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甲午战争后第三年，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送给梁启超一首诗《赠梁任父同年》。这首诗可谓泣血之作，代表了当时国内爱国士大夫对割地赔款的悲愤和痛苦。
寸寸山河寸寸金，
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
精卫无穷填海心。
这首诗由黄遵宪写来，更有别样的凄苦伤痛。因为黄遵宪是那时候中国最了解日本的士大夫（没有之一），他在日本士人阶层中名望很高，并有许多日本朋友。多年前他便大声疾呼重视日本的威胁。可惜，大音希声，颟顸的当权者置若罔闻。
黄遵宪，字公度，出生在梅州一客家望族，他身上具有客家人坚韧质朴、视野开阔、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特点。1876年，29岁的他参加顺天乡试中举。这一年十二月，广州大埔籍的翰林院侍讲何如璋奉命为出使日本大臣。那时候用同乡是官场风气，而且能够办外交的人才也多出自粤、闽等省。大约因为这些原因，新科举人黄遵宪被任命为驻日参赞官，日本成了公度先生外交生涯的第一站。
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何如璋、黄遵宪一行来到日本，次月，使馆遇到的第一件外交难题就是琉球使臣的求助。琉球国和朝鲜一样，明清两代为中国藩属国，代代朝贡。此时日本国力渐盛，开始觊觎琉球。日本政府阻止琉球向清廷朝贡，要求琉球废除与清廷的藩属关系。
十一月初三深夜，琉球使臣马兼才进入清朝驻日使馆痛哭，说受琉球国王之命求助于大清，并分析利害，若日本组织琉球进攻清廷，废除对清廷的藩属关系，琉球必将亡国。
琉球对清朝的重要性，何如璋、黄遵宪等使臣十分清楚。他们一方面约见日本政府官员，申明琉球乃大清藩国的立场，一方面上书清廷，要求阻止日本的阴谋实施。使臣在上奏中言：
“日人志在灭球，以阻贡发端，臣与日本当局论理数月，彼一味恃蛮，置之不答，甚至发令琉球改县，其轻视我国无理已极，义难坐视，今乘其国势未定，兵力未足，急与争衡，犹尚可及。若为息事，隐忍迁就，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必掠朝鲜。”
同时，大使何如璋以个人名义致信当权的李鸿章，重申琉球对中国的重要性：
“阻贡不巳，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拒之乎，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口舌相从，恐无了局。然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
应当说，何如璋、黄遵宪这些驻日外交官是非常尽责也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深知日本的狼子野心，如果日本顺利吞并琉球，必定会欲壑难填，得寸进尺，进而图谋朝鲜、台湾。不如趁日本羽翼尚未丰满，对其采取强硬措施。
很可惜，腐败的清廷没有采纳这些驻日使臣的建议，容忍日本扩张，直至琉球亡国，被日本完全吞并。
在日本期间，黄遵宪一方面恪守外交官的职责，与日本政府斡旋交涉，维护本国利益。另一方面深入到日本的高层和民间社会，广交朋友，了解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俗等各方面状况。与黄遵宪交游的日本士大夫有伊藤博文、重野安绎、宫本小一、岩谷修、大沼厚、本武扬、大山岩、浅田惟常等重量级人物。他在《日本杂事诗》里对这类交友多有记录。
作为一位诗文俱佳的士大夫，黄遵宪不仅以勤于公事的官员标准要求自己，他有着更高远的视野。他深感中国人包括士大夫对日本国情的隔膜，来到日本后不久，开始收集大量资料，编撰《日本国志》。
1882年，黄遵宪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离开了日本。但他在政务之余，仍然孜孜不倦地编撰《日本国志》。这部卷帙繁多的大书直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才编撰完成。全书共40卷50万字，分为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邢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此书被誉为“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代表作”。
黄遵宪在出使日本和编撰过程中认识到，日本脱亚入欧，走上现代化，关键在于结束了东方传统的人治政治体制，走向西方的法治社会。因此他尤其注重介绍日本正在进行的宪政改革、近代法律体系的建立等，也阐述了他本人初步的宪政思想。
很可惜的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在书稿完成后8年（1895年），即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的第二年才得以正式刊行。同年，时为总理衙门章京的袁昶前往南京，一路上就在读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到南京和黄遵宪相见后他说，这部书如果早些出版流行，可“省岁币两万万”（即对日本的赔款）。
甲午战争对清廷来说，是一场浪战。尽管此前有所谓“同光中兴”，也只是回光返照式的，僵化、腐朽的政治体制没有得到改变。多数士大夫特别是朝廷重臣并不了解东邻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长足的进步。战争的结果是海军、陆军大败，不但丢了朝鲜，还割让了台湾，赔款2亿两白银——黄遵宪出使日本之初的忧虑变成了现实。
甲午战争期间，黄遵宪正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他不主张对日开战。在与朋友的信中他说，如果自己仍然出使日本，必当历陈利害，阻开战衅。光绪初年琉球事件时，他力主强硬，但此时情势已大为不同。日本经明治革新，国势强盛，数十年来进步神速。而清廷固步自封，不知变通。在这种世界局势瞬息万变之际，亟须隐忍图存，急起改革，厚培国力，才足以应敌雪耻。
然而，大清当权者多是不知己也不知彼的人，士人阶层也洋溢着盲目乐观情绪。清醒者如李鸿章虽明白战端不可开，但被朝议舆论所逼迫。战争失败后，黄遵宪痛苦异常。从甲午开战到《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以悲愤之笔写下了一系列诗篇，如《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等。
甲午之后，黄遵宪成了“戊戌变法”的重要鼓吹者和参与者。他被光绪帝重用，任湖南长宝盐法道，不久代理按察使（主管一省政法），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变法。
“戊戌变法”亦如昙花一现，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告终。作为变法重要人物的黄遵宪，慈禧太后自然也不放过，他当时正在上海，朝廷命令两江总督和上海道将他缉拿。幸亏黄遵宪曾出使国英、美、日诸国，上海又是领馆林立。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使节向清廷交涉，营救黄遵宪，而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是同情变法的开明官员。于是，黄遵宪逃过一劫，免官回故乡养老，直到1905年病逝。
甲午战争失败而有戊戌变法，变法失败而有1900年“庚子事变”，清廷用义和拳导致八国联军进京。那位当年盛赞《日本国志》的袁昶，时任二品高官太常寺卿。他坚决反对用义和拳排外，上书言“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慈禧太后等顽固派视之为“投降派”，下旨将其诛杀于菜市口，步了谭嗣同等人的后尘。
不知此时以老病之躯、戴罪之身归隐故乡的黄遵宪，听闻故友噩耗有何感想？
不过，袁昶还是太高估一部书的作用了。若朝廷政治腐败，有黄遵宪这样的外交人才，有《日本国志》这类图书，也无济于事。从甲午之战到戊戌变法，再到庚子事变，满清在一错再错的道路上狂奔，直至亡国。
来源: 上海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