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际关系研究长期以来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指涉对象的跨学科交织中摸索前行，国际关系三大理论、国际与国内研究的通约问题一度触及国际关系本体争论的核心命题，但由于缺乏实践导向的理论反馈，并没有深入下去。而区域国别具有国际关系本体论上的“实践性”价值，区域国别研究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策的对接，在实践意义上提供了国际关系研究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广阔空间，将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关键词：国际关系；国家；区域国别研究；国际实践

作者简介：张云，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广州510275）。

引言

20世纪初叶，西方学者对人类社会战争和冲突、合作与实践的历史进行反思和总结，发展了国家、安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为核心概念的国际关系知识群。二战结束之后，这种国际关系类知识的生产逐渐走向规范化和学科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行为科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使用，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相继出现，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广泛参与其中，整体上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自身的科学性受到质疑，进而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学科地位，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入21世纪也逐渐进入低潮，阿查亚、巴里·布赞等在讨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能性的同时，尝试建立一种全球性国际关系学。不过，普遍的学界共识是国际关系大理论的时代已经终结，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一种实践转向，“沃尔兹效应”的体系层次开始向区域、国家、次国家、个体等层次回落。2008年以来，世界秩序悄然转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种转型。就国际关系学科而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社会实践，都面临巨大挑战，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都能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全球治理的区域化和本土化成为一种趋势，公共政策领域的区域国别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具体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进入21世纪，在吸收西方成果的基础上，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并取得了在国际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相关成果，具备了与国际关系学界主流学者对话的能力。不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学术议程的设置能力和具体问题的研究能力依然不足。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外部世界面临诸多挑战，凸显了这种不足。由“一带一路”倡议的反馈来看，国际问题研究能力的不足，集中体现在区域国别研究的欠缺上。不过，“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落后，而要去寻找造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及观念上的深层次原因。”国内学者开始从区域国别研究入手，进行不同角度的反思。本文把区域国别研究纳入国际关系的学科议程，探讨国际关系的学科发展与实践转向问题。

一、国际关系、国际问题与区域国别研究辨析

“国际关系”既是学术研究的专业领域，也是“国际性”（internationality）和“关系性”（relationalism）的实践领域，无论是区域还是国别，甚或区域与国别的组合都是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和实践场域。从学科范畴看，国际关系作为一个专业领域，与其他学科是互相渗透和深度交叉的。虽然“学院派”建制化的国际关系研究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国际关系通常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狭义上通常被认为是与政治学高度相关联或作为政治学子学科的学科门类，广义上则是一个处于学术前沿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从知识论上来看，包含了“国际关系”类知识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逻辑与方法、问题和对策等的不同维度，进入公共政策领域，国际关系就成了“国际问题”导向的研究。因此，国际关系研究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通常也约定俗成地被美国学者叫做“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二是具体问题的研究，其中涵盖了国际问题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二者相关度比较高，是相互交叉又各有覆盖的专业领域（如图1所示）。

首先是理论导向的研究（通常叫国际政治研究），即在全球层次的以“国家”为元单位的国际系统的研究，通常所说的国际关系三大理论及与之相关的宏观研究多属此类，这种研究受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和科学主义影响较大，解释了国际政治中本质的而非表象的、科学的而非经验的特征和规律，国际政治研究也由此脱离经验性描述和规范性阐释，成为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以至于后来关于“国际政治”的研究基本都延续了假设、理论和实证的科学化议程。这种系统研究注重演绎分析和逻辑推理，简化经验与事实。因此，在学科意义上，区域国别并不具备认识论上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而只是作为单元层次的案例而存在。沃尔兹之后，国际学界所有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说基本都是“沃尔兹效应”的延续，单元层次的讨论并不能挑战国际政治体系层次的基本假设，这种效应至今仍在继续，特别在假设验证式的主张量化方法和实证研究的学者群体中。由于国际政治理论家在体系层面的创造性贡献，国际关系研究得以在社会科学立足，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学科的前沿性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研究通常关注体系层面的宏大命题，以至于多数学者把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等而观之，与国际政治相关的知识生产包括国际问题的研究也都被触类旁通地称为国际关系研究，这导致了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通常是混淆不清的。即使有学者提出要用世界政治、全球政治等新概念来更新或取代之，但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国际关系类知识的学科范畴，在不同概念和学说的竞争中，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根基反而清晰起来，这也可能意味着国际关系的大理论已经成熟。

其次是“国际问题”导向的研究，通常也叫国际问题研究，涵盖超出一国边界的跨国性或全球性问题。此类研究在议题设置上有主观性，在研究议程上具有紧迫性，需要优先认识，以提供解决或治理的方案。就具体问题而言，主要包括族群政治、国际安全、国际组织、环境治理、核不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移民、国际难民等。由于国际问题的发生机制并非都基于国家单位，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等都可以成为主体。因此，国际问题研究的理论资源一方面基于上述国际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如前所述的国际关系范畴的相关学科。由于生活世界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和学术研究中由来已久的“方法论国家主义”，国际问题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难免互有交叉。从研究层次来看，国际问题研究有多个层次，主要是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次，全球层次是目前人类在地球上所能覆盖的最高层级，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IMF的运作；区域层次，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如欧洲一体化问题与东亚区域合作；国家层次，则是具体的国别问题研究，如德国研究或缅甸研究，国别研究通常有比较专业的语言技术门槛。在问题导向的研究中，国别研究常常有优先次序，更注重大国和周边国家的研究，并由此形成一整套以区域国别来分门别类的学术建制。区域国别研究正是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组合，其具体范围指向清晰，并兼顾大小国家。具体的研究对语言技术要求不一而论，如人类学和考古学对语言技术要求比较高，若服务于公共政策，语言技术要求则相应降低。区域国别研究若服务于公共政策领域，也属于国际问题研究，若再考虑到比较方法在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中的使用，其研究范围超出一国界限，区域国别研究自然也属于国际问题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可以深化国际知识，对解决实际的国际问题提供第一手的资讯、经验以及解决方案。当然，区域国别研究也有自己的研究范畴，诸如东方学、日本学之类的文化、历史或社会研究，是否属于国际问题研究，在学界是有争议的。这说明区域和国别作为研究对象，在知识论与方法论上存在多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竞争。

上述国际关系研究的分类，是一种相对客观的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知识谱系的分类。“国际关系”知识具有公共性、国际性和实践性的天然特征，既是国际性、关系性知识不断累积和扩展的结果，也是不同学术建制和学科体系下国际知识的生产和创造。国际关系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人对人的研究，尽管所有的研究者都宣称追求客观，但研究通常会受到主观因素特别是价值判断的影响。国际关系的知识生产在“落地”的时候，会被不同的学科专业和学术建制分门别类地分割。地球上有近200个国家，就差不多有近200个“国家化”的知识传播和生产系统，其结果是，“国际关系”的知识生产和学术创造具有明显的本土价值介入的区域国别特征，具体到公共政策领域，则有明显的“国家化”倾向。这正是研究者在区域国别研究中需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国际关系知识是普遍和客观的；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知识的来源、生产和服务又具有“区域国别”的特殊性。

二、国际关系的研究单元：从“简约国家”到“区域国别”

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国家作为自助的元单位为基本假设的，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国家并不是“沃尔兹效应”下的简约单位，而是一个需要被“深描”的实践的共同体。区域国别研究是从区域研究延展而来，可以通过传统区域研究的学科化功能来还原“国家”的特殊性，区域、国别相互组合的研究反映的正是国家“在地化”的复杂性，是在实践中对国家单元的充实和复原。从简约国家到区域国别，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单元层次从理论演绎到社会实践的回落，单元层次的本体价值介乎理论与实践之间，需要一种“卡赞斯坦式”的平衡，其中，理性国家、简约国家的假设是需要在单元层次重点拆解的。

首先是“理性国家”的假设。“理性国家”是一个基本假设，为国际秩序建构的理性探讨开启了广阔的空间，在英国学派理论家马丁·怀特和新自由主义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的研究中都有详尽论述。然而，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不断挑战“理性国家”的历史。例如，关于冷战时期美越双方在中南半岛的战争，是国家的理性选择吗？关于越战的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大都证明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狂热是导致战争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但如果用被假定的“理性国家”来重新推演20世纪60年代中南半岛的局势，可能与历史和现实都会相去甚远。冷战结束以来，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的国别案例表明：国家内部政体、历史传统和文化宗教等是对外政策的重要掣肘，国家内部变量可以否定国家作为稳定变量的理论假设，大量的国别案例都可以“挑战”这种被假设的“理性国家”。如果国际关系大理论的元单位假设是争议不断的，或者用社会科学的术语来说，是可以证伪的，那么，这种理论的普遍性和适用性就值得怀疑，一种在认识论上对“理性国家”持批判、包容和开放态度的理论才有可能还原国家“本相”，真正理解国际关系。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都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国际关系理论亦是如此。因此，国际关系“理性国家”的基本假定需要通过具体的国别案例来验证，不能任由这种“暂时假设”来评估、研判或指导国际实践。正是“在地化”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国际关系的实践场域，可以暂时搁置形而上的演绎逻辑，在生活世界发现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价值。当然，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沃尔兹、基欧汉和温特等理论家的贡献，而是说，人类社会天然的区域国别素材库里提供了大量可以实证的案例，是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和成长的沃土。国际实践需要理论来指导，而理论亦需要经历在实践中“否定之否定”的阶段性发展，以更好地发挥理论的作用。“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外部环境乃至它的文化都受到了这个国家及其所处地区的历史的深远影响。因此，那些完全脱离历史知识而抽象出来的理论往往不会是一个好的理论。”因此，理性国家为假定的国际关系大多是知识精英模拟出来的国际关系图景，在现代知识传播中，这种图景左右了普罗大众对国际关系的基本认知，投射出来的却不一定是真实的国际关系。实际上，基于地理环境和族群分布的区域国别，才是国际关系单元层次的常态化实践场域，区域与国别的案例能够对国际关系研究进行基本的理论检验与实践反馈。

其次是高度“简约”的国家单位。在国际关系理论家那里，国家是个高度简约的抽象单位，是不涉价值的，“国家”（state）在国际体系中是一个简约化的代表国家实体的施动者（agent)。不过，作为施动者，国家在国际实践中则明显不同。“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实践中有多重意义，一方面，是联合国宪章里所描述的概念化、拟人化和理想化的“一律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国族（nation）；另一方面，作为具体的国别案例，又是千差万别的，如美国是合众国，中国是共和国（又有港澳台这种特殊的存在），阿联酋是酋邦的联合体。再如，“国家”的中文与英文表述，在语义上差别就很大，中文中诸如德国、美国和英国等的合成词，把“国”的意思完全同质化了，成了一个以德、美和英为修饰的同质性的名词。但是，DE（Deutschland）、UK（United Kindom) 、US（United States)在英文里却并非如此，字面上就体现着差异。在中文表述里，“国”和“家”通常联系在一起，从国家起源来看，词义里蕴含着原始单位——家庭经过漫长历史演化而成的“家—国”状态，而这种国家形态的某些特征今天在亚洲和非洲地区仍然可以发现，因此，国家并不是纯粹“后血缘”的政治组织。回到马克斯·韦伯的解释里，state是指一个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与权力结构状态，与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密不可分，在不同共同体的竞争中，演变为涵盖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的政治共同体。因此，欧洲学者有国家、社会二分法或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分法的学术传统，这与东亚社会中强调家、国结合的国家观显然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体现在东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分野与对国际秩序的理解中。20世纪下半叶以来流行的全球治理理论正是欧美学者试图从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来重构世界秩序的知识探索，当然也遇到了非西方地区和国家在实践上的挑战，这种挑战近些年通过亚洲学者体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如 T.V.保罗、阿查亚和纳斯尔·阿里夫关于南亚、东南亚和中东的区域政治研究，秦亚青和石之瑜基于东亚传统的IR理论的探索，从东亚国家的本土论述中提出对欧美国家学说的质疑。

综上所述，国家为元单位的假设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是简约的，以至于抽离了影响国际关系的实践性因素，这就导致国际关系研究本意中international指向的“国际性”实践不够明确，其结果必然导致对国际关系复杂性解释力的不足。因此，在问题导向的研究中，应避免将高度简化的国际关系“方程式”代入其中，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更是要精细地加以区分。如果说国际关系研究在建构知识之树，那么理论关注的则是树干，区域国别研究关注的则是枝叶，它们共同植根于地球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的实践中。不同国别代表了千差万别的“国族”(nation-state)经验和设身处地的地缘环境，区域是天然的聚合空间，区域国别作为合成词在内涵上也具有合成的意义，在实践中具有共生、共存和互动的特征。当然，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元单位的假设依然成立，但这个单位需要在实践中“深描”，需要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汲取营养，从而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动力。

三、国际关系的知识考古学：从区域知识到国际知识

国际关系始于对外交往，也始于区域知识的生产、传播、回流与共享。区域是一种地缘性的社会历史单位，是学术意义上“前国际”（post-international）时代人类最主要的社会实践场域，区域知识则是某一特定地域的人自下而上的本土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与抽象。区域知识的累积和创造长期以来保持着不同地域的独特性，在对外交往中，这种独特性得以彰显，国际知识正是不同区域知识交互与共享的结果，也可以说区域知识是国际关系的前学科知识。从知识考古学来看，知识生产都有其时代性，作为经验的区域知识，其生成的历史要比国际知识更为久远。中国在先秦时就有《山海经》，历朝历代也一直有记录周边史地的传统，如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元朝贡珍的《西洋番国志》等。早期的异域知识，大都是经验性的，对域外知识的记录也多是游记式的异域体验，如唐朝僧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就是对今南亚和中亚一带的翔实记录，在北非，有记录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国家见闻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在西亚，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在欧洲，则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殖民官员是区域知识最重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与原籍国教会与大学的联系推动了区域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其活动范围的扩展则推动了区域知识的交互和共享。如新加坡殖民地时代的英国总督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作为新加坡的开埠者，既是著名的印尼历史研究文献《爪哇史》的作者，又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被认为是东方学专家。这些非本土的异域知识，自产生起就有了今天意义上的“国际性”和“关系性”特征，属于天然的国际知识。正是本土与异域地区在经验、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和交互中，产生了原初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假若没有这些知识，国际关系史上单元层次的互动也就无从谈起。

“早期的区域知识更多是自发性和本土性的，限于对本土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和生活经验等的自我认知，现代意义的区域知识生产则要等到近代社会科学划分在欧洲的出现。”专门的区域知识生产通常被认为始于1500年左右的大航海时代，如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 撰写的最早的西欧人的《东方志》。不过，根据赛义德的研究，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决定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阿维农和萨拉曼卡等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系列教席开始，“东方学”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已经开始。后来，古典和专业意义上的“东方诸学”如埃及学、印度学和日本学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早期的区域研究并没有特定的国家指向，多是模糊的区域范围，如殖民时代的“东印度”就是一个松散和模糊的地域概念，大概指今东南亚海岛和沿海的一个不太确定的地域，这种模糊的区域空间恰恰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汇与混杂，正是“国际性”和“关系性”在弹性的区域空间里的展现。随着欧洲殖民的全球扩张，区域研究在欧洲知识界得到长足发展，学院派研究开始流行，学科发展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到了20世纪上半叶，法国远东学院、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今亚非学院，SOAS）、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系等已经在全球范围享誉盛名，后来，非欧洲世界新独立国家学院制的区域国别知识的教育、培训和研究体系也多以此为样板。

20世纪，对亚非拉国家来说是“去殖民地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世纪，对欧美国家来说，则是世界政治版图重构和保持西方领先优势的世纪。由于地图学的发展和地理知识的普及，七大洲五大洋的地理分布和不同种族与族群的活动范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常识性知识。基于国族意义上的国家身份和种族意义上的区域身份，成为国际交往中最基本的身份标识。这样，混杂、多元的区域知识就被分门别类的汇入一种新式世界观（主要是“国际”观）的塑造中，区域国别在知识生产、传播和交流中成为国际知识的基本分类标准。基于这样的不同区域知识间的共享、互动和共存的实践，“国际关系”也逐渐有了本体性和实践性价值。于是，专业化的国际知识生产在欧美国家得到强化，在亚非拉国家则得到广泛传播。“冷战对于‘区域知识’创造的规模化、系统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冷战期间，区域研究在美苏等主要大国都得到精细发展，并服务于世界战略与对外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在主要的院校和科研单位设立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翻译和整理相关资料。美国的区域研究在冷战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全球范围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譬如，东南亚研究的重镇在冷战期间由欧洲转移到美国，以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为代表，培养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克利福德·格尔茨、詹姆斯·斯科特等一代有跨学科影响力的国际学者。然而,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发展的行为主义倾向于排斥区域研究中融入文化的“解释主义”，导致在知识论上可以作为国际关系实践基础的区域研究始终无法进入国际关系的主流研究中，这实际上削弱了国际关系研究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既有国际知识的储备已经难以满足对外交往的需要。如何生产满足对外交往需要的新的国际知识？国际问题研究如何进行精细化、常规化作业？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如何再认识？……成为近些年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议程上需要优先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人文社科研究亦需要有一个跨学科的学术机制，来解决不同学科与专业碎片化发展的问题。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则需要理论研究能够“落地”到国际实践中，推动多元多样的地方性、区域性知识向国际知识的转化，从而改变国际知识生产对英语世界经验过度依赖的现状。“区域聚合了多样性的国际行为体，既具有国际社会实践的主体性特征，也具有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意义。”因此，区域国别自然成了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领域。在“方法论国家主义”潜移默化影响下，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和专业开始向区域国别领域延伸，原有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布局也开始调整，国际问题研究中区域国别的专业导向和问题指向也越来越明确。

四、区域国别的IR学价值——从抽象本体到实践本体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多关注体系层次，研究议程大多属于抽象本体，议题多被国际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专业程式化地设定，对历史事件和区域国别案例的使用通常也是选择性的。这种研究目前多流行假设—验证式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单元层次的历史、进程与联系在此类研究中常常是断裂的，其结果可能导致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也有可能制造一种抽象的、虚化的甚至远离实际的国际关系图景。实际上，美国化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直缺乏实践性的本体论述，“仅仅聚焦于大理论本身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对大理论的解释对象有适宜的认识和理解才行。”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国际关系的本体也来源于实践，“在国际关系的世界里，社会是第一性的，国家身份首先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会身份，这种身份产生于国家与其他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互动实践，并在这种不间断的实践过程中得以定义和再定义。”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在国际实践中是具体的、实在的和在地的，具有丰富的国际关系本体性内容。区域国别研究是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结合，如前文所述，前者有久远的历史，发挥着生产国际知识的功能，后者则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作为单元本体的延续，“国别”二字展现了国家单位的特殊性，区域国别的组合，使国际关系在实践领域有了相对清晰的主体性意识。

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是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对区域国别进行精细作业的分类研究领域，是“国际性”和“关系性”的学科内涵在单元层次（区域、国家）的学术呈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某一区域的特定国家或国家组群的关系性经验、国际性知识与社会化实践，其中包含了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参与其中的主客体间的互动与实践。区域国别的知识生产既是国际知识的主要来源，也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泉。区域国别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理论上，面对国际关系大理论研究的衰退，作为单元层次，区域国别有利于国际关系研究从大理论转向中观和微观理论，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增长点；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国际关系研究一直存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相互贯通的问题，也就是理论如何发挥其解释和服务现实的能力，区域国别在实践上卷入了国际关系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单位和层次，能够平衡理论导向和实践导向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同需求。

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通常被认为是问题导向的研究，本文将其置于国际关系的本体论述中来讨论，从实践的意义上探讨其本体价值。如图2所示，在国际关系的本体意义上，区域国别研究可分为理论、文化、治理和政策四个维度，其中，理论是规律总结，要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文化是本源，是国际性和关系性的还原方向，理论维度的指向是理性和科学，文化维度的指向则是人文与价值，治理与政策是国际关系的实践领域，治理是客观无政府世界的实际状况，政策则是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与具体分配。

首先，在理论上，简约化是理论抽象和规律普遍性的需要，但理论的简约要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今天，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任何学科都不能脱离“国际性”和“关系性”而孤立存在，“国际性”和“关系性”恰恰是国际关系学科的本质与内涵。国际关系的三大理论是体系理论的高度概括，具有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然而，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科并没有像经济学、社会学一样赢得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地位。究其原因，正如前文所述，国际关系理论在追求简约化和科学化中简化了单元层次，略去不同国别样本的差别，这种样本差异在自然科学中是可以简略的，如在病毒学研究中，只需重点关注引起病变的特殊病原体的核酸分子结构和基因组图，而无须关注其他病毒的复杂化学结构。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足200个的国家或地区样本，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样本数量无法类比，若化约为同质性的单位，人类社会就成了物质一样的存在，不再具有“人”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属性，社会科学也就失去了价值功能，国家作为施动者的能动性就成了一种机械运动。早在60年前，马丁·怀特就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表现出这种担忧，认为它的缺陷将是“知识和道德的贫乏”（intellectual and moral poverty）。因此，国际关系理论需要通过文化路径来还原或充实样本的价值属性，同时需要接受国际实践的现实拷问，而不是在机械主义的研究议程上越走越远。像自然科学一样，理论既要对现象进行解释，也要用于指导社会实践。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社会现象的规律性总结，可以用于指导国际实践，也需要从国际实践中汲取营养。区域国别知识是在地经验的累积，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既要在国际实践中丰富这种在地属性，也要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馈和回应。“为了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应该区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找平衡，充分发掘社会科学的条件性，通过解决既有理论的缺陷并探索它们之间的兼容性来寻求理论突破的空间。”在理论生成上，区域国别研究是国际关系概念创造和元叙事灵感的来源，尤其在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上，有更大的理论生成空间，进而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层次。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基于印尼研究的“想象共同体”理论完全可以反馈到国际关系的本体论述中，理查德·勒博文化还原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拿到非欧的地区和国家去检验和修正，戴维·莱克的国际关系等级理论也完全可以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继续深化。

其次是实践，实践是有意识的行动，是一种行动逻辑，它更关注知识与行动的关系。区域国别单元的实践具有国际关系的本体属性，包括了多种行为体自我治理的客观状况和权力主导的分配与行动。国际实践既是罗西瑙所说的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治理”，也是一种权力政治。国际治理有极强的路径依赖，权力影响无处不在，权力的施动者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非国家的。权力分配不只来自结构，也可能来自人性的欲望，文化还原的意义就是要解构这种权力，并将其作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和实施的依据。因此，国际治理与公共政策是国际实践的两个面向，前者是客观世界的不同行为体的自然治理状况，后者则带有施动者（主要是国家）的政治意志和主观意图。实践意义上，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如民族），禀赋自有先天差异，资源占有也是不均衡的。因此，“不平衡与综合发展”（UCD）是一种不可能短时期消除的世界常态，任何民主、公正和公平的追求，都无法忽略这样的事实，只有权力和价值因素的介入才有可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平衡，正如“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所说，“政治学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国际关系研究在实践上也具备这样的功能。

在治理上，区域是一个人文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单元，区域国别的治理实践可以弥补既有理论的缺陷。“区域系统是无政府的，但却是有治理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权力、制度与文化嵌入其中，互动的网络形成物质性的活动空间，组织建构是以共同体想象为目标的社会实践”。治理塑造了不同区域国别组合的特质，具有建构国际性和关系性网络和组织的功能。区域国别既是国际关系单元层次的组合，也是物质性权力运作的场域，聚合了国际关系中的多元单位和不同行为体，国家仍然是一个首要的施动者和行为体，各种复杂而多元的治理力量需要通过国家“缝合”到一个完整的区域治理体系中。从理论应用来看，公共政策和决策咨询既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应用领域，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应用领域。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将国家行为、公共政策与权力分配相结合，有利于通过实践维度，实现区域和国家组合的善治，提升国际关系研究的应用价值。通过实践，体验、调查、获取和掌握区域国别的第一手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目前，大数据、云计算和仿真模拟技术已经能够处理海量的区域国别数据和资源，通过特定的方法进行参数设置和数据分析，可以对区域国别事务进行科学评估和提前预测。

综上所述，人类生活在不同区域国别的组合系统中，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和族群特性既是人类自身的天然特征，也基本设定了国际关系单元层次的活动场域。全球治理的范围太大，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常常又是分离的，区域国别层次的治理以国家为首要单位，以区域为场域，提供了一个中观的框架，既是对“全球治理失灵”问题的理论回应，也有利于解决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常常脱节的问题。实践检验理论，实践也是理论发展的动力，“从政策角度来说，将国际关系大理论与具体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有助于发展出具有更大的应用价值和吸引力的中层理论与微观理论”。

结语

20世纪末，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家曾围绕“国际性”或“关系性”展开辩论，他们的假定都是在体系层面，基本省略了可以落地的“国际性”或“关系性”实证。事实上，他们说的国际性正是结构、制度和文化哪一个优先或更重要的问题，这种辩论若没有国际实践支持，就是永无休止的“范式战争”，最多是不同理论范式解释力的轮替，这也是无政府国际社会假定无法被证伪的原因。实际上，对结构、制度与文化的具体探讨，正是区域国别研究可以提供案例或实证的领域，这就给国际关系学科理论与实践、观念与行动的融合提供了契机。然而，在诸如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主流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区域国别研究却是被割裂的，面对全球范围的国际实践，相关研究也有其局限性，而国际关系学科却可以提供全球层次的共享知识。目前来看，国际关系学科的定位仍然比较模糊，不过，国际关系研究作为“国际性”知识生产和交互的平台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也是切实可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数字互联技术的发展，“国际性”知识的需求大大增加，传统的“学院派”国际关系研究已难以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国际关系研究只有兼容并蓄地吸收来自不同学科的“国际关系”类知识，并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才能回应这样的知识需求，国际关系学科也会在新知识的生产和创造中实现自我更新和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正是这样一个领域，对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