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本书?
让我首先想到写这本书的是欧洲黄雀，而非美国螳螂。美国螳螂捕捉世界权力在前，欧洲黄雀紧盯世界权力在后。我担心的是在美国霸主退休之后，前来接班的还会是欧洲，亚洲尚未真正崛起却要再一次衰落。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大国。不同的是，美国通过费城立宪完成了对国体的联邦化改造，从殖民地迈向世界权力顶峰；而中国则一直在集权与动乱之间挣扎，从世界帝国的御座滑向列强的厨房，成为任人宰割的肥肉。
邓小平的分权化改革救了中国。但其改革还没有在国家体制上完成建构，对内没有最终解决治乱循环问题，对外没有为自己安装好与亚洲其它国家联合的插头：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很难成为地区政治一体化的样板。假如中国缺席，亚洲的联合即便是可能的，也是做做样子的。如此，则世界权力中心将从北美重新回到联合起来的欧洲，分裂的亚洲将继续漂浮在世界边缘。
这是我在有生之年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写了这本书，并非想让别人睡不好觉，只是想让自己能够安眠。
二, 这本书是什么东西，又是干什么的？
它是一个飞去来器，从国内飞向国际，然后再飞回国内。看上去，它讨论的是国际政治，但意在中国内政，目的在于推动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国体改革，即从集权体制走向分权体制。国际反霸是推动欧洲联邦化的外部动力，也应该是推动中国内部分权化的动力，因为第一，如果不进行分权化改造，中国就不能象美国那样，把小国的自由与大国的力量结合起来，不能释放出中国的巨大活力；第二，如果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亚洲像欧洲那样联合起来的前景就很暗淡，因为与一个中央集权大国联合的中小国家政府，总会担心自己有可能成为地方政权。
那这本书又是干什么的呢？是干泥瓦匠的，它试图将中国民族主义的砖块与自由主义的砖块砌在一起，共同构筑中国新意识形态的基础。在世界历史上，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两次最成功的联姻，第一次是在16世纪的英国，二者联姻的产儿是英国国教会，亨利八世造罗马教会的反，不仅唤醒了英国的民族主义，也推动了英国宗教自由主义；第二次是在18世纪末美国的独立战争时期，《独立宣言》是民族主义与个人自由精神的完美结晶。这两次联姻分别把两个国家推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
而中国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走不到一个屋檐下。胡适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但警惕民族主义；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但不喜欢自由主义。排斥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造成巨大危害，比如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也包括中国。这本书的反霸权倾向是民族主义的，而联邦主义倾向则是自由主义的。
三,什么是这本书奉行的基本理念？
自由主义是它奉行的基本理念。
在汉语世界，也有些信奉自由主义的人，他们把本国政府当作火锅边的羊肉，随时开涮；但却把美国看成是自己养的老虎，不让别人摸它的屁股。似乎自由主义“十字军”不能申请出国签证，只能驻扎国内，专门对付国内专制；不能派兵海外，前去征讨国际霸权。
其实，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不信任任何权力，不论是国内权力还是国际权力。英国政治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 1834-1902）像不信任鲜肉的自我保鲜能力一样不信任权力，认为如果不对它采取措施，腐败是肯定的。在他看来，“自由建构于权力之间势均力敌的相互斗争和对峙的基础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使自由得以安然无恙。”1
这就是说，无论权力这块肉被放在国内，还是被放在国际，都要对它进行“制冷”处理。对权力的制冷方法是让权力相互制衡。不受制衡的国内权力是专权，不受制衡的国际权力是霸权。
因此，假如国内专制条件下的“仁政”、“善政”或“良治”必须受到怀疑，所谓“仁慈帝国”的新霸权也不能得到信任。对自由主义者来说，问题的关键是看权力是否绝对，不是看权力是否仁慈，绝对的权力今天可以仁慈，明天可能残暴。
有趣的是中国还有一种人，主张“以善致善”，虽然他们对西方霸权极为厌恶，但对中国传统权力结构却充满好感，以为只要把人本性中的“善”释放出来，就有善政，就能“为万世开太平”。似乎权力这块肉在国内能自动保鲜，保鲜膜大概就是人性中的善；到了国际上就会发臭，腐败的温床据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是在把假设当作前提，臆测当作论据，连逻辑实证主义证实原则的检验都通不过，更不用说通过波普尔证伪原则的检验了
四,这本书有哪些理论贡献？
有三个方面的主要贡献
第一，提出了第四种战争状态假设。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是第一种战争状态，或者叫“霍布斯（Hobbes）战争状态”；个人与绝对权力之间的战争状态是第二种战争状态，也可以被称为“洛克（Locke）战争状态”；一切国家与一切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或者叫国际无政府状态，是第三种战争状态，这种状态被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家汉斯.J.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和肯尼思.N.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所强调，因此又可以被称为“摩根索——沃尔兹（Morgenthau——Waltz）战争状态”；第四种战争状态是其它国家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状态。
运用第四种战争状态假设，不仅可以对伊拉克战争后全球分裂状况作出比其他国际政治理论更合理的解释，而且可以对世界政治的长期发展趋势做出更鼓舞人心的推测：世界不再是实现主义者眼中的190多个永远相互碰撞的台球2，而是一些正在聚合的花园，具有国家特征的国际行为体的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少。
第二，论证了国家权力平均化趋势。国家权力分析是美国国际政治学界中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核心。汉斯.J.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和自称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都认为国家追求自己权力的最大化，并且以霸权作为终极目标3。如果这个假设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将发现，在国家主权绝对化条件下，将导致一个或多个霸权国产生；在国家主权相对化条件下，将推动国家权力的平均化趋势，其结果必然是霸权的终结和洲级国家时代的来临。
第三，发现了人权高于霸权的原则。国家的权力欲望并不是推动国家行为的最终动因，最终动因是人权的发展。国内人权发展推动国内经济繁荣与政治民主，国际人权发展推动国际霸权的衰落。人权高于主权表达的是这样一条绝对规则：任何主权国家都无权剥夺一个公民或一个少数族裔的基本人权，在这种情况发生时，对这个国家的国际干预符合正义原则。人权高于霸权原则的含义是，发生人权灾难的当事国在人权问题得以解决后，要求领导国际干预的霸权国势力撤离本国，同样符合正义原则。如果霸权国拒绝这样做，原来当事国的国内人权灾难，便会变成国际人权问题：霸权国公民对被占领国公民处于政治优先和经济优裕的统治地位。
五,这本书有没有战略实用价值？
有。
本书推荐给霸权国的战略是轴心化战略，或者简称为“横策”。横策的核心是阻止或延缓国家权力平均化过程。当代霸权国的超额权力来自两个方面：效率和规模。只要自己的经济效率永远不被别国仿效，只要别国的规模永远小于自己，霸权国就能永远垄断国际超额权力。
效率垄断在当代世界已成为不可能。因此防止效率与自己相当的若干国家联合成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治体，并成为现任霸权国轴心化战略的重中之重。这个战略有两手，一手是所谓“离岸平衡”，鼓励所有国家与自己联盟，纵容所有别的国家相互纠缠、敌视、对抗，最好是不断冲突；另一手是民族自决，其精髓是让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成为一个国家，其他国家规模越小，自己的超额权力就越稳固。让与自己规模相当的大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走向自决，是这手战略的要害。这被本书称为消极轴心化战略。
本书推荐给反霸权国的战略是反轴心化战略，或者简称为“纵策”。纵策也有两手，一手是外部一体化，这可以被称为规模战略，从经济规模的扩大到政治规模的扩大，高效率的中小国家采用这个战略的效益要高于其他国家；另一手是内部联邦化，这是专门为大规模多民族国家准备的，其目的是从制度上根绝因民族自决而导致国体崩溃和国家规模缩小的隐患。
中国未来的国家战略的成败，在于是否能在被轴心化与反轴心化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在国内推进分权化战略，在国际上做好四大战略加法。
六,何以有了这样一个书名？
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和它的名字几乎是同时受孕的，当时的名字是《霸权的黄昏》。我的朋友倪为国先生是个见识不凡的出版家，他觉得这个书名如果走上当前的国内图书市场，会有点像一个小老头儿穿着中山装上台说唱rap，颇为不合时宜。当下的“时宜”是什么呢，他没有说，我猜想应该是挑逗。
笑当然是一种挑逗。让书名笑起来，但又笑不露齿，笑而不媚，对我这样一个自认为是“良家妇女”的人来说就成了难题。一连笑了几次，都不合格，不是露出门牙，就是歪了鼻子，或者听上去像枭鸣。终于在一个不眠之夜，我长笑一声，想到了“最后的帝国”这个词组，觉得得意：“帝国”比“霸权”能给人更大的想象空间。
两天后的晚上，我去北京“清风琴舍茶馆”听古琴评论家吴老先生讲“古琴之美”，他说到含蓄与蕴藉，说到左手的“挑”、“拨”，与右手的“吟”、“猱”；说到左手的实，和右手的虚；说到平淡中的奇崛，与浅显里的深邃，还有细小中的浩淼……突然，“果壳里的宇宙”这个词从我缓缓流动的潜意识里蹦了出来。我觉得这个意象颇能得古琴之神韵：小中见大，实中窥虚……
这是英国伟大科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一本科普名著的书名。回家一查，典出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当时哈姆雷特正在装疯卖傻，说一场噩梦伤害了他的雄心，他的雄心是即便被囚禁在胡桃核里，也能觉得自己是无限空间之王。霍金把胡桃核里的哈姆雷特换成宇宙，有两重含义：一是隐喻整个宇宙由一个果壳状的瞬子演化而来；二是隐喻整个人类突破肉体束缚探索无限空间的欲望。
我倒觉得，如果把果壳里的哈姆雷特换成美国总统布什则更为恰当。布什只有一点与哈姆雷特不同，一场噩梦（9?11）非但没有伤害，反而激起了他的雄心，做无限空间之王的雄心。有趣的是，就在美国大演特演英国名剧《哈姆雷特》的时候，欧洲和世界别的地方却正在上演德国名剧《胡桃夹子》。胡桃夹子可是少女玛丽梦中的另一个王子，他会夹破哈姆雷特王子和布什总统合住的那颗胡桃核，并且击退帝国的老鼠兵吗？
于是，我选中了《果壳里的帝国》这个书名。当我在电话听筒里得到倪为国的认可时，我仿佛听到了大赦令。
2005年3月21日于北京两可斋
1阿克顿（Lord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 (1834–1902)）：《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 译，冯克利 校，第312页，《公共译丛》系列，商务印书馆，2001年。
2 在美国实现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看来，“大国犹如台球，只是型号不同而已。”参见其新著：《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中文版，第17页，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4月第1版，上海。
3 同上，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