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9日，朱老厚泽先生离开了我们。转眼四年过去了， 朱老生前对这片土地，这个民族的忧思，尤其在其临终前的天问：“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成为中国当下社会无法回避，不可绕越的问题。当此国运时艰之际，我不禁深切缅怀朱老。

一、得闻其声

知道并记住朱厚泽这个名字始于1986年我上大二的时候，当年朱老在担任中宣部部长任上提出著名的“三宽”思想，即“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

“三宽”思想一出，给沉闷而封闭的中国大地刮来了一阵清风，激活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学术，点燃了中国知识界对未来的热情与希望，后被人称为中国思想界的“小阳春”。记得当时的大学从教师到学生可真正地对此欢呼了一番。不过好景不长，欢呼还未落音，封杀即刻到来。很快朱厚泽先生被调离中宣部。也由此中国知识界与朱厚泽先生结下了割舍不断的情缘，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后来，朱厚泽先生遭到了清算，并从此离开了中共官场，置身于民间。朱厚泽先生对民族责任担当与对理想矢志不渝的义举，以及因此所承受的苦难，安慰、激励了那个时代的人们，也从此，朱厚泽的名字就生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中。我作为那个时代受过“三宽”思想洗礼的人，对朱厚泽这个名字自然也记得非常深刻。

二、得见其人

我有幸得以拜识朱老是1996年的秋天，当时朱老到广西南宁参加一个会议。我正好混迹于南宁一家企业谋生。我与另外几位朋友了解到朱老到南宁后，就于会议期间一个晚上前往拜访，并提议第二天陪朱老到南宁郊区考察南方多水地区新发展起来的水箱养殖业。记得朱老对这些新兴产业非常关注，愿意前去深入实地调查了解一下，而当时会议安排第二天是一些务虚性的交流，朱老认为可以不必参加，但他担心会务组不让外出，于是就特别叮嘱我们第二天早点前去接他。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将朱老从居住的饭店接出，前往南宁郊区大王滩水库考察水箱养殖。由于我们也只是听说那一带发展起了水箱养殖业，解决了一些库区移民生产致富的问题，但我们自己早前并没有实地考察过，所以我们对前去的路都不熟。于是我们在路上边走边问，尽管如此还是走错了很长的一段路。记得当时我们坐的一辆本田越野车，一路上多是崎岖的山道，并且路基还坑凹不平，跑了一些冤枉路，耽误了朱老宝贵时间，还让他多受了颠簸之苦，我们以为这下要受到朱老的批评了，但结果朱老却一路上非常宽厚地安慰我们，叫我们不用急，慢慢来，细心问清每个岔路口，并说一路上看看也可以了解人民一些生产、生活情况。

当日快到中午时，我们才赶到那个水库的坝首上，但发现水箱养殖还在水库的里面很远，由于事前没有预订船只，也就无法深入库区腹地，但我们能远远看到水库里面分布于两边山湾中的水箱养殖基地。我们于是向水库管理工作人员问起水箱养殖的有关情况，那工作人员见有人对养殖感兴趣，就将在坝上卖鱼的一个养殖户叫来，朱老详细地询问了他有关养殖的情况。我印象中朱老问得特别细，有些问题那个养殖户回答不上来。记得当时我在边上听着，心里都在想：对这种产业有所了解就行了，像朱老思考天下大事的，这么细的问题也值得关注？

后来随着与朱老接触时间长，我发现朱老对很多事关注得特别细，正因为如此，使他胸罗万有，事事立论有据。记得有一次我去朱老家中拜访时，他居然跟我详细谈起了一种大豆种植改良增产的事，对大豆改良后结管多，产量提高情况描述得很详细，最后还特别带着欣喜地说，那大豆改良后每亩可以提高差不多一倍的收成。朱老大概看我听到这些有点心不在焉，就特别说：“大豆产量本来不高，要提高是很有难度的。这种改良若能推广，对农业生产意义很大啊！”当时弄得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有点不好意思。

记得当日一路上朱老还向我们问了许多当地经济发展及民情、民愿方面的情况。我因此还将当年流行的反映社会民众对国家公职人员揭露批判的“新长征”民谣背给他听，即“公仆不怕喝酒难，千杯万盏只等闲。生猛火锅腾细浪，乌龟王八走泥丸。金币水拍衙门暖，大肚朝天面色寒。更使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朱老听后爽朗一笑，说了句：“不知哪个小青年有这份才情，编出这等新诗？”

由于担心会务组到时找朱老，我们下午就匆匆返回。但在路上聊起了中国最大、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北部湾的涠洲岛，当时我们邀请朱老什么时候方便前往考察一下，朱老表示方便时愿意前往看看。

三、 涠洲夜话

由于有96年对涠洲考察之约，我就每隔几个月给朱老打一个电话，问问他是否有时间，如此纠缠他两年，直到1998年12月，朱老大概不胜我之烦扰，终于同意当月中旬安排时间前往涠洲岛看看。

记得登上涠洲岛当天，虽然是冬季了，但岛上却暖风宜人，跟大陆中秋前后气候差不多。当天晚上明月高照，海风息息。我们吃了饭回到宾馆时，朱老让我单独陪他前往涠洲岛上走走看看。我于是陪朱老赶到涠洲镇上。在老镇一条古老、繁华，也应该是该岛当时唯一的一条街上，朱老一边散步一边观察着街上各种正在张罗生意的摊点，有时朱老还上前跟摆摊或开店的老板聊聊，问他们生意情况，岛上生活情况，治安情况，游客前来情况，岛上风土人情，真是无所不问。一条上千米的老街走下来，涠洲的整个情况被朱老问得差不多了。看到朱老所行，使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明察暗访，什么叫体察民情，什么叫深入民间。

当晚近10点钟，我陪朱老沿着海边散步返回住地时，谈起中国社会一些事，朱老当时问我：“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个理论问题吗？”我当时的反应当然“不是”，但我却迟迟没有回答。过了一阵，朱老说：“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个理论问题！中国今天那些看似较前沿的观点、思想，事实上没有超越100年前那些先贤们的思想、言说”。

中国问题不是个理论问题！但中国问题究竟是个什么问题？朱老当时对此并没有进一步解说。当然朱老所说的这个“不是理论问题”也不是对今天理论界的否定，而是有更深远的意蕴。十年后，一次我前去朱老家中拜访时，重提这个“涠洲之问”，我向朱老陈述了自己对此的理解：其一、中国社会今日面对的问题仍然是一百年前的老问题，所以作为解说问题的理论受客体的限制，无法超越，也没什么可超越；其二、中国今日是需要回到常识上、普世价值上，那些刻意追求高远而自认解救人类的学说对这个民族危害已经很大了，所以不应该刻意在理论上寻求解决中国问题；其三、一百年来的常识不能得到实现，显然实践上出了问题，而实践的关键是致力实践的社会力量凝聚问题。

对于我的一番理解，朱老当时只是静静地听着，未作任何评说。这个问题也许正如问题本身，它需要的不是言说，而是力行。

记得当晚在涠洲岛上，朱老还跟我谈起中宣部当年整肃“南方周末”与抓押结社人士的事。朱老不无气愤地说：“都什么时代了，还做这种蠢事。不考虑如何向人民交代，如何向历史交代！几篇批评性文章都受不了。就那么脆弱？不是到处说多强大，多正确吗？对于结社，你不让就直接说吧！何必接受他们申请，并让他们将有关人员都报上来，最后又将人抓起来。这做的是什么事吗？”

当晚谈到较晚，一批同去的人发现我们外出，匆忙在岛上寻找，最后将我们接回了住地。

四、 桂林兴叹

从涠洲岛考察后，我们顺道陪朱老到桂林。在桂林几日，我们重点前往兴安考察了两个新农村。那两个在当地作为示范的新农村，一个是水库移民搬迁新建的，是移民局将补贴给村民的钱全部盖了统一样式的两层小楼，给每户一栋。这在原本贫困落后的山村实在是耀眼的景观。但我们前去看时，碰到好几批村民在那里诉说政府让他们贷款来盖房，最后村民无力还贷，房子修好却无钱生活、生产的情况。那些村民说的是当地话，可能陪我们去的当地干部以为我们听不懂，其实朱老对桂林话很熟，而我本人就是桂林人。只见朱老默默地在村中走了一段，什么话都没有说，就匆匆返回了。另一个村是桂林通往中原的交通要塞，那里古时就是一个商贾云集之地，改革开放以来，当地人外出从商如流，经济发展的确不错，所以村民有经济实力盖房，但这里因为地理优势与历史传统而发展起来，对别的农村示范性并不大，也没有可复制的地方。当日参观完新农村，朱老没有作任何评论。

后来我们又前往漓江观光，结果坐的游船在江中因水少而无法行进，只好坐船的下来拉船。返回桂林的路上，朱老跟一同前去的原广西区纪委书记韦成栋先生说：“这种发展已经成为生态环境不堪承受之重了！一些地区开发性破坏与破坏性开发，使全国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在桂林几日中，对经济发展、科学规划与生态环境等问题，朱老以一种反省自责的态度提醒随行人员要尊重科学、尊重自然、勇于改错，其中谈论生态与城建问题上，特别显示出朱老那种政治家的胸怀坦荡与政治担当。朱老在谈到旅游生态保护时，忆及1958年中国大炼钢铁，砍伐森林，曾说：“我们那个年代干了蠢事！现在可不能再重复了！”在谈到城市科学规划与管理，朱老曾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对城市建设需要学习很多东西。我们要勇于承认不足与错误，这样才能改正、提高。我一次到贵州参加个会议，会上大家谈论贵阳城市规划上的一些问题。我跟他们说，有问题是我们这些前任领导的问题，我们当时经验不足，没有规划好，不要怪到后来的领导身上了，大家还是多想想办法，努力将一些不足处改进过来吧。”后来我发现其实朱老担任贵州省领导时间很短，他对贵州城市规划建设能有多大责任？但他却把责任一手揽了下来。可见其爱护年青干部与勇于担当的精神！

记得离开桂林前一天晚上，我陪朱老在宾馆中散步时，朱老对桂林之行感慨说：“美景很多”。当时我本能地反应这是个对句，但我没有接下去对。过了一会朱老又说：“问题不少”。我能体会到朱老在桂林之行中对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生态环境等等问题的忧虑。

五、忆峥嵘岁月

我有幸与朱老相识十几年，多次当面聆听朱老教诲，但很少听他谈自己的事。只是有一次在我反复向他请教八十年代体制内改革情形时，他颇带感情地回忆了一件往事。

朱老说在八六年他有关“三宽”的讲话传出后，他面临体制内顽固派的很大压力。有一天接到习仲勋老的电话，叫朱老到他家中去一趟。当晚朱老赶到习老家中。发现习老叫他到家中吃广东的同志捎来的荔枝。习老在那种艰难时刻对朱老所表示出的支持，使朱老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仍难掩那份感动。这也成了朱老回应我追问体制内改革派的故事。

六、 北京求解

2001年后我回到了北京，这样每年总有一两次拜访朱老的机会，每次就能当面请教朱老一些问题。

2005年春，我带着一个苦苦思考且向不少朋友求教过的问题前去拜访朱老，记得当时我问朱老：“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由于权力的作用，几个人或一个集团掌握了现代核武，从力量对比上，天下的人民都无法与之抗衡，这样如果几个人或集团决意只按他们的意志办，而将天下置于肆意宰割的案板上，那这个问题有解没有？”朱老对此似乎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人或集团可以做到长久绑架天下百姓。因为天下危机积累到一定时候，社会会表现出各种超乎想像的乱象，到时核武是用不上的。当一个社会全局性灾难来临时，武器不会有意义！”说实在的，当时我听了朱老此论还将信将疑，不过两年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我不能不相信朱老对历史发展之洞明。

2007年朱老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讲话，其中提出“中国路径选择的逻辑展开”—— 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或者叫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和持续发展一般；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当时我对讲话中“一般”这个词的表达有些不解，于是在一次拜访朱老时就专门提出这个问题。记得朱老说：“这个‘一般’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表达，只是今天大家对这个词不这样用了。其实这个‘一般’在当时语境中有很丰富而深刻的含意。”后来我又问：“这个‘一般’好象具有模式、原则、规律等等意思？”朱老说：“‘一般’含有这些意思，但不只有这些，它还有更广的内含。”

对于中国路径的忧思可能是朱老一生放不下的心病，无论他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上下求索的莫不是国是，心之所系处无不是民瘼，直至朱老在病榻之上，仍发天问：“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

朱老走了！带着对这个民族的深切忧思走了！在缅怀朱老时，我脑中反复闪现朱老生前曾多次跟我说的一句话：“中国民主终究是要实现的！但我们是看不到了，而你们应该是能看到的。”记得我每次听到朱老这句话时，总是无言以对，心中凄惶。现在朱老真的走了，真的没有看到中国民主到来那一天。

但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能够走上宪政民主的康庄大道，以告慰朱老在天之灵！

2010年6月初稿

2014年5月8日、7月1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