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只有民权才能最终筑起防范公权力泛滥的堤坝，只有民权才能为社会平稳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而任何没有民权保障下的民生，只能是统治者的恩赐，是随机性的，今天统治者高兴时改善民生，明天统治者不高兴就不改善民生，这种民生完全寄托在统治者身上的改革是靠不住的。
今日中国社会步入变革的关键时期，正如前中共开明派主将朱厚泽先生于2002年中共权力形式上迎来一轮交接班时所断言：“中国今日的问题就是——回到毛泽东，还是超越邓小平”。从近十年的社会现实来看，中国确有一批人在促使中国回到毛泽东路上努力着，然而试图超越邓小平的努力在这十年中却极为罕见。这种“回到毛泽东”与“超越邓小平”的反向角力，就是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后退与前进。
“回到毛泽东”在本质上就是权力主导一切，就是强调权力在社会诸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就是集权，就是意图将近几十年来经济改革所形成的分散、下放的一些权力，再收归中央，进而集于某人或几人之一身。这种集权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达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但却历史上常常出现集中力量办坏事的结局。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集权的路给民族带来的是不幸，所以对此稍有记忆的人都应予以警惕。但由于人的怀旧心理与掌权者的权欲驱使，这种回归毛泽东的思潮与努力在近十年中一直在中国社会壮大。
“超越邓小平”当然是指在经济领域要突破有限市场经济的藩篱，建立真正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要突破维护小集团利益的格局，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落实公民人权保障，实现社会共同富裕与公平正义。
如果中国改革从1978年安徽小岗村民血手印算起，那么至今应该有34年了，这34年中又以1989年为分界，前11年是全面的探索改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都在努力寻求改革，而1989年后的23年，也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所谓改革时期，中国社会深陷于纯粹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这种改革由于在权力主导下，以致最终沦为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最近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转型陷阱”中。
从三十几年的改革历史来看，国际国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在民生上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如果仅仅从吃饭、穿衣的动物短期性满足来说，这三十几年民生成就是成立的，但如果从社会裂变，生态破坏，资源枯竭，是非颠倒，善恶错置，文化凋敝，公平无存，正义缺失等来说，这以1989年之后为主体的所谓经济改革完全可以说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丧尽天良、亡族灭种、绝子绝孙的改革。这种改革短期将民族的子孙后代资源耗尽，将祖宗的价值文化积累摧毁，是人类旷古绝今的罪恶。正如有经济学家计算后得出结论，就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改革几十年的所谓成就还远不足以填补几十年来环境与资源的损失，也就是说改革仅从经济角度就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还有文化、价值上出现的远比经济更大的灾难呢？！这种如秦晖先生总结的“低人权”，朱厚泽先生临终的天问：“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及‘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事实已经非常清楚的昭示出中国过往以近23年为主体的所谓经济改革完全是不可持续的，是已经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
如此的一种改革，今天官方也只能以民生改革来概括。正如前面所言，我们权且依照官方的话语，就算是一场为民生而展开的改革，且不从时间长远与人类总体的标准来评判。那么民生改革昨天是否有成效与今天是否能持续，依然是很值得今天国人研究思考的。
民生从百度词解就是：广义上的民生概念是指，凡是同民生有关的，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都属于民生范围内的事情。这个概念的优点是充分强调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要性和高度综合性，但其明显的不足在于，概念范围太大。狭义上的民生概念主要是从社会层面上着眼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而《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老百姓的生活来源问题。
上面百度所解的这个民生的概念，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显然有太多的迎合时宜、为官者饰的痕迹，显然是想将各种现代的东西都塞到民生概念里面。尽管如此，今日反复强调的民生改革依然掩盖不了唯经济原则下的为吃饭穿衣改革的实质。对此，中国官方文件注释得更是显明：以人为本的民生观，就是以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为主旨，就是把经济当作民生之基、就业当作民生之本、分配当作民生之源、社会保障当作民生之安全网、改善人民生活当作民生之基本国策。
这种民生观不管如何掩饰，事实都是围绕活命与吃穿的动物性需求而努力。这种民生观的逻辑演化是由古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到后来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老鼠就是好猫”，再到当代的生存权是第一人权的“猪权论”。这一切贯穿其中的就是动物性基本需要的满足。这样进一步演化延伸成今日的拜金主义，导致社会人欲横流，道德与法制沦丧。而因为强调民生，所以其他社会建设就被搁置，在民生至上的原则下，GDP被尊崇为政绩考核的神圣标准。
在这种民生观下，就必然是不顾人权，就必然是不计长远，就必然是弱肉强食，就必然是强取豪夺，就必然出现朱厚泽先生的天问。应该承认，这种唯民生的发展观，在社会处于缺吃少穿，温饱成问题的时代，的确有其救急之功，然而当社会发展已经走出那种朝难保夕、夜无存粮时代，社会就应该进入更高的追求层次，应该致力建设长久持续发展与安全的机制，而不能长期停留于民生的窠臼中。
事实上，从中外历史的经验来看，长期停留于谋求民生的社会，最终民生也必然会丧失。因为一个没有完善的法制建设，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没有现代科学的制度架构，为民生而民生的社会，最后结果必将是民不聊生，最后出现已经取得的民生成果也无法得到保全，以致丧失殆尽的情况，这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逻辑必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今日中国社会，就会发现一大批曾经相对富裕的城镇、矿山、沿海的居民，已经成为失地农民与无房居民，或者被污染、疾病折磨得无处安生；就会发现曾经赢利的工厂已经倒闭，工人已经被迫下岗；就会发现一批批企业主被剥夺得无以为继，被迫逃离或停业；就会发现大批复转军人，甚至离退休干部，都被迫加入到上访洪流，等等。中国社会如今每年数千万的上访民众，就力证出这个沉湎于民生的社会已经出现严重的民不聊生。
为什么一个唯民生发展的社会，在走过几十年的改革后，居然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民生问题？只要我们深入追问，就会发现民生是需要民权来作保障的，如果没有民权，一切的民生都是暂时的，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民权，通常被解释为公民在政治领域里享有的民主权利；人民在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据有人考证，汉语“民权”一词，最早见于郭嵩焘写于光绪四年四月（1878年5月）的日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之后，黄遵宪、薛福成也分别于1879年、1890年开始使用。接下来，“民权”一词使用日兴。梁启超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所以，“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而“民权”一词发展到今天，那就是指公民权利。
民权乃是社会之根，也是民生之本。一个社会的发展虽然最终会体现到民生改善上，改善民生也必然是社会发展的一项目标，但是没有民权的民生是无法持久平稳而得到保障的。就如封建专制时代，在一些时期民生也会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动荡与灾荒却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常态。从人类历史来看，专制也会带来民生改善，甚至在某个时期还会比其他一些民主国家带来更大的民生改善。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其发展速度与民生改善远超过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然而最后却带来人类的二战灾难。同样，在没有民权保障下，如广东“乌坎”最后发展成农民失地，民生无依托的境况。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高排碳、高能耗、高污染”，最后导致民生虚空，社会无法持续发展。这种不讲民权的民生，也如一头猪，生活改善得再好，最后也难逃被杀了吃肉的命运。
如果说中国已经过去的几十年的改革，是以放宽部分经营自主权为核心的民生改革，而使中国社会在一定时期很快摆脱了温饱困扰，在短期取得了较大经济成就的话，那么今天仍然沉湎于民生改革，那就已经日益导致社会民生成果的丧失，造成社会民生日艰的困境。而一味强调民生，也事实成为回避民权，阻止政改，欺瞒世界，愚弄民众的一种手段。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只有民权才能最终筑起防范公权力泛滥的堤坝，只有民权才能为社会平稳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而任何没有民权保障下的民生，只能是统治者的恩赐，是随机性的，今天统治者高兴时改善民生，明天统治者不高兴就不改善民生，这种民生完全寄托在统治者身上的改革是靠不住的。就如今天社会，一些人一夜暴富，许多人也短期受惠于民生，但同时也有许多人被在城市化、改制、转型等等民生改善的名义下被剥夺殆尽，甚至一夜赤贫。如此随意性的民生，最后是谁也不可能指望长久改善民生，因为民生赖以依托的民权土壤无存，民生就绝难生根、开花与结果。所以，从社会长远持久与平稳发展而论，民权是民生之根之本，只有依托于民权生长的民生，才是安全平稳可持续的民生。就此而言，如果说过往几十年中国的改革是民生改革，那么走到今天无论从保障民生成果，而或保持社会长远发展与人类永久福祉来论，中国都必须致力于民权改革。中国社会唯有构筑起民权基础，才能建设起民生大厦，也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缺失与官僚腐败、枉法横行的局面，才能最终建立起人权、法治的现代文明社会。所以，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的以解决温饱为旨归的民生改革后，到今天必须马上进入以落实人权、法治为旨归的民权改革。唯有如此，中国社会才能重获新生！而这种致力民权改革就是对民生改革的突破，也就是今日中国所需的“超越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