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上来说，中美两国展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坚定决心并且采取了相互安心的政策，只要中美关系不出现大的波动，亚太地区的稳定就有保障。但是中日关系的现状肯定不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特别是日本。
2014年以来，中美日三边关系似乎日益呈现出二对一的格局（日美对中国），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时承诺日美同盟适用于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还是香格里拉对话上日本首相与美国防长的讲话，也被认为是重要证明。
然而，中美关系富有戏剧性的发展却告诉我们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认为中美日关系会向二对一的方向发展的看法是短视且具误导性。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过程的特点
2012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人们对于这个词汇似乎感到陌生，更不清楚具体含义是什么，而美国内部对于中国的提法则意见分裂。一年后，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多尼隆在演讲中说，中美要建立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关系的新模式。2013年，中国外长王毅访美国时进一步指出了这个关系的基本前提是不冲突不对抗。然而，新闻报道和专家评论的基调似乎却与中美官方上述表态相左，这让很多人对于建立中美新型关系感到悲观，这本身是把新型关系的目标同过程混为一谈得出的错误结论。
笔者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最低目标是不冲突和不对抗，但是必然要通过以合作与对抗（可控范围内）为特点的相互交替的过程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对抗正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立过程中的必然阶段。
从上述标准来考察中美关系的发展，我们就会得出比较平衡的观点。今年2月21日，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中国表示强烈抗议，然而就在同一天，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雷蒙德·奥迪尔诺访问中国发表中美陆军建立对话机制，并没有因为达赖喇嘛会见而中断，而白宫在随后的新闻会上立即表态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独立。3月，随着美国政府在涉及南中国海问题上包括反对九段线等首次的表态，中国方面虽然严正反对，但是中美高层沟通并为受阻。美国总统夫人携家人访华开创了中国第一夫人外交的先例，3月下旬习近平在荷兰海牙同奥巴马会晤，尽管表明要美国在海洋问题上采取客观公允态度，但双方对于致力于中美合作的重点并没有因此受损。
4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问日本、中国时对于中国外交和海洋战略的严厉表态，遭到了中国军方直截了当的批评，范长龙在会见哈格尔时候说中国人民对美近期言论不满，尽管如此哈格尔访华的行程仍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被允许登上辽宁舰艇，同士官学校学生共进午餐，在国防大学演讲。4月22日，中国海军承办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第14届年会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4月下旬，奥巴马到访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明确立场，对于日本防卫政策修改表示支持，但是离开东京到韩国后就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提出了间接批评，在菲律宾则表示美国没有意图在亚洲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中方对于美国挺日的回应是5月召开的第四次亚信峰会期间指出亚洲的事情亚洲办，间接地回击了美国强化军事同盟的表态，但是无论是中俄首脑会晤还是亚信峰会上，中国都传递了中国没有建立军事集团或者同盟的意图。
6月初香格里拉对话上中美军方高层唇枪舌剑，但是双方对于建立新型两军关系的意志却同样坚定，哈格尔说中美之间将继续推进建立新型关系，基于合作，管控竞争，避免对抗。为此努力建设新型两军关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则认为此次会议上，中美之间有争论都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必然存在现象。他在严厉批评美国后则透露说，目前中美正在于美国建立两大军事机制，第一是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另一个是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准则，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香格里拉针锋相对余音未了，6月9日中国海军舰队起锚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2014年的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
回顾过去两年中美关系的起伏，如果不过度聚焦对抗的一面，可以得出中美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朝着更加健康方向发展，中国国防部长，中国总参谋长与美国参联会主席都实现互访，中美海军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反海盗演习，中国参加夏威夷海上联合搜救，以及此次环太平洋军演，这些都是在过去不可想象的进展。所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没有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往后走，而是在向前进。
日本选边站的战略代价
安倍晋三首相在2006年曾经主导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任之初双方对于中日关系改善给予了期望，例如2013年初习近平特别会见了安倍特使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然而中日关系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被历史问题、岛屿争端、安全政策等问题反复折磨，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极端恶化。安倍在达沃斯会议上把中日关系比作一战前的德法让国际社会大会震惊，中国方面也坦承目前是中日关系最坏的状态。
中日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一次次出现过改善的曙光，但很快被熄灭。去年底，程永华大使同日本外相会谈如何改善关系，几天后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就让势头中止。日本明确对美国回归亚洲的支持，向同中国有争议的越南和菲律宾提供巡视舰，以及集团自卫权与中国威胁相结合的讨论不断加深中国对于日本安全意图的怀疑。在中国看来，日本自主地选择了超过美国期待的联合美国对抗中国，中国也就自然把日本看成是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最大的搅乱因素，正因为中国认为日本没有政治意愿，那么同日本讨论战略就变得没有意义，采取不理睬的政策也就理所当然。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中日高层沟通和军方交流完全停滞，这就出现了中美之间对抗不断的同时对话也不断，而中日之间只有对抗没有对话的极度不平衡的三边关系。
正因为中日关系的零化，三边关系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两个双边的简单叠加，尽管美国对日本进行了不间断的抚慰安心外交，日本也在努力说服自己日美同盟坚不可摧，然而日本始终不知道中美之间究竟在磋商什么以及可能的结果，因为美国一边说日美同盟是亚太安全的基石，一边又说要同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才能保证和平繁荣，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表态。
有可能因为对美的不放心，加上对于奥巴马外交软弱的判断，日本觉得需要主动示强才能获得美国的重视，这也是积极的和平主义提出的背景之一。悲剧在于日本的这些源于对美国的猜忌引发的安全政策变化，加上政治家的民族主义言行却给中国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即日本的意图是恶意的。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傅莹说，安倍上任以来就没有兴趣要解决钓鱼岛争端，反而进一步扩大争端，并且制造迷思将中国渲染为一个会威胁日本安全的国家。王冠中则说日本是包装自己用积极和平主义旗号挑事闹事，为一己私利把地区搞乱，日本首相暗里挑事挑衅中国底线。
更加糟糕的是中日之间没有沟通渠道，导致双方对于对方意图的猜忌进一步升级，相互不信任则不断地增殖。基于对美国的不确定性和中美接近的担忧，日本开始积极进行“地球仪俯瞰外交”，旨在拓展日本外交的战略纵深，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倍首相执政后打破历任首相惯例，几乎每个月都出访，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从巴西到非洲，从东欧到东南亚。但是最为关键的周边邻国则没有办法访问，同另一个邻国俄罗斯虽然最初试图改善，但也因为乌克兰局势不得不对美协调而进展受阻。
与此同时，在第三国批评中国的言论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日本战略意图本身恶意判断，这样中日对话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中日相互之间无法也没有对话，更加坚定了中国搞好中美关系来管住中日关系的看法。
从结构上来说，中美两国展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坚定决心并且采取了相互安心的政策，只要中美关系不出现大的波动，亚太地区的稳定就有保障。但是中日关系的现状肯定不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特别是日本。如果中美真正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后，日本才领悟到中日对抗的代价那就太晚了，1972年的“尼克松冲击”，事实上已经让日本有了一次外交上战略滞后造成的三边关系中存在低落的苦涩经历。
所幸的是，那时候中日经济实力的巨大落差让中日战略地位落差得到了补偿，但现在如果出现“奥巴马冲击”那付出的战略代价将会远大于40年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日三边关系能不能向平衡的方向发展，日本的战略选择和外交能力将受到考验。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