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厚泽（我一直这麽称呼他﹐包括作他秘书时）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2010年5月9日清晨﹐当我从手机上看到朋友发来的短信 — 厚泽走了﹗一时间泪如泉涌﹐仓促间﹐由感写了几句称不上诗的短句﹐题为“哭厚泽”﹐词云﹕“雷电送英灵﹐天公明心志。平生多憾事﹐未有一件私﹐铮铮一铁汉﹐傲骨归故里。正气常存世﹐厚泽在人心”。如是发给了厚泽的亲人﹐表悼念之意。其後﹐义不容辞却又悄无声息地配合他的亲人﹐配合陈群林﹐配合各方的友人﹐参与处理厚泽的治丧﹑火化﹑骨灰回贵阳﹑墓地安排诸种事务。其间﹐一种冲动时时涌出胸臆﹐我要写点什麽﹐不仅是为厚泽﹐更是为舒解自己纠结的心绪。
从“憾事”说起
我与朱厚泽相识27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这中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更多的时间是他众多的“小朋友”之一。无数次的倾心交谈﹐无论是他作省委书记时﹐还是任中宣部长时﹐或不到退休年龄就居家赋闲时﹐以至最後与病魔抗争的日子。你看到的﹐永远是清醒的朱厚泽﹑宽厚的朱厚泽﹑睿智的朱厚泽﹑微笑着充满活力的朱厚泽﹑坚毅的朱厚泽﹑讲话时一语中的的朱厚泽。他的精神感染你﹐他的学识丰富你﹐他的思考激奋你。
那麽﹐朱厚泽的“平生憾事”从何谈起呢﹖我能想到的﹐至少有三件。但要事先说明﹐这是我想到的﹐不是厚泽自己说的。
其一﹐厚泽从青年时期﹐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进而加入中共地下党﹐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毅然离开大学﹐成为职业党务人员。从那时算起﹐到依照他的级别（正部级）68岁退休﹐他有50多年时间可以为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工作。可是﹐在他精力最旺盛的青壮年时期﹐在他经验最丰富的时期﹐有26年多的时间﹐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或下放“劳动改造”﹐或居家赋闲。当然﹐他仍然生活在人群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学习与思考。但对一个有能力工作的人来说﹐中间又有多少无奈﹐这不能不是生命历程的憾事﹗
其二﹐厚泽从中学时代就以毕生精力投入其间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进步事业﹐他渴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国﹑富强的中国﹑民主的中国﹑自由的中国﹑法制的中国。而在他离世之前﹐他却清醒地看到﹐这个理想中的中国﹐有的目标已经实现﹐有的目标﹐还得期待“明天﹐明天後的明天”。这是理想与现实迸发出的遗憾。假如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理想﹐不去为之奋斗﹐你就没有类似的遗憾。後来的人们﹐会怎样选择呢﹖
其三﹐厚泽思考过的问题﹐有厚度﹑有深度﹐范围极其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艺﹑新闻﹑美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在他生前﹐却少有系统的阐发﹐这里涌一点﹐那里涌一点﹐涓涓细流﹐虽已震聋发聩﹐引人注目﹔但彰显他胸中的块垒﹐仅是冰山一角。我几次当着厚泽的面说﹐你是唯美主义﹐轻易不愿把自己的东西比较系统地拿出来﹐将来或许会留下憾事。他总是一笑而答﹕不急不急﹐再想想。他相信生命力的顽强﹐总觉得还有时间。他辞世前一个月还握着我的手说﹕我现在要集中全部精力﹐同疾病作斗争﹐这一关闯过去了﹐我一定集中精力﹐整理一下思考过的问题﹐到时﹐你要帮忙。这件事最终没有做成﹐我不知道﹐这是厚泽的遗憾﹐还是我的遗憾﹐或许﹐是更多人的遗憾。
初识朱厚泽
1984年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决定对贵州进行一次综合性调研。与省委研究室联系後﹐元旦一过就起程﹐记得有王小强﹑陈锡文﹑高山﹑白南风﹑王小鲁﹑谢扬等近十人。
到贵阳後﹐安排住贵州省军区招待所﹐刚放下行装﹐省委研究室副主任老许就来告诉我们﹕省委书记朱厚泽要来看望大家﹐马上就到。那几年农村发展组在全国搞调查﹐省级领导也见过不少﹐但调查组刚一落地﹐省委书记就来看望﹐还很少见。
一会儿﹐厚泽就到了﹐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戴着鸭舌帽﹐十分干练。进门就说﹕我知道北京有个习惯﹐进房间就脱衣服﹐这里条件差﹐没有暖气﹐室内比室外还冷﹐大家可要克服北京的习惯﹐入乡随俗﹐进房间不要脱衣服。几句话﹐一下子就把彼此的距离拉得很近。
招待所的凳子不够﹐他很随意地坐到桌子上﹐与大家聊起来。他说﹕大家从磊庄机场过来﹐一路上很荒凉吧。贵州是全国最落後的地区之一﹐也是城乡落差最大的地区之一。贵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肯定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在这里﹐你们也许不会那麽深刻地感受到贵州经济社会的落後。一出贵阳﹐你们就能感受到贵州最普遍的状况。当他听说这次调查的目的之一﹐是了解贵州在全国是最先普遍推行包产到户的省份﹐此後的发展却比较缓慢的原因後﹐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搞调查研究﹐很有意思。希望通过调查﹐给省里提出一些好的建议。能够感觉到﹐对我们的调查课题﹐他有自己的看法。
交谈过程中﹐朱厚泽讲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快变量”与“慢变量”的问题﹐他分析道﹐教育﹑交通﹑人的素质普遍提高﹐是“慢变量”﹐短时间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要靠积累﹔而搞活企业﹐搞活存量经济﹔解放生产力的要素人﹐开发资源﹐引进和培养适用人才﹐只要政策措施对头﹐可以是“快变量”。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要想快一点﹐只能靠改革开放﹐同时要扎扎实实抓基础性工作。路子对头了﹐一段时间发展可能慢一点﹐若干年後﹐就有可能快一点。他最後诙谐地说﹕“一天等於20年”﹐是浪漫主义﹐用於指导经济工作﹐非出问题不可﹔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的好。
临走前﹐他与省委研究室负责人商量﹐说这里太冷﹐北京来的同志要有个适应过程﹐搬到金桥饭店去吧﹐那里有暖气。在贵阳时争取条件好一点﹐过几天到县里﹑乡里﹐让他们体会一下反差有多大。客随主便﹐当天我们便搬到了当时贵州条件较好的金桥饭店。这是我第一次见朱厚泽﹐时间过去了20多年﹐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接触中﹑对话中﹐你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坦诚﹐以及骨子里不服输的精神。他走後﹐王小强对我说﹕这老头不错﹗类似的评价﹐此後我听到过无数次。
水笼头与总闸
1985年初﹐当时我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工作（这是1984年夏天新成立的为中央书记处服务的小型调研机构﹐後改名为中办调研室）﹐到贵州出差时﹐见到朱厚泽﹐有一席谈话。那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後不久﹐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市场经济尚在发育中﹐由於新旧体制交错﹐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其中一部分被认为是新的不正之风﹐厚泽谈了他的一些看法。回到北京後﹐我整理了一份小材料﹐登在中办内刊上。现摘录如下﹕
朱厚泽同志认为﹕当前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形势都很好﹐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新的不正之风。对此﹐第一要引起高度重视﹐坚决纠正﹔第二不要大惊小怪﹐惊慌失措﹐以致造成一种气氛﹐好像改革出了大乱子﹐应该刹车了﹔第三要区别情况﹐分别处理。新的不正之风虽然带有普遍性﹐但不同的问题在各地表现形式有很大差异﹐在程度上也很不相同。
他主张﹐有什麽问题就解决什麽问题﹐在多大范围出现就在多大范围内处理﹐不要轻易讲“宏观失控”。就像一个水笼头漏水﹐修理修理﹐关掉这个水笼头就行了﹐不能因此把总闸关了。改革是历史性的大变化﹐出点问题没有什麽了不起。今天这样好的改革形势是来之不易的﹐要珍惜改革的好形势﹐坚定改革的信念﹐坚持改革的步伐﹐抓住改革的时机。
对新的不正之风﹐中央明确提出的﹐要令行禁止﹐但不要搞层层加码﹐把什麽都说成是新的不正之风﹐好像都是因为搞了改革才出现的。实际上﹐一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需要持续性的去抓﹔也有一些问题正说明改革还不彻底﹐例如党政机关办企业﹐就是政企不分的表现。这类问题﹐不搞改革也会有﹐改革真正搞好了﹐相反可以杜绝。
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一定要区别情况﹐分类处理﹐抓最主要的东西。从贵州全省情况看﹐主要是经济搞得不活的问题﹐而不是搞乱了和失控的问题。今年贵州经济起势很好﹐要用加强管理﹐加强服务来促进形势发展得更好﹐绝不能造成“刹车”的局面﹐把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好形势压下去。
“虫与龙”
大约是在1985年6月﹐厚泽到北京开会﹐我去看他﹐说到贵州籍在北京工作的不少年轻人﹐都希望能有机会与他见见面﹐交流一下。厚泽一听﹐很感兴趣﹐说﹐好呀﹐白天不行﹐要开会﹐晚上可以。我同他约定时间後﹐便通知有关人。地点定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租用的中联部小招待所会议室﹐位於西直门内前半壁街甲22号。
那天晚上﹐呼呼拉拉来了30多人﹐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挤得满满的﹐有的似乎还是在校大学生。我记得来的人中有朱正霖﹑瞿小松﹑罗安义﹐其他记不住了。约好的时间快到了﹐我到招待所的门外等厚泽。我正看表﹐车就到了﹐厚泽下车就说﹕这个地方真难找﹐兜了一大圈。
厚泽一进会议室﹐就仔细询问大家在北京工作﹑学习﹑生活的情况﹐问大家是不是常回家﹐对贵州近期的情况了解不了解。厚泽平易近人﹐很懂年轻人﹐交谈的气氛非常好﹐不知不觉就过了两个小时。
谈话的范围很广﹐海阔天空﹐中间一段时间仿佛是答记者问﹐年轻人提问题﹐厚泽作答。议论得最多的﹐是贵州的人才外流问题。
他讲道﹐贵州是内陆省份﹐又是山区﹐交通不便﹐相对封闭﹐有更多的人离开大山﹐到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学习﹑工作﹑深造﹐短期看﹐是人才流失﹐长期看一定会对贵州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他认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贵州青年﹐走出去看一看﹐去学习﹐去工作﹔不仅到省外﹐还要到国外。这些人中间﹐总会有人回贵州工作﹑创业的﹐出去的人越多﹐回去的也会更多。当他听到贵州籍在京的一些年轻人﹐由於环境的变化已取得一定成就後﹐就幽默地说﹕看来贵州人不笨﹐在家是条“虫”﹐出去变成“龙”。我主张在贵州不能发挥聪明才智的人﹐哪里能展示他的聪明才智﹐就到哪里去发展﹐这是合理的流动。人才无用武之地﹐比人才流失更不好。
厚泽转而语重心长地说﹕就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贵州需要大批的具有各种特长的人才﹐但贵州留不住人才﹐特别是没有变“虫”为“龙”的机制和环境﹐正是省里各级领导人应该深思的问题。他又说﹐搞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大多需要依托实验室和先进的设备﹐贵州条件不具备﹐很难出成果﹐这样的人才苗子﹐哪里有好实验室﹑好设备﹑好导师﹐就应该去哪里。搞应用技术的﹐搞经营管理的﹐在贵州是大有用武之地的。讲生活条件﹐贵州跟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没法比﹐跟沿海地区也没法比。但在贵州﹐能不能给青年人﹐特别是有志於贵州发展的年轻人﹐创造好一点的工作环境﹐有利於他们创业的环境﹐有利於他们正常工作的环境。讲得更广一些﹐不仅是回来的﹐外来的﹐要给他们创造好的环境﹐现在就在贵州工作﹑学习的人﹐同样应该有这样的环境。有了这样有利於人才培养和发挥才干的环境﹐苦一点﹐累一点的承受能力就能提高﹐一条“虫”﹐就可能变成一条“龙”。不是一条一条的变﹐而是大批的变。采取什麽措施能造成这样的环境﹐是大家给我出的题目﹐也是我的收获。能不能有好一点的答案﹐我们一起来努力。
十分可惜的是﹐这次见面之後一个多月﹐朱厚泽就奉调中宣部任部长﹐他没有来得及在贵州作出改善人才环境的答案。
直面受批评
我与厚泽交往20多年﹐受到他严厉的直面批评﹐只有一次﹐而当时﹐我不是他的直接下级。
事情是这样的﹐1985年秋﹐为加快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在两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前有一次中央全会﹐中间是代表会﹐後又有一次中央全会﹐开了近20天。我与温家宝﹑王忠禹一起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负责会议的简报工作。一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完全体会议後﹐我跟着代表的人群﹐准备乘车返回驻地京西宾馆。走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才知道外面下大雨﹐一时﹐所有的人都走不了﹐聚在大厅里等雨停。忽然间﹐见邓力群与胡乔木一边说着话﹐一边向门口走﹐我迎了上去﹐说邓叔叔﹐外边下大雨﹐走不了。他向我点了点头﹐对胡乔木说﹐这是小孙﹐淘淘（指他的儿子邓英淘）的朋友﹐现在中办工作。胡乔木也向我点点头﹐便侧身跟其他人说话去了。邓力群同我交谈起来﹐他说﹐你从贵州来的﹐跟朱厚泽熟吗﹖你对他有什麽印象﹖仓促间﹐我回答说﹕我到北京工作前不认识朱厚泽﹐这两年有些接触﹐对他了解不深。印象有一些﹐感到他有较强的思想理论水平﹐对改革很坚定﹐在贵州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口碑不错﹐很有威信﹐他平时待人很随和﹐但对原则问题似乎很倔﹐很硬。邓力群没有评价﹐只是对我说朱厚泽到中央工作﹐是他推荐的。我突然冒出一句﹐这次党代会﹐他会进中央书记处吗﹖邓力群回答﹐不进。就此﹐雨停了﹐大家纷纷上车。
事後不久﹐我将此事向厚泽说了﹐他突然变得很严厉﹐直面批评我说﹕你跟邓力群同志拉家常﹐怎麽说无所谓﹔问进不进书记处的事﹐违反组织原则。太随意﹐荒唐﹗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确实错得厉害。
突然来到中宣部
我是1981年初从贵州都匀借调到北京工作的﹐到1986年初﹐已有五年﹐前三年半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搞农村调研﹐1984年9月又再借调到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由於在党代会期间﹐跟温家宝一起搞会议的简报﹐彼此比较熟﹐他在党代会後不久就调任中办副主任﹐我们在一个食堂吃饭。一天饭後﹐温家宝对我说﹐小孙﹐我们一起散散步。我知道他有话要对我说﹐就跟他一起到湖边散步。他对我说﹐你借调的时间不短了﹐夫妻长期分居两地不是办法。要就是下决心一个人先调来﹐要就是下决心回地方工作﹐你认真考虑一下﹐宜早作决定。
经他提醒﹐我很快作了回贵州工作的决定。於是给办公室领导及分管办公室工作的两位书记处书记﹐王兆国和胡启立﹐写了请求回贵州工作的报告。报告送出不久﹐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王青林找我谈话﹐他说﹕我一直想把你正式调过来﹐中办人事局也找你谈过话﹐可跟中组部联系几次﹐都说你爱人的工作不好安排﹐调动的事就拖下来了。你如果真下决心回地方工作﹐我可把报告送给两位书记批示了﹐我们也会给你作一个好的鉴定。我立即回答﹐我真下决心了﹐你给兆国﹑启立同志送报告吧。两天後﹐王兆国找我谈话﹐他劈头问我﹐小孙﹐给我说实话﹐你真想走还是假想走﹖我回答﹐真想走。他说﹐那我就批了﹐再请示启立。很快﹐王青林就通知我﹐兆国给我作了一个很好的批示﹐他还与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通了电话﹐那边也欢迎你回去工作﹐启立也批示同意。你准备一下﹐交交工作﹐过几天就回贵州报到。我一下子踏实下来﹐开始交文件﹐收拾行装。
没有料到﹐行程确定之後的某一天﹐王兆国又找我去谈话。他说﹐小孙﹐不走了。我很惊讶﹐便问﹐不是都批准了吗﹖他告诉我﹕昨天上午开完中央书记处会议後﹐他和胡启立﹑朱厚泽﹑尉健行一起议了一下﹐准备让我到中宣部﹐给朱厚泽当助手﹐协助他工作。我连忙说﹐前几年我的工作主要是搞农村调研﹐到中办一年多﹐除了参加搞文件﹐仍是以调研为主﹐涉及的多是经济问题﹐宣传工作从没干过﹐最好能不去中宣部﹐还是到地方去工作。王兆国说﹐这事已经定了﹐没干过的事可以学﹐不熟悉的逐步熟悉﹐相信你能胜任。我对朱厚泽很敬重﹐但确实不想去中宣部工作。可这麽一些大领导决定的事﹐没有商量余地﹐只能服从了。
就这样﹐突然间我就到了压根就没有想到会去工作的部门 —中共中央宣传部﹐给厚泽当起秘书来。那是1986年春节前。
刚到中宣部报到﹐厚泽就对我说﹐你先熟悉一下情况﹐每天各处送来的材料﹑文件你先看一看﹐选重要的﹑急的给我﹐有什麽看法﹑意见都可以直接对我说﹐附个纸条写下来也行。此外﹐我这里的会你都可以参加。
那段时间﹐所有的体会集中到一个字﹐就是忙。我和小杨（中宣部办公厅给厚泽安排的机要秘书）忙﹐无非是照章办事﹐各处送来的东西﹐看都看不过来而已﹔而厚泽除了忙於事务﹐还得花大量精力思考﹑应对。他常常工作很晚才回家﹐这就累了司机李国庆﹐他经常更晚才能回家。我对厚泽说﹐你这里工作的频率﹐是上厕所都得小跑﹐他微笑不答。
到中宣部不过十天﹐王兆国和中办副主任周杰又找我谈话。王兆国问了一下情况後说﹕厚泽同志将来是要进中央核心层的﹐这段时间你要经常提醒他﹐要亮相﹐要表态﹐宣传工作要跟上改革步伐﹐要有新东西。周杰在一旁说﹐厚泽像“三明治”﹐夹在中间﹐但两边不一样厚﹐总得有明确的倾向。
回到中宣部﹐我把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告诉了厚泽﹐他一笑﹐说﹕我确实像“三明治”﹐一边催着我﹐一边防着我﹐都要我表态﹐我只能硬着头皮﹐不吭声。他们都很急﹐我再一急﹐非出乱子不行。
他还风趣地说﹕倾向﹑倾向﹐倾就是倒﹐倾得越快﹐倒得就越快﹐慢慢地倾﹐就能像比萨斜塔那样﹐倾而不倒。
可惜当时的时局﹐不允许他“慢慢的倾”﹐这中间﹐我无意间又踢了加速“倾向”的一脚﹐这是後话。
帮陈凯歌“办事”
厚泽遗体火化前﹐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我默默地注视着﹐觉得有一个人一定会来﹐结果他没有来。也许他不知道朱厚泽去世﹐也许他太忙﹗
1986年2月下旬﹐我的好友高山到中宣部找我﹐问我知不知道陈凯歌﹐我说﹐知道﹐拍电影的﹐但不认识。高山告诉我﹐他跟陈凯歌是一个院里长大的﹐前一阵陈凯歌相继拍了《黄土地》﹑《大阅兵》两部电影。其中《黄土地》争议很大﹐已经拿了国际上的一个奖﹐最近有可能在美国评另一个奖﹐可国家电影总局不让他出去﹐说《黄土地》有政治问题。他想见一下朱厚泽﹐能不能安排一下﹖我说﹐情况我不太清楚﹐你约陈凯歌先来和我见一下面﹐我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很快﹐我就与陈凯歌见面了﹐听他述说原由。第二天﹐又接到陈凯歌父母的电话﹐他（她）们说﹐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儿子。我们搞了一辈子电影﹐我们希望中国电影有一个好的未来。我把这件事详细向厚泽作了汇报﹐他立即表态﹐约陈凯歌来谈一次。
1986年2月26日下午﹐中宣部召开会议﹐讨论电影《红楼梦》拍摄的有关问题。在会上﹐朱厚泽对国家电影局的丁峤说﹕对青年电影工作者要多接触﹐多交谈﹐增加相互了解与理解。陈凯歌要求和我谈一谈﹐很好嘛﹗
当天晚上﹐他就约见了陈凯歌﹐在座的除了我外﹐还有高山和白慧敏（时为中宣部干部）。
就此﹐陈凯歌开始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对朱厚泽的倾述。他说﹕从来没有人就《黄土地》的评价和领导的意见向他转达过任何意见。为什麽出现了不同看法﹐不能面对面的谈一谈﹐沟通一下呢﹖对《黄土地》艺术上的评价﹐我并不特别在意﹐但感到政治上的压力﹐流言的压力。关键是﹐我能不能再拍电影了。外国邀请《黄土地》出去参加评奖﹐电影局告诉我﹐不能去了﹐什麽原因﹐一句话不讲。美国人看《黄土地》﹐少数人认为是宣传共产主义﹔多数人说看了这部电影﹐中国出毛泽东﹑邓小平是必然的﹐是理解中国的教科书。美国一些着名的电影工作者﹐认为此片是宣传﹐但美国人能够坐在那里看一个半小时﹐至少是一种成功的宣传。
随後﹐陈凯歌回顾了自己到云南上山下乡﹐後来当兵﹐入党﹐回北京当工人﹐上大学的经历。叙述了拍摄《黄土地》﹑《大阅兵》的经过和感受。他认为要允许探索﹐要认可文学艺术﹑电影艺术表现形式和方法的多样性。他举例说﹐《迷人的乐队》应该拍﹐田壮壮拍的一部很好的电影﹐虽然一个拷贝没有卖出去﹐也应该拍。有人说《黄土地》是歌颂落後﹐向外国人展示我们的阴暗面。落後不是阴暗面﹐落後是一种状态﹐用视觉艺术反映这种状态﹐直面这种状态﹐变革﹑改变现状的要求才能迸发。有人说我拍电影是为了迎合外国人﹐这是根本的胡说。
陈凯歌说到﹕建立新的我们民族文化的建筑群﹐要丰富﹐要有很深的根基﹐要刻画中国深层次的钜大变化﹐代表未来希望的东西。贾平凹﹑阿城这代作家﹐做的是大事业﹐真正是在考虑认识和刻画深层次变化中的具体变化。电影从宏观控制上看﹐要允许出问题﹐有些问题要靠时间来解决。对新一代电影工作者﹐一个要有信任感﹐一个要比较宽容。吴天明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支持的电影事业改革家﹐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改革﹐坚持尝试。陈凯歌主张对一部作品﹑一部电影﹐不要看得那麽重。他说﹐反封建﹑反落後是文艺作品的重要任务﹐但不要以为靠一部作品﹑一部电影能改变人的认识﹐这是不可能的。探索中真出点问题﹐也不用看得太重﹐实实在在的影响没有那麽大。
他非常希望﹐中国文艺﹑中国电影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中国的商品要打出去﹐电影也应该打出去。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有开明的文化。而开明的文化﹐需要开明的领导。他讲道﹐一个强大﹑有自信心的民族是不怕别人了解的。经济改革﹑农村改革再搞几年﹐《黄土地》这样的片子就不会这麽拍。《黄土地》在夏威夷上演﹐引起了华侨的极大热情﹐欢欣鼓舞﹐天天有人请我们吃饭。中国的国际影响正在扩大﹐这是不能忽视的。夏威夷电影评选中﹐六部片子﹐有三部是中国的﹐得奖的是中国的。这不是一种光荣﹖他还说﹐我们是党培养的一代人﹐为什麽不能信任﹖
厚泽听了陈凯歌的一席谈话﹐对他能否出国参加影片评奖没有表态。只是说﹐今天谈得很好﹐希望以後能看到你拍出更多的好影片。出不出去的事﹐你不要着急﹐我来做点工作。
这件事﹐在朱厚泽看来﹐不那麽简单﹐但他记在了心上﹐并表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几天後﹐厚泽到医院去看住院的胡乔木﹐回来後就对我说﹕陈凯歌说的那件事﹐我向乔木同志说了﹐乔木同志认为应当让陈凯歌出去。此後﹐朱厚泽分别给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国家电影局的丁峤打了电话。结果大家都知道﹐陈凯歌不久就顺利地带着《黄土地》出国了。据说还真的获了奖。
一篇没有使用的讲话稿
1986年2月底﹐厚泽找我去谈事﹐他说﹐中央要求召开一次宣传工作会议﹐要准备一个讲话稿。这段时间﹐你集中精力准备一下讲话稿。中宣部这边不必来了﹐就在中办那边安安静静地写（当时我单身在北京﹐住中南海内）。我问写什麽内容﹐他说﹐我现在也没有太具体的想法。这里有一些材料﹐你先拿去看看﹐构思一下﹐中间我们可以议几次。
於是﹐我开始埋头准备这个讲话稿。几天後﹐我拟了一个提纲向厚泽汇报。他对我说﹕我的意见是不开宣传工作会﹐也不开宣传部长会﹐分别开几次不同区域的部长座谈会﹐这样能更深入的讨论问题﹐广泛听取意见﹐顺便吹吹风﹐逐步达成共识﹐统一思想。弯子不能拐得太急﹐拐急了要翻车。这个意见他们还没有接受。所以要按大会的方式准备讲话稿﹐而且讲话稿要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这下﹐难度大了。你按大报告方式准备﹐我按座谈会方式准备﹐这样有备无患。
此後就稿子的事又同厚泽议了几次。一次他讲道﹐既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考虑怎麽逐步消除宣传理论﹐包括文艺工作中“两军对垒”的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不能不考虑“多元化”的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宣传﹑理论﹑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的东西﹐都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有一次议到对许多生活中﹑实践中的常识都会出现争议的现象。我就说﹐顽固的後面是饭碗问题﹐一大批人吃了一辈子诠释的饭﹐教条的饭﹐“本本”的饭﹐只会干这件事﹐现在说这一套不行了﹐就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没得饭吃。厚泽笑着说﹐对﹗看来任何主张後面﹐都有个利益问题。厚泽要求在稿子里﹐要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有一段尽可能精彩的描述﹐要强调宣传工作最中心的任务﹐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他提出﹐党要指导文艺工作﹐就要同文艺工作者坐到一根板凳上﹐坐不到一起﹐不了解文艺的规律﹐是做不好指导和引导工作的。他还主张﹐党的宣传部门﹐要从审查一本书﹑一篇文章的具体事务中超脱出来﹐研究全局性的问题﹐把握舆论的大方向。
稿子起草过程中﹐国务院领导关於要给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经济理论的探索胆子要更大一些的批示出来了。朱厚泽明确地指示﹐要把这个批示的精神﹐拓广到宣传理论工作中。
1986年3月2日﹐厚泽决定到天津市搞调查﹐徵求意见。随行的有中宣部秘书长李彦﹐宣传局副局长李传华﹐他要我也一起去。在天津期间﹐召开了几次座谈会﹐还专门向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天津市长李瑞环徵求对宣传工作的意见。
回北京後﹐他马不停蹄地找人徵求意见﹐到新闻单位搞调研﹐我陪同去的就有四次﹕一次是到马洪办公室拜访马洪﹔一次是到童大林家拜访童大林﹔一次是到《经济日报》调研﹔一次是到《中国青年报》调研。他注重调查研究﹐始终保持虚怀若谷的谦逊作风﹐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集思广益和实事求是的学风﹐给我们这些随行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6年3月10日﹐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兆国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厅召开会议﹐参加人有朱厚泽﹑周杰﹑温家宝﹑陈进玉﹑张宏遵和我。会议讨论的中心﹐仍是宣传工作会议。看得出王兆国对当时的宣传工作状况不满意。他指出﹐宣传工作不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耀邦同志最近讲了宣传队伍的素质问题﹐这也要成为宣传工作会的中心议题。厚泽这次的讲话﹐要带点锋芒毕露的味道﹐要拿出鲜明的观点﹐不能模棱两可。朱厚泽接过话说﹕你们的要求都上青藏高原了﹐我是想简单点﹐开小会﹐大家来议一议﹐交流一下思想﹐会後给书记处写个报告就妥了。参加会的人﹐除我外都发了言﹐最终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1986年3月16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胡启立办公室﹐又召开了讨论同样问题的会议。参加人有胡启立﹑王兆国﹑周杰﹑温家宝﹑王青林﹑陈进玉﹑张宏遵和我。启立上来就说﹕我同意厚泽的意见﹐我的想法是变成一个宣传部长的例会。研究部署全年的工作﹐总的题目是﹕研究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搞了20年的武装斗争﹐30年的建设﹐六年的改革﹐积累的问题很多﹐要通过相当长的时期来逐步解决。要通过一系列的会议﹐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工作抓什麽﹖一是抓指导思想﹐造成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使党和知识分子增加互相信赖﹑互相支持﹑形成共同奋斗的和谐气氛。提倡各级领导﹐同文艺﹑理论﹑教育﹑科技工作者交朋友﹐当前特别是文艺和新闻界。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同时为更深入的改革提供社会心理准备。二是抓大气候﹐宣传工作讲政治﹐就是要讲改革开放﹐为改革服务﹐为进一步改革作准备﹐为了争取改革迈出更大的一步﹐让新体制起主导作用﹐宣传工作做好了﹐冲突﹑矛盾就会减少。要坦率地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缺点就是缺点﹐问题就是问题﹐讲清楚不会丧失群众。三是抓队伍建设﹐包括干部培训﹐要注意新闻的现代化。手段的现代化﹐无比重要。传统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要抓大众传媒手段。会上﹐兆国﹑厚泽讲了自己的意见﹐其他人没有发言。胡启立最後说﹕对中国这场改革﹐有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不可避免﹐中宣部回避不了这个问题﹐也不必为此紧张。相反﹐对这麽复杂的大变革﹐没有不同看法﹐反而不正常。有不同意见﹐对改进工作有好处。关键是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宣部首先就要做到。当然﹐党的纪律要遵守﹐一切要以中央正式文件为准。宣传会议怎麽开﹐开大开小﹐由中宣部定。厚泽同志总要准备一篇讲话﹐要不要拿到书记处会上通过了﹖厚泽回答﹕讲了再报告吧。胡启立表示同意﹐讲了再说吧﹗於是﹐散会。
到胡启立办公室开会前﹐由我起草的讲话稿已初步成形﹐正发给有关方面徵求修改意见。我知道朱厚泽的习惯﹐喜欢有备而为的即席讲话﹐不喜欢按稿子作报告。散会後在回中宣部的路上﹐我对厚泽说﹕看来那篇稿子不用了。厚泽说﹕还得继续修改﹐回头让贾春峰（时为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帮着你修改。还是那句话﹐有备无患﹐谁知道还有什麽变化。直到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召开前﹐厚泽才正式告诉我﹐那篇稿子不用了。後来我和贾春峰觉得稿子的一些内容不用太可惜﹐於是经过删节和修改﹐用笔名发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内部刊物上了。
“宽松﹑宽厚﹑宽容”及其它
1986年整个5月和6月上旬﹐我随同高尚全﹑陈一谘﹑刘泽澎﹑王小强﹑马凯﹑杜鹰﹑郑洪庆﹑李剑阁﹑李俊﹑卢迈﹑白南风﹑赵明等人赴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东欧改革﹐不在中宣部。回国不到两天﹐厚泽又作为中共代表团副团长﹐陪同团长习仲勋到南斯拉夫访问。厚泽出访回来﹐邓小平已经发出了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
6月下旬和7月上旬﹐厚泽开始频频讲话﹐按他的说法是﹕不断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他先後在《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会﹑《中国青年报》记者会﹑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讨论会﹑全国音协会议上讲话。每次讲话他差不多都会诙谐地说﹐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骨子里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因为他深知﹐这些“毛毛雨”﹑“微微风”对他个人而言﹐会意味着什麽。这些讲话﹐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他对宣传理论﹐文化艺术指导方针的重大调整﹐这就是人们熟悉的宽松﹑宽厚﹑宽容的“三宽政策”。他讲道﹕宽松是指思想理论﹐文艺创作﹐新闻出版的环境问题﹔宽厚是管理宣传工作的基本方法﹔宽容是对百家争鸣中的不同意见的基本态度。
不少单位整理了他的讲话录音﹐希望公开发表﹐他一直不同意﹐强调是内部讲话﹑即席发言。後来﹐一张小报﹐《新文化报》整理了朱厚泽在音协会议上的讲话﹐希望登出来。我去请示他﹐他想了一下说﹐你把稿子调过来﹐认真改一改﹐如果还行﹐就给他们登﹐下点毛毛雨。
我把记录稿调过来後﹐厚泽很认真地看﹐指出文字上的几处地方﹐需要斟酌一下﹐然後要我对全稿顺一顺。我问他“顺”的原则﹐他说﹕人家整理的录音稿﹐讲过的要认账﹐没有讲的﹐不能加进去。口语和方言﹐要加加工﹐个别提法要认真斟酌。我的办公室紧邻厚泽的办公室﹐在“顺”的过程中﹐他想到什麽﹐就出来吩咐我﹐有时还同我议论。例如﹐讲到商品经济的“铜臭”时﹐他说﹐中国商品经济的“铜臭”太少了﹐比铜臭更坏的东西太多了﹐要用商品经济的大炮猛烈轰击﹐一些传统的东西才会消亡。他又特别指出﹐这个意思不要写进去。我“顺”完後﹐他又仔细看﹐如此几个来回﹐最後一次他改了几个字﹐对我说﹐就这样吧﹐打印出来﹐给《新文化报》。
此後﹐他去了北戴河﹐我留下来值班。一天上午﹐红色电话机响了﹐我接电话﹐是从《人民日报》打过来的。电话里说﹐看了《新文化报》朱部长的讲话﹐认为很好﹐请示一下朱部长﹐《人民日报》能不能转载。我很清楚﹐此事问厚泽﹐他会很为难﹐很可能不同意转。便自作主张回答道﹕朱部长不在北京﹐我是他的秘书某某﹐我的意见是﹐《人民日报》转不转这个讲话﹐应当由《人民日报》决定。对方作了电话记录﹐理解为不反对﹐至少没有明确不同意转发。就这样﹐朱厚泽关於“三宽”的讲话出现在中央机关报的头版﹐新华社好像还发了通稿。
《人民日报》登出的当天下午﹐厚泽从北戴河给我打电话﹐问我是怎麽回事﹐我如实将经过给他讲了。他考虑了一下对我说﹐明天你到北戴河来。当我去中办管理局办好第二天去北戴河的车票後﹐又接到厚泽的电话﹐他要我别去了﹐说他过两天就回北京。
朱厚泽回京後对我说﹕原想下点“毛毛雨”﹐《人民日报》一登出来﹐没有想到搞出这麽大的动静。我一时无言以对。这麽大的事﹐他始终没有批评和责怪过我。若干年之後他才对我说﹕那次《人民日报》登出讲话稿後﹐受到了批评﹐涉及宣传方针的调整﹐事前也没有通过中央。中央曾委托习仲勋跟他谈话﹐他能感到﹐仲勋同志是赞成他的意见的。
记得在此之前﹐还有一次类似的事。有一次人民出版社打电话请示朱厚泽﹐说王若水有一个集子﹐能不能出。我回答﹕现在提倡“文责自负”﹐作者的一本书﹐出版社出不出﹐决定权在出版社。出还是不出一本书﹐要由中宣部长决定﹐好像不妥吧。对方问了我的姓名﹑职务。没再说话。据说﹐这本书後来真出了。事後我向朱厚泽汇报此事﹐他既不说我处理对了﹐也不说我处理错了﹐一声不吭﹐一笑了之。
1986年7月底﹐忽然间﹐我调北京的事又出了问题。中宣部办公厅人事处通知我﹐说中组部认为我爱人工作不好安排﹐（我一直坚持要调就全家调﹐只调我个人﹐就回地方工作）。我痛快地回答﹐没关系﹐我愿意回地方工作。我把情况向厚泽讲了﹐他也无可奈何。我对厚泽说﹐我把这边的工作交一下﹐先回中办﹐我的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还在那里﹐然後从那里办手续回贵州。说心里话﹐协助厚泽这样的领导工作﹐我义不容辞﹐但我实在不愿在中宣部这样的机关工作。现在正好﹐矛盾解决了。
回到中办﹐又开始作回贵州工作的准备﹐王青林把年初王兆国﹑胡启立的批件找了出来﹐又开始给我写鉴定了。王青林对我说﹐忙了这麽多年﹐放你20天假﹐好好休息一下﹐北京没玩过的地方去玩一玩。於是我通知妻子带着女儿﹐到北京来﹐去没去过的东北转转﹐然後举家回贵州。
谁想8月底从东北回来﹐事情又变了。原来在我外出期间﹐我的老领导并“忘年交”吴象同志（时为万里秘书兼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得知此事後﹐跟万里说了。万里对朱厚泽很欣赏﹐说他是“好中宣部长”﹐听说这事後便说﹕要支持厚泽同志工作﹐小孙爱人是什麽金枝玉叶﹐调不进北京来。万里随即让秘书孟晓苏给中组部副部长曹志打电话﹐讲了万里的意见。结果等我从东北回来﹐中组部的调令已经发了（全家一起到北京）。就这样﹐我8月初离开中宣部﹐9月份又回到中宣部。可见﹐人生常常是由你不能决定的因素决定你的路﹐我虽无可奈何﹐却也无怨无悔。
到中央政改办
回到中宣部重操旧业不到一个月﹐记得是1986年10月7日上午。一上班﹐厚泽就找我谈话﹐说中办来了通知﹐让你今天下午到厂桥中办招待所参加一个会。我问什麽会﹖他说﹕最近中央成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机构﹐下面要设一个办公室﹐临时调你过去工作。我问他要去多长时间﹐他微笑着说﹐我看时间短不了。我说﹐是全天候参加那边的工作﹖他说﹕估计是。我说﹕能不去吗﹖他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前最重要的事﹐那边既然要你过去﹐你应该去。我说﹕你这边的事怎麽办﹖他说﹕没有问题﹐找一个人就行了﹐你有人选推荐吗﹖我说﹕王成德行不行﹖他说﹕可以。
就这样﹐我进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从此离开了中宣部。却和厚泽保持了终生的关系。
1987年3月﹐当时厚泽早已离开了中宣部﹐王大明（时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约我到中宣部谈话﹐他对我说﹕我在中宣部﹐你的关系放在这里没关系﹐但我可能要走﹐你最好能尽快的把关系转出去﹐免得将来我走後有人为难你。於是﹐我很快写了请调报告﹐王大明一手督促﹐调到了国家体改委直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所长助理。
一年多时间﹐我两进两出中宣部﹐现在想想﹐很有意思。
难忘的两件事
1987年元月﹐随着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朱厚泽也很快被免去中宣部部长的职务﹐一时没有安排新的工作。就在那几天﹐老领导杜润生把我叫到家中。他对我说﹐你去跟朱厚泽说一下﹐让他赶快就中宣部工作期间的事﹐给中央写个检讨。那时杜老与厚泽没有工作关系﹐彼此也没有个人交往﹐但他关心朱厚泽。我对杜老说﹕就我对厚泽的了解﹐他可能不会写检讨。杜老说﹕劝劝厚泽﹐写个检讨没什麽﹐我一辈子不知写了多少检讨。写检讨是争取工作的权利﹐厚泽还年轻﹐还要工作。我把杜老的话告诉了厚泽。他笑笑说﹕杜老是用心良苦﹐他的好意我领了﹐检讨就没必要写了﹐在我免职的会上﹐我说了﹐是非功过﹐让历史作结论。当问他工作安排的事﹐他告诉我﹐谈过话了﹐说要重新安排﹐我个人的意见是到中央党校搞理论研究。不久﹐他安排到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真是无巧不成书﹐从此便与杜老结下终生不解之缘。
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後﹐他安排的十三大报告起草组解散了。不久﹐成立了由鲍彤为组长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厚泽知道後﹐专门把我叫去﹐他郑重地说﹕你一定要向鲍彤转达一个建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在十三大报告中﹐一定要把“初级阶段”的文章做足﹐“初级阶段”讲清楚了﹐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就有了理论基础。回去後我把厚泽的意见告诉了老鲍。鲍彤说﹕真是不谋而合﹐厚泽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很一致。你转告厚泽同志﹐“初级阶段”理论﹐一定会是十三大报告的中心话题。厚泽提这个建议时﹐还没有安排工作﹐在家临时赋闲。看来﹐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痼疾”。
几次记忆犹新的谈话
1986年10月﹐我刚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不久﹐内部热议“党政分开”的涵义﹐有人有不同意见﹐认为不宜提“党政分开”﹐应该改为“党政分工”。我回中宣部看朱厚泽﹐跟他议及此事﹐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党政分开”的提法好﹐“党政分开”﹐有质的规定性﹐党是政治组织﹐但不是政权机构﹐不是国家机器﹐这二者性质完全不同。“党政分开”有明确的针对性﹐针对的是“以党代政”和党的各级组织政权化﹐官僚化。“党政分工”没有质的规定性﹐无非分配工作﹐这件事你干﹐那件事我干﹐界限永远不清楚﹐解决不了“以党代政”的现状。我们说我们是执政党﹐我们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政权组织﹐那就依法进去执政呀﹗主体部分不进去﹐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发言施令﹐以党代政﹐管理一切﹐形成两套政权组织﹐名实不符﹐弊端太大。这可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听了厚泽一席话﹐深深感到﹐这类问题﹐他一直在思考着。
我在政改办期间﹐有一次到厚泽家看他﹐跟他聊起法治建设的问题。他说﹕“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文化革命後最重要的经验教训﹐这句话的意义﹐绝不下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惜重视不够﹐没有展开作出具体的法律规范。我看这句话的含义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党的各级组织必须遵守宪法﹐执行宪法﹔二是指任何党员﹐不管担任什麽职务﹐不仅在党章上是平等的﹐在法律上也是平等的。例如宪法﹐是我们党为主制定的﹐经一届人大通过﹐虽然不断有条款修改﹐但其基本的东西没有动。如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就一直有。作为执政党﹐所谓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应是执政党的首要任务。如果做不到﹐就应当修改宪法的相关条款﹐或明确说明﹐为什麽目前做不到﹐大体什麽时候可以做到。否则法律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损害﹐主持制定法律的党﹐脸上也不光彩。他还说到﹐法律和党的规章制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规范。法律後面是国家强制力﹐可以入狱﹐可以杀头。党规最大的约束﹐就是开除出党﹐不能抓人﹐不能关人﹐更不能杀人。所以一个党员﹐不管职务多高﹐如果犯了法﹐同其他公民一样﹐首先应该由法律处理﹐不能由党的纪委处理党员违法问题﹔一个党员﹐违反了党章党规﹐但没有违法﹐就只能按党章党规处理﹐不能用类似违法的方式处理﹐即不能抓人﹐关人﹐杀人。文化革命後痛定思痛﹐明确了在党内要废除专案制度﹐这是一大进步。
“六四”风波之後﹐我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同事们受到了近半年的“审查”﹐最後阶段是“党员重新登记”。这项活动一结束﹐我就到朱厚泽家看他。那天聊的事﹐都不记得了﹐沉淀在记忆中的就几句话。他说﹕这一次﹐要作好长期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不要再安排工作了。你们年轻﹐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其实当时他不过58岁。我回答说﹕你们都无所谓﹐我们更无所谓了﹐忙了近十年﹐正好休息一下。他看我想得很开﹐心态尚可。说道﹐有这种想法就好。从那时起﹐我们都离开了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
不知从什麽时候起﹐开始讲党的“一代核心”﹐“二代核心”﹐“三代核心”。一天去看厚泽﹐讲到这件事。厚泽说﹐这个提法不科学﹐不应该讲“代”﹐而应该讲“届”﹐党的领导人﹐都是由一届一届中央全会选出来的。一讲“代”﹐十几届党代会﹐多少次中央全会就看不见了。党章上就没有这种说法﹐它经不起推敲。
2010年初﹐厚泽的病情恶化﹐住进了北京医院﹐进去时还行动自如﹐很快﹐受病魔和放化疗的双重折磨﹐身体状况急剧衰弱。4月中旬﹐我陪他的老部下﹑老同事李万禄（原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和刘也强（原贵州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去北京医院看他。厚泽身体状况很差﹐但异常清醒。由於他免疫力下降﹐出现了交叉感染﹐我们进去後都戴上了口罩。那天他很高兴﹐原来说好进去探视一下﹐讲几句话﹐十分钟就出来。厚泽不让走﹐坐了近一个钟头。谈话中回顾了往事﹐讲到贵州的发展﹐甚至讲到贵州的水利建设。临告别前﹐厚泽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碰上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多多少少做了一点事﹐我们努力了﹐也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到厚泽的最後一句话。几天後﹐再去看他﹐已经戴上了氧气面罩﹐不能交谈了。
又过几天,他便永远离开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