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提出，最早出现在中共批驳苏共的第五评一文中。要说著作权和理论产权的原创人，当属毛泽东同志。非常可惜这一科学理论并未对当时的世界形势，对苏和对美关系产生积极地指导作用。1978年这一命题和“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它的拨乱反正的意义：首先是解放思想，破除“两个凡是”。其次是承认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第三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受到实践的检验是正确的，但检验任何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任何思想，而是实践（社会实践或科学实证）。
有关1978年这篇文章的著作权问题的争论不在当事人，而在某些理论权威。他们不是团结、组织、推动理论工作者继续为真理而斗争，而是拉一些人，打一些人，仿佛艰苦的思想解放工作已大功告成。并用一纸行政命令把吴江和孙长江同志赶出中央党校，这一决定尤其令人不解。
现摘录胡德平于2020年6月在“百年耀邦”发表的文章中，对“真理标准”这一哲学命题的阐述片段，以飨读者。
1937年7月至8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完成了他的两篇哲学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我认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党思想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基本认识。
毛泽东在两论中，就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正确命题，这一命题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党内的教条主义。当时的教条主义大多有显赫的苏联背景，共产国际的背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和苏共发生了一场严重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不但引起两国共产党员的思想冲突，就是西方国家对此也着实摸不清头脑。1963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一封公开信，这是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两条路线》第五封公开信。公开信的结尾就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有人或许要问，同样的一句话在这里就是真理，在那里就是错谬，真理和错谬岂不是像胡适说得那样是个让人随便打扮的小姑娘吗？
我认为对一个正确的命题，或对一个错误的命题，千万不能用“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的英雄史观去理解，“兴邦”“丧邦”的话出于《论语·子路》篇，当时孔子就对鲁定公说：“话不能完全这么讲，此话不全对。”1978年“真理标准”全民大讨论的环境，近处是针对“两个凡是”，远处是针对十年“文革”，更远一点又联系到建国以来，我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经验教训。
“文革”时期则是党内外亿万干部、群众被卷入的一场动乱，不但影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就是家庭人伦关系也被无情地撕破，造成两三代人之间的伤害。当时的大讨论，恰逢中央党校正式复课，当时现实的思想问题十分复杂，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它是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本身是否也要被检验？毛泽东本人的晚年思想发展和被全党认可的毛泽东思想是否完全一致，他领导的“文革”是否应予否定？中央党校没有回避矛盾，勇敢提出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识分析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和“文革”历史实践，今后如何打碎“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真理标准的文章由“文革”十年引发的群众疑问而起，由中国共产党路线斗争的实践是非而发，人们对“文革”期间，那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造神运动，在“文革”中就有人提出质疑。“文革”结束之后，不经意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雄文破土而起，一文风行天下遂成为党内外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的解严令，进行改革开放的进军令。
再看当时的“五评”是怎样分析“战争与和平”的呢？文章指出：美国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争取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同时就意味着消灭战争的根源。我认为，这种论述还是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非常诡谲之处，就是“五评”最后一段文字，加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同志本人，也只有像他这样的党内哲学家才能对1937年他写的《实践论》作此命题的发挥，应该说他是这一新命题的最早发明人。七年之后的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的集会上发表“520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但时间很短，两年以后的1972年2月，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见面，两国领导人谈到一个中国问题，台湾问题，互设联络处问题，更重要的是携手共抗苏俄北极的问题。国际形势的实践检验了“五评”对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正确与否的论断。“五评”在实践检验面前不是成功的，毛泽东同志自己否定了自己。
为何？苏联在二战结束以后，美苏进入冷战、核威慑的恐怖时期，苏共提出美苏两国“和平共处”的建议，并不为错；而中国结束抗美援朝才十年，只有停战协议，国内还有统一台湾的问题，内战并未结束，也就是说中国还存在热战的停战阶段。两国所处环境，我党当时对美国的情况还不完全了解，没有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不慎重地把真理命题的标签随意粘贴，即使说了真理的命题，真理的命题也会成为自相矛盾的悖论。
1978年“真理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光明日报》一经面世，不但撰稿人不知道《五评》中有此评语，“两个凡是”文章的撰稿人更不知道，就是当年《五评》的撰稿人也忘了毛泽东的评语。我认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和中央党校的领导同志对《五评》的写作也不知道，好在有这几个不知道，全民才展开了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反而是在历史转折关头，重提实践论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党内同志才是真正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遗产。1978年“真理标准”一文在全党认识论上起到了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首创作用。好在思想领域中这段离奇的历史只有15年，总算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