导致了经济活动的部门化，因为所有经济活动是由不同官僚部门来进行的。这是一种垂直的经济活动，可以称之为“垂直的封建制度”，从中央到地方，一个经济领域，一通到底，即中国所说的“条条经济”。但因为行政系统分为五个等级，而这些行政部门都有负责经济活动的功能，就形成了中国所说的“块块经济”。广大的农村是中国传统最主要的载体。农村所有的经济活动也被组织化，即人民公社体制，包括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
从物质条件来说，主要指的是工业化和基础设施条件建设。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进行了第一波由国家动员的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毛泽东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是因为他不认为这种方式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运动。他从苏联等国家的经验看到，国家动员式的发展更快、更有效。其实，毛泽东的目标仍然是赶超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国家替代市场、以政治动员替代西方的资本动员、以内部殖民地主义替代西方的外部殖民地主义，是毛泽东工业化的主要特色。
工业化深入中国各地
考虑到要尽快实现现代化，考虑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情势，毛泽东的这些策略也不难理解。当时的市场并不发达，很难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国内民间资本软弱无力，很难依靠它们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对外殖民地更不可能，因为中国革命本身是反殖民地主义的（即毛泽东所说的“半殖民”），殖民地主义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这样，通过国家的力量，用政治动员替代资本、用牺牲农民利益等形式的内部殖民地替代外部殖民地，成为毛泽东式工业化的有效手段。
不仅如此，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深入全国各地。无论是发达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工业都集中在几个领域和几个地区。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业也相当集中在沿海和东北等地区，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工业分布是相当扩散的。这尤其体现在“三线建设”上。“三线建设”主要是因为国防的因素，但在客观上促成了工业、也因此是交通等基础设施延伸到内地。
国家动员方式也发生在农村。农村的土地改革、集体化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等，都体现了国家的动员能力。在任何社会，农村的地主阶层总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强大阻力。中国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阶层，使得日后资本主义在农村面临毫无阻力的局面。尽管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集体”是虚无的，土地实际上掌握在农村权力者的手上。当这些权力者本身接受资本的时候，农民个体没有任何力量抵制资本的侵入。
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的作为，也在日后产生了刚好相反的结果。意识形态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非常复杂，最主要的是“阶级斗争”的引入。在欧洲，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阶级的概念。但在阶级概念引入之后，传统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彻底摧毁。在文革期间，甚至连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关系都被破坏。到文革结束，官方所持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难对人发生作用，没有人相信官方意识形态，中国面临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于是，改革开放一开始，随着资本的引入，人们很快就转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货币。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把所有社会关系货币化，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毛泽东通过重构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建制，对中国人力资源的动员，与传统的文化和教育建制培养精英的目标相反。他所建构的文化和教育建制基本上是反精英的，今天被称为“反智主义”。另一方面，毛泽东首次在中国确立了大众教育制度，把数千年的精英教育转变成为平民教育。在其统治时期，几乎每一个村都有一所小学。毛泽东对妇女也彻底解放。在毛泽东时期，几乎每一个妇女都是劳动者。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是世界上少数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到毛泽东去世，除了已经不能发挥作用的官方思想意识形态之外，中国已经为资本主义做好了所有一切准备。经过毛泽东三十年的“继续革命”，没有一个中国人仍然是自然人，人人都是改造过的新人；没有一个体制是传统的，所有制度都是用政治力量重新构建。在毛泽东时代，只有依靠政治力量才实现了没有市场、没有货币化的局面。一旦当政治意识形态被去除，资本面临的便是一马平川，这里没有宗教、没有传统政治共同体、没有现代市民社会等任何有碍于资本的东西，资本便毫无阻力地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个体的心灵深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