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批评当时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早在中共建政之前的延安时代，毛就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但如果理性地考察中国几千年的文艺特别是戏曲史，或许会发觉，帝王戏也可以为“工农兵”服务。广大食不果腹的小老百姓，看戏的时候，却容易“为古人担忧”，特别热衷于看帝王创业开国、治理天下的故事，就如前几年《雍正大帝》这类连续剧高收视率一样。小民们好这一口：通过看戏遥想那些大人物如何打江山、坐天下。中国戏曲界有个说法：“唐三千，宋八百，说不完的三列国”。可见传统戏曲的历史题材是最多的，而其中表现帝王将相之功业的又占大多数。

说起帝王戏，历史年代比较早的当属演绎秦汉之际的风云，比如《高祖斩蛇》，比如《霸王别姬》。前者写的是江苏一个农民如何崛起于闾巷之间，提三尺剑取得天下；后者讲刘、项争夺江山中，流氓无产者打败了贵族后裔。

虽然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在传统戏曲中，夺得天下的帝王未必都是形象高大、英明神武，而失败者也未必是猥琐短视、品格低劣。相反，中国民间编戏文的人，对失败的悲剧人物多是有一种同情，项羽和关羽，战败后或自杀或被人谋杀，但在舞台上是光芒万丈。而被后世尊为“武圣”的关羽，在梨园行更是有着特殊的地位，为他专门设了一个“特型角色”：红生，其荣耀超过所有的帝王。

一些被官方史家所推崇的帝王，在戏曲里，却变得形象不那么高大，甚至有几分不堪。如元代杂剧《高祖还乡》，通过刘邦故里一位老街坊的口述，把汉高祖刘邦早年偷鸡摸狗、占乡邻便宜的泼皮形象活生生地重现，和高祖衣锦还乡那种显赫的排场形成鲜明的对比。看完这出戏，再回味刘邦的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返故乡”，会觉得是一种反讽。笔者少年时在家乡看祁剧或是木偶戏，常有《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之类的曲目。当时就特别不能理解，戏里面的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那样愚蠢、颟顸与懦弱，因为历史老师说唐太宗是“千古一帝”呀。比如他听信谗言，误入盖苏文设的埋伏圈里，被追杀得狼狈不堪，于是吟唱道：“哪个救了我李世民，你做君来我做臣。”这时白袍小将薛仁贵及时赶到救驾。后来看鲁迅的书，这个疑窦才解开。鲁迅在《谈皇帝》里说道：“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因此戏台上，类似《梅龙镇》中调戏民女反被民女奚落的明武宗这样的荒唐皇帝形象，十分常见。

自古戏中多帝王，也自古帝王多爱戏。《史记》中记载楚庄王是个戏迷，他喜欢一个叫“优孟”的文艺工作者，从此“优孟”就成了伶人的代名词。唐玄宗是个超级戏迷，被梨园行尊为祖师爷———这不无攀附嫌疑，就如青楼界尊管仲为祖师一样。可惜“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硬是唱衰了一个“开元盛世”。后唐庄宗李存勖，也是因为爱戏而误国。据说毛泽东晚年还叹息不已，不时诵读《三垂冈》的诗句：“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距今最近的一个帝王戏迷当属清末实际的掌国柄者慈禧太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京城到处都是皮黄丝竹之声，那虽是大清国的末世，却是梨园行的盛世。许多名伶，被老佛爷召进宫唱堂会，立刻身价百倍，如谭鑫培，深得慈禧恩宠，被官员们尊称为“谭贝勒”。这当然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那时伶人再得宠，也顶多赏他一件黄马褂穿穿，不会真的给他文武品衔，所谓“国之名器，不可轻授”。而当时唱戏的为了取悦于老佛爷，以及她身边的大太监李莲英，也不惜用戏曲来“颂圣”，来“媚权”。比如老佛爷很喜欢的京剧《法门寺》，完全是投其所好。这出戏讲的是明朝正德年间，民女宋巧姣被县官赵廉所冤枉，探听到大太监刘瑾陪太后某日去法门寺上香，于是冒死闯銮驾告状。刘公公秉承太后旨意，复查此案，冤案得以昭雪，害人者被处死。

虽说是伶人地位低，在帝王眼里只是玩物而已，但有些伶人尚有让人敬佩的风骨。比如楚国那位优孟，楚庄王一匹钟爱的马死后，下令以大夫之礼葬之，满朝文武谁也不敢反对这个荒唐的决定。而优孟站出来讽谏，他建议楚王以国君之礼葬马，并封爱马为万户侯，让各国使臣参加葬礼。各国诸侯听说后，“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楚王听罢醒悟过来了。戊戌变法后，慈禧百般折磨光绪，包括要光绪陪她看戏，自己坐着，让光绪站在旁边。某次一位叫“刘赶三”的戏子正在演皇帝，看到台下此景大为不平，斗胆念吊场词道：“你看我为假皇帝尚能够有座，他那真皇帝却天天侍立，何曾坐过？”慈禧听后，还真的让太监给光绪搬条凳子。

大清覆灭快100年了，今日“刘赶三”的同行们还有优孟之风么？恐怕更多的人像《法门寺》中那个刘瑾身边的小太监贾桂。刘公公让他坐下说话，贾桂知趣地回答道：“奴才站惯了，不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