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要掩盖自己的过失。坦荡真诚地改正错误，终会有光明的前程”——朱厚泽
北京市万寿路甲15号高干楼，葱郁的树木蛰伏过一个月前的春雪后比往年显得更娇嫩得让人爱怜，虽然夏天就要来了，却再等不来热爱它的主人。
2010年5月9日0：16分，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0岁。一位在朱厚泽身边工作的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去年1月至7月，朱老做了三次手术，当时被医院诊断为口腔鳞癌。今年2月份再次住院，主要是鼻腔癌病症，去世的时候，安详且平静。
从1986年12月被免职中央宣传部长算起，朱厚泽度过了23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先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但其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质意义。位于万寿路甲15号的高干楼，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
“推天地于一物，横四海于寸心，超尘埃以贞观，何落落此胸襟”。他的老部下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原干部郑仲兵这样评价先生一生。
“三宽部长”的来由
生于1931年1月的朱厚泽系贵州织金人，自幼受革命家庭熏陶。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建国后，任贵州省青年工作干训班学员，后长期在贵州省工作，并任贵州省委书记。1985年7月从贵州省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1986年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在发言中说：“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人民日报》1986年8月11日第7版）。“这就是著名的”三宽政策“，朱厚泽本人也赢得了”三宽部长“的美誉。
“在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部长时期，是过去三十多年间，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难得一见的‘小阳春’”凤凰卫视杨锦麟表示。
“朱先生讲”三宽“绝不口是心非，他自己身体力行。不肯做双面人，是朱先生人生悲剧的根源。快意恩仇，无所畏惧，是他的基本性状。1986年5月朱先生到上海和武汉考察工作，他在上海参加”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会“，与会者的畅所欲言，才思敏捷，会议气氛的融洽和谐，让朱厚泽十分欣慰。到了武汉，人们还在大谈商品经济的消极后果，谈纯洁性，谈反自由化，谈反精神污染。朱厚泽应邀在”武汉精神文明讨论会“上讲话，他的开场白是：“上海人已经在喝今年的新茶了，清香扑鼻；而武汉人还在喝陈年老茶，似乎还有点霉味……”曾在中宣部任职的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吴稼祥说。
“没有宽松、宽容、宽厚，哪来和谐？历史证明朱厚泽是思想解放的勇敢的伟大先行者。”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告诉记者。
厚泽“三平”夕阳红
万寿路甲15号的树木在夏天郁郁葱葱，朱厚泽的家掩映其中显得幽静从容。不大的天地里蓄满了朱厚泽待人接物的“三平”风致：平等、平和、平实。“几乎没见他训斥过什么人，就是对方错了，他也是耐心地倾听辩诉，你给他提建议时他也是沉静地笑着的。”他的女儿朱玫说。
那种沉静的笑容感染过很多人，眉毛微微弯曲，嘴角流露喜悦，眼睛溢满慈爱和温情，“他能像镜子一样照彻你的内心，他的关心和爱抚不需要你做出任何反应，他内心深处的光泽可以镀亮周围。”《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杨先生这样表述对朱厚泽的认识。
在很多人看来，朱厚泽为人坦荡，谦恭、温良、绝少有官架子，无论长者还是晚生后辈，先生均以磊落的襟怀视之。朱老去世后，长者如李昭、李锐，少者如韩寒等也送来了花圈。
“先生向许多他的朋友，曾经和正在身居高位的领导者推荐《领导者》杂志和我们的共识网，有些读者给我打来电话或者发来邮件，特意提到是先生推荐他们阅读的。”《领导者》杂志发行人周志兴先生在追忆先生时写下这段话。
“相互认识之后，我每一次给朱厚泽先生发邮件或者发手机短信，他都会第一时间给予回复。他这种不打官腔、平易近人的精神贵族式的文明态度，我在其他政治人物身上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即使在那一群自称两头真的政治老人里面，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陋习，依然在十分顽强地维持着。”人文学者张耀杰这样评价这位开明的“三平老人”。
朱玫记得，父亲身体好的时候除了看书就是外出运动，甚至会修理一些家用电器。“贵州省委大院里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父亲自己动手做出来的”。“他不会麻烦别人，外出拍摄照片总是自己选景，自己摆弄机器，一次为了拍摄雪山下的牦牛，他硬生生地熬了几个小时到天亮。”“他有自己的风格，有时候为了抓拍一个镜头，他不顾‘身份’地蹲下、俯卧，这就是父亲率真坦荡的一面。”
几年前，上了年纪的朱厚泽曾对子女说，为了在市内出行方便，想买一辆小排量的QQ，可孩子们都觉得不合适，“一个高官买这车很丢面子，”朱厚泽不以为然，“不就是代步工具吗，我就在万寿路拉着你妈买买菜。”
谈到住院时候时候的先生，护理小高依然满怀深情，“老人家真好，从来不愿意麻烦他人，对我们护理人员很尊重，每次工作时，老人都会问”吃饭了没有“”累不累“这样问候的话。”“和一些官不大架子不小的人相比，朱老明大理、尊重人、笃厚宽爱的品质非常值得珍惜和敬重，虔诚祝愿他老人家在天堂一切都好。
“他要求子女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工作”90高龄的经济学家冯兰瑞老人在东总布胡同的寓所里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孩子）很朴素，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与同事关系很好。”
他一直到去世时都头脑清醒，关心时事，经常陷入沉思中；对于自己遭遇，他从不抱怨，从不牢骚。
“朱厚泽是个高水平的好人”
尽管远离政治二十多年了，但朱厚泽遽然谢世，依然引起人们的唏嘘。唏嘘的原因并非是这名80岁的老人曾为中共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而是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很好的口碑。：“朱厚泽是个高水平的好人。”这句话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
“好人”的含义有多种，但从政治意义上讲，最为人们所公认的一点，就是作风民主。“文革”结束以后，党内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意识形态领域里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讲，与当时的中央政治生活宽容态度亦即民主作风也不可忽视。
1986年9月间，中宣部在哈尔滨召开全国省报总编辑会议，会上传达了朱厚泽部长对新闻改革的三点意见。总的原则是：新闻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根本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的自我完善，不是根本性改革。同时也主张不要管得太多太死，适当放点权，大原则要管，不能自行其是。管的结果，也不要搞成千篇一律。他讲到：“总之，要把报纸、新闻工作搞活，使之富有弹性，不要搞得很死。把各条战线搞得全面紧张，那不是我们的治国之道。要让各方面、各阶层的人们各得其所，这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原《贵州日报》总编辑刘学洙回忆说，各省总编从哈尔滨回京后，朱还在中宣部与我们谈一次话，中心内容是要求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后，舆论环境要保持稳定，不要引起激荡。“这些意见很有见地，体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也都是要求维护大局、推进改革的。” “这些鲜明的观点来自于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xVAm7_v
75岁时，朱厚泽建立了自己的博客。在他的个人博客刊登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需要宽容的文化精神”。这篇文章他主张要树立宽容的文化精神，要建构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要形成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
200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朱厚泽曾撰文《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他提出，”我们回顾一下这二十多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在谈到”民主法治国家“，他说：“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不是没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较各种制度，它比较有弹性，抗冲击，易于进行更新、发展和完善。”对于“公民社会”，他的意见是：“社会的治理也要从专政、统治、管治、强制、限制的思路转变过来，实行企业自主、公民自治、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否则是搞不下去的。”最后他说，“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发展就是自由。”这是他对“人文精神”的精辟阐释。
有论者云：朱厚泽是胡耀邦时代的最后一个政治音符。他离开中国政治舞台已有年矣，中国上空回荡的是强劲的和谐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