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里很多思想，今天也不过时
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经济转型，解决那些环境、生态等问题的同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这也是在为深化改革创造物质条件。如果经济发展停滞了，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1、新京报：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目前各界都在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你认为有哪些特殊的含义？
周瑞金：现在各界都在隆重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一方面是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纪念的传统，逢五逢十，饮水思源，需要适时纪念小平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严峻任务，中央改革的决心很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召开了几次会议，为改革进行了具体的部署。而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与支撑。
所以，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隆重纪念邓小平，有着特别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就是说，用邓小平留下的改革遗产来继续推动今天的改革。
2、新京报：你认为邓小平的改革遗产都有哪些？
周瑞金：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遗产，主要体现在三篇著作中，第一篇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文件，第二篇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是1980年8月18日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讲话，并在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成为中央正式文件，第三篇就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里面提出的很多思想和观点，今天也并不过时。
3、新京报：为什么说到今天仍然不过时？
周瑞金：通过这些文献，可以概括出几点：第一，改革是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动力，改革开放要不断坚持，不断深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要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更不是停滞下来，这是邓小平最大的改革遗产。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经济转型，解决那些环境、生态等问题的同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这也是在为深化改革创造物质条件。如果经济发展停滞了，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国家发展一定要紧跟时代潮流，要用最宽阔的眼光，一切有利于我们发展的方式方法、管理技术，一切有利于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经验成果、措施架构，都可以为我所用。同时，不要用“中国特色”作为排斥和拒绝世界先进制度建设的借口，要超越意识形态，站得更高，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今天更多是利益调整的问题
改革初期，主要是思想的阻力，改革要突破左的思想束缚，更多的是思想解放的问题，而今天更多是利益调整的问题，要突破利益固化，这一点比以前的阻力也更大一些。
4、新京报：邓小平是改革总设计师，我们今天提出的改革“顶层设计”，都是一脉相承的，如何看二者的内在联系？
周瑞金：更准确的说法是，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尽管现从GDP指标的意义上看，我们已经提前40年实现了第三步的目标，但是国家总的发展目标，我们还在努力之中。
5、新京报：纪念的声音中，很多人都把今天的改革形势与当年改革初期进行比较，你怎么看？
周瑞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反腐的力度比较大，打掉了以周永康和徐才厚为代表的两个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其实就是典型的权贵利益集团，既掌控国家公权力机关，又是经济财富的攫取者。
国庆60周年的时候，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其中谈到，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就是掌握公权力的权力精英同掌握资本的资本精英勾结在一起，形成特殊的利益。当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
6、新京报：你认为如何化解当前改革所面临的这些矛盾？
周瑞金：全面深化改革遇到利益固化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由今天的改革形势联想到改革初期。改革初期，主要是思想的阻力，改革要突破左的思想束缚，更多的是思想解放的问题，而今天更多是利益调整的问题，要突破利益固化，这一点比以前的阻力也更大一些。所以，大家认为，今天需要当初邓小平那样改革的胆略和勇气，处理好各种矛盾问题的改革智慧，进一步形成改革的共识。
纪念邓小平最重要的是全面深化改革
其实早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十七年过去了，这是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将“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讨论议题。
7、新京报：当前的反腐形势，也被认为在为全面深化改革铺路，你怎么看？
周瑞金：从目前反腐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建设很重要。解决问题，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如果说反腐是在治标的话，那么依法治国就是治本的问题。现在需要从大大小小的反腐案例中，总结出教训，纳入到制度建设的轨道上来，从大张旗鼓地反腐，逐渐变成制度规范地防腐，从而根治腐败。
8、新京报：十月份的四中全会，将重点研究依法治国的问题，有何期待？
周瑞金：其实早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十七年过去了，这是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将“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讨论议题。这也说明了这么多年来，对法治建设的重视还不够，尤其是司法领域的改革，而司法体制的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很多民众有一个体会，就是“老虎”抓了那么多，“苍蝇”也打了那么多，可是为什么感觉办事仍然很难，原因也就在这里。
9、新京报：记得你比较推崇邓小平晚年的一些观点？
周瑞金：对，那些观点中流露着他对现实的一种警醒。比如《邓小平年谱》中，记录了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和弟弟邓垦的一段谈话：“……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10、新京报：结合现实，你认为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周瑞金：今天纪念邓小平，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结合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重温当年小平的改革胆略、改革决心和改革智慧，来实现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步骤。现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已经提出来了，战略目标也清楚了，下面就是一步一步具体地部署、具体地实践、具体地实施，通过一步步深化，解决我们面临的改革难题。解决我们面临的改革难题，首先是民生问题，比如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的改革，是民众最关心的，也是攸关民生疾苦的，这些需要优先入手；然后是民主问题，要从民主法治的角度来推进改革，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着民心向背。这也是当前纪念的真正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