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特别是母系社会，我想是没有“烈女”这个概念的。因为男女都生活在艰难的环境中，抗击外来的侵害也不必特别彰显“女性”的角色。只有到社会发展为男性主导，女性成为弱势者，“烈女”才可能吸引眼球。因为以弱对抗强，尤其显得刚烈。

在秦汉时期，古代礼仪对士大夫特别是贵族尚有影响。贵族阶层若硬生生地依仗权势霸占民女，那会让人瞧不起。今人读古乐府的《陌上桑》，如果了解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或许有些不解。汉代邯郸有美女罗敷，嫁给同邑一位小官王仁。罗敷出门采桑时，被赵王看见，赵王垂涎其美色。——可见那时候普通官员的含金量不高，都要让美若天仙的家眷操持农桑。赵王想方设法要将其据为己有，罗敷心知肚明，某一天进王府为赵王弹筝，并一展歌喉，唱出了那首传诵千古的《陌上桑》。她以诗明志，告诉赵王：“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权势赫赫的赵王竟没有霸王硬上弓，没有逼迫罗敷屈从。

亦有一说，认为《陌上桑》和“秋胡行”中的故事有关。秋胡事见刘向之《列女传》：秋胡娶妻五日便出外做官，五年后才回家。路上，见到一个漂亮的女子在采桑。下车对她说：“力田不如运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便要娶她为妻，女子不从。秋胡来到家里，母亲引他见其妻，正是路遇的采桑女。妻子见秋胡如此德行，便含恨投河而死。

可见当时贵族不仅仅是有权有钱，更需要有一种道德的自尊。赵王可以用权势、金钱诱之，但若强暴罗敷，就为舆论所不齿。身为贵族，更不会像个暴发户拿着金条去击打罗敷的脸。

汉以后，中国官府的权力越来越不受节制，易为滥用。官吏的普遍道德在汉以后的时代，不但没有提升，甚至可以说是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像罗敷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靠真情表白能逃脱大官人的魔掌，恐怕很难。因为官德的普遍下降，因为社会的动荡，弱女子容易受伤害，于是社会大力提倡“烈女”。特别是主流士大夫，这些男人不是思量着如何去保护女人，而是树立种种榜样、标杆，鼓励女子为了保护贞节，要敢于自残、自杀。

这种价值观的提倡，在大儒刘向的《列女传》中初见端倪。比如《节义传》中殉楚昭王的越姬。后世修国史，都专门有《列女传》，理学越盛，列女中那些敢自残自杀保贞节的女子越多，行为也越不可思议。宋、明两代，史载的烈女就特多。如《明史》载：有一个名叫柴氏的女子，夏县孙贞之妻。崇祯四年冬，一伙流贼迫近夏县，柴氏与丈夫一起避入山中。那伙土匪搜山时柴氏与丈夫被抓住。一贼兵捏了捏她的手，柴氏立刻用牙将这个男人捏过的肉咬了扔掉，另外一个贼兵又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如法炮制，一口咬掉了胳膊的那块肉，结果，被贼兵用刀活活砍死。

翻看古代有关烈女的故事，我发现一个规律，多数烈女是自杀自残明志，很少是想方设法将施暴者杀掉的。一方面原因可能是女子杀施暴的男子，难度太大，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修史者并不太提倡为自卫而杀人，反而提倡为自卫而自杀。如果女子拿起刀枪自卫，道学先生也受不了。只有替父或夫复仇而杀仇家者，才有资格载入《列女传》。大约孝道和妇道的价值在古代伦理中，高于女子本人的生命。

《新唐书·段居贞妻传》记载：豫章女谢小娥，丈夫段居贞与父同经商江湖，为强盗申兰、申春所杀。小娥乔装男子，在申家帮佣二年。伺机手刃申兰，并又报告官府抓住申春，搜得赃物甚巨，抓获同党数十人，同申春一并处死。刺史张锡盛赞小娥忠烈，免其杀人之罪。小娥回到家乡，许多人争相礼聘，一概回绝，断发为尼。

民国时期也有这样一个故事。施从滨是老资格的职业军人，1925年在战争中被孙传芳抓获。根据当时通行的法则，这样高级别的战俘不会被杀，一般会礼送回乡。但孙传芳将其斩首并示众，这当然是公然背德违法的残暴行为。其女施剑翘处心积虑要为父复仇。1935年，此时孙传芳早已下野，寓居在天津，以吃斋念佛来赎罪。施剑翘混进孙传芳念佛的佛堂，拔枪将其杀死，并留下传单，自述为父复仇。孙传芳虽然下野，但毕竟是当年权倾东南的大人物，此案自然为世瞩目。审理过程中，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通过电报、邮件等纷纷对施剑翘表示声援。——当时的妇女团体是真正为妇女维权的自治团体，不必看官家眼色。法庭鉴于施剑翘的为父报仇情节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10年。这已是谋杀罪中最低的刑罚，但施剑翘并不服判，上诉到天津市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接受上诉，改判其有期徒刑7年。施剑翘仍然不服，再上诉到南京全国最高法院。在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下令将施剑翘特赦。

施剑翘乃为父复仇，在民国时期，血亲复仇已不为国法所容，她尚且能得到特赦。如果其本人为免于被强暴而自卫，杀了施暴者，恐怕连“特赦”都不需要，而是正当防卫，当庭释放。

无论是古代的烈女，还是民国的施剑翘，从她们的故事中都能读出辛酸。一个真正尊重人权，特别是女性权利得到保障的社会，这类烈女故事会很少，烈女们也不需大肆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