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饥饿煎蛋
儿时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饥饿与寒冷。在高中时有一天学校组织看一部反映卡尔·马克思在伦敦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而艰苦奋斗的片子。当时整部片子的情节现已基本退出了记忆，惟独一个情节至今记忆犹新，仍历历在目：剧中表演一天晚上，一些工人领袖到马克思住所，为人类解放谋划至深夜，在大家饥肠辘辘时，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非常惭愧地从厨房拿出了煎鸡蛋给工人们吃。剧中以此情节作为马克思艰苦生活的佐证，以烘托他伟大的无产阶级情怀。当时看片的我正因饥饿而致满头冷汗，双腿乏力。当看到燕妮捧出煎鸡蛋时我竟一点也体会不到艰苦，相反羡慕以致垂涎欲滴。心想马克思艰苦到吃鸡蛋来谋求无产阶级逃脱剥削的伟大解放，而我们这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却只能忍着饥饿看他艰苦得吃鸡蛋，这是什么样的革命与解放啊？
多少年过去了，我仍偶尔在追思来路的艰辛时总免不了想起这一反衬鲜明的情节，从中回味出许多不可言说的滋味。
（二）吃饭与劳动
农村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场景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了。那种吹哨（或敲锣）出工，排队下地，统一休息，列队休工回家的日子可能永远成为了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的史料。然而有些零碎的记忆，甚至就是在当时也是微不足道，或者习以为常的事，多年后居然仍常浮现脑海，历历在目。
生产队劳动都是听命于生产队长的安排。孩提时代的我以帮家中扯猪食为主业，于是也经常到父母劳动场所附近去。在大山中生活的孩子，毕竟离父母近一点能让父母放心一点，自己也感到更安全一点。这样一来就让我有几次看到了生产队长在社员们劳动的时候离开劳动集体，独自抄附近的小路回家的事。这当然也算不了什么事，谁没有个这事那事需办的，更何况他是队长。刚初几次我也不以为意，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就引起了注意。我发现生产队长常常将队员领到劳动场地后，一块工作个把小时，他便借故离开，过一个多小时后队员该收工时他红光满面，饱嗝连连地回来了。到劳动场地后，他各处走走，点点劳动人数，随后走到一处高地，吹一声哨子，举手在空中一挥，拉长了声喊一句“收工罗！”队员们扛了工具匆匆依次成自然队返回村去。
队长如此离开劳动场所难道社员们不知？我带着疑惑曾问过父母，但被一句“小孩懂什么？好好扯猪食，大人的事不要管也不要乱说”给封住了嘴。从那时我就带着疑问悄悄观察队里的生产情况，发现每天劳动开始队长在时，社员们干劲十足，劳动场地可谓热火朝天，但一会队长遛号了，队员们便心照不宣地先放慢工作速度，再就一些人闲聊着，进而有抽烟的放下手头的活在田间地头一坐，这样一会就见大家都放下了工具三五成群地坐到了田头，有的打牌，有的打盹，女的做起了针线活。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队员陆续又拾起工具到地头干活。不久队长也就回来了，大家也就该收工了。队员与队长简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来去劳休高度默契，真是各取所需，各行其便。难怪谁也不抱怨谁，谁也瞧不见谁的所为。
然而队长中途离开究竟干什么去了？这仍困扰我，于是有几次我就借故悄悄跟着队长，发现他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无非是提前遛回家吃饭。吃完饭返回工地叫社员收工后，他就跑到自家自留地劳动去了。这种从集体收工后到自家自留地劳动在六七十年代农村是普遍的现象，队长也只是把集体劳动时间用来吃饭，而把吃饭时间用到了自留地上。
（三）早收了三、五天
青黄不接中饥饿的村民终于盼到了稻子七成熟。本来再等个三五天稻子便可全熟，但辘辘饥肠吞蚀了村民们等待的耐心，于是他们就选了一块公认最熟的稻田，聚集了全村劳力下田收割。这是个喜庆的日子，村中因饥饿而面色泛黄的孩童都兴奋地将体内不多的血液涨到了脸上，大家成群结队地围在稻田边追逐戏嬉。大队干部也总能准确地掌握到村中割稻的消息并及时赶到割稻的田边，以对村民和国家负责的态度急切地喝止村民失去耐心的举动。于是村民纷纷向其求情诉苦，有的村妇甚至在田中哭泣，村队长出面跟大队干部交涉，最后往往是几个村干部半恳求半硬拉地将大队干部拥回村中。接下去是村干部们杀鸡、捕鱼、买酒、煮茶，直到下午醉醺醺的村干部陪着一样醉醺醺的大队干部出村。这时村中那块田的稻子也该收割完了，村民们十几斤或几十斤一户地总也能分到家了。一个个村民诚惶诚恐地拧着十几斤或几十斤稻子回家，一路行来却似犯了什么法一般地躲躲闪闪，然而总有那么几个不幸的人与正由村干部陪着出村的大队干部狭路相逢，于是村民就如小偷般将稻子藏于身后并侧身路旁，待一行干部走过，再如遇大赦般跑回家去。大队干部这一路行来总借醉大声地训斥跟随身后的村干部：以后再不能这样割稻子了，都眼看要熟透了，这时收割损失太大了！村干部一路唯唯诺诺地聆听，一路战战兢兢地陪同，直到将大队干部送出村口。其实村民何尝不知稻子早割三、五天的损失，那可都是他们的血汗啊！但饥饿压过了耐心。割了这一丘，每人有了几斤，别的稻田就算赶着他们去早割，他们也是决计不去的。这在我当时儿童的心里都是个清楚的理。
（四）抓“投机倒把”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忽一日上午，约摸9、10点钟，村中闯进了两个荷枪实弹的邻村青年，他们一进村逢人便问：“刚才是否看到一个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的男人跑进了村？”在得到对方否定的回答之后，他们仍不无怀疑地反问一句“真没看到？”。在他们从村北问到村南，又从村南返回村北后，整个山村就如平静的塘水中投入了一块巨石，一大群留在村中的男女老少都涌到了村口好奇地将两个青年围在了核心，各种疑问淹盖了青年的答音。经过好一阵沸腾后，断断续续人们才从青年的回答中理出个事情的梗概。
原来这两个闯进村来的青年是邻村水晶坪大队的基干民兵。他们在昨日抓到了一个到村中收购生烟的“投机倒把”分子，昨夜将他锁在大队部一间空房中，今天早上受大队干部派遣由他俩将那人五花大绑武装押送到公社去审判。在路上，那投机倒把分子说要解大手，两民兵无奈之下只好给他松了绑。那人走到一偏僻处半天不见出来，两民兵感觉不对，上前去查看，结果自然不见了人。于是他们便紧急追踪，一路搜寻。有一会他们看到那人翻过一山顶时露了形，一民兵举枪射击，但正巧是哑弹，让投机分子得以侥幸脱逃。但从他所逃线路方向可以断定进了我们村。
村民一方面新奇地听着这真切的故事，一方面在相互询问交换着可能的情况。对于封闭得有个生人路过都会招来一阵议论的山村，闯入一个“坏分子”那自然是爆炸性事件。于是全村自觉地行动起来：先是村干部挨家挨户地询问，继而是荷枪实弹的民兵从村头到村尾的搜寻，最后是召集全体村民开会，发动大家互相揭发检举。这一来还真揭发出几个匿藏嫌疑户，于是村中马上一批人被隔离，一批人被指令在家不得外出，更多的人心存忐忑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到夜幕降临山村时，公社干部带着武装人员经过二十余里山路的爬涉也赶到了村中。马上村中各主要路口被布置了岗哨，村民被警告在晚上不得外出，否则被打被抓后果自负。全村在夜幕中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中。接下去几日村中弥漫着让人窒息的寂静，人们连平日彼此的交流都尽力避免着，村民人人似乎都被监视着，而人人似乎又都在提防监视着别人。
终于有一日传来那个投机倒把者因耐不住对家的牵挂而在偷偷回家之际被无产阶级觉悟极高的人民群众告发，让英勇的人民公安战士抓获。村中的戒严被解除了，村民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秩序。
（五）收缴资本主义毛栗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修水利、建林场是治山治水、战天斗地的主题项目，于是每年农闲时村中的劳动力就分成两批，不是上山就是下江。建林场通常是将自然林伐掉种上生长快的经济林，我们当地主要是种杉树。据说这种树适于当地土质生长，十几年就可成材，且树直耐腐，于是我们当地政府恨不能一夜之间将所有的山都种上杉树。我们当地较大的山叫黄花岭，属五岭山脉中都盘岭的一个分支，山不大，方圆也就一百多平方公里。这山因位于几个公社的交界处，自然成了各乡争地盘建林场比治山成绩的大赛场。于是每年农闲时，植树大军就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上。树种下后就得有人去看护，于是各村每年都要抽调几个劳动力到山上去长年驻守护林。
有一年轮到了我父亲，春节后不几天他便打包挑米上山，一去就是两个多月，直到粮食快吃完时才又回村挑粮。回家后父亲说山上基本没事可干，想种树又不是季节，各村去的人基本上是雨天打牌下棋，晴天下江捉鱼、进林捕鸟，而他既不会捕鸟也不会捉鱼，对打牌下棋也没兴趣，真是闲得慌，好在每人只轮一年，否则不闷出病来才怪呢。转眼到了十月，这是山上毛栗（一种野生坚果）成熟的季节，父亲有次回家就很高兴地带回许多山上采来的毛栗，不过那是趁天黑悄悄带回家的，因为怕白天被村里人看见说他在林场不好好劳动而只想着私捞（干私活），那样就有可能挨批评甚至被扣工分。我们在高兴之余只能偷偷地吃，仿佛这毛栗是偷来的一般。
又过了一个多月，父亲回来了，但这一次什么也没有带，进门后就沉着脸闷闷地谁也不答理，直到晚饭后在昏黄的灯光下才听父亲悠悠地道出原委。原来父亲在林场闲得无聊时在山上采了不少毛栗，除上次拿回来的外又采了些，有一天林场准备派人去县城采购些物品，父亲突发奇想欲借机到县城去卖点毛栗，于是主动请缨揽下这趟苦差事。从山上林场到县城往返有六十余里，并且多半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平日因无人愿去而常通过抓阄来定夺，这次父亲主动前往还真让林场同事们感动。我父亲本来身体较差，然而为了能顺便卖点毛栗，别的就没考虑了。在那年月能有点东西到街上去卖是很难得的，当然也是很冒险的。于是父亲天不亮便持手电筒挑着担子上路，待太阳出山时他已走下了黄花岭来到临乡大贵大队，正在他兴匆匆地往县城赶时，碰到了大贵大队集体出工，不知哪位有意无意地说了句“这么大早的这人挑着一担什么往街上赶啊？”父亲一听就感觉可能要坏事。果不其然，马上有个自称是大贵大队干部的人就上前来追问我父亲所挑何物、将往何处、想干什么，等等。那个时代人们的警觉性真是强啊！这一连串的质问早让我父亲应答不暇。我父亲本是个不擅言辞，更从不说谎的人，经此盘问就吞吞吐吐地将原委如实说出了。这样一来那位队长马上端起了一副教育救人的嘴脸大声训斥：“你阶级觉悟太低了！看林场还私自采毛栗，采了吃了也就罢了，还欲借上街购物之际去卖，看来你这个同志中资本主义流毒很深啊！为了挽救你，我代表党和政府今天就没收你的资本主义毛栗了。”说着就夺过了我父亲肩上的担子，向围过来的群众分发起资本主义的毛栗来。当然也有不忍心的群众走过一边去不上前领毛栗，但他们只有沉默，没人敢出来替父亲说句情。分发一通后那位队长将剩下的一多半连担子挑了就往家走。我父亲一看林场购物的箩筐都要丢了，这才上去拉住苦苦哀求，请他高抬贵手并保证改过自新，队长这才将箩筐留下，把剩下的毛梨用脱下的衣服包了回家去。临走的时候那队长还义正辞严地告诫我父亲，回林场后一定要好好改造，对这次如何处理他将汇报到公社再研究决定（其实大贵与我村还不是同一个公社）。可以想见我父亲这一天是如何沮丧地到街上去购了物品回到林场的。回林场后父亲一连几日无精打采，最后还是回家来探探虚实，看是否已经通知到村里，或是已对自己作出什么处理。回村后他发现还如往常，村干部也没来找他谈话，估计没有告到公社，或是公社还没顾得上处理。父亲在家住了两日又忐忑不安地返回了林场。
在那年月公社干部对社员可以说拥有生杀之权，这种“资本主义尾巴”的事可大可小，大则抓人斗人甚至判刑，轻则扣个一年半载的工分，当然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扣一年半载工分那就意味着年底可能连粮食都分不上，第二年就不知如何活下去了，所以我们全家都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数着过每天的日子。终于熬到了春节前，父亲如期回到了村中，新的人员被指定来年上林场，春节前分粮也没有扣什么，全家悬着的心才算落定。大年三十全家在一块吃年饭时，父亲如释重负地说：真感谢大贵那位队长的仁慈宽厚，没有到公社去告发我，否则今年的年不知怎么过哦！父亲如此的感恩，当然就更不会考虑为毛栗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了。
（六）三叔的再世为人
三叔在村中也算是个读书人，虽上初中时就因饥饿而辍学，但在村民多半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山乡仍不失为一个知识分子了，因此他在回乡不久后就被政府安排到临村去作小学老师。不久三叔因家中兄弟多（五兄弟）娶亲不易而自愿去了外村，做了上门女婿。
忽一日，村中锣声大震，村民被强令到村外一空地上开批斗大会，据说是几个现行反革命份子的现场宣判会。这种场合对孩子们通常是最有吸引力的，虽然在孩子幼小的心中也多带着几分惊恐，但好奇与兴奋仍强有力地支撑着他们的小腿，使他们最先跑到集会场所。勿庸置疑，在往常我肯定是最先到的人员之一，但这一次当我准备奔赴预定集会点时，我与几个堂兄弟被一脸惶恐的母亲与婶娘们召进了一间较偏且狭小的房间，在那里我看见昔日和蔼的祖母满脸凄惶满眶噙泪地默默将进来的孩子一一揽入怀中。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幼小的心中罩上了不祥的阴影，平日很淘气的我们一下子都不敢吱声了，房间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与自己的心跳，一种莫名的恐惧无声地在幼小的心中传染，时间似乎凝固了。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满面泪痕地从外面匆匆赶回，她一进门便直赴进祖母的怀中，难以抑制的痛苦使她浑身抽搐久久难以平静，祖母尽力去安慰她，但自己却控制不住失声而哭，然而哭声却极为低沉，看得出是那种极度压抑的痛苦，这种悲痛而压抑的情形多少年后仍深嵌在我记忆中。最后母亲用极低沉的哭诉告知了开会的情况。原来今天的斗争大会主要是宣判“三叔”，他在文革广西“支武支韦”（武指武亦南，时任广西区主席，韦指韦国清时任广西区委书记）的斗争中被对方抓住，这两天在各村游斗，准备明天就要处决。祖母与母亲的悲痛传染着屋中的孩子，不知是那一个控制不住就大声哭了起来，一下满屋子的孩子应声而起，哭声雷动，以致祖母和母亲惊慌失措地连声来哄，因为哭声有可能招致更大的不幸，若有人揭发那家中大人就有可能被抓、被斗，甚至被杀，因为这哭泣说明家中亲人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当天悲凄挂满了大人的脸，压抑充斥着孩子的心，我们失去了往昔原本不多的欢笑。
后来据说当晚伟大领袖英明地下了最高指示——停止武斗，不准再乱杀人了，三叔才逃过一死，我们全家才得以从巨大悲痛与压抑中解放出来。大家对毛老人家真是千恩万谢，觉得他真是伟大，挽救了我三叔的性命。三叔自那次死里逃生后就变得特别沉默寡言了，再看不到他昔日的欢笑，并且从那以后再没有去教书。
（七）恐怖的山坑
在我们白宝公社的临乡是东山公社，这是个瑶族自治公社，大人们偶尔聚在一块谈天说地评论人世惨剧时常提起两公社交界处的一个叫金鸡岭的地方，那山上有个大坑，据说深不见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反五反”时，东山公社一家地主，因财大家大，祖孙三代整个直系亲属达76人，其中远嫁外乡的也被抓回，公社在开了批斗大会后，由民兵营长率基干民兵将76人全数活活推进坑中，当然推人最多的是民兵营长与副营长，当时围观这一惨烈场面者达上千人。四、五天后人们路过此山下时仍然能听到那来自地层深处凄厉的哀嚎与惨绝的呼救声……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临乡，而当时直接参与这一惨剧的主角――副民兵营长就是我们村的一个五保户。新中国成立前，他因年少父母双亡，又无近亲投靠，流浪到此地主门上，地主见其可怜而收留了他，后来他就在这地主家作长工。但长大以后，此人把地主对他的怜悯变成了欺压同类及乡邻的资本，还因此而屡屡惹出事端。地主念其年轻且身世悲苦而多次出面为其周旋，但他后来竟放肆到调戏地主的女儿、偷窃地主的钱财出去赌博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地主才忍无可忍想要报官责罚他，结果他就逃跑到外地参加了游击队，一两个月后解放军打到了当地，他不愿再随军队去打仗，就留在地方作了当地民兵营副营长，终于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据说那个营长的情况也相似。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旗、保卫红色政权的神圣使命为他们提供了清算地主向国家表忠的机会。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发生在附近的真实故事时，我幼小的心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竟有几日茶饭不思，整日想着那些被推下深坑但一时未死而痛苦挣扎的人们，以致一度夜里常做恶梦。后来文革结束了，我考上我们公社的重点初中，那里离人们常提及的山坑只有几里路，那座大山我日日可以清晰地面对，一种莫名的恐惧常袭扰着我的心，有时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上那山去看看。但我终于忍住了。后来我到了高中又上了大学，一步步远离了家乡，也远离了那个山坑，然而那种恶梦般的传说及莫名的记忆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随着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当年制造这惨绝人寰的惨案的民兵营长被公审后处决了。我村的副营长本来也在处决之列，然而就在对他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一日他从在建的房屋上摔了下来并拒绝村民送他去医院医治，几日后在家中死去。此人自当年参与那次对地主全家的坑杀后就回到了村中，村民们知道他的所为后都对他避而远之，当然也没有女人愿嫁他为妻，这样他就一直一个人孤单地生活在这个他熟识的村庄，直到他死后也没有村民对他有过一声肯定的评说，虽然他自回村后并没有做过什么损害村民的事。当然，不管行凶者是被正法还是摔死，都已经无法挽回那七十多条被活活坑杀的生命。是什么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是谁给予了这些基干民兵生杀之权？是什么促使这些原本普通的人变为杀人恶魔？多少年后，我每思及此便后悔当时没能找那个同村的民兵副营长详细问问他的所思所想。
（八）“地主仔”
村中跟我同年出生的孩子有七、八个，其中有一个是地主的儿子，名叫雨龙，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叫云龙。顾名思义，龙是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遗憾的是他们出生在解放后，而且不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不久，他们的父亲就因属于地主而被迫害致死，母亲带着年幼的三个孩子（最小的是女孩）回到了婆家。
转眼几年过去了，大约在73、74年，村中一些无产阶级专政觉悟高的人大概是面对无人可斗的局面感到了寂寞，于是忽然想起了村中这早被专政驱赶离乡的地主后代。本着教育挽救地主后代的“崇高目的”，他们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提出了要“地主仔”回村接受教育的要求，当时数百群众无人出面反对，普遍的沉默就意味着提议的通过。在当时交通通讯可极为不便，我村与雨龙的外婆家虽只相距不足二十里，然而只能步行的山路往返也得整天，并且还特别辛苦。尤其不易的是两村属于不同的省区，我村是广西，他外婆家是湖南。在那个户口就是口粮，口粮就是生命的年月，两省之间要实现人员的迁移非得惊动县以上机构，所以几个孩子要迁回村中原本是要费些周折的。不过在那个大集体的岁月，派出几个平日劳动惜力如金却热衷于阶级斗争的人实在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于是村中很快就组织了一个去湖南交涉的五人小组，他们自认为肩负着全村要求改造地主分子的重托，正气凛然地去湖南交涉要人。大概是他们的“正义要求”使湖南方面难以违抗，很快人就被带回来了，这在当时的中国真是惊人的办事速度。据说本来是准备将三个地主仔全部带回的，无奈那地主婆苦苦哀求，以致那个村中觉悟不高的群众集体出面拦阻，同时工作组也考虑那女孩的确太小，才不足八岁，于是就高抬贵手卖个人情恩准那女孩暂随她母亲，不过还是留下话来——待女孩十五岁后必须回村接受改造，这样也就换来个千恩万谢了。
两个男孩被带了回来，大的不足十二岁，小的不足十岁。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岁月，村中劳动靠计工分，并且只有年满十五岁后才能参加集体劳动，也就是才能计分，才能参与集体劳动果实的分配。这两个孩子不能参加劳动，也就不能享受到村中分配的粮食。他俩虽然早就学会了当地农村的劳作，但在参加集体劳动不够格而自己耕作又缺田地且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靠生产队恩准养猪来换取糊口的粮食。于是兄弟俩相依为命，上山打柴，下地扯猪食，挑水做饭，相互牵引。我们那儿虽然地处南方，但由于地型奇特，每年寒冬腊月也常降大雪，甚至有时大雪封山达一个月之久，村民只有在家烤火谈天的份。这兄弟俩因人小力单，平日打柴就不易，又要煮猪食费柴多，所以余下的柴草很少，一到冬天他们就将一天的伙食变为一顿，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以抵御严寒。好在到了腊月往往所养的猪都已上交生产队，不需再起早贪黑地喂养了。兄弟俩在床上睡不着时就互相说故事，哥说一个弟说一个，说得累了就睡着了。两兄弟本来正是上学的年龄，然而无产阶级专政怎容许阶级敌人上学，于是村中同龄人背着书包上学时他们总是远远躲开，实在不幸碰上也总匆匆背过身去。当有事要路过村中小学时，他兄弟俩也常常绕道而行，实在非走校门外过时，他们总低着头逃也似地快步走过。当他们离学校较远时，许多次我亲眼看见他们企盼的双眼满含泪水地凝望着学校。他们其实是读书的料，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一次我特意跟他们比试对《隋唐演义》故事的记忆，结果他们读后确实比我记得多，而他们凭借的只是在外婆家上的几年小学。
孩子们常见的欢笑在他们兄弟中很难找到，那些昔日声言要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的人在将他们带回村来之后似乎就忘记了他们的存在。逢年过节时，一个个虽然贫穷但也有父母关爱的孩子总有一些小小的收获，或一件新衣，或几粒小糖块，或几响鞭炮，而他们兄弟俩只有相互温暖在破被中讲故事。奇怪的是几乎没听说过他们生病，难道他们真的从没有病痛？有一次我好几天没见到他们兄弟的身影，于是好奇地去他家探看，在敲了半天门后才听到里面微弱的应声，我知道他们可能有事，就使劲扛开他们的门（其实那破旧的门也不需太大的劲就可以弄开，只是我当时也年轻力弱而已），进去后才发现他们兄弟俩躺在一床破旧且被雨淋湿的棉被下发着高烧。我手足无措，惊问他俩怎么办。谁知那小的声音微弱地说出一句“我好想妈妈！”，这一声后兄弟俩就都呜咽了起来，一会声音越来越大，正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我在旁也跟着默默垂泪。十来岁的孩子，是谁生生剥夺了他们的母爱？
当八十年代清理历史遗留问题时，他们兄弟作为赔偿对象获得每月十来元的救济，当他们被问及有什么要求时，兄弟俩都说“好想见妈妈”。因为自他们被带回村后就再没有见过母亲，据说这不允许相互探视也是当时专政的应有方式。历史的赔偿固然是一种迟到的补救，然而谁能补偿那心灵深处的创伤？什么又能抹去历史的沧桑？岁月悠悠，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再次回到故乡，那对孤苦的孩子已为人父了。当他们忆及昔日的残酷岁月时仍禁不住唏嘘连声，泪湿青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