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分认识“三宽”的价值的时候，必须看到，要真正获得民主、自由、人权，单靠向当权者呼吁、规劝、打招呼，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是已经垮台和尚未垮台的“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它们实行“三紧”的制度根源。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多元文化，是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三宽”的制度保障。只有建成这样的文明国家，“三宽”所呼吁的民主、自由、人权，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三紧”的祸害才能真正得以根除。“三宽”这篇文章应该循着这个方向做下去。如果说它的“上篇”是表达理念、提出方针的话，那么它的“下篇”，应该是起而行，为它的真正实现建立制度保障而奋斗。
厚泽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中，最可宝贵、最有影响、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宽厚”、“宽容”、“宽松”六个大字。无论海内外，人们说到他，都离不开“三宽”这个主题，称他为“三宽部长”。“三宽”是他作为开放型政治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一个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别的都淡忘了，“三宽”不会忘。他的英名，将和“三宽”一起，镌刻在中国转型时期的历史上，为人们所铭记。
一、“三宽”踩了老左们的“痛脚”
“三宽”属于现代政治文化的范畴，它彰显的是民主、自由、人权。它以朴实的语言，和“权为民所授”五个大字相伴，表达了宪政民主的基本精神。它的对立面，就是至今仍横行无忌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表现在方针政策上，就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厚泽先生提出“三宽”，就是冲着它们去的。
他第一次讲这个问题，是1986年3月8日。第二天又讲一次，接着又讲第三次。一次比一次讲得多，一次比一次讲得宽。那时，中共中央正在胡耀邦主持下，起草准备提交这年秋天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精神文明建设决定”，反“自由化”和反反“自由化”，正在中共上层进行着激烈的较量。邓力群之流上窜下跳，极力反对胡耀邦比较开明的指导思想，要把中央的方针往左拉。厚泽先生关于“三宽”的讲话，是反反“自由化”方面击出的一记重拳。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万里对此极表赞赏，书记处开会，他指着邓力群的鼻子说，“你就说不出这些话来！”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人，也对厚泽先生表示支持。
邓力群自然不甘落寞。他去安徽视察工作，在那里大批“三宽”。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三宽”，他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说，“三宽不是中央的意思”。这是他惯用的手法：凡是他不赞成的东西，就说这“不是中央的意思”。他没有问问自己，他有什么资格指手划脚，这是“中央的意思”，那不是中央的意思，中央授于他这样的权力了吗？令人愤慨的是，老左们的僭越行为，从来不受惩罚。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否则左毒何至于流布不止？
斗争相当复杂。这从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他去上海视察，讲了一篇话，讲得很宽很好，科技、经济、教育都讲到了。讲话精神，和厚泽先生讲的都一致。或许是为了回答上海方面的疑问，他特别讲了这么两句话：“厚泽同志出来讲的那些话（关于‘宽松’问题），是跟中央报告了的，讲的是好的。”其实，厚泽先生没有报告过。他这样说，是为了支持厚泽先生。但是，他接着又说：“至于用词嘛，‘宽松’这个词可以斟酌。”他讲话里原来有“宽松”、“和谐”的提法，正式发表时改成“团结”、“和谐”，把“宽松”给“和谐”掉了。这显然是一种让步，一种妥协。个中原因，恐怕是受到了某种压力。过了不久，形势急转直下，中央某常委（极可能是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乔石）打电话给厚泽先生：“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这就不只是让步、妥协的问题，而是鸣金收兵，全线撤退了。随着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反自由化，至少要讲二十年”的蛮横表态，“三宽”这篇文章，重重地划上了句号。厚泽先生不久即被调离中宣部。
“为什么用什么词的问题会闹的这么厉害？”厚泽先生说，“因为‘宽松’这个词，实际上跟那些人要拧紧螺丝钉、要整自由化顶着的，他们觉得这个话是踩了他们的痛脚，不然就这两个字费那么大劲干什么？”一点不错。踩了人家的痛脚，还能不跳呀？
二、“三宽”与“三紧”，冰火两重天
最初，厚泽先生讲的是“宽松”、“和谐”，并没有把三个“宽”连在一起。后来为什么连在一起了呢？他说，“因为我已痛感到这个闹腾的用心。我讲宽松、和谐有人就受不了了，就要开展批判，再加上启立的让步，还要改词换句，似乎原来的词有什么不妥。”“后来我看形势越来越不行，干脆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就把三个宽一起抛出来。”这就是厚泽先生！他外柔内刚，你批你的，我讲我的。在1986年的这个会议上，他先讲了一篇富有哲理的开场白：
“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二十周年，‘文革’结束十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
这个开场白，语多曲折，暗藏玄机，但意思非常清楚：尽管道路曲折，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他信心十足。接着，便直奔主题：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和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大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这就是“三宽”的由来及其含义。厚泽先生态度平和，取的是规劝的态度，用的是商量的口吻，但话锋所向，每一条都和老左们针锋相对。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一比就知道，“三宽”和老左们历来的方针，冰火两重天。这是根本对立的两种理念、两种方针。“三宽”主张对不同思想观点“宽容”，对不同意见者“宽厚”，整个社会氛围要“宽松”。讲话中还就马克思主义提出问题：“在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以后，如何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的成果？”这等于对僵硬的指导思想提出了质疑。特别是最后一段话，大大拓展了“三宽”的意义，不光讲思想文化问题，而且涉及经济、政治、国家民族的大政方针。话虽不多，意义重大，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合乎宪政民主精神的治国方略。
必须承认，邓力群的行为虽然僭越，嗅觉却很灵敏。“三宽”确实不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的意思”，充其量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改革派的“意思”。“中央的意思”是什么呢？“三紧”：“紧盯”、“紧查”、“紧压”。对不同意见者紧盯，不许乱说乱动；对不同思想观点紧查，不许传播扩散；对社会上任何可能的自由民主气息紧压，不许抬头蔓延。他们当然不会愚蠢到公开提出这样的口号，但实际不就是这样干的吗？从毛泽东所谓“‘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到他鼓吹“舆论一律”和“香花、毒草”；再到邓小平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思想上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再到当今所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骨子里不都是“三紧”的意思吗？
人们在对比中领略了“三宽”的意义，感到欢欣鼓舞，以为乌云密布的天空要放晴了，特别是我们这些被紧盯着的人，更感到丝丝暖意。一时间，厚泽先生声名大震，而“三紧”的前台人物邓力群则更加不得人心，他的“左王”的恶名更加昭彰。这实在是一次难得的经历。那时候我们着实轻松了一把。可惜好景不长。到1987年春天，随着胡耀邦下台，“三紧”的阴风又刮将起来，而且刮得比先前更紧、更狂。我们又成了“紧盯”的对象，直到今天。
三、“三宽”的文章要继续做下去
“三宽”是一篇大文章，不幸中途划了句号。从那时至今，时间过去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三紧”依旧，并且变本加厉。人们怀念“三宽”，呼唤“三宽”，是很自然的。这篇文章确实需要继续做下去，而且要往深里做，有所发挥，有所前进。
厚泽先生讲“三宽”的时候，民主、自由、人权，特别是自由和人权，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都在批判之列。他讲“三宽”，就是要打破这个禁区，为人们争取这些做人的权利。众所周知，人，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某个群体的成员，其中包括政党这样的政治组织的成员，都应该有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自由。不管这些思想观点和权威方面、和“组织上”是否一致，甚至直接相左，都不应被禁止，不应被封杀。不同意见者不应被追查，更不应被剥夺言论和行动的自由。这既是人权，也是公民权。整个社会的空气、环境应该是宽松的，不应该搞得阴森恐怖，使人丧失“免于恐惧的自由”。正因为人们从中领悟了这些宝贵的价值，才那样热烈地欢迎“三宽”。
但是，在充分认识“三宽”的价值的时候，必须清醒地看到，真正要获得民主、自由、人权，靠向各级当权者呼吁、规劝、打招呼，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厚泽先生非常清楚。可是，他身为中宣部长，只能在履行公务的过程中，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政见，这无异于在狭缝中呼喊。这种情况，和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几乎完全一样。难能可贵的是，他凭借坚定不移的宪政民主精神和睿智的头脑，还是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敢于这样做而又能够这样做的，能有几人？当然，现在回头去看，无论他讲话的角度，还是抨击的力度，都明显地带有那个特定岁月的印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三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对各级官方打招呼，要改变一点方针，不要箍得那么紧，要让人家自由一点儿。”
厚泽先生是一位不断进取的思想家。被迫赋闲以后，他对社会政治问题和思想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表了许多极有深度的见解。例如，近年来，他提出“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就是一项带纲领性的思想理论成果。三个“反对”、三个“主张”，说到了问题的根子上。这是他思想上、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正如他自己所说，“反垄断完全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
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这三个垄断是已经垮台和尚未垮台的所谓“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它们一无例外地实行“三紧”的制度根源。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多元文化，是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三宽”的制度保障。只有建立起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多元文化的社会政治制度，“三宽”所呼吁的民主、自由、人权，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三紧”的祸害才能真正得以根除。而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只能靠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人们，不懈地进行斗争。“三宽”这篇文章应该循着这个方向做下去。如果说它的“上篇”是表达理念、提出方针的话，那么它的“下篇”，应该是起而行动，为它的真正实现建立制度保障而奋斗。就目前情况而言，护宪、维权、启蒙，应该成为实践上一个重要的目标指向，成为“三宽”下篇的简单明了的导言。
如果能在这个方向上把“三宽”的文章做下去，并且做出成绩来，厚泽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成稿于2010年5月14日，21日发表于同仁交流活页《往事》，并载《五柳村》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