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真巧，5月9日既是王元化也是朱厚泽的忌日。两位都是我最敬仰的良师益友。两年前，厚泽去世时，我因眼疾无法写作，只能口述回忆了和他的交往，由记者整理成文发表。然而言犹未尽，总觉得还有许多话要说。

初识朱厚泽是1985年夏。上海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作为组织者之一，我奉派去北京走访专家学者。那时厚泽刚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奉调进京，出任中宣传部部长。

他从北戴河开完会回到北京，还没正式上班。我住在西长安街5号中宣部招待所，住在隔壁房间的是他从贵州带来的秘书小吴。因为我们都是学历史的，有不少共同语言，晚上就常在一起聊天。

我抓住机会请他安排朱厚泽接见上海年轻的宣传部长潘维明。朱部长答应私人会见一次。因为他还没正式上班，不适宜先见地方的宣传部长。潘维明向他汇报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活动。当时在上海大厦楼顶挂出日本东芝电器的广告，就被指为卖国行为，可见人们的思想是何等保守。

朱厚泽先生听完汇报后明确表示支持。因为担任潘维明和朱厚泽之间的“联络员”，我和他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在他下台后仍保持了二十多年亦师亦友的关系。

次年5月，中央和上海的文化官员、文化界的专家学者三百多人在上海展览中心相聚一堂，举行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会。这是全国第一次大型的文化讨论会。厚泽受中央书记处委托来参加会议。他在大会上保持着一贯低调，未曾公开发言。我把与会的著名学者李泽厚、严家其、孙长江、刘再复、包遵信等一一介绍给他。在私下的会见中，朱厚泽第一次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要“宽容、宽厚、宽松”的想法。从此建立了他与北京知识界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也赢得了“三宽部长”的美名。

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和孙长江、胡德平、严家其等在厚泽的房间里聊天。当时是改革开放最乐观的时候，厚泽却说中国还有发生第二次“文革”的可能，因为极左思潮的社会基础和党内的保守势力仍然非常顽固。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但今天再回头看看，就不能不佩服朱厚泽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思想。

十三大的时候，朱厚泽原本被重新起用，在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中仍然有他的名字，最后却落选。同时，邓力群也落选了。这两位代表两种思想倾向的人物一起落选。

1988年，朱厚泽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我去看望他时，他出了一个题目，要我回上海后组织研究波兰以及东欧的工会和工人运动。他说，执政党在改革开放中如果不重视不保护广大工人的利益，迟早会发生问题，会被工人阶级抛弃。第二年，东欧诸国相继变天，随后苏联解体，可见朱厚泽的远见。

政治风波之后，朱厚泽被撤职，投闲置散二十多年。他却从来没有闲着，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做调查研究，思考农村、私营企业乃至国际战略问题。

1994年后，我在香港媒体任职，常到北京出差。只要厚泽没有去外地，我都会拜访他，有时聊到晚上意犹未尽，就在万寿路找个小饭馆边吃边聊。

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底，我带了一本在香港新出版的书去送给厚泽。书内提及两位改革派领导的分歧。厚泽说，他是亲历那次生活会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最有发言权。但是为了维护改革派的团结，本来大家约定不公开，不知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况且不是依据第一手资料，并不在场。

当时我就建议他写回忆录。他的夫人熊振群大姐也说，厚泽原来打算70岁后写回忆录的，可是还没有动笔。往后每次见面，我都催促厚泽写回忆录，但他一直没有时间。有一段时间想写，找了老部下郑仲兵做助手，可是郑突然生病了，事情就不了了之。

有一次聊天时，厚泽指出，改革有两种：一种是富民的改革，一种是富官的改革。前者是让人民富起来，后者是让官员富起来，当权的人占尽了好处，老百姓未能分享经济成果，结果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不一定带来民主政治，必须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才能逐步实现民主。在宪政的框架下进行政治改革，权力受到监督制约，才能解决贪污腐败等问题。

前年春节前，厚泽托人带来口信，说是病重，想和我见一面。我从香港赶到北京医院，他卧病在床，虽然挣扎着从床上坐起，但几乎已经没法说话。此后我一直和他的女儿朱玫保持联系，询问病情，也到处寻医问药，期盼在能出现奇迹。然而，2010年5月9日，短信里还是传来了“厚泽走了”的噩耗，一时间泪如泉涌。

朱厚泽的秘书孙方明曾写道：“我们看到的，永远是清醒的朱厚泽﹑宽厚的朱厚泽﹑睿智的朱厚泽﹑微笑着充满活力的朱厚泽﹑坚毅的朱厚泽﹑讲话时一语中的的朱厚泽。他的精神感染你，他的学识丰富你，他的思考激奋你。”

这段话实在写得太好太恰如其分了。在我和朱厚泽的二十多年交往中，他留给我的正是这样的印象。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