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发布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有关国家安全的文件。这是2013年底日本首次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以来，时隔将近10年的首次修订，其中最引发中方关注的当然是日本将对华定位从“担忧”提升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2022年4月，自民党公布的关于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的建议书中，更是将中国的军事动向视为对日本的重大威胁。据报道，由于执政联盟中公明党的反对，此番文件在对华定位方面最终没有写入“威胁”二字。2015年，日本修改了宪法解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此次安保战略等三份文件则是从政策实践层面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保有打击对方导弹发射设施的“反击能力”意味着改变战后日本一直以来坚持的不保持进攻性军力的传统做法，日本将走向一个攻守能力兼备的国家；防卫支出占GDP 2%将意味着长期以来不超过GDP 1%的惯例也将被彻底打破。过去十年间，日本对华认知定位可以说负面性逐层加码，并以此为主要理由不断修改其安保政策。由于日本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历史，并且在侵略历史认识问题上时而出现反复，日本对华负面认知的逐层升级与安保政策的不断突破，不由引发人们的巨大不安和高度警觉。

一、导致日本对华负面认知不断强化的动因

过去十几年来，日本对华认知负面性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不仅体现在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件和表态上，而且日本似乎在国际上充当了积极引领对华负面认知的急先锋。这无论是在七国集团，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还是从日本积极鼓动北约介入印太安全等，都可以看到。美国对华全面遏制政策诚然对日本的对华认知和政策产生很大负面影响，但是也要看到，有时日本的调门比美国还要高。2021年，日本一些政要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三个有事说，实际上是将台湾问题、日本以及日美同盟直接捆绑，即使美国官方也没有这样公开提过。上述2022年4月自民党公布的建议书中将中国定位为重大威胁，将日本定位为新冷战的最前沿，而这些都发生在美国拜登政府发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之前。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上的挑战”，但也提及了不希望发生新冷战。日本在对华认知上似乎有引领美国甚至西方国家的势头。为什么日本对华认知负面性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

首先，日本对国际秩序和自我的认知变化是根本性内因。2006年小泉纯一郎首相卸任后，日本国内政治进入动荡期，几乎每年都更换首相。日本经济在2010年被中国赶超，而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乏力也在不断打击着日本的自信心。从国际格局来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单极世界越来越不可持续。在2009—2012年日本民主党执政期间，中日围绕岛屿问题出现了恢复邦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也让安保问题迅速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中国问题实际上成为日本重建国际秩序认知和自我认知过程中的首要关注点。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在经济上推进大胆宽松的货币政策“安倍经济学”，在外交上注重国际存在感的“地球仪俯瞰外交”。安倍首相执政长达将近8年带来了政治上的稳定，日本信心逐渐恢复。与此同时，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西方国家出现所谓民主危机和民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日本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经济基本稳定，日本开始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优等生。而在美国相对力量减弱的背景下，西方应对中国崛起课题的重任就自然落到日本身上。因此，我们看到日本过去这些年在七国集团等国际场合对中国批评积极主动，在一些亚洲的多边场合针对中国的表态也很突出。日本的自我定位俨然不再是要成为西方和中国之间的桥梁，而是要成为西方国家在亚洲的代表，在中国问题上做西方和除中国之外的亚洲国家的桥梁。

第二，国内政治动态是重要动因。2012年底，自民党在重新获得执政地位前的大选中，集中批评了民主党在执政时期没能在安保问题上保护国家利益。对华安保问题实际上在日本国内政治中已经上升到了“政治正确”的高度。每次讨论出现更高定调后，不同意见则很难提出，即使有时候有一些妥协，但也往往会被批评为牺牲国家利益而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从自民党内部看，安倍去世后作为党内最大派别的安倍派群龙无首，对于安倍派主要接班人来说，继承安倍遗志是获得支持的基本条件，任何可能会被认为是立场倒退的言行，在派阀政治内部来说都是危险的。而岸田派在自民党内仅为第四派阀，需要安倍派的支持。执政联盟中的和平政党公明党试图对自民党的过度保守化起到刹车作用，但在上述国内政治动态中，想要发挥刹车作用变得越来越困难。公明党对日本获得进攻性军力持谨慎态度，在2015年解禁集体自卫权时也提出很多限制条件。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及“台湾有事”论的政治压力下，公明党的立场开始与自民党趋同，对反击能力没有要求过多的限制。对于中国认知问题，公明党反对自民党建议的威胁定位。但是这被批评为将会对日美同盟强化构成障碍，为保持对华关系而牺牲日本的国家安全。

二、日本安全政策失控的可能性与隐性制约因素

此次安保三份文件出台后，拜登总统立即表示了欢迎，美国为了遏制中国也可能会纵容日本在军事上对抗中国，这似乎为缺乏刹车机制的日本安全政策加了油门。日本究竟会不会在扩军备战的道路上一路向前？甚至重回历史上曾给包括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安保政策着实让人担忧和警惕，失控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一些隐性制约因素的存在。

首先，日本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最大制约因素。目前日本民众对华负面认知高达九成，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五成民众支持增加防卫开支，这似乎可以得出日本遏华扩军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的结论。但是，深入分析会发现情况并非这么简单，日本社会的和平主义思维在短时间内很难被完全突破。日本内阁府2018年民调显示，民众最期待自卫队发挥作用的领域是救灾派遣，高达79.2%。尽管超过一半民众支持增加防卫开支，但民意绝大多数既反对发行国债，也反对增税。虽然日本民众对华普遍持负面看法，但同样也不喜欢极端保守政客。事实证明，石原慎太郎、田母神俊雄等都希望以强硬政策获得民意，但结果都受到民意惩罚而退出政坛。2015年日本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团自卫权时，宪法学家绝大多数都持反对意见，甚至被政府邀请到国会作证的人士也说政府违宪。日本国内大学的学者拒绝参与军事技术研究的伦理规范至今仍然很强。

第二，天皇与自卫队的绝缘关系是重要制约因素。天皇是一个潜在的、不大被关注，但对日本安全政策走向却有重要影响的内部制约因素。日本军国主义和上个世纪的战争是以天皇名义发动和进行的，精神和认同在其中起了巨大作用。战后和平宪法规定政教分离以及天皇与政治分离后，保留天皇制与和平宪法实际上按一套机制整合起来。战后，天皇和自卫队相互绝缘，天皇没有视察过自卫队的营房或者参加军事演习的仪式，这意味着天皇没有对安全政策起到背书作用。

第三，美国和日本同盟关系是重要外部制约因素。美国的确一直以来要求日本提高防卫开支，但是也要看到日本防卫开支增加背后也伴生着希望对美实现更大自主的意愿。日本以现有美国装备为主的导弹迎击体系不足以应对本地区安保威胁为由，提出要得到反击能力，强化自身的威慑力。这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战后日本安保体制中的分工：即进攻性力量依靠美国的“矛”，防御性力量依靠日本专守防卫的“盾”，这个突破实际是日本意图在同盟中获得更大战略自主和平等地位。日本扩大和美国盟国之间的防卫合作，也是希望能够在更大的准同盟网络中获得与美国对等的关系和自主空间。例如，日本近期与英国、意大利达成协议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斗机，这对于高精尖装备一直依靠美国的日本来说同样是一个突破。对美国来说，一方面需要日本在帮助美国维护其在全球和亚太的主导地位上分担更大的政治、经济和防卫成本；但是，另一方面也需要把日本的自主程度发展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因此美国不断强调“一体化威慑力”，这实际上就是让自卫队和美军在指挥系统、装备技术、人员培训等各个方面更加统合，越是一体化越有利于美国管理美日同盟体系。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需对日本安保政策新动向保持高度警惕，该斗争的要坚决斗争，与此同时也要审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