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9日，朱厚泽在北京去世。
很多人对他很陌生，因为他已经淡出人们视野二十多年了。
很多曾与他从事相同工作的人也不熟悉他，因为他是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部长，只有一年半。
而我之所以对他记忆颇深，直接原因是两个：其一，1985年我被调到最基层的县级市委宣传部门工作，而他是最高宣传部门的最高首长——中宣部部长；其二，他在中宣部长任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方针，即：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他因“三宽”而大得民心，也因“三宽”而黯然去职。直让人叹息：正直并非政治。
能让我长时间牢记他的是基于个人兴趣而衍生出来的另外两个原因：
一、了解他的以往，想知道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朱厚泽，贵州织金县人，1931年生，出身书香门第，革命家庭。在中学时期就加入了地下党组织，贵州解放后，他先是从事共青团工作，之后转到工业战线，先后出任贵州当时最大的公私合营企业贵烟公司总经理及化工、经委等部门的领导。1964年任贵阳市委宣传部长。1949年到1964年整整15个年头，朱厚泽在贵州政界以年轻、精明能干而久负盛名，但官阶提升并不快。这反映了一个历史背景：那个年代，大批从老区来的以工农为主体的老干部都还年轻，他们各据要津，论资排辈，很难轮上提拔新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干了十五六年基层和部门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成绩卓著，人到中年，却还只是一根苗子。这是“文革”前的中国政治生态与人才环境一个特点。1964年10月，在左的错误路线下，疾风骤雨的“四清”运动席卷贵州高原，朱厚泽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他的罪状主要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作了几次商品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报告。然后就是下放劳动，一下就是八年。期间照样攻读马列，自修英语，学习电子技术书籍，后来自己还装了一部电视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中国政坛组织构成大变动中，朱厚泽以其兼有多重优势，顺理成章纳入党和人民的视线。十多年里，他身处逆境，发奋学习，深知中国底层社会状态，深察旧体制弊端，与百姓有深厚的血肉联系。因此，犹如一颗埋入泥土里的珍珠，一朝出土，在阳光照耀下便放出异彩。1979年，平反后他出任贵阳市委秘书长，不久提拔为市委副书记。此后的两三年，便从市委副书记跨过好几个台阶，成为省委第二把手、第一把手，一跃再跃而入中枢重要部门。当时，还流传着一个戏剧性的内部新闻。据说，1982年省委上报中央，让朱厚泽进省委常委班子，中央接省委报告后，打电话来，直接找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问：朱厚泽做省委书记行不行？池答行！又问：把他的位子往前挪一挪，名列第二行不行？池必卿是一位十分开明的老革命，一听就知道中央准备让朱过渡接班，便立即表示赞同。池还说：还可以把他排在我的前面。事后得知，给池必卿打电话的是宋任穷，他是中央分管组织干部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这种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大胆起用新生力量的做法，也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可能出现。在任省委二把手期间，朱厚泽身体力行，鼓励发展商品经济。他本来最讨厌报纸报道他的个人活动。有一回却报道的很醒目。那是他与贵阳市委书记一同去看望一家养鸡专业户，三个人合拍了一张照片，标题上写《“立此存照”支持你们放开手脚干》（1984年2月11日《贵州日报》一版头条）。1984年夏末，在省委全委扩大会议上，他代表省委做了一个贵州省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口头报告，报告中用了四句话：放权简政、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每句话都展开阐述，而观点集中到如何认识商品经济的不可避免、不可逾越，城乡改革如何适应新形势上。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即席发言，他说厚泽讲得很好，是很动了脑筋的，让我来讲，不一定讲得这么好。池的话不是官场客套，而是作为一位长者的由衷喜悦。
1986年5月朱厚泽上任中宣部长后，到上海和武汉视察工作。他在上海参加“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时，与会者的畅所欲言，会议气氛的融洽和谐，让他十分欣慰。而在当时的武汉，人们还在大谈商品经济的消极后果，谈纯洁性。他到武汉后应邀在“武汉精神文明讨论会”上讲话。他的开场白是：“上海人已经在喝今年的新茶了，清香扑鼻；而武汉人还在喝陈年老茶，似乎还有点霉味……”。
1986年12月2日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破产法》获得通过。作为这部法律的热心研究者和起草工作的参与者之一，曹思源在回忆当年的起草过程时说：《破产法》在诞生过程中，有幸遇上了百年难遇的“三宽”政策，使得新闻媒体能够发挥巨大的能量，形成一种新闻干预立法的新气象。如果说，我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的成功问世，是新闻干预立法的第一个硕果，而人大旁听制度的建立，则是新闻干预立法的第二个硕果。二者都是1986年“三宽”政策至今尚存的硕果。
1987年2月的一天，他在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向中宣部同仁发表离职感言：一年多以前，也是在这儿，也是这些人，也是为我举行了一个会议。不同的是，那次的乔石同志，换成了今天的兆国同志，更不同的是，那次是违背本人意愿，但服从组织决定而来；这次是服从组织决定，也符合本人意愿而去……至于对我这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从个人经历看，朱厚泽出身边陲，没有任何深厚的政治背景。几十年局促于西南一隅，仕途多舛。按正常的干部选拔程序，他毫无跻身于中国高层政圈的先天与后天资源。全凭三中全会初期的清明政治，才为时代大潮卷入政治中心。他的被发现，是时代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才的发现。他的浮沉，则是中国错综复杂政治历程的折射。
如果要了解他更多的过去，有一篇文章很值得一读，那是1996年朱厚泽为怀念他去世的亲姨母而写下的《忆二姨》。
二、关注他的后来，想知道他下来后在思考什么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观察他的行踪，关注他的思考。在他众多的思考中，有一个方面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如何通过社会政治改革让中国的公民社会健康地成长起来，概括地说也就是解除三个禁锢的论述。
他说，建国后，我们的国家把社会“吃掉了”，把社会“吞没了”，国家几乎垄断了一切资源，几乎停止了一切社会流动。现在市场经济导向的体制改革已经使得我国社会群体出现了很大分化，如何培育中国的民间社会，或者说叫公民社会，这是中国改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如果忽视这个问题，社会发育不良，发育不全，公民社会这一块成长不起来，社会组织还是那么被压制着，光靠政府包打天下，恐怕是做不好的。本事再大，也难。二元制的东西，常常不怎么样，两极化的结构，很难表现出长期稳定，一定要有中间环节才行。他始终觉得我们对于这方面想的比较少，思考得比较浅，做的比较差，是不是被那个两极对立结构的思维模式所左右，脱不出那个思维模式来？从实践上看，半个多世纪，我们搞的那种体制和政策，是很不利于“社会”的发育和成长的。“社会主义”不能不要“社会”。如果借助“三分法”（生产力、经济一块，精神、文化一块，社会、政治一块）来研究社会，很多问题都容易说得明白。
关于生产力和经济方面。什么是先进生产力？是某种工具、设备？还是加工方式、工艺水平？或是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又或是结构状态、运行机制？都是又都不是。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后进，都不是主观的、先验的，而是表现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过程而展现，又是过程的产物，也只能通过过程来判断。比如说三中全会以来这些年，我国的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如果不用学者的学术语言、不用专论专著，而用老百姓的日常用语，用简单的语言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一句话：解除市场禁锢。市场禁锢一解除，各种经济力量，国家的、部门的，地方的、民间的，国内的、国际的，传统的、现代的……就都得到发育、发展，就成长起来、活跃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各显其能，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竞争，你追我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红红火火的局面。因此，30年的经验，集中一句话，就是解除市场禁锢。
关于思想、文化方面。先进文化是个啥？不是某一个理论，某一种学说，某一本书，也不是某一个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它是指人类社会的长河中，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中，各种思想、理论，各种学说、学派，各种艺术风格、艺术流派，各个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文化对话”、“文明对话”，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批评、相互竞争，吸纳、融合、选择、创新，这样一种生生不息、弃旧图新、蓬蓬勃勃、不断创造的局面和发展过程。在这个局面和过程中，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的取代旧的，而更新的将在不断的扬弃中孕育出来，永无止境。假如我们借鉴三十年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的经验，反思过去几十年思想僵持、文化凋零的教训，真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不也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解除思想文化禁令，实现宪法早已规定了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它不就发展起来了吗？
关于社会、政治方面。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三十年，我国社会流动停滞、结构单一化的状况早已不复存在。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早已呈现在人们面前，分工、分业、分层、分化，已经十分清晰。面对这样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变动，采取什么方针呢？既不能掩盖、回避，也不用紧张、害怕，理智地面对就是了。既然选择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群体的分化，就要承认各个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不同利益追求，允许反映不同利益的经济、社会、政治主张得到正常、合法、公开的表达。允许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民间组织、代表机构，非政府组织，得到正常发育、合法存在、公开活动。而要实际走上这一步，还是一句话：解除社会政治禁锢。把整个社会、国家的治理，从传统的专政、统治转到民主、共治上来。没有这个根本的理念和思路的转变，只能激化社会矛盾，激起广泛的社会冲突。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校园惨案或无目标杀人案件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但愿由此而引起的反思，绝不是如何增加和扩充警力。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能完全避免出现反社会的惨案，但一个不健康的社会将会促使更多的人走上这条道路。
如果要了解他更多的思想，有两篇文章很值得一读，一篇是他于2007年写的《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另一篇是他在2009年所作的《全面改革的宣言书》。他的一些观点，可能需要完善或者有待检验，但他的立场，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去坚守。因为他所关注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而这些问题将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以上为我所了解。录此，是为纪念，亦是为来者驻足。
（本文刊登于2010年8月2日求是理论网和2010年第9期上海《人才开发》杂志，并被求是理论网评为优秀理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