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耀邦早春行》一书，我认真读完了。当年，耀邦同志视察陕南安康地区距今已有四十九年了，可以说几乎是两代人的岁月过去了。其时，他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的陕南早春行只是他生命之河中，一瞬时光的流水，它不再掀起什么波浪，但它还在静静流动，仍有生命。历史会告诉后人，它曾淹没了什么，又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化为航标或路灯;或许还可以告诉后人，耀邦同志面对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他曾有过什么思考，他在党内的命运有起有落，他又是怎样迈步行路的。
一、对社教运动的解读
耀邦同志1965年的陕西安康早春行，是他在我国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做的一次农村调研，并为运动进入下一阶段时，做的一次政策宣讲和群众发动工作。
耀邦同志这次陕南行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后来当上面严肃批评耀邦同志时，安康地区的多数干部也跟着批判，有人竟把他和所谓的“彭高习反党集团”联系起来。其实这不奇怪，当时绝大多数干部已被“阶级斗争”“左”的思想所震慑，都知道“左”比右好，跟着大势走，最好别动脑筋。而群众则不同，认为耀邦同志讲的话，对文件的解释合乎自己的利益，也就自觉行动起来。少数干部嘴上虽是批判，但在实际问题上仍然支持耀邦同志的意见，并据此精神开展工作。
耀邦同志1965年早春的陕南行和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有密切关系。1965年1月4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会议纪要。纪要是以毛泽东主要意见为依据而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月14日，该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俗称“二十三条”，社教运动统称“四清”。“二十三条”虽然只是重申了“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的提法，但文件又有警人的新意，那就是纲中又有一个纲，“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耀邦同志给安康干部们这样解释走资派：“这一句话有四点。一叫重点，一叫党内，一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叫当权派。”但他更多的解释却集中在如何发展生产上，社教运动“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要把生产搞好”。“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发展生产是广大人民的要求。什么叫大好形势啊?大好形势就是因为生产发展了。”在此基础上，他又大大发挥了他对广大农村干部的看法：“什么叫好干部呀?同志们，我们这个会议上要把它摆清楚，就是能把生产领导好，这是最主要的标准。”耀邦同志对社教运动的教育问题特别强调。他说：“农民离开工人阶级领导，就不能走社会主义”。农民的眼光短，容易满足。分了七百斤粮食，就有人要去赌钱。
耀邦同志根据对社教运动的这些指导思想，在2月14日凌晨二时给陕西省委发的一份《电话通讯》中，该件同时报送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电话通讯》中，他使用了更为规范的语言，同时把问题的重要性提得更高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耀邦同志对社教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经意间和“二十三条”发生了深刻的冲突。“二十三条”要解决的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而他却大谈对广大农民的教育问题。“二十三条”明确社教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却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没有想到他越是强调这种主张，越是和中央的决策以及西北局的社教工作发生冲突。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当时并未对耀邦同志背离“二十三条”精神的工作给予批评，也未给予什么肯定。我曾想过，毛主席为何对陕西社教和西北局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未置一词呢?我想他是否对党内斗争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他一直用“左”和“右”的路线斗争观察党内生活，他对党内“左”“右”斗争的倾向、路线一直区分得十分清楚，就是在他主持下起草的“二十三条”，也明确写明运动中有什么倾向就反对什么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很快在他脑海中，出现了一种对党内路线新的看法，就是“形左实右”。毛泽东批评1964年社教的“形左实右”已是公开的秘密，这在他1966年8月写的一张大字报中得到充分反映。要说耀邦同志在陕西社教中执行的是一条右倾路线吧，那么他是形右实也右，形式上一点也不“左”。要说耀邦同志执行了一条反对“形左实右”的路线吧，他当时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他的内心世界是反“左”的，但他又极不适应党内开展的这场新斗争。不管耀邦同志“左”也好，右也好，批他的人也好，支持他的人也好，总之各方面的同志都不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家。况且，他十分强调社教不整群众，发展生产，犯错误的干部可以将功补过，运动不搞繁琐哲学，又都可以在“二十三条”中找到根据。是否因为这些复杂原因，耀邦同志才躲过一劫?当时毛泽东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中央书记处对陕西省和西北局争论的问题也没有发表过明确的意见。10月6日，总书记邓小平对耀邦同志讲：“你们的争论搁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行分配工作。”“中央没给你做结论。”实属保护性的态度。
西北局则不同，因为前段社教期间，在处理干部问题上，确有过严、过粗、过滥、打击面过宽的情况，耀邦同志提出的“四个一律”，西北局是不接受的，为保持运动的高压态势，他们认为“四个一律”可能引起翻案风。这也是必然的逻辑。所谓“四个一律”，即“凡属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减轻下来。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咎既往。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对耀邦同志开展批评是从反翻案风，不抓阶级斗争开始的，批评他的一句名言：“只抓粮棉油，不讲敌我友。”在批评者看来，反正批右，反翻案，抓阶级斗争总不会错吧!未想到短短几个月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当年的批评者受到的迫害、羞辱更甚于耀邦同志。
当时党内同情或肯定耀邦同志在陕西工作的人也有一些。如朱德、叶剑英、贺龙、徐向前、罗瑞卿和军队的一些同志。耀邦同志去陕西上任前，曾拜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了解胡的率直，好心劝他“到任一年不要说话。”想不到没几天，他也离开中央，到陕西省委书记处工作。更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比社教运动更大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二、耀邦同志阐述的经济观点
耀邦同志在陕南安康地区八天跑了七个县，边走边看，边和干部、群众讨论，同时说出了他对许多问题的一些看法。本文以此书为主干，用随笔、漫谈的形式，把书中分散的史料，自己零散的记忆，理出他的几个观点，串成一文，故名“散谈”，以供有兴趣的读者翻阅评论。
1.靠山吃山养山——积极开发潜在的经济资源
安康专区十个县市有耕地五百一十万亩，耀邦同志重视耕地，但他新的着眼点，是关心土地总面积。安康专区总面积为二千八百万亩土地。全区每个人有二亩八分耕地，还有十亩山地。他希望开发山地，认为陕南山地出产的桐油、柿子、茶叶、蚕茧、核桃、花椒、木耳、当归、党参、黄连等土特产都是大自然给予人们的财富。他对药材当归的解释：当归就是当年归还本钱。此外还有大熊猫、小熊猫、金丝猴、羚牛、羚羊、林麝等珍稀动物。
他的安康行第一站是宁陕县，这里是安康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地方，他格外重视县里的林业特产局。在听县林业特产局局长屈自恒介绍时，他插话说：“宁陕要大力发展林木，国家缺乏的是木材，不是粮食。”“你们做个统计，把山货特产和林业加起来，收入会大大超过林业的。”“你们立即做个长远发展规划给我。”在“以粮为纲”，忽视林业、牧业一齐发展的山区，县委当然欢迎耀邦同志的意见，很快做出规划寄送给他。
2月7日，耀邦同志来到石泉县，该县耕地三十一万亩，人均耕地二亩半，荒山十五亩。他谈到耕地之外的土地：“你们是森林荒山面积超过一百八十万亩，潜力很大。”在县上又问了县供销社主任土特产的收购总量。他说：“我们左手抓农业，右手抓多种经营，靠山吃山养山，你们每人平均十五亩荒山，山上还未解放或才半解放……”他对资源的理解是靠、吃、养，不是竭泽而渔的蛮干。认为荒山也有一个“解放”开发的问题。
2月8日，耀邦同志来到汉阴，这里有三十六万亩耕地，他在这里还看到了水田。县上水田有九万亩，又产桐油，可以养蚕、采茶、种植柑桔，唯一遗憾之处就是这些经济作物、水果都产量不高，他说：“二百多万亩山，桐(油)只产八十万斤，去年才三十万斤，有些山没有很经营起来。省委希望，从今年开始，大规模开发山，经营山，不是有愚公移山吗?你们就是愚公移山。”
2月8日，耀邦同志一行，乘着一条破旧的“红旗五号”机动船顺江而下，来到美丽的太极城旬阳，知道这里人均三亩地，十五亩山地。早在三国时期，这里就是商贾辐凑的商埠码头，人称小汉口。解放前这里就有“八大商号，六十九家商铺”。陕南的桐油、中药材，土特产水运至湖北。南方的日常生活品、化肥、煤炭进港。耀邦同志在这里的黄州会馆开了一次商业问题的座谈会。
2月9日，耀邦一行来到秦头楚尾的白河县，了解到该县户均两亩半耕地，十六亩山地。这里耕地很少，但荒山地、林木地同样超过耕地。以后又到了平利县、安康市，都对当地的耕地、山地、土特产资源做了了解。
他面对安康丰富的资源，形成的总体思想就是：“我们增产的潜力不小。有这么大的土地，丰富的资源，这么好的人民。两千多年前，刘邦就是在这里起家的。”陕南山区这种资源若不利用起来，怎能甘心呀!他发出的感慨就是毛泽东写的诗句：“绿水青山枉自多”，在他看来，绿水青山中蕴藏的资源弃而不用，就是浪费，就是枉自多情。在安康考察的最后一天，耀邦同志给省委、地委、县委发了《电话通讯》，他在《通讯》中说：“我省山地荒坡面积大过耕地几倍、十几倍，各县同志一定要用算账的办法，鼓舞大家树雄心，立大志，从今年大搞基本建设处着手，为几年后从山地荒坡上大大增长收入打基础。”
资源的观念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源尤其是可以开发的资源，是可以及时变现的资源，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资源都算净资产，或称为净资本。这是国家的家底，这是生产资料，生产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掌握宏观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数据。
耀邦同志未系统学过经济学，但从生产的实际出发，他能捕捉住国家资源这一重大课题，做足文章，证明他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充满研究兴趣的人。因为他明白，他已从团中央的工作转行到省委新的岗位，必须学习经济工作。
2.我们帮助你们打主意——帮助生产者找市场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和生产经营者之间互有一种予取的经济关系，即是对生产者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呢?还是先取后予，少予多取呢?很多国家官民关系紧张，互相打着对方主意，由此产生剧烈的阶级矛盾。我这里说的予取之道是人民政府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治国之道。
先予后取，多予少取。这是中国古老的经济思想，也是富民强国的治国之道。这种长治久安之策，无不浸透中国哲学辩证法的光辉。这些年来，这种理念也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之中。
耀邦同志到陕西工作前，曾向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汇报了陕西的情况，请求国务院把陕西省的征购粮从十七亿斤减到十四亿斤，希望国家拨款兴建几座化肥厂，国务院同意了这些要求。陕西省1964年的粮食总产量八十七亿斤，比1956年的一百零八亿斤，下降了二十一亿斤，其粮食单产竟比西藏还低;棉花一百三十二万担，单产只有四十斤。富庶的八百里秦川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河北和山西。全省连一个化肥厂都没有。1965年1月5日，陕西省民政厅给省委报告称：去年夏秋两季受灾地区人口共一千八百零四万。其中安康专区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人均口粮每月均在二十斤以下，断粮人口达三万六千人。
耀邦同志是饿过肚子的人，知道饥寒交迫的痛苦。在长征时“两个多月没吃的，吃树皮草根，吃皮带。我两个多月没吃盐，身上脱皮，吃了两个多月的豌豆苗，又没有锅煮，用茶缸煮，还吃青稞麦，没有碱放，吃了肚子胀、拉稀”。解放后，我党成为执政党，农村生活怎么样呢?耀邦同志于1959年在山东青年劳模徐建春家乡生活了五天，“顿顿吃红苕窝窝头，……还吃了两顿榆树叶子，那个东西也不好吃”。有感于此，耀邦同志决定去安康做一次工作视察，并对贯彻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做些宣传，发动工作。
石泉县1964年征购粮任务是九百五十万斤，1965年核定五百万斤，减少征粮几乎一半，为四百五十万斤。耀邦同志说：“减征购任务不是为了睡觉，减也是为了加油干，减了大家高兴。”他还特别说明减了征购粮，“农村基本上不(再)返销粮。”这种一减一停的政策，无非是让农民认识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积极生产。他又讲：“为了把粮食、棉花、油料、生猪搞上去，向老百姓宣布一条，公购粮减了，多产多吃，多产多留，多了可以喂猪。”这对调动每月只有二十多斤口粮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
在汉阴县，征购粮由一千五百五十万斤减到八百五十万斤，减少征粮七百万斤。耀邦同志对县上干部讲：“我的意见，还要给群众说这件事情。怎么说?减了任务，又要增产!把生产搞上去!我希望你们超过九千万斤，搞到一亿斤好不好呢?每人平均六七百斤口粮，我看好得很。”(注：该县当年计划产粮九千万斤)“减了任务，又要增产!”这就是予取之道。
耀邦同志在平利县了解到陕南和关中气候情况差异很大，秦巴山区不宜种棉时讲到：“不要你们的棉花，三千担不要，五千担也不要。棉花，我们全省搞二百万担，主要在关中，要你们那么零零星星一点，辛辛苦苦搞了半年，才三千担不在话下。”“不要以为减了任务就轻松愉快。我讲的有轻松的一面，还有紧张的一面，这叫轻松和紧张结合。”以后省政府做出了安康地区不再征购棉花的决定。这也是对农业生产力扬长避短的一次解脱。
在落实安康地区减收征购粮，免种棉花时，干部群众有一种顾虑仍然挥之不去，就是政府说话不算话，需要你时讲好话，不要你时承诺不算话。耀邦同志针对这种心理，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们安康七千万斤粮食(指公购粮)，我的意见是要稳定上几年。老实话，打主意不在你们这里打。你们要求我们打主意时，我们才帮助你们打主意。”这段话，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将来安康地区的粮食多了，粮食没出路了，谷贱伤农了，政府会帮助群众打主意，想办法!当时温饱得不到解决，有的贫困地区群众还住在山洞里，很难想到这种前景。但耀邦对此却充满信心，他坚信只要政策对头，予取之道的措施得以落实，这还是不在话下的事情。再说一句，固定征粮基数，稳定几年不变，也同改革初期固定企业包干利润，超额分成是一样的道理。
他在平利县充满信心地说：“粮食多了怎么办?第一，多吃一点嘛;第二，养猪嘛;第三，愿意卖就卖。可以议价收购，今年下半年就议价收购一部分，开放粮食市场。”这就是耀邦同志为安康地区粮多了以后，一定要开放粮食市场所打的主意。而且预言秋季粮食就会来个大增产。
在安康市，他又再次说明这个主意：“(粮食多了)第一，搞些储备粮;第二，发展养猪;第三，再没办法，我们就采取议价收购的办法，粮食部门议价收购，愿意卖就卖。”这年秋季怎么样呢?据《1965：耀邦早春行》介绍，1965年安康地区粮食产量达到10.68亿斤，比上一年增产百分之五十二点八，多产粮3.69亿斤，竟然超过了国务院对全省减免3亿斤的征购粮。同时蚕茧、茶叶、苎麻，造林大幅增长，要么是成倍增长。可见，先予后取，多予少取的经济政策，政府为生产者打主意，完全是一种解放生产力，富民利国的治国之道。
3、“不要先搞粮食自足，而是要先搞经济自足”——积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
耀邦同志这话，是在白河县境内，坐在汉江船上说的一句话。当时的情况是，耀邦同志一行人在船上看到汉江两岸山头都是光秃秃，资源没有很好利用起来，而城镇的知识青年就业又很困难。耀邦同志和同船的领导商议，如何让汉江两岸绿起来，为什么不搞一所半耕半读的学校，组织未就业的知识青年“霸占他几个山头，搞绿化”呢?“不要先搞粮食自足，而是要搞经济自足。”这话从小处说，是说绿化和知识青年的学习与就业问题，在他看来，城镇知识青年的就业未必都是下乡务农，只要是社会需要，在其它行业就业也是好事，也有利陕西全省全面的经济发展。
当时“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宣传铺天盖地，农村、农业、农民主要的劳动、任务和考核指标就是种粮，但全国不但没有增产突破，反而长期停滞不前，既便是增产的县市也是高产穷县。我体会耀邦同志说的经济自足是全面自足，包括粮食自足，是积极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需求，衣食住行的自足，而只提粮食自足，是片面的自足。他也说过，光吃粮食，没有肉，没有油，也不算吃饱饭。这是他对人们食品结构的考虑，也反映了只说粮食自足的观点是不够的。粮食自足，他是指在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基础上的粮食自足。对经济和农业的关系，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总结的经验到位，那就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但要做到这点，没有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行;没有政府的指导和规划也不行;一个为民服务的政府，就是时刻要为生产者想办法，打主意，谋发展。
耀邦同志于2月14日给省委并给各地委、县委的《电话通讯》，是他陕南一行总结性的工作意见。同时指出《电话通讯》如与当地情况不符，可以不转;如有不足之处，可以补充。在《电话通讯》中，他明确提出陕西省农业的增产方针应该是：“两手抓，双丰收。”“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关中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陕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的发展;陕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和畜牧业。”《电话通讯》意见是对粮食自足和经济自足更具体的解释，而有的同志在以后批评耀邦同志时，却故做一脸惆怅状问：一手抓这，一手抓那，那么哪只手抓“阶级斗争”呢?
《电话通讯》还讲到经济自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力发展城乡手工业。耀邦同志讲：“手工业不兴旺，没有就业的人不少。……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在平利县，他讲到当地的生漆和苎麻，地委书记韦海明插话：“牛王牌的漆，贵字牌的麻在香港市场都有名。”这些境外市场的名牌，都离不开手工业的粗加工，所赚取的宝贵外汇和手工业的贡献也是分不开的。
当耀邦同志在蜀河听说这里的油布伞很有名时，便让秘书在区公所附近八一村一组社员家中，找来一把油布伞仔细观看。制伞也是手工业呀!那户社员家至今还保存着这把伞。蜀河镇农民多以做油篓为谋生手段，当地可以就地取材，竹子、桐油很丰富，这种手工业生产，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镇上做油篓的生意也没人敢做了。致使1963年和1964年这一地区的桐油大丰收，却没有装桐油的油篓子，大量桐油无法外运。耀邦同志知道此事，大动肝火，敲着桌子连连发问：“这么好的好事，为什么不让干?”
耀邦同志不能光发脾气，他决定做一番调查。第二天中午，他看了蜀河的崖咀码头，码头附近的沙滩上堆放着大量的麻、胡皮等山货、药材和土特产，还有外省一些采购货物都要由这里的水路运出。但因为没有货物商业包装的材料，货物无法上船。包装材料一向由当地的竹木业合作社解决，但竹木材料不能自行采购，一定要由县生产资料公司供应，加大了成本，竹木社难以接受。耀邦同志直接表态，原材料应直购直销，减少流通环节。另一个问题是桐油运输，必须要有油篓。而油篓需用黄豆为原料，加工成油篓的涂料。当时粮食部门只供给居民少量黄豆，而无计划供应手工业生产的黄豆指标。耀邦同志听后为大家出主意：“县油脂公司要进行调查，一年多少货运?需要多少油篓和黄豆?每只油篓需多少黄豆做涂料用?可报粮食局专供。”很快耀邦同志的意见得到落实，蜀河码头上行下行的货流运输方便多了。
当耀邦同志知道竹木社的工人还用手工方法破竹时，他劝竹木社的主任刘焕章去湖南参观取经，那里破竹的篾活已用机器代替了。竹木社接受了他的意见。去了湖南，学习结束后，买回了机器。
父亲的父母兄弟都是忠厚的庄稼人，家人在空余时间都要做些烟花爆竹维持生计。他对农家的辛苦和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的终年奔波得来的血汗钱有切身感受。2月12日，如何把经济政策搞活一些，他讲了五点意见。第四条就是：“必须有计划地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在小城镇，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然后在发展手工业的基础上，慢慢变成地方工业，辅之以其他行业。上山下乡等。”当他第二次路过石泉县时，他又讲到就业问题，当时安康地区有四万人没有就业。他讲：“城镇就业问题最大的出路是发展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
他希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政府的力量，而且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参与，广泛就业，进而实现全面的经济自足。改革开放以后，他的经济自足的理念又上升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层次。”难得的是在《电话通讯》中，他还对当时并不发达的服务业做了宽泛的、超前的解释：“不仅要注意增加生产，还要注意为生产服务的商业、交通、财政等问题。”
4、为买而卖的集市贸易，“要富就要先修路”——社会主义也要讲商品流通
“经济自足”，一刻也离不开活跃的集市贸易和商品交换。自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自由的集市贸易忽存忽灭，经济困难时存在，经济好转时消灭。总之它一直处在一个被批判的地位，被人认为是落后的，是一种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温床。究其原因，是我们的理论学习不够，就是支持它存在的同志，也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上说明它存在的道理，总像理亏似的。
耀邦同志怎么学《资本论》的情况，我不完全清楚，但他给我讲过《资本论》的某些章节，如“资本的原始积累”，“劳动中的协作与分工”，还有就是第二篇第四章中的一节“货币转化为资本”。马克思认为简单的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为买而卖”，即W—G—W，而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形式则是“为卖而买”，即G—W—G。前者以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后者则以取得剩余价值为目的。
耀邦同志认为，自由的集贸市场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他在安康解释说：“农民为什么养鸡?他有那么几个鸡蛋，卖上六七个，跑到市场上买把调羹呀，买一把线呀，一根针呀!”“他的核桃没有多少，只有一斤半，你供销社又不收，他拿来就是要换点东西回去嘛。”
这能产生资本主义?他2月12日在安康着重讲了马克思的简单商品流通理论和资本流通理论的区别。又在2月14日，在石泉县又向干部们扼要讲了《资本论》第四章的主要观点。
他在宁陕看见一个老人背了一捆劈好的引火柴，老人的目的就是“我们卖把柴，想买点盐。”
这不就是“为买而卖”，W—G—W的生活公式嘛。当时农村的农民也就是要这点集贸市场，自由交易的自由，互通有无的自由。为买而卖的集市贸易是为最简单的商品交换提供的平台。
商品的互通有无要和投机倒把的活动严格区分开来，这是耀邦同志当时的认识水平，当他在安康大礼堂演讲自由市场时，一些群众把礼堂前围得水泄不通，第二天允许集市贸易的讲话传遍安康全市。竟然有些人在政府门前开始卖花生，卖羊油了，戴着红袖章的市管人员也不见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变得更敞亮了，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耀邦同志重视货物货畅其流的通畅，也就必然重视国家的交通运输事业。两者都是商品活跃繁荣的流通业。这是耀邦同志一个重要的经济理念。“要富就得修路。”在汉江的船上，大家谈到安康的交通问题，当工交系统的何建生汇报西万公路时，何建生说：“西万公路一头起自西安，一头起自四川的万源。我区的宁陕、石泉在其线上。”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耀邦同志得知在工交系统工作的何建生没有去过万源时，面有愠色地说：“你们这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呀，你是公路管理部门的同志，连万源都没去过，那老百姓更别提了。公路部门的同志有机会要去那里了解了解情况。”耀邦同志感慨说到：“安康人穷，穷在哪里?穷在路不通。农民生产的东西运不出去，运不出去就挣不到钱。”他以安康的桐籽为例分析到：“(桐籽)一般都被我们自己榨油点亮用了，运不出去，就烂掉在深山，而外国人购去了，深加工，加工成各种化工用品，成百倍地挣我们的钱。”耀邦同志同时提出要求：“安康的地方领导每年至少研究一次公路建设，不，至少两次研究公路发展情况。”
耀邦同志2月14日离开安康时，又对地委的同志谈了陕南地区的公路交通。他格外看重西安到万源的公路，汉中市到白河县的公路。他还具体提出两条公路要修好，首先要解决桥梁问题，其次路面问题。安康汉江大桥，石泉汉江大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以后动工修建的。安康至西安公路卡脖子段是柞水到旬阳段，他讲：“我知道旬阳到柞水，这条线修起来，对于西安到安康的人来说，可就近便了。”现在建成的西安到安康的铁路和高速公路，正是走的这段路。
既然在汉江上行船，耀邦同志自然问到汉江的航运问题，民谚说“旱路不通走水路，”他对事关国计民生的交通，不管是铁路、公路、航运他都一样关心。为此他还出了一些主意，在《电话通讯》中，他建议多搞一些低坝多级开发，低坝水库，同时要疏通浅滩、险滩。为何他对低坝有兴趣呢?我想他怕高坝影响航运吧，他也说过低坝的建设可以形成江面两岸的风景区，父亲是个旅游事业的积极推动者。这些设想虽然不见得都有可能性，但这是他“经济自主”理念中的多彩反映。
5、“民办国助”，“公有私养”——从人民战争到人民经济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抗外敌侵略，广泛动员群众进行的革命战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战争。当我党有了巩固的陕甘宁根据地，可以进行生产时，他主要的经济思想就是人民经济，“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毛选三卷P.893)延安时期，我党号召大生产，要求每个农户都要做出经济发展的“家庭计划”，开展生产劳模竞赛，组织变耕队、互助组，成立生产、消费、运输、信用和手工业合作社及边区银行，保护私人工商业，发行公债;同时驻守陕甘宁地区的军队和党政机关也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之中。毛泽东号召全党：“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毛选三卷P.935)
抗日战争时期，耀邦同志在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工作。他虽然没做过经济工作，但却十分关心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关心在人民经济中涌现出的模范人物。我家二弟的养父，就是延安有名的延安南区合作社劳动模范刘世昌。
耀邦同志对大跃进的评价，有他独特的见解。无疑大跃进是失败了，而且在一个时期还给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损失，极大的伤害，极大的痛苦。但他认为毛泽东关于大跃进中依靠群众的观点仍然可取，两条腿走路的建设方针还是正确的，束缚人民经济的计划体制，他认为绝不能奉为神明。他的这种潜意识在他的安康之行也有所反映。
如耀邦同志在石泉讲：“我们要把局面摆开，措施落实，走群众路线，埋头苦干。大寨、茅田区、罗治县搞得好，就是五八年以后一直没有泄气。”如在汉阴，他又讲过前面所说的话：“同志们，五八年以来，我们有些人就一直没松劲，前几年那么困难，都不叫喊，不下马。一个大庆，一个大寨，一个茅田，他们还在埋头苦干。”
耀邦同志关于人民经济有一种可贵的民办公助思想。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修建公路，开办一些建设工程上面，耀邦同志在白河县谈到修路问题时说：“修路，用民办国助的办法进行，国家供给炸药、钢钎、并给修路的民工一天半斤粮食，两角钱补助，农忙务农，农闲修地、修路。”
在平利县，他向安康地委提出要求：“公路是你们专区生产上去四大关键的头一关键，要用民办公助、政治挂帅的办法解决修公路的问题。”为此，他在石泉县，即将回西安时对安康地委、专署和县委干部又做了一次讲话，特意讲到山区人民货物进出问题，要解决好人力、畜力短途运输问题，短途运输是一项艰辛的体力劳动，一个架子车拉上七八百斤，一个鸡公车推上四五百斤，累得要命。他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人力工具不会取消。(注：这个问题，他估计过于慎重了。)所以他积极主张要在山区多修架子车公路。怎么修?民办公助。以农民为主，国家辅助，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修架子车路。每人一天一斤半粮，两角钱菜金，给点钢钎、炸药，农民自己干，一年搞40天，夏天10天，秋天10天，冬天20天。这样一斤半粮食、两角钱，修500公里架子车路，得750万斤粮食、100万块钱，再补多一点，打算1000万斤粮食，我们修500公里架子车路也是划得来的，这种补助我们省上要开支。
耀邦同志“民办国助”的理念既反映在国家和群众的关系上，也反映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在安康市的大会上，耀邦同志和忠义公社新民大队支书有次对话很有情趣。大队人口八百零五人，去年安康很多社队粮食减产，新民大队却增产二万二千斤，并预交了今年一万一千斤征购粮。耀邦同志似乎觉得新民大队的贡献过分了，便说：“你也不要支援什么灾区了，顶今年的任务吧。你拿到粮食，就发展副业嘛，集体也可以发展，叫公有私养。一个生产队，养母猪、生猪娃后，作为队的积累，分给没有猪的人家喂着。你们有没有这个办法?”俩人在“公有私养”育猪问题上的对话结束后，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只要在生产发展、经济搞活的前提下，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全能够协调起来。
只要我们清楚了他关于人民经济的理念，我们就可以更明白，为什么他在改革之初那么重视乡镇企业，为什么常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社、队、联户、个体四个轮子一起转”。为什么要用集体经济的形式，解决千百万回城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
6、他们搞按劳分配，我们搞平衡照顾——对困难人群，应承担起社会主义政府的责任。
在白河县，耀邦同志和县委书记等二十多位干部座谈。大家谈得很轻松，当他知道白河县农村社员每年的粮食分配，是基本口粮占七成，按劳分配占三成时，他突然问道“全部改为按劳分配好吗?”马上有人提出意见，那“四属五保”、“鳏寡孤独”、人多劳少的困难户、职工家属怎么解决口粮呢?我想在场的每个同志其实都会持一种反对的态度。虽然说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但谁能把所有人的口粮都按劳分配呀!耀邦同志的回答更是让人吃惊。他说：“怕什么!他们搞按劳分配，我们搞平衡照顾。”说着，他伸直双臂说：“平衡工作靠我们嘛!”耀邦同志此话，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我认为他说的“我们”，就是指政府。
我想在他看来，中国的农民养活全国人民根本不是问题。只要政策对头，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城乡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虽然也有困难，但并不是一件登天难事。他不是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还想今后粮食多了，出路何在吗?他的意思是在农村彻底激活劳动生产率，国家有了丰厚的积累，就可以托起社会一切需要照顾的人的补助、救济、福利和人们生老病死等一切问题的政府责任。
这并非幻想，改革的今天，我党和政府正在向此方向努力。耀邦同志关于“按劳分配和平衡照顾”的理念，我认为是对“经济自足”的收关托底之笔。“经济自足”绝不是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也不是计划经济的分配之足，而是国家、人们自身的内需之足，消费之足。我国改革事业确立之后，耀邦同志之所以提倡我国的经济结构，应成为一个以内需导向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我认为他有以前的思想准备，绝不是偶然的。
建国以后，我国城市管理实行的是一种低工资、低物价，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的经济管理体制;城乡关系则是一种二元结构对立的经济管理体制。人民生活虽不富裕，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还是要求政府把城市人民的退休、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包下来。当然这是低水平的社保承诺，遑论广大农村了。我国农村直至“文革”结束之前，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一直未普及，农村中劳力丧失劳动能力以后，也无退休养老之说。养儿防老的意识，在农村根深蒂固，合作医疗也只能是医治一般的小病而已。耀邦同志说的对困难人群“平衡照顾”的设想，我认为他十分明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责任。
但当时人们对这一事业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化工程还缺乏了解。这在书中也有所反映。1963年我国和日本做贸易，万吨巨轮“跃进号”在公海失事。有关部门讲，这条轮船在国际保险公司是保了险的，保价是1700万美金。毛泽东听了报告后说：“我国不要，我们这么没志气的!”耀邦同志十分敬佩毛泽东的气魄胸怀，也说：“我们海员技术不高，把船开到暗礁上了，我们要他的钱干啥?”
7、重视人才，爱惜人才——设想开办在校就业的新型学校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批北京大学、陕西师大等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到安康地区中学当老师，其中一部分人分到旬阳县。这些名牌大学的骄子，个个学历完整，才华出众，课讲的好，有的人篮球打的好，有的乒乓球打的好，有的跳舞跳的好。那个时候在偏远的安康，上高中的学生年纪往往偏大，有的学生的年龄甚至超过老师。由于这些原因，诱发了几件师生相恋的事情，但在旬阳县却被传为“青年教师流氓”案，还抓捕了几人。县上还有一种观点，此事“不仅要绳之以法，重判，还要杀头。”
耀邦同志和县委领导先从政法部门、文化部门的工作谈起：“政法部门要注意，文化机关要抱谨慎态度。我们自己文化不行，外地来了人，我们又不注意，发生了问题，我们又要抓人。……你们这个地方为什么有文化的人少?”
耀邦同志又和青年教师们座谈，主要谈了社教运动和文教单位的关系，他的意思很明确，社教中强调的阶级斗争，整党内走资派和学校的运动无关。他说：“听说你们学校搞了‘四清’运动，主要在于思想教育。对出现的问题，先要分清性质，不能急于处理。最要紧的是要分清哪些是思想品德问题，哪些是违法违纪问题。”然后，耀邦同志谈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他说;“对三位教师，不能采取偏激行为，要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哟。”“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要花三、四万。轻易就抓了三个大学生，如果处理不当，就把十万元扔到汉江河去了。”
最后，耀邦同志谈了对三个青年教师如何处理的问题，他讲：“对犯错误的教师，主要是做思想工作，不要一棍子打死。”作为县级领导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处理好师生关系呢?他说：“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总之，不能过于苛求，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他对此事的具体处理办法就是“我的意见是先把人放了。”
这段佳话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的，大家发表各自的意见，无所顾忌，议论最多的便是年轻男教师和女同学如何相处才好，在好的体制中，大家完全可以自己教育自己。
如何培养没有继续上学，又没有就业的城市知识青年?国家的政策是上山下乡，当新型农民。团中央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耀邦同志认为这项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同时他又想到要办“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的劳动大学”，响应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半工半读的号召，学习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办学方式。请省委书记舒同当校长，请团省委书记曹廷甫当教育长，为省里培养干部，培养各种有劳动技能的职业人材。准备当年先在西安、咸阳、潼关、安康、白河、汉中、阳平关、宝鸡搞起来，招生八千人。他说：“现在要开始把房子修起来，修得不要太坏，也不要太好。半工半读，一人一月十五元至二十元，自己管自己，少派几个教员就行了。头一年供给，第二年补一半，第三年自己供给，不能自给第三年补助也可以。”
在广大农村，中小城镇中，究竟培养何种干部、职业人员是耀邦同志认可的人才呢?这本书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典型人物王建元。王建元作为知识青年曾在安康岚皋县插队，被评为全国十佳青年之一。1965年3月1日，陕西省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王建元被邀请与会。他和耀邦同志在会下有过一次接触，并进行过一次深入的谈话。
这次接触，是耀邦同志到驻地主动去找王建元的。王向耀邦同志介绍了自己的家世：自己五岁时，父亲惨死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十岁时，母亲去世。自己现在是民办教师，兼大队会计，县上的税收员，常年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岚皋高峰小学。他当年24岁，未婚，同时要供妹妹上学的费用，月工资28元，自己做饭吃。耀邦同志边听边和王交谈，他说：“你这个苦孩子，干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名之后，更要谦虚呀。”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国家生活一切正常，王建元本人又努力，他的发展前途，或者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或者可以成为一名精明的财会、税务专业人员。耀邦同志似乎也在为他的前途考虑：“今后可以派你到中央团校学习。”王建元没有接受耀邦同志的建议。因为王建元有严重的关节炎，很快得到省委一千元的治病补助款。
三、开始涉及国家经济体制的价格问题
耀邦同志之所以对我国的商业流通、物价问题有那么大的意见，是和他长期关心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的。1961年5月5日，他给中央和毛泽东写过一篇有关商业问题的报告。现归纳其中三个问题，首先，“改变农村商业体制势在必行。”“所有购销业务统统由国营商业独家包揽经营，是害多利少的。”其次，他认为“作为生产者的集体和个人之间，不能直接交换自己的任何产品，这既不方便于消费，也不利于生产”。最后，这种体制造成的结果是“国营商业部门实行统一牌价，价格不尽合理……”，同时，他也提出了相应解决意见：“适当调整农副产品的购留比例”，“不可统得太多，管得太死”，“调整某些商品的价格”，“设法减少商品的迂回运输”。该材料由陈伯达在5月28日送交毛泽东，毛泽东29日作了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我看了这个谈商业的文件，也觉得很好，可发到县、社两级讨论。”所以耀邦同志在陕南考察时，对社会主义的物价发表的意见最多。
耀邦同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数学头脑，非常爱算账，记性又好，所以账算得很快。他是初中一年级的学历，浏阳一中有谭嗣同建立的一座算馆，对他学习数学影响不小。他在延安又自学过小代数。在调研时，对多少平方公里可以换算成多少亩，对增产或减产的百分比实际对应的产量是多少，总能很快算出来。他在陕南调研时，经常当众算账，这是他工作的乐趣，愿与众分享，进而提出他的意见、观点，而绝非什么炫耀。
宁陕县的大山里许多林木特产运输困难，原因很多，但商业僵硬的体制是一个大障碍。耀邦同志在宁陕讲了很多商业方面的问题。他讲：“商业工作没有打开局面，为什么山货土特产上不去呢?主要是做商业工作的同志不懂政策，搞社会主义价格不对头，生产就上不去。县级领导要研究价格政策，要讨论党的政策。比如什么叫经济民主?讲经济民主，是生产者的经济民主，不是什么大家的民主。经济民主是可以讲的。”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对国有森林中的林木有采伐指标，采伐的林木可以强行用行政手段运出，但土特产品就难运输出去了，主要原因还是农村供销社收购价低，收购品种简单化。农民采摘的山货土产又无市场进行随行就市的交易，否则就被视为投机倒把。而价格的背后就是国家商业体制的问题，也有地方政策是否放开的问题。
先说商业体制问题，耀邦同志在这里主要是指与农村、农民、农业有关的，全国供销系统的商业体制。要凭他一人之力去改变一个体制，他也知道是一件难事，恐怕他也未把此问题提到国家体制这一高度去认识。但他对供销社弊病还有认识的，也有勇气说出“社会主义价格不对头”这种话来。另外给他勇气的还是这个体制当时还不稳固，还有灵活的变通空间，而且“二十三条”也给了他不少的力量。这就是“二十三条”中，党赋予农民的“经济民主”的权利。所以他才讲“经济民主，是生产者的民主，不是什么大家的民主。”他认为只要省、县党委认真研究价格政策，“讨论党的政策”就可以改变供销社的收购政策。
再说地方政策是否放开的问题。在旬阳县，县委书记马凤来说到本地的土特产品是花椒，正常年产六万斤，去年只收了一万五千斤。耀邦同志说“你们把花椒压了价，人家就是不卖给你。”他的批评是否太冒了?旬阳是否压价，当时情况已不可知，下面的对话确实说明了问题。当马书记说，这里的龙须草没有专区的批准手续不能运往湖北时，耀邦同志发了少见的脾气，他大声批评道：“这是蠢!死官僚!反党中央!”他接着又说出缓和的一番话：“我对商业工作意见大。中央讲商业渠道，我们有的同志却反对中央讲的商业渠道。自己封锁，自己祸国殃民。搞社会主义连方向都不明确。不想到国家，做官当老爷，哪里做事这样荒唐!我们的商业在一些地区流转上太不负责任了。这个问题要鼓足干劲讲，狠狠地讲，对人民负责。现在讲狠，是为了将来少处分人。”
耀邦同志鲜明的态度，让县上的张培元说出了不少真相：“土特产还有苎麻，正常年产量17万斤，去年收购回来12万斤。龙须草，正常年产量500万斤，去年收购200万斤。花椒压价是省上，专区也有压价现象。”耀邦同志表扬了张培元：“你有勇气，我感谢你，你还可以告到毛主席那里去。多压价，也无非是给上面多交利润，现在没有了，可以少上缴嘛。”张又壮起胆子说出了压价的真实原因：“我们农产品流转，从历史流转方向，从历史习惯来说，一贯向下运(注：指朝武汉运)。现在硬要倒流，从安康往西安运。”耀邦同志接话说：“安康以东的山货，湖北要什么给什么行不行，旬阳人民不是翻身就翻得快了吗?!年年说商业渠道，有的人年年反对中央的商业渠道，这样就不好了嘛。我们搞社会主义教育，连方向都不明确，只知道反投机倒把，反男女关系。在商业物资上，我们有些同志太不负责，是祸国殃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山货特产往汉口去，我请求你们这样办行不行?!你们自己定个合理价格，自己做主。”又说：“我们在农产品收购工作上采取了错误政策。”最后，县供销社主任葛景铭，作为知情人说话了：“我们和湖北省是毗邻地区，我们收购价格低，湖北价格高。有些农副产品都被别人收购了。”耀邦同志回答：“供销社要放手收购。除了某些东西向上外(指安康)，百分之九十走汉口。以不亏本为原则，给群众合理的价格，有多少收多少。将来县上报价，省上批准。”他似乎觉得“县上报价，省上批准”又有所不妥，接着改变了口气，“请求你把工作办好行不行?价格不由我们定，而是由群众定。”
耀邦同志把对土特产品收购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到“方向”、“死官僚”、“祸国殃民”、“社会主义价格不对头”的高度去认识，表现了他勤于研究政策的党性，也充分反映了他做人的个性，同时他也看清了干部不良作风的存在。他认为专业干部压价是欺负老百姓的表现，“无非是给上面多交利润”，“明明是价格政策问题，而我们硬说是受了灾，收不回来。”除去官办的国营商店和供销社外，在安康市，耀邦同志还调查了一家集体性质的小门市部，门前告示牌写着：“百拿不厌，百问不烦。”他让售货员取货，拿袜子、搪瓷缸子、牙膏、牙刷等日用品，售货员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厌不烦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安康考察即将结束，耀邦同志在《电话通讯》中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营商店和供销社都不可能完全代替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集市贸易，农民相互之间为买而卖的小额交易，不是什么投机倒把。农民多余的农副产品，我们供销社不可能全部收购回来，如果我们对集市贸易管得过死，就会影响农副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手工业也还可能萎缩，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不利的。”第二天，他在大会上讲：“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应该强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经常注意改进自己的经营管理，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他又讲：“国家要供应的生活资料多得很，农民的生活、生产资料上千种，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不可能全部生产、供应，如像小孩尿片怎么样供应呢?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集市贸易是合法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
当时，我国的城乡商业渠道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渠道。城市中，人民日常生活用品是由百货商店进行零售业务;县、市有百货站，省则有百货公司进行批发业务。政府的商业部则是政企合一的政府部门，它即有行政职权，又担负着全国批发总公司的职能。农村中的商业渠道则是地区各级的供销社，全国总机构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社既负责向农民零售生活日用品，又负责收购国家统购统销之外的产品。两个渠道都是官办的，所以他特别反对商业领域中的官僚主义，强调为人民服务，同时他也看到国营商店，商业流通计划经济是无法满足人们上千种生活、生产的物质需求的。
虽然耀邦同志在陕西安康的讲话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接着一年后又爆发了祸国殃民的“文革”，但他对安康地区发展经济，利用本地资源的讲话，仍然不断被当地干部群众提起，有的意见早已付之实践。1975年，当时新华社记者郭超人，还详细报道了安康地区发展多种经营的文章。实践充分证明，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甚至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大山、深山区，舍此道而求粮食自足，无疑要撞得头破血流。
总之，一个二万多平方公里的安康地区留给我们的经济建设问题，并由此而引起的全国性的普遍性问题，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解决了一部分，即使解决了所有旧体制的问题，还会有新体制的问题等待我们解决。最后感谢本书作者李大斌同志，为读者提供了一本宣传我国改革事业“早春行”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