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到2021年恰是冷战结束30周年，然而，国际舆论却又在乐此不疲地讨论所谓“中美新冷战”。笔者认为，“中美新冷战”论，源于美国是冷战的绝对胜利者这一错误认知，中美关系要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就必须在思想上正本清源。

首先，苏联解体并不完全是美国冷战遏制或者军事威慑政策的结果，更主要的是苏联自身思想和体制僵硬导致其战略和政策创新严重滞后。二战后，美英以意识形态划界提出自由世界对专制世界的冷战铁幕，并将威胁手段作为国家安全的思考起点，通过构建军事同盟来遏制以所谓“邪恶帝国”苏联为首的共产世界的进攻威胁。面对这些军事和宣传上的挑衅，苏联未能抵抗住不作过激反应的诱惑：在军事上，走上追求与美国进行能力对等的军备竞赛的道路；在理论上，进行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竞争；在外交话语上，陷入相互谩骂轮番升级的僵局。

军事争霸的结果导致苏联社会经济建设严重滞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领导层才真正意识到按美国节奏进行冷战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承认，在追求军事战略对等过程中，苏联有时没有抓住机会通过政治手段获得安全机会，结果被引诱到军备竞赛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但苏联的醒悟为时太晚，体制僵硬积重难返。因而，苏联的解体不全是美国冷战政策的成功，而是内因导致为主。相比之下，中国在1978年开启改革，1982年提出去意识形态化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比苏联整整早了十多年。

第二，冷战结束前的美国同样是一个极度疲惫的超级大国，苏联的突然解体让美国的冷战认知逻辑被重新打包。美苏几十年的军事争霸，既拖垮了苏联，也让美国陷入经济和社会困境。越南战争后，美国被迫放弃美元兑换黄金的金本位制，这意味着美国战后经济实力一枝独秀局面被打破。上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财政和经常项目的巨额双赤字，当时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美日贸易战等让“美国衰落”论成为言论界主流。无论是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还是阿伦·弗里德伯格的《疲倦的巨人》（The Weary Titan）都隐含了上述观点。同一时期，约瑟夫·奈教授的“软实力”论尽管影响很大，实际上也是美国对自身实力下滑的默认。

苏联的突然解体，让上述“美国衰落”论突然被“冷战胜利者”论所覆盖。“历史的终结”、“美国单极体系的霸权稳定”、“不可或缺的国家”等各种理论被不断开发出来，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被重新解释为在美国军事强硬下苏联被迫让步的结果，苏联的解体则被主要理解为民主战胜专制的意识形态竞争成功。正是在上述“冷战胜利者”这一认知基础上，美国冷战后开始在全球推广民主，使用的手段也主要是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这些被认为是带来冷战胜利的法宝。

然而，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等战争证明，美国的冷战“法宝”并没有起作用，北约东扩也没有让冷战后的欧洲安全秩序得到稳定，相反加速了美国衰落和地区不安全。但这些现实并没有让美国认识到“冷战胜利者”认知是一种幻觉，或至少它不愿意承认。

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有难解的心结，它似乎常常在后悔式反思中看待中美关系。例如，有人认为要是20年前美国不让中国那么轻松加入WTO，而是先让中国按照美国设想改造后再加入，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然而。这种反思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健康，因为其根源是“冷战胜利者”认知，认为中国的发展是美国恩赐的结果。按照这样的逻辑，一部分美国人面对中国的发展，自然会考虑去从冷战工具箱里找办法，“新冷战”论也就应运而生。

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美方“冷战胜利者”自我认知的转变，这将是一个长期进程，但也是世界大势的必然。

张云，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