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修改宪法解释，正式解禁了战后几十年来被认为不合宪法的集体自卫权，对此日本国内民意处于分裂状态，在国际上作为曾经遭受侵略的中韩等国，则表示了高度警戒。
针对此事，大多数的解读和评论，都集中在日本是否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以及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上。这些讨论固然必要，却忽视了最为重要的外在变量——美国。解读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不放在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背景下考察，将会一叶障目，不得要领。
日本安全政策主线
战后日本安全政策发展的整个过程，几乎就是日美关系的历史，日本对于日美关系的认知变化，是决定安全政策变化的首要因素。
首先，战后日本的安全政策，事实上就是日美关系的缩影，亦即日本的安全政策是在美国指导下发展的。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制定的《和平宪法》，一度让日本出现了没有安全政策的空白期，甚至一度完全放弃自卫权。1946年，吉田茂首相在众议院大会上说：“日本放弃自卫权发动的战争和交战权。”随着冷战的升级，美国对日政策转变，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承认日本拥有自卫权。1954年，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卫队。建立军事同盟就自然牵涉到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一方面日本不愿意卷入美国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也不需要日本帮助。双方在1960年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从法律上规定了日美之间，用基地换取美国保护的特殊军事同盟形态。
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说，宪法禁止日本到国外去保卫他国的安全，但是向其他国家提供基地换取保护，可以用集体自卫权来解释。然而，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高官也提过日本需要付出更多的安全成本。这推动了日本在1970年代，正式以宪法解释禁止集体自卫权，来排除“被卷入”的危险，并继续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而且从1970年代末开始，支付驻日美军的费用，来避免“被迫弃”的同盟困境。
换言之，日美同盟是建立在日本提供基地和经费，换取美国的安全保证的基础上。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特殊的军事同盟，且在冷战中很好地服务了双方的利益，特别是日本。但是，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安全威胁多样化，美国认为日本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安全上做得太少。这又与日本国内要求加强国际贡献的呼声相吻合，安全政策开始渐进式的变化。
在维和行动上，1991年《自卫队法》修改，开展在波斯湾的战后排雷活动。《PKO协力法》通过后，自卫队于1992年参与柬埔寨停战监督活动；1996年向戈兰高地运送物资；2002年向东帝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2007年参与尼泊尔停战监督；2008年和2010年分别向苏丹和海地运送物资；2009年参加索马里海域船只护航行动。2001年，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后，日本制定了《反恐怖特别法》，向在印度洋的美军提供燃料补给；2004年参与伊拉克战后基础设施建设。
由此可见，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安全政策变化，同美国的全球战略紧密相连，通过具体个别立法的办法规避法律解释，实际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就本地区而言，1997年的《日美防卫指针》制定，2005年日美2加2声明中首次提及台湾等，都体现了美国希望日本付出更多安全贡献的意图。
第二，日本方面对美国的认知变化，直接影响日本对于安全政策的自主判断。为什么长期以来规避的集体自卫权宪法解释问题，现在却急于正式修改呢？朝鲜半岛问题和中国崛起，常常被作为标准答案，然而这些并非现在才出现。主要是因为日本在过去几年里，对美国的认知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日本继续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将至少在军事领域独占鳌头。尽管2013年首次出现了美国军费低于15个防卫费最大国家的总和，但仍然是中国的六倍、俄罗斯的九倍。这意味着以日本本身的防卫力量为“盾”，以日美同盟为“矛”的基本态势还不需要改变，这体现了连续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日本对美国整体实力的相对下滑，以及对本地区安全承诺意愿不足则持怀疑态度，特别是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叙利亚、乌克兰问题上的不介入主义，让日本担心美国的决心，这体现了认知变化的一面。后者则导致了日本对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信心不足。日本对一方面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另一方面又同中国致力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美国的可预测性感到忧虑，而美国的军费削减则让亚洲再平衡形同口号。《日本经济新闻》的一项调查显示，84%日本受访者表示，对日美同盟感到不安。
对中日与中美关系安全困境的影响
美国这种能力上的优势和意愿上的不可预测的双重性，让日本处于选择的两难。前者让日本不愿意走向完全的自主防卫，后者则促使日本经常性地测试美国。既然日美同盟继续被认为有效，日本的逻辑就是要在同盟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来“拉住”美国，一定程度上的强化自主能力，以及配合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让美国有动力继续对日本做出安全承诺，则被认为是有效的办法。
面对美国宣布不再做“世界警察”，但是又要继续“领导世界”的看似矛盾的信号，日本认为需要分析美国需要日本做什么。预计今年年底进行的《日美防卫指针》再修订，正是美国最为关心的事项，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扩大自卫队与美军的一体化。新的指针很有可能包括海上安全、网络安全、两军一体化，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安全合作等内容。4月1日，日本放开武器出口三原则，也有配合美国战略的需要。事实上，美国一直鼓励日本修改安全政策，放松宪法解释和其他限制。这种需求在目前的形势下显得更加明显。
作为主权国家，日本有权利改变安全政策，强化日美同盟让日本感到更加安全，本身也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中美日这样高度复杂的三边关系结构下，为了获得更多安全感的努力，可能会带来集体不安全的具有讽刺性的后果。
从中日关系来说，日本不可能没有预计到解禁会引起中国的担忧，这说明中国在日本战略计算中并非重要变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无视的。曾经担任英国首相的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曾于上世纪30年代对日本大使说：“日本在追求自身安全的时候，要十分小心，不要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然而，日本集体自卫权正式解禁的宣布，却是在日本与中韩两国事先都没有高层沟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很有可能造成新的安全困境。
日本的无视和缺乏沟通，会让北京强化解禁就是日本正式遏制中国的标志的认知；而日本向东南亚国家积极说明解禁理由，会被认为是在制造中国包围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尽管没有直接批评日本，但提醒日本的安全政策的变化，不能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暗示了中方对日不信任的增加，让中日改善互信赤字更加困难。中国的媒体和民众对日本的认知，可能进一步负面化。
对中美关系来说，由于日美同盟关系的缘故，中国很自然地怀疑美国在背后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增加疑虑。今年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国防部长哈格尔等，都对日本安全政策改变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今后一个时期，日本在具体安全立法及日美安全指针修改上的动作，都会被中国从中美战略博弈的视角来审视。换言之，中日的安全困境会“外溢”，催生新的中美安全困境，而解决上述两个安全困境并不乐观。
现在，中美和日美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沟通频率很高，中日之间几乎没有有效的共同渠道，而且双方都没有信心，能够建立类似于他们同美国那样的有效且可持续的对话机制。这就造成中日之间相互的战略意图，要通过美国作为媒介的尴尬局面。然而中美与日美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美国无法承担起斡旋者的作用。从中国来看，日美同盟关系决定了在日本问题上美国不可能公正，而且高度怀疑美国会利用中日关系来谋求私利；从日本来看，美国的回归亚洲似乎更像是回归中国，美国对日的言行，可能被东京怀疑为是否在背着日本进行新的美中交易。这就意味着日本问题将成为中美博弈的新的内容，让中美本已复杂的战略博弈变得更加复杂。
在全球化的今天，持有好战来获得国家利益的战略意图的国家几乎不存在，但是寻求安全的需求并没有消失，各国的本意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安全，然而各方的安全努力叠加的结果，往往可能带来安全的减少。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