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底，奥巴马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成为18年来首次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在七天的亚洲四国访问行程中，日本就占有三天两夜，凸显了这次访问中的“日本重心”。但对于这一重大外交活动，日美两国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日本媒体同声赞赏，美国媒体大呼失败。而一直高度关注奥巴马亚洲之行的中国媒体和学界却似乎欲语还休、集体失声，除了几个“媒体专家”的老生常谈而外，只有一篇“大批判”式的国际评论，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分析和研判。搞外交，似乎不宜秉持“爱来不来”、听之任之的态度;学术研究、政策分析，也不能自以为一贯正确，对不喜欢的或视而不见，或一“批”了事、一骂了之。本文不揣冒昧，拟就奥巴马访日以后的中日美关系以及东亚地缘战略关系的演变，做简单的分析和研究。管窥蠡测，无非一家之言，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奥巴马访日：加强美日同盟

众所周知，奥巴马此次出访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四国，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推动美国的亚洲“战略再平衡”，重申美国的亚太地区利益和地缘战略存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就此指出：“总统的亚洲之行是一个重要机会，它将强调我们对亚太地区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在地区紧张不断的时期，尤其考虑到朝鲜局势和各种地区争端，此行让美国有机会重申，我们将致力于在本地区维护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因为“该地区非常需要美国的领导。我们的再平衡战略包括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各种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利益。”[1] 而曾担任中央情报局的中国问题分析师、如今供职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约翰逊则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是“贯穿此次访问的主题”。[2] 毫无疑问，如何与盟国合作应对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亚太战略重构进程中的首要考量。美国要利用中、日、印、韩及东盟各国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美国主导的地区战略格局的微妙平衡。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致力于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进行管控，同时尽量避免现有强国与新兴强国之间爆发传统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崛起已是事实，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究竟会对美国的亚太利益和地区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既是奥巴马访问亚洲四国的动因，也是美国的亚洲“战略再平衡”的政策目标。

1、公开为安倍“站台助威”=奥巴马的政策失误

对于中日纷争，奥巴马一改常态，采取了公开挺日的态度和立场。奥巴马在访日之前接受《读卖新闻》的书面专访时，首次公开承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对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表示赞赏和容忍;并要求日本尽快进行普天间基地的转移，还着重提到了日本参加TPP的重要性，最后重申对朝鲜核武器的“零容忍”的态度，希望日本对美国的对朝政策给与明确合作，强调“在我的领导下，美国和日本等盟国紧密合作，再度开始在地区发挥主导作用”。既然是以接受书面专访的形式表明对外政策，那就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宣示。虽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府在亚太问题上的既定立场，但在最高政治层级确认了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以及其他军事将领近来的类似说辞并非心血来潮的个人议论，而是对美国政府既定立场的一致性表述。这些表述不仅改变了之前美国政府一再重申的在钓鱼岛问题上“不选边”的承诺，而且由总统亲口说出，更具有非同寻常的强调意味。这固然是美国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需要，但也是安倍晋三“仰仗美国，遏制中国”之战略孜孜以求的政策目标。公开肯定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是奥巴马送给安倍的大礼包，日本政府对此当然大加赞赏，安倍首相和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反复引用奥巴马的讲话，渲染日美同盟的强化和日本外交的胜利。日本主流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赞美奥巴马日本之行确认和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3]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更以《美国的亚洲重视(政策)、活用同盟诸国牵制中国》为题发表社论，宣扬奥巴马访日的目的就是要遏制“有意改变现状的中国的海洋进出”，表明美国阻止中国在东海与南海的“霸权主义行动”的决心，还在结语中期待美国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安全合作，并付诸于具体的行动。这一表态虽不足以从根本上、在短期内改变日美关系的基础和东亚地区战略格局，但不可避免地将引起中美日三角关系构架的变动以及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剧烈震荡。奥巴马之所以对日本给予了足够多的承诺，其核心战略考量就是要更多的借用日本资源，重申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有效性和持久性，打造以美国为核心为主导、以双边安全同盟为骨架的亚太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区域性战略协调网络以及安全合作机制。

美国的撑腰毫无疑问鼓动安倍更有底气地挑战中日关系的红线，充当制衡中国的马前卒，作为改变中美日战略三角关系的一大筹码。安倍随即在香格里拉对话、西方七国峰会上大肆攻击中国，蒙蔽国际视听。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巩固和加强日美同盟的根本原因在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那么奥巴马为什么改变此前相对而言有些暧昧模糊的姿态，公开为安倍晋三“站台助威”，甚至不惜伤及中美关系呢?

首先，奥巴马期望在访日期间获得的外交成果：(1) 日本在TPP的谈判上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大幅度降低关税，为美国商品更多进入日本打开方便之门。(2) 要求日本尽快明确普天间基地搬迁的日期，并承担更多的美军搬迁费用。(3) 要求日本与美国协调政策一致行动，围堵和孤立朝鲜，不允许日本擅自与朝鲜进行个别谈判。试图以在钓鱼岛问题上公开挺日作为“投桃”，换取安倍在上述美国三大利益方面“报李”。而安倍则希望得到：(1)确认日美同盟关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强化，用一种正式文件的形式强调和巩固日美关系。(2)就TPP达成协议，加强日美经济关系，帮助日本商品和资金进入美国市场。(3)在中日岛屿之争中得到美国政府支持日本的正式承诺，加强日美安保合作。双方的利益目标有交叉、也有差异。虽说外交的功能之一就是利益的交换，但奥巴马如果认为送上大礼就能得到安倍的相应回报，却反映出他对于日本外交唯利是图、锱铢必较的特性并不了解。因此，美日两国大肆渲染的同盟安保关系在奥巴马访问之后虽说表面上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但实际上双方同床异梦、各打小算盘的利益博弈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究竟是突出军事的安保合作，还是经济优先的TPP谈判，对中国政策到底是激化矛盾，还是稳定现状，美日两国各有算计、利益存在温度差，这仍将是美日同盟内部未来摩擦不断的未决课题。

其次，美国综合实力相对衰落，掌控世界事务能力不复当年。面对欧洲的乌克兰、中东的叙利亚、海湾的伊朗、伊拉克新内战等热点问题，美国政府尽管竭力掌控，但往往反应不灵、措施不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牵扯了美国的战略资源分配，导致“重返亚洲”的战略进展缓慢、步履维艰。鉴于美国暂时还抽不出更多的资源配置到亚洲地区，就只能仿效当年尼克松的关岛演说那样，让欧洲和日本这些盟友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责任。防止欧亚大陆陆海之交地带出现一个足以挑战美国利益的强国，是美国政府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战略“使命”，从地缘战略结构的变化来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眼中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对弈者。尤其是乌克兰国内动乱致使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后，乌克兰国内局势持续动荡，美俄关系恶化，美国担心东亚地区主权争议发展成为边界危机，试图通过支持日本在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作为一种预防性外交的举措，加强美国对东亚危机的管理和反应能力。

第三，东亚地缘政治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中日两国的实力与地位实现了逆转。中国海权力量的崛起已经超过了美国的预期，随着中国在东海划定防空识别区，第一艘航母装备成军，第一岛链已经很难锁住中国海军的行动。不甘落后的日本对中国的戒惧之心越来越重，力图借助美国的力量遏止中国的发展。如果美国不能为日本提供安全承诺，日美同盟就会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进而损害美国的亚太战略安排，降低美国在该地区的信任程度，因此奥巴马决意为安倍在钓鱼岛上撑起一把保护伞。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东海和南海捍卫主权的立场，让日美找到了在共同遏制中国这一点上的利益契合，因而选择了加强日美同盟，以应对中国的崛起，维持现有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确保日美同盟主导地位的战略方针。

2、支持日本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美国的战略误判

2014年7月1日，安倍内阁通过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美国政府立即给予充分肯定、正面评价、积极支持、赞赏有加。充分暴露了美国利用日本充当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急先锋的真实战略意图。毋庸讳言，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后将有利于加强美日同盟，可由日本代美国行使在亚太地区安全上的许多职能、职责和义务，既可节省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前沿部署的经济负担，又可增强美国在亚太战略格局中的存在态势，对美国大有裨益。美国政府想利用日本作为遏制中国的急先锋，以巩固世界霸权地位。然而从长远来看，“解禁”日本无异于饮鸩止渴。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是谁使日本不能成为正常国家?众所周知，操控战后日本的制度建设、经济模式和法律规范的正是当时占领日本的美国，日本想成为的“正常国家”恰恰是要摆脱美国为日本设计的发展道路。日本政府无非是想借美国的保护和支持，顺水推舟，借船出海，卧薪尝胆，积蓄军力，最终摆脱美国控制，走出成为“正常国家”的关键一步。美国却轻易地为日本松绑，如此玩火难免引火烧身。美国媒体的认知似乎比政府更为清醒一些。《纽约时报》3月份刊登社论《安倍首相的危险的修正主义》，担心“安倍首相的民族主义特性会对日美关系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华尔街日报》5月发表文章《日本的安倍晋三是亚洲最危险的人物》。《纽约时报》7月的一篇社论指出：安倍“修改宪法解释完全破坏了民主程序。日本的民主正面临着考验。”两国对待日美同盟的温度差在不断扩大。实际上，美日在国家战略目的终极标上，是各怀鬼胎，同床异梦。虽然他们在遏制中国的目标上找到利益共同点，但在最终战略目标上却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最终必将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

美国政府支持日本政府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一招前景难测的险棋。从奥巴马的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到一些在战略上投机、在外交上放任的心理轨迹。既然美国政府是战后日本政治制度的始作俑者，那么所谓“日本对于宪法的任何决断，理所应当由日本国民和领导人自己决定”，就是一种对历史非常不负责任的掩耳盗铃之举。对于一个曾经犯下反和平、反人道之战争犯罪，至今仍公然否认侵略历史、否认侵略定义的政府及其领导人，国际社会绝不能听之任之，放松警戒、规范和约束，因为这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责任。无论美国政府内部如何评估日本修宪的可能性，都不能、也不应放弃对于日本政治未来走向的关注和警惕。《纽约时报》将美国全球战略的两大重点联系起来评估，认为奥巴马在他最重视的两大外交方面都遭遇了失败：中东和平进程正经历无法挽回的重创;在东京也未能推动为转向亚洲战略提供支持的贸易协定。[4] 轻率放弃理应担负的国际责任，折射出奥巴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缺少深邃战略眼光和长远战略考量的短视和局限，这是其两大外交重点都遭遇挫折的主观原因。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各国是根据其他国家的权力大小调整本国的权力分量以进行制衡。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扩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威胁平衡理论，认为各国事实上往往根据其感觉到的威胁即进行制衡。[5]依据威胁平衡理论，日本政府重新解释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将大大提高中国对来自于日本的威胁感，令日本对于中国进一步成为更大的威胁，迫使中国采取相应手段、发展更强军力予以制衡。故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对于东亚地区将成为一个明显的破坏稳定因素。特别是日本政府发动集体自卫权的前提条件之一为“关系密切国家”，使日本至少在理论上具有了卷入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台湾海峡所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局面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不太可能发生，但只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令其成为一种可能，就足以让中国改变对台的战略考量和对日的政策行为。

解禁集体自卫权看上去只是一个日本修改宪法条文的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关系到日本的国家结构重新塑造和发展道路重新选择，关系到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制定和平宪法，不仅是日本走和平道路，放弃战争权力的法律约束，同时也是维护地区和平秩序的国家保证，是日本面向世界作出的反省历史、不再侵略、坚持和平的民族的承诺。安倍上台后一直积极推动修宪，根本目标是摆脱美国主导下制定的日本和平宪法，让日本回复为战前那样拥有对外发动战争权力的“正常国家”，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是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环。而奥巴马将这一重大战略问题视为日本内政问题，采取放松警惕和放弃防范的态度，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美国《时代》周刊评论称：“对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来说，这是其糟糕的第二任期中一个糟糕年份的糟糕月，周四对他来说尤其是糟糕的一天。他两手空空地离开日本，没有同日本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而这是他此次亚洲之行的一个关键目标。”并直言“奥巴马失败的外交证明批评者是对的”。[6]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着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又增加了一个不可确定的危险因素。尽管对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并不等于日本准备马上与中国开战，但对这一政策的危险后果和负面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府处心积虑地利用中国的崛起制造“中国威胁”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积极推进国家发展道路的历史性改变，那么这一次日本同样不失时机地利用了奥巴马的政策宣示。就在奥巴马访日之前，日本政府不断出台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政策措施。4月初，内阁通过了新的武器出口原则“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是自1967年领布实施“武器出口三原则”后的首次修正，意在放宽军火出口，促进军火工业发展，强化日本与进口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扩大军火出口必然造成一国对外关系中军事因素的加权，日本扩大军火出口很可能会推动地区内的军备竞赛，导致各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对地区和平必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文部省宣布，将从2015年4月起在中小学新版教科书之中纳入有关钓鱼岛及独岛之主权叙述的内容。4月20日起，航空自卫队的那霸基地启动第二飞行警戒监视队，青森县三泽基地的早期预警机E2C也扩大巡航范围，加强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的警戒监视;陆上自卫队在与那国岛的警戒雷达和监视部队驻军设施也开始动工。日本政府如此密集的连续出台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就是要对奥巴马形成压力，迫使美国政府认同“中国使用强力在东亚制造紧张局势” 的日方说法，推动奥巴马在中日钓鱼岛争端、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问题上更加明晰的表态。但这些举措对于日本与中、韩的关系，乃至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存在无可否认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无论是东亚地缘战略结构，还是全球国际政治秩序，都建立在一个历史前提之下：即反法西斯联盟国家战胜法西斯轴心国。战后国际法基础、国际政治秩序，包括日美同盟，都是这个历史前提在政治和法律层面的逻辑结果，日本只有坚守和平道路，承认侵略罪行，才能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享受国际行为主体所拥有的国际法之资格和权利，而美国政府作为战后改造日本的担当者，则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负有无可推卸的监督之责。现在奥巴马的对日政策放弃责任，放任安倍以复活极端民族主义、否认侵略历史来销蚀战后国际秩序的政治法律基石，从外部加强了日本未来发展走向以及地区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接受英文《日本时报》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有理由、有必要推动国内改革，但“错在用了一九三零年代的旧包装纸来包装”。安倍晋三的民族主义史观已成邻国的不安，使日本在与中韩两国的冲突中处于劣势，且终将使日美同盟关系趋于复杂。[7] 近年来东亚地区之所以纷扰不断，始作俑者实为日本。日本深化日美同盟的战略意图有二：直接借助美国的力量遏制中国，更深远在于处心积虑的挑动中美冲突，不动声色地做好中美对冲两败俱伤后接收本地区主导权的准备。安倍内阁表面上是在迎合美国“再平衡”战略，实际上真正用意在于制造和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诱导中美撞车，通过肢解中国，驱赶美国，实现独霸亚太的战略目标，复活以日本为主导“大东亚共荣圈”。正是由于安倍试图召唤军国主义的亡灵为国家复兴鼓噪，才使得中韩均认为日本试图重建昔日帝国辉煌而扩军备战。

众所周知，日本能否坚守和平发展道路，不仅仅是美日关系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否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大的地缘战略问题。当日美同盟不对称关系变得平等之后，日本还能甘居美国之下唯唯诺诺吗?美国还能驾驭或约束日本的“暴走”吗?反过来，正是由于奥巴马政府的战略短视，对安倍政府诉诸民族军国主义的危险政策倾向视若无睹、听之任之，才使得日本绑架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外交操作得以实现。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为安倍“站台”，其亚太战略也将继续被日本绑架，终将使美国卷入一场与美国利益并无直接关系的冲突或战争。奥巴马无条件“挺日”，也使美国政府所宣扬的“和平、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不攻自破，国际形象严重受创。

就中日关系和力量对比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实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国民经济总量的逆转。2006年日本的GDP为4.3万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二位。当时中国的GDP为2.8万亿美元，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位列世界第四。2013年，中国的GDP为9.4万亿美元，约为日本同年4.5万亿美元的GDP的两倍。

第二，军事实力的对比。2014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已从2006年的2838亿元人民币增至8082亿元。而日本防卫省数据显示，2014财年该国的国防预算为4.78万亿日元(100日元约合5.3元人民币)，与2006年的4.79万亿日元相比没什么变化。

第三，互相依存格局的逆转。日本更需要中国，而中国对日本的依存度降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其海外货运总量的比重从2006年的9.8%下降到2013年的7.9%。而2013年，出口到中国的货物占日本海外货运总量的20.6%，比2006年的16.5%有所提升。

第四，投资差距缩小。2014年上半年，日本和日本公司对中国投资29亿美元。2013年，这一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为91亿美元，比2006年的62亿美元有所增加。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日本的投资额为4.37亿美元，比去年全年的投资额1.4亿美元有所增加。这一数字在2006年仅为1200万美元。

第五，游客数量悬殊。2014年前9个月，有180万名中国大陆游客到日本旅游。与之相比，2006年的中国大陆赴日旅游人数为80万人。这反映了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财富增长和日元的日渐疲弱。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13年，中国游客再次成为全世界头号消费群体，旅游消费为1290亿美元。[8]

总之，随着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GDP增长和军事开支都有所增加。双边依存度已经变得对中国有利，两国来访人员的数量正逐渐趋同。尽管日本仍在直接投资方面占有优势，中国的对外投资额也在持续猛增。时间的推移是力量对比的天平正在越来越倾向于崛起的中国。

3、TPP协议未达成一致=美国的经济外交失分

美国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不仅仅是同盟关系和安全战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区域经济的整合与一体化。近年来，美国政府之所以对TPP情有独钟，无非是要分享东亚经济发展的成果，助推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建构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避免美国被东亚地区“边缘化”。在各国利益差异较大，冷战残余尚存的东亚地区，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就是，经济主义将是重建东亚地缘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动因和根本动力。但后冷战时期东亚地缘政治经济的演变进程告诉我们，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只能在稳定的地缘政治结构与和平的地缘安全框架之内，才能顺利而有序的塑造和发展。地区政治结构的不稳定，安全环境的恶化，必将阻碍或延缓地域经济贸易的整合与合作。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中、韩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纠葛，无疑对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对10+3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广泛的冲击力和扩散的杀伤力，这是迄今为止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多舛的根本原因之一。

美国政府将有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日美谈判能否达成一致意见，视为奥巴马访日是否成功的而一个主要标志。然而奥巴马4月25日上午却不得不带着一份没有达成贸易协议的《美日联合声明》结束了对日本的国事访问，这份直到他登上专机前的最后一刻才勿忙公布的文件曾被视为这次访日成功与否的最关键标志，但从结果看，它更像一枚苦果。日方欢呼这份将钓鱼岛问题首次写入首脑声明的文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声明”，但美国媒体却聚焦于“奥巴马外交在日本遭遇挫折”，美国向日本“投桃”并没有换来日本的“报李”。奥巴马在4月24日曾直言不讳地对安倍说：“如果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没有成果，华盛顿会将这次访日视作失败。”但奥巴马亲自出马施压也未能得到安倍的回报，韩国《首尔经济》4月25日称，奥巴马访日并未替美国争取到实际利益，“豪华晚餐和极尽礼遇不能掩盖奥巴马此访的苦涩回味”。甚至有美国媒体嘲讽道，奥巴马此访除了代表美国人民传达“这里的寿司真好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

实际上，面对在同盟中居于主导地位因而惯于强势的美国，日本外交战后以来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应对策略和技巧，即以“拖延战术”、“模糊表态”、“讨价还价”对付强势美国。历史上日美之间多次贸易谈判，日方都是用类似的战术缓冲压力、争取时间，在不危及日美同盟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竭力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损失的最小化。日本政府之所以同意与美国就参加TPP展开谈判，除了强调美日安保同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之外，其潜在战略考量就是牵制“崛起中的中国”。也就是说，日本参加TPP谈判，既是出于对美战略协调、互惠互利、经济合作的客观需要和主观愿望，也是基于地缘战略，为牵制中国而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的战略考量。“先答应参加谈判，在美国的压力下争取主动，而后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尽量不做任何具体的承担和约束”，早已成为日方参加TPP谈判的基本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巴马东京之行徒劳无功，也可以说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不足为奇。至于日美联合声明中的所谓“明确了主要的努力方向”或者“交给相关部门探讨”、“继续审议”等外交辞令，无非具有双重意蕴：既可理解为谈判的一方变相拒绝或旨在拖延，也可视之为今后的实务层级谈判仍将十分艰苦和漫长。

尽管未能从安倍政府那里得到心仪的回报，但奥巴马并未如同他向东京施压时所说的那样取消在美日共同声明中明确言及钓鱼岛问题，这显然是出于亚太地缘政治经济的战略考量。美国政府很清楚，“以日制中”对于“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比战后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和策略必需。奥巴马也懂得“小不忍而乱大谋”的道理，深知不能因小失大。因此，奥巴马尽管未能从东京取得预期的成果，未能达成既定的外交目标，但仍然在中日领土纷争和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上为安倍壮胆撑腰，既不是出自对日本的特别偏爱与慈祥，更不是他“站错了队”，而是基于“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牵制中国”的政策目标大算盘。也就是说，即便安倍政府有许多让白宫深感恼火的蠢蠢欲动，但在战略全局上，却一贯忠实于美国的亚太大战略，致力于维护同盟的共同利益。所以，所谓“美国站错队”之论，如果不是对战后美国外交隔膜过大、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忽略了战后以来美日同盟的基本关系与格局。而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负面性调整，事先估计不足、事后大骂大批，同样缺乏对于战后美国外交史和战略决策过程的知识储备和科学研判，对于中国外交应对美国对华政策防范意识加深、美日同盟日趋强化以牵制中国的趋势和走向，也同样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和实际的效用。

从美国的亚太战略框架的结构来看，TPP协定在战略层面上是奥巴马加强“美国掌控亚洲之手”的关键部分，也是美国政府对亚太地区各国承诺“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亚太地区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同时又是全球贸易的心脏，而美日是世界上的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占到TPP成员国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美日未能达成贸易协议将使TPP的未来前景变得更不确定，[9] 也就是说，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前景也同样充满了不可确定的因素。

二、强化日美同盟对东亚地缘战略格局的影响

如果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此次“日韩马菲亚洲之行”的最大目标，是对内对外显示其全球战略的转移方向和“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心，强调“重视亚洲”的战略安排，争取亚洲盟国的信任，那么基本上可以说是如愿以偿。尤其是在东京发表《美日共同声明》，公开宣称“东海的尖阁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令安倍之流更加有恃无恐，日本防务省随后出台了在接近中国的西南诸岛驻军的具体计划;在马尼拉签署美菲防务合作协议之后，菲律宾随即在南海向中国发起挑衅。美国一举数得，不仅得以重返失去几十年的东亚战略前沿，进一步完善了美军的前沿部署和亚太基地网络，而且初步实现了挑动亚洲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利用亚洲盟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的亚太战略因此目标更加明确，态度更加强硬，手段更加多元，资源更加丰富，对此视而无睹或横加贬斥，一味批判反对，都是不客观、不科学、非理性的，正视并未雨绸缪筹划妥善而有效的应对之策，才是中国和平外交维护国家安全的题中应有之意。重要的是，也许正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推进，以及针对中国的意图，反而给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和地缘战略环境带来了无可否认的负面影响。

1、负面影响、有目共睹

日美试图强化同盟关系，用冷战时期的双边安全同盟应对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军事等区域性问题，其负面影响和消极结果有目共睹、不言而喻：

(1)近代以来，日本曾两度以大规模侵略战争打断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冷战结束以来因中日两国国力消长而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上升。安倍政权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以中国的军力增长为借口，以“对日本的‘离岛防卫’构成威胁”为假设前提，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坚持竞争意识和对抗政策，试图借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机，采取修宪、扩军、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手段，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2014～2018年度)》和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化联合机动防卫力量建设、组建登岛夺岛部队，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对抗中国，强硬应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利用国际讲坛攻击污蔑中国。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企图颠覆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如果日本不能在历史问题上深刻反省，企图改变战后东亚政治经济秩序，必将严重危害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2)将日本置于美国对抗中国战略的最前沿，助推日本政府与中国持续对抗的政策选择，致使中日关系的紧张进一步长期化、胶着化。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美两国在双边关系的重新构建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把对日政策作为试金石，彼此试探对方的底牌和底线，使日本外交再一次陷入冷战时期在美苏对抗的“百慕大三角”中左支右绌的两难困境，这到底是日本的幸运呢，还是不幸呢?

(3)强化日美同盟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绊脚石。奥巴马强化日美同盟的“预防性外交”，无论其有多少自认之合理性、必要性，但在客观后果上遭到了中国“不怕事”的坚决回应，使中美两国之间难以建立战略互信。奥巴马公开挺日后，中国与俄罗斯在东海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晓以颜色;在关于亚洲安全议程的“香格里拉”[10]对话会上，对美方的指责反唇相讥、针锋相对。中美之间一方面寻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防止重蹈大国争夺对抗的悲剧，另一方面又彼此戒心重重、互相防范，正在不由自主地走向“安全困境”。

(4)进一步形成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大国与海洋霸权国之间的博弈与对抗。奥巴马此次亚太四国之行不仅是弥补2013年缺席东亚峰会和APEC会议的外交疏漏，更是让东亚盟国坚定对美国“战略再平衡”的信心之旅，力图在新的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下，重塑美国的威望和盟国的信任，通过美国领导下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重建美国为首的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然而，近代国际关系史已经证明，集团式、阵营式的对抗，往往成为无益于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发展的不确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成为走向战争的重要诱因。

2、成乎，败乎?

总之，奥巴马访日未能完全达成政策目标。由于奥巴马此次出访亚洲的重要背景是他去年缺席了APEC峰会和中国的崛起，因此“偿还外交欠债”和“安抚亚洲盟友”是其亚洲之行的既定目标，嘴上放炮是为达成TPP做铺垫，而TPP能否达成一致，是衡量奥巴马此行是否具有战略性收获的关键点。美国政府之所以重视TPP谈判的进展，以至于将之与“安保问题”挂钩向东京施压，除了地区经济整合的利益需要之外，也有国内政治的时间窗口，即希望通过日本降低肉类和农产品的进口税，为美国的农牧业产品打入日本市场鸣锣开道，从而在预定于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时，为民主党争取选票。因此，白宫“重返亚洲”的大战略和国内选举政治的小算盘都离不开东京的配合和支持。精明的日本官僚对此当然心知肚明，霞关在奥巴马访日之前，与美国政府对口部门在东京加紧TPP的部门协商，换取奥巴马亲口表示“尖阁诸岛(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以经济诱饵换取政治外交安保的关键性红利之后，日方随即祭出了拖延的法宝：对于白宫为体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自由贸易精神，迫切要求日方放宽猪肉、牛肉等农产品，以及汽车、保险之进口限制的强烈愿望，采取了“能拖便拖”、“能模糊便模糊”的传统谈判战术;主流媒体甚至索性就将农产品和牛肉的自由化问题称为神圣不可侵犯、绝对不能让步的“圣域”，竭力鼓吹“稻米文化特殊论”;国会也曾一致通过“不许输入一粒白米”的决议案。日方的拖延战术最终奏效，结果美日共同声明除了“两国明确了推进TPP谈判关键议题的主要努力方向”之类的空虚之词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和进展。即便奥巴马为此愤然表示不满，甚至曾放言要取消在两国联合声明中提及钓鱼岛问题的字眼，但日方在TPP谈判中始终没给奥巴马这个面子。

西方媒体因此认为：奥巴马的亚洲之行是“失败”的。BBC指出：奥巴马这次访日最重要的成果《日美联合声明》经过约12小时“难产”，几乎是在奥巴马周五上午10时半登上专机离日之前才好不容易公布。这与40小时前日本各大电视台摄像机瞄准东京羽田机场停机坪上的奥巴马专机、热切等待奥巴马现身的期盼相比，奥巴马离去时的气氛显得有些萧瑟清冷。故称之为“虎头蛇尾的访问”。[11]国际舆论聚焦的除了《日美联合声明》“难产”，还有奥巴马力求此行促成日美达成TPP的目标“胎死腹中”。因为奥巴马曾经直言不讳地告诉安倍：如果TPP谈判没有成果，华盛顿会将这次访问视为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发表联合声明。尽管奥巴马亲自施加压力，但仍未能从日方手里拿到梦寐以求的TPP协议，美国人不得不空手离开东京。

坦普尔大学日本学区亚洲研究室主任杰夫-金斯顿指出：日美峰会对日本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安倍得到了他想要的——美国的安全支持。但根据美国的外交议程，对美国来说是失败的。[12] 其实，这不仅是美国外交的失败，也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失败，显而易见，没有经济整合的地区一体化，只突出军事同盟的排他性、对抗性，地缘战略框架缺少结构的完整性、内容的丰富性，既容易产生纷争，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经济整合甚至可以说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和基础。美国以放任日本修宪和重整军备作为达成TPP协议和重构地区安全机制的条件，符合美国的亚太利益吗?符合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吗?符合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需要吗?虽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长远的时间和更充分的数据资料，但至少从目前看来，奥巴马访日不仅没有弥合或缓冲地区各国之间的利益摩擦，反而因为公开“选边站”而激怒了中国，制造了新的地区不稳定因素，显然无益于TPP的谈判和地区经济的整合，以及构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因此，美日演出的这一场外交剧在表面上热闹有加，实际上凸显了双边同盟关系在利益考量和战略目标上存在的差异和分歧。

日本前外交官、现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美根庆树就此认为，日本媒体的一片欢呼说明日本方面并未领悟奥巴马发言的真正用意。他指出，由于奥巴马敦促安倍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与中国间关于钓鱼岛的纷争，而且使用了非常严厉的措辞，所以今后安倍如果继续与中国对抗，美国会非常不满，这将伤及日美同盟的信任关系。美根庆树称，如果不从整体看待奥巴马的一系列发言，就无法理解他的真正用意。[13] 这表明，虽然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但作为交换，安倍也背上了修复日中关系这一沉重的同盟义务和国际责任。美国政府对于安倍“暴走”的现状和趋势并非毫无戒心。

针对安倍政权既殷切期待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明确挺日，又百般恳求白宫允许日本参加集体自卫权乃至进而赢得修宪等诸多利好，但却吝啬小气不给奥巴马任何见面大礼的做法，奥巴马当然心怀不满，所以在访问日本期间特意在历史问题上敲打一下安倍的国家主义立场。他特地向日方提出要求，前往明治神宫参拜。这无疑是以美国的方式含蓄地表达出不满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心怀不满的奥巴马一离开东京转道首尔，就立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公开批评日本政府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态度，强烈指责当年日军的行为“严重侵害人权”，明确要求“安倍晋三首相和日本国民对于日本过去的行为，应有更为正直、公正的理解。”对安倍首相给予了公开而直接地批评。对此，长袖善舞的日本政府当然不会理解为奥巴马的“人权”意识与“良知”骤然觉醒。用心良苦的日本官僚的第一反应就是：正忙于研讨奥巴马讲话的“真意”。也就是说，日方要认真研判美国政府今后对于获益最多的日本究竟会开出什么样的回报要求单，日方究竟要为奥巴马的挺日付出多少报酬，其实就是要摸清美国亚太战略的底线和日本的利益线，在什么地方、能有多大的重合与交汇。这种互相摸底和得失算计的斤斤计较，也说明了日美同盟内部对于利益的锱铢必较、志在必夺。奥巴马总统的日本之行，表上风光无限，暗地里却是暗礁重重，美国越是对日本的国家战略予以松绑，就越将刺激日本突破战后禁忌的胃口，越将为日本的肆无忌惮提供活动空间和战略想象，越将增大增多与日本的利益摩擦。美日双方对此次奥巴马访日的评价截然不同，恰恰暴露了两国战略利益的“温度差”，说明强化日美同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坎坷。

三、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影响

1、美国对华政策的去模糊化

对中国来说，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和日本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明确表态，意味着美国政府终于脱掉了天鹅绒手套、露出了原来藏在手套里的铁拳，其对华威慑的意味更加浓厚，对华遏制的政策倾向更加明显。这不仅将引发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新变局，也将使东亚地缘政治结构出现新一轮的震荡。如何破解日美同盟的升级版和扩大版，有效维护自身战略利益和海洋权益，成为中国外交无法回避的新课题。

中国外交对未来国家安全问题的应对姿态，可从此前不久中国承办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的情况略见一斑。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期间，与会各国虽然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以防止出现误读、误判、误反应的意外冲突，但中国与多国举行的海上联合演习并未邀请日本，美国则因此而宣布“不参加”这一多国海上联合演习，以示对盟国的支持。日本对美国决定与盟国“团结一致”不参加中国的阅舰式表示欢迎，并强调对中国的威慑意义。东京政策研究大学院安全问题专家道下成重4月7日对美国媒体表示，“这是美国发出对华震慑仍然可信有效的信号。”但华盛顿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奥洛斯认为，“这种以牙还牙的举措说明美国正被拖进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不断升级的纠纷中，说明表面形式也能暴露出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存在的严重问题。”反映出美国对中日纷争的发展和走向忧心忡忡。尽管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出席了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但未能会晤中国军方领导人。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不仅直接否定了中日海军首脑举行双边会晤的必要性，而且谈及如何做到中日之间“擦枪而不走火”。

在此后的“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代表严词驳斥日美双方对中国的指责，爆发了这一地区多边安全论坛上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可以看做是中方对奥巴马公开挺日和强化美日同盟的反制。这些事例说明，虽然日美同盟的强化意在威慑中国，但至少就目前而言，日美不仅未能达成其预定目标，反而激起了中国的强硬回击。十九世纪以来的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的对抗性格局再次显现，中美日三国从策略到战略的摩擦和较劲有目共睹。中国对外政策立场趋于强硬的转变既是历史性的，也是“受压----反应”式的后发制人。

仅从这一点看，奥巴马访日也很难说是成功的。美国历任总统此前一直对中日问题采取模糊政策，竭力避免“被”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从未如此明确地选边站。奥巴马的“政策明晰化和倾向性”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同时也增加了东亚地区的安全风险，表面上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实际上美国反而成了日本政府在东亚地区争端中的“人质”，不得不随着日本外交的节拍起舞，日本反而掌握了日美同盟的议程和话语的“主导权”，这既是奥巴马亚太外交的一大败笔，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失衡。背着这种“战略负资产”的美国如果继续在亚太区域性议题上搞“边缘政策”，试图通过支持某些国家来遏止另外一些国家，产生战略失误和成本的可能性也许会越来越大。

时至今日，关于“中日冲突”讨论，在国际政治语境中已经不再是禁忌和想象，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担忧。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近年来在中日两国之间郁积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增无减，必将随着历史记忆的重新回顾而激发更多的感情和情绪的动荡，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危机管控的难度。随着中日冲突的风险系数急剧增加，国际社会不能不关注：构建一种什么样的风险管控机制，才能避免摩擦升级，并做到擦枪而不走火呢?

其实，日本政府把国家安全的维护寄托于美国，因为美国总统的一句口头承诺就喜出望外，反映了日本政府外交上的无能和战略上的不自信。对于日本来说，有一个重要的疑问始终挥之不去：美国会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中日间的冲突吗?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竭尽所能避免卷入突发性中日冲突，其原因就是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是美方尽最大努力要避免的。即使日方大肆炒作中日两国战机在东海上空的“异常接近”，意在敦促美方表态挺日，而美方的立场和态度依然强调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分歧。日本防卫省5月25日宣称，中国军队的2架苏-27战斗机“异常接近”日本海上自卫队OP3C图像信息采集机和航空自卫队YS11EB电子侦察机，最近距离仅30----50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当天就此表示，美方鼓励中日两国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任何领域的分歧。地区国家发展强有力和建设性关系并以此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这不仅符合中日两国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14] 虽然美国一直反复向日本传达不想卷入冲突的意愿，但是日本却可以主动挑起冲突，迫使美国限于同盟义务不得不卷入一场与美国利益无关的武装冲突，使美国外交陷于极为被动的局面。所以，美国政府并不愿为日本火中取栗，其亚太战略留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以保证作为斡旋者、中间人的战略优势和回旋空间，仍将延续既强力制衡中国、又保持中美在亚太地区合作的基本战略基调。但吊诡的是，美国政府越是公开挺日，越是偏离了其“不选边”的中立地位，其作为斡旋者、中间人的战略优势和话语权就越发被削弱、被侵消，其“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就越将失去平衡而难以为继。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机关算尽的美国政府应该不会不懂的。

2014年7月11日，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与美国防长哈格尔的会谈中谈及解禁集体自卫权时说，“考虑到日美同盟关系，日本政府今后将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保护美国。”[15]

二战后，日本经过多年的重经济轻军事的发展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然而，日本似乎并不满足经济上的富足，而是要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加速发展，安倍内阁变本加厉“在修正历史认识、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强化军力”等方面谋求更大的突破。因此，日本不断鼓噪“中国威胁论”，“朝鲜威胁论”，利用美国与上述两国之间存在的信任裂痕，大肆进行军事扩张，全力打造一个军事大国，一个摆脱“和平宪法”的政治大国。实际上战后的日本摆脱美国控制的意愿一直存在，且随着实力的增强而增强。然而，在日本精英们看来，作为冷战的胜利者和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至少仍保持着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所以，日本不能无视美国，还需要美国的保护，以减轻压力和阻力;但又不甘心继续固守冷战时代那种不对等的美日关系，谋求将现有“殖民地性质的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地位协定”，修改成“对等的军事同盟和相互使用基地的协定，从而构建一种全新的横跨太平洋的日美关系，这是日本政府修宪扩军的根本动机。

任何的战略规划都要首先明确战略目标，而任何的战略目标都需要一个个的战术来做支撑，安倍的目标其实与以往日本的历届政府意欲摆脱美国控制的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安倍要比他们狡猾很多。一方面安倍以“周边安全形势不断恶化”为由，加快军事战略调整，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建设，在军事强国的道路上大步迈进。美国则处于借助日本制衡亚太的战略需要，不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支持日本扩军修宪，多次在日美防长、外长会晤中对日本修宪主张和增加防卫预算表示欢迎。而此举也正中安倍内阁的下怀。另一方面，安倍借助利用美国出于扶植日本充当其在亚太远东代理人的契机，积极拉拢东盟、澳大利亚及印度等国，并向相关国家提供资金和军事援助，形成由日本主导的北抗俄罗斯，西抗中国的战略格局，这实际上就是削弱美国军事影响力的第一步。

在外交方面也同样如此，长期以来，美日政府高层外交理念存在深层矛盾。日本主流舆论对日本外交过分依赖甚至完全追随美国和轻视亚洲的“对美一边倒”姿态多次表示不满。早在2009年，日本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就流露出“脱美入亚”的政治姿态。明确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和强化“以减少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亚洲外交”。2013年2月，安倍访美时发表题为《日本回来了》的演讲，向世界宣布：“日本永远不做二流国家，一个强大的日本回来了。”2014年元旦,安倍晋三在发表新年感言中,高调宣称“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才刚开始”。这些言行实际上是反映出日本政府对美国的反抗心理，以及将日本打造称不屈从于任何国家的“正常大国”的强烈意愿。

安倍内阁本月1日正式做出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所谓“集体自卫权”，是指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他国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力。这让日本打开了对外战争的闸门，在日本右倾化的今天，安倍内阁更容易得到民主主义者及右翼势力的支持。小野寺五典高调宣称：“日本政府今后将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保护美国”，其目的是显而易见，就是要借此宣告“强大的日本回来了”增加国内民众支持率。对外则是希望获得在国际政治舞台“存在感”，显示日本战败国地位已经彻底改变。近日安倍参拜二战中日美交战的太平洋岛国，追悼战死的日本军官及士兵，很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意。

此前，安倍内阁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及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扩军方面备受谴责和质疑。美国为安倍否定侵略历史和拜鬼开绿灯，支持解禁集体自卫权究竟能给其带来多少利益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利用日本牵制亚太各国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回报”也越来越不确定，武装日本牵制它国的做法也越来越行不通，而日本也将越来越难以按美国的意愿行事。一名西方学者10日在香港“亚洲时报在线”撰文时明确指出，虽然美国在制定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今天美国却在力推日本修改宪法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从节约美国投入角度看，美方鼓励日本采取新的防卫方针很有自己的道理。不过考虑到安倍战略调整引发地区紧张局势上升，华盛顿的聪明算盘或许最终会被证明打错了。

2、中日之争：美国的政策立场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时公开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并将相关表态写入美日联合声明，中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表示《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无法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事实。尽管奥巴马的表态将美国政府历来对中日纷争的政策立场进一步明确化、公开化了，但如果仔细玩味奥巴马所说的话，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微妙之处，这也许就是美国外交的老谋深算。

奥巴马总统的原话如下：……美国的政策是很明确的，尖阁群岛现在处于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也就是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5条的适用范围内。并且我们反对阻害日本施政的单方面改变……。请注意：奥巴马在这里还是使用“行政管辖”、“日本施政”的概念，并未使用“领土主权”的概念，这样严格区别的概念使用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中日领土主权争端“不持立场”的基本政策方针，其实这样的表述没有任何新意，跟美国政府历来的正式立场也没有任何变化，不过是总统重复了国务院发言人的发言内容而已。问题在于这话从奥巴马总统的嘴里出来，层级更高、更有权威，在宣传效果上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对中日关系的心理冲击力更强。日本新闻网称，对日本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因为美国总统第一次亲口说出。而奥巴马之所以在访日成行之前就表明立场，一可以安抚一下国内批判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强硬派议员，二可以投日本所好、帮助美国代表在TPP谈判中讨价还价，三可对亚洲盟国表示美国履行安全承诺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四可以对中国进行威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也否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正在变得更加强硬。他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合作和竞争并存，“在遇到分歧时不会动辄打架，而是始终向中方发出明确、一致的信息，阐明美国的利益和立场。2009年以来，我们在安全政策和贸易政策上没有对中国挥拳相向的记录。”[16]麦艾文强调，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既有强权与新兴大国之间必然冲突这种旧有的大国关系模式。双方面临的政策挑战是，如何最大限度缩小双方分歧而不影响两国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看来，日方扩大和渲染了奥巴马就中日关系发言的挺日倾向，与美方的解读存在明显的温度差。美国政府处理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其实并没有重大的改变。

与此相应，奥巴马在日美首脑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开宗明义“我们的立场没有变化。”虽然他重申：“处于日本施政下的领土，包括钓鱼岛在内，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美日安保条约》覆盖中日争议岛屿，因此在日方受到攻击时华盛顿有义务提供支持，“我们认为岛屿当前状况不应被单方面改变。美日安保条约覆盖日本管辖的所有领土，这是双方同盟一贯的原则。”但在回答提问环节却绕起了圈子：既说“美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最终定义不持立场，不过从历史上看，它一直处于日本的施政下。‘主权’的所属不应该被单方面改变。”又表示“我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主权问题上，美国不持立场”，这不是美方新的立场，美国“也没划红线”，“我们联合起来呼吁包括海上问题在内的地区争议都应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他强调“让事态进一步恶化是不正确的，日本与中国应采取措施建立信赖关系”。[17]但日本媒体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句话。日本前外交官、现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美根庆树就此认为，媒体的一片欢呼说明日方并未领悟奥巴马发言的真正用意。他指出，由于奥巴马敦促安倍采取积极措施解决与中国间关于钓鱼岛的纷争，而且使用了非常严厉的措辞，所以今后安倍如果继续与中国对抗，美国很可能会不满，从而伤及日美同盟的信任关系。[18] 这表明，虽然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但作为交换，安倍也背上了修复中日关系这一沉重的同盟义务和国际责任，美国政府对于安倍在钓鱼岛或中日关系上“暴走”的现状和趋势并非毫无戒心。

也许是美国政府察觉到了奥巴马讲话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巨大冲击，所以赶紧就此作出说明。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5月1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为奥巴马的表态做辩解称：奥巴马的声明并不是美方的“新政策”，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都曾公开做出同样的表态。他重申：美国不是争端的当事方，对东海和南海地区主权争端不持立场，希望当事各方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分歧，不要采取强迫、威胁或武力手段。他还指出，“各方有充分的外交渠道和平解决分歧”。在谈及美中关系时，他强调，美国的亚洲政策没有反华意图，美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双方已找到重要的合作领域，比如“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不可或缺”。他说，美方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支持一个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负责任角色的中国的崛起，寻求让中国在亚太地区规则制定过程中扮演活跃角色，让中国的声音能够被国际社会所听到，帮助确保中国有“一席之地”。 但他同时强调，作为地区规则制定者和地区议程讨论的参与者，中国应与美国等国一样受到地区规则的约束，美方对此抱有合理的期待。与中国、印度等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的互动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方面，美方欢迎地区“新声音的出现”，不追求“零和效应”。[19]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拉塞尔的讲话仅仅是因为中国对奥巴马挺日的表态感到愤怒而特意向中方作出的解释，但如果考虑到中美日三方对奥巴马访日的结果有不同评价和研判，考虑到美国政府亚太政策的调整将会给地区秩序带来的潜在冲击，那么拉塞尔讲话至少有着阐明美国政策、防止他国误读的意义和作用。如果把奥巴马、安格尔、拉塞尔以及太平洋美军的一些将领就亚洲的地缘战略、海洋问题和安全环境所发表的讲话联系起来，大致上应该可以对美国的亚太政策及其对华政策有一个较为全面而准确的解读。

3、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与对华政策

美国政府是在国际政治经济的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这样一个全球秩序与国际格局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宣布“重返亚洲”的。美国“重返亚洲”的目标是重新塑造亚洲地缘战略的“再平衡”，其潜台词无非是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均势，致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架构出现了“失衡”的倾向，因此需要加大战略资源投入将出现倾斜的地区战略结构“再平衡”过来。这一重大的地缘战略的转换和调整必将深刻地影响亚太地区的现有国际秩序，包括中美关系、中美日关系、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和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

首先，美国政府的“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改变、干扰甚至中断了崛起的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彼此磨合、互相调适以建构信任关系和地区框架的和平进程。对亚洲大陆和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的这种战略转移，对于美国政府把全球战略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如果说几年前还有争论的话，那么现在恐怕没有人再怀疑了。这一地缘战略的转移不仅实实在在、有目共睹，而且发展得相当快。尽管“重返亚洲”到目前为止更多的表现在言语上而不是行动上，但对亚太地缘战略和外交安全的议题频频发声选边，无疑会增加一些亚洲国家对美国力量的期望值。一些国家试图利用美国政府的战略转移谋取私利，希望美国像冷战时期那样投入大规模的力量和资源，以对抗和高压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形成类似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对立格局，以便小国从中渔利，因而故意渲染和鼓噪与中国的利益纠纷，引诱与威胁双管齐下，试图让美国政府明确选边，借助美国的力量遏制中国。如此一来，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也干扰了中国继续睦邻外交与这些国家建构互信互利关系的努力。尽管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坚持睦邻、安邻、友邻、富邻的周边外交，在政策行为方式上还基本上是防御型的、后发反应式的，但美国政府的“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不仅阻碍了中国和这些国家互信关系的发展和深化，也造成了新的、更多的地区纠纷。尤其那些与中国有海上领土主权纠纷的国家更是不断高呼“狼来了”，日本和菲、越的挑衅愈演愈烈，彼此呼应，使中国外交面临着空前的压力，美国政府如果说于己无关，恐怕是言不由衷的。尽管中国既无实力也无意愿和美国展开全面对抗，但美国政府的战略重点向亚洲的转移还是给中国外交与安全带来了新的压力和课题，中国外交无所逃避，必须直接面对，并运用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应对和化解。

其次，美国政府的“亚洲再平衡”实质上成了增加军力的同义词，刺激对华关系进一步滑向危险的冲突。2012年1月5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新的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指出，美国“将有必要重新向亚太地区倾斜”，在这一指导方针下将大幅削减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存在，但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将60%的军事力量部署在太平洋。美国的目标很明显是通过优先恢复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来维系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均势，以确保自身霸权的坚固长存。从在澳大利亚驻扎海军陆战队，与菲律宾签订新防务合作协定，到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暗中支持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对手，北京因此符合逻辑地得出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崛起的结论。自美国政府宣布“战略再平衡”、“重返亚洲”以来，无论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行为，无论是直接针对中国，还是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关系，中国媒体和学术界都会毫不迟疑、斩钉截铁地解读为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大战略。这种解读本身其实也并未超越国际关系学之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以及大国对抗的冷战思维模式。要想从根本上缓解中美关系和东亚局势的紧张，华盛顿必须改变增加投入军事资源的做法，并接受这一事实：在地区和全球事务的管理与决策方面，中国将扮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角色。从国际权力政治的角度讲，这也许是美国最困难的适应和转变。 多年以来，国际社会一直推测中美将面临“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强国与老牌强国发生冲突----在国际关系史上这种例子并不鲜见。但中美都承诺要避免重蹈覆辙，表示愿意摆脱传统安全困境。对北京和华盛顿的决策者而言的问题是，两国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技巧和魄力，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抑制可能滑向冲突的趋势。

第三，美国政府的军事战略更多地指向中国。2011年，美国政府经过多年酝酿、设计和内部反复讨论沟通，终于通过了新版《国家军事战略》(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1)，副标题为《重新界定美国的全球军事领导力》(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这是一份在美国战略决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文件，其基本精神是结束非传统军事任务----反恐战争，将国家军事资源转向应对可能挑战美国全球利益的新权力。2012年，美国国防部为落实这一新战略推出了新版《防务战略指南》----《维护全球领导权：21世纪防务的优先任务》的(Defense Strategic Guidence:Sustaining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the 21th Cebtury,2012)。在这些文件及其后的配套政策表达中，相继推出了 “战略再平衡”(Strategic Rebalance)、“反区域阻塞和反反介入”(A2/AD)、“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缩写ASB)“重返亚太”等战略理念，美国军方依据这些战略构想加强了整合全球美军部署、调整亚太地区军力前沿配置和升级亚太传统军事盟国体系的一系列“预防性”活动。

然而，在中美交流方式上，美国政府并非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崛起在力量成长现实和心理自信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也不无象征性的善意表示。比如：中国提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提法，美方曾长期不予理会，但从2011年起接受了这一提法。所以，观察、分析和解读美国政府的亚太战略以及对华政策，不能忽视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两个基本事实：一，与20世纪90年代(包括1999年美国战机炸馆事件发生)的十年相比，美国投入反恐战争的十多年来，其实是中美关系相对比较稳定的时期，中美经贸关系顺利发展增长迅速，高层对话和人员往来有了历史性的进展，元首会晤和军事安全交流日趋密切，特别是总括经贸、安全和外交的综合性、一揽子的“中美战略对话”，已经成为两国之间机制化定期化的高层对话协商管道，对于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双方高层的对话沟通与增信释疑，具有重要的意义。2013年中方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以后，美方并未冷眼相对或置之不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并非恶意的回应。2014年4月8日，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在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发表了题为“亚太政策和美中关系”的讲话，他指出：在21世纪，没有任何双边关系会比中美两国的关系更为重要。历史上有大量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发生冲突的例子。但是这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两国经济互相依赖，而且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从气候变化到核武器扩散——决定我们必须共同协作才能解决这些挑战。因此，同中国建立合作型伙伴关系对美国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中国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战略安全对话等机制。战略安全对话让两国的军方和非军方领导人有机会商讨如何建立互信、加强合作、以及如何管理我们在两国关系中一些最为敏感的方面的意见分歧，包括核武器和网络安全。当我们同意共同处理这些问题——这些都是有可能危害地区甚至全球安全的问题——我们就能够发展一个长久的、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20]伯恩斯是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的美方主持人，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阐述无疑代表了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尽管中美之间摩擦不断，但双方军事安全和战略对话的氛围在改善，双方国防部长会晤、中国军队参谋总长访美等军方交流计划如期举行，美方还特意宣布，今年中国军舰将继续参加美国与其亚太盟友和伙伴举办的“2014年度环太军演”。这一信息的释放至少说明：美国政府面临中国崛起的战略性、全球性和历史性的课题，虽然其内部对华战略猜忌和安全担忧有所上升，但并未下定最后决心对华展开如同美苏争霸那样的新冷战、新对抗，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对华“对话、接触+防范、管控”的基本战略考量。

第四，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并未根本性转换。2014年6月5日，美国国防部发布年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这是美国政府自2000年以来第十四次发布此类报告。这份耗资8.9万美元(约合56万元人民币)、长达87页的报告质疑中国增加军事开支、武器研发以及网络安全，称中国公布的国防预算连续20多年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其中很大部分用来研发先进武器及提高网络攻击能力，并表示“美国将密切关注中国不断发展的军事战略并促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变得更加透明”。有意思的是该报告“两面下注”：(1)报告提及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时，一方面坚称：“美国不承认该区，这一识别区也不会影响美国的任何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却郑重将该区标注在地图上，并将其与美国承认的日、韩防空识别区并列。(2)报告在继续渲染中国“扩张军力”的同时，也花了较大篇幅讲述中美军事交流。报告还称，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利益与日俱增，中国军队现代化能力进一步加强，三军联合军演日益频繁，快速解决潜在冲突成为中国军事投入的重点。中国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加重视开展远程及国际化的行动能力，包括打击海盗、维护海上航运安全、维和、人道主义救助、灾害救援和地区军事合作等，对中国打造“战略机遇期”、实现“民族复兴”起到了积极作用。报告提到本月中国海军队将首次受邀参加2014年度“环太平洋”军演[21]，其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及北方司令部司令预计访华，中国南京军区将领及解放军高级代表团预计访美。报告最后重申，两国首脑在2013年会晤时承诺致力于扩大务实合作领域，建设性地应对分歧，争取开拓双边关系“新模式”。美国谋求与中国建立一种“强化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两军关系，通过不断加强双边军事交流，以增进互信，减少误解和误判。 该报告在老调重弹渲染中国“扩张军力”的同时，强调中美军事交流，承诺构建新型的两军两国关系，再一次证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和两面性，既试图联合盟国遏制中国，防止中国的发展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同时谋求与中国保持可接触可对话的关系，以防中美关系的恶化危及美国的地区利益安全和全球战略平衡。

毋庸讳言，上述战略设计和政策行为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安全疑虑、防范意识和预防措施有所增强，这是两国缺乏基本战略互信的表现。美国政府为防止中国成为在亚太地区挑战美国利益的西太平洋力量，试图通过两面下注来影响和塑造中国的发展和未来走向：一方面是安全战略调整、亚太军力配置，以及同盟体系强化;另一方面是多层次、制度化的双边军事安全和战略对话。这正反两方面同时下注的举措其实不无矛盾，体现了国际政治学说中典型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矛盾心理和两难选择。总的来说，中国的成长和发展即使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或危险，那也只是一种未来的、并非迫在眉睫的可能，并且这种可能性的趋势也并不是不可以管理、干预和塑造的，但战略层面上的机会和利益，以及中美交恶的成本，却是现实的、即时的、可见的。美国朝野虽然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众说纷纭，但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传统战略也有基本共识。所以，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总体思维框架与具体政策安排都小心翼翼地建筑在战略与战术、目标与措施、理念与行动的微妙的平衡基础之上，平心而论，其对中国崛起的安全疑虑和防范意识的增强，还未达到新冷战或对华全面遏制的程度和规模。

4、对于日美同盟：战略上、战术上都要认真对待

对于日美同盟，中方的媒体和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既对日美同盟从心底抱有不信任感，又希望日美同盟能使美国有一个约束日本政策行为的机制功能。这种矛盾心理从日美同盟成立一开始就存在，只是随着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化有着此消彼长的重心转移而已。特别是近年来中日两国海洋和岛屿争端激化以后，这种矛盾心理更加突出。一方面指责美国暗中支持日本对抗中国，另一方面又通过外交努力、国际宣传等多种方式对美喊话，希望美国保持中立、不要介入。尽管美方一直坚持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正式立场，但中方媒体和学界总是指责日本千方百计要把美国绑架到中日“岛争”上，同时反复论证美国政策的暧昧模糊就证明了美国不可能在钓鱼岛万一发生战争时出兵助日，因为美国的利益在于尽最大努力避免冲突发生，因为不想卷入与中国的战争，日本也不敢完全寄希望于美国的出手，否则也不会积极筹建海军陆战队。而支撑这些观点的主要是历史依据：美日同盟无非是“暂时的互相利用而已”。因此强调美日的利益差异，倾向于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的策略手段。

但中国安全环境变化和美日同盟加强的现实说明，这样的老生常谈显然已经不能准确解释日美同盟适应后冷战时代的新变化。

首先，美日同盟尽管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安排，但今天仍然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具有很强的牢固性，而且这个共同利益经过不断调整，如今的核心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中方对自身崛起给予周边国家的心理冲击长期认识不足，以为仅靠“国强不霸”、“和平发展”的道义宣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好意表达和睦邻、富邻、友邻的让利政策，就可以使“中国威胁论”烟消云散，使邻国心悦诚服，同时在内心深处有意无意地回避邻国因中国的强大而产生不安全感的可能性。而亚洲至今尚未构建成一个稳定互信的地区多边安全保障机制，区域内各国寻求与区域外大国的安全合作来保障自身安全利益，几乎是一种本能而现实的政策选择，在战略上也符合维持大国“均势”以自保小国安全的现实主义思维定势。

其次，中方媒体和学界过于强调国际战略环境中于己有利的因素，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己不利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极力强调日本侵略历史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不可侵犯，却未能现实地认识到美日合作炮制的“旧金山和约”、美日同盟同样是美国为主导战后国际秩序而设计的，而且是美国为应对冷战出现而刻意安排的全球战略之一翼，是用以替代和对冲雅尔塔协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二战文件的重要一环。因此美国政府在进行战略考量和设计时，对于“战后秩序”的构想和理解，与中方并不一致。美国的亚洲政策和亚太战略的关键恰恰在于：战后亚太地区的秩序由美国塑造和维护，美国不允许任何一方为自身利益、使用武力改变现状，挑战美国的亚洲战后格局和秩序的缔造者、维护者的主导地位。这当然是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行径，但这同时也是战后国际体系的现实。中方为揭批安倍政府的野心和危险走向，多次使用了“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体系”的说法，说明现存的国际体系框架还是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无法立刻超越和脱离的。如果中方还要维持二战战胜国地位，还需要通过调整规则规范来改造这个体系，而不是想推倒这个体系、“另起炉灶”的话，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还需要在这个体系内行事，充分利用这个体系所提供的空间维护自身利益，同时通过积极有效的外交政策改造现存国际体系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因此问题在于，中方----主要是学术界、尤其是那些“媒体学者”，对此是否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和明确的认知。

(2)指日本的扩军备战和民族主义必将成为美国未来在亚太地区无法回避的威胁，因此一口咬定美国“也不愿看到日本坐大”。这一论断虽然不乏历史资料的支撑，但却忽略了美国在全球战略的重新配置进程中，明显欢迎和需要日本修改宪法、提升军力、行使集体自卫权，以便为美国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的地缘战略利益的现实需要，奥巴马公开挺日就是这种战略利益需要的政策反映。更重要的是，按照国际关系的理论，安全还是不安全，其实是一个感性色彩很浓、内涵和外延都不很确定、且因时因地而变化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安全威胁的客观存在，也取决于各个国家对于安全与否的自我认知。由于美国军事力量远远超过日本，自认为美日同盟的“瓶塞”作用足以控制日本的发展和强大，日本军事力量的上升，无论在实际能力上，还是在心理感知上，都远未达到能够触及美国安全感的红线。因此，美国政府并不认为日本的政策行为构成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安全的威胁。如果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美国像中国一样，认清日本的狼子野心，并针锋相对地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管控，就难免是与虎谋皮了。

(3)当看到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军费有所削减时，为“美国并没有独自挑战中国的军力自信”而兴奋，嘲笑美国“自顾不暇，哪顾得上拯救日本”，却忽略了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重点在亚太地区，其军事力量正在逐步东移。强化美日同盟，与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安全合作，恰恰可以弥补美国的军力不足，保证美军可以将兵员、装备和战线后撤到关岛一线，既可以确保美军的前沿配置足以对东亚地区的安全危机作出快速反应和远距离投放兵力，又能“以空间换时间”、“以距离换安全”、保证美军士兵远离大陆边缘地带的“热点”，尽量降低美军士兵遭受远距离武器打击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从而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以及对中日争端作出干预和斡旋的回旋余地和选择空间。美国对中日岛争的政策基点之所以不允许任何一方单方动武、打破现状，要的就是这种斡旋者、裁决者的“超脱”地位。每当中国军力上升、进入蓝水海洋，美国就会做出打压的姿态，甚至宁愿中美关系受到一定的损害也要保持地缘战略和军力平衡，如奥巴马访日的讲话，如哈格尔和一众美国将军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的发言。因此，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包含两个要点：即除美国以外的各个地缘战略角色之间的力量“平衡”，以及美国独大的主导型优势地位。中方之所以调整“韬光养晦”的战略考量，转为“有所作为”的积极行动，也是基于对国家利益、战略目标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全局性、综合性的判断，认为有条件、有力量改造国际体系现状、突破国际秩序的局部制约，想把局部利益分割出来，在具体问题上加以各个突破，这种战术和策略虽然也能取得一定的进展和成果，但最后往往受制于战略全局的综合平衡和国际秩序的回旋空间，在钓鱼岛、台湾以及海洋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最终都受制于这一美国主导下的战后国际秩序。美国政府的战略调整和政策倾向，往往使中方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战略选择：能否承受任中美关系倒退甚至完全放弃中美关系的机会成本和战略风险，能否在不断扩展自身利益、加强自身权力分量的同时建构和维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稳定。

(4)仅仅将安倍的战略目标描述成“逼宫奥巴马，为钓鱼岛埋单”，恐怕也低估了安倍的深层战略意图和奥巴马的长远战略安排。实际上，安倍的战略目标一以贯之，就是恢复日本的世界大国地位，其基本的政策手段包括通过修宪，拥有国防军，取得集体自卫权、发动战争权、海外派兵权，使日本得以参与更多国际军事行动，改变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方向，构建“全能”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的国际地位。集体自卫权如果实现，意味着即便日本没受到直接攻击，也可以在其他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为盟友提供协助，比如击落飞向美国的朝鲜弹道导弹，甚至“先发制人”攻击朝鲜的导弹基地。这显然不仅仅着眼于领土、主权和资源等现实物质利益，而是期待有朝一日攫取“世界第二、亚洲洲长”的主导地位。日本恢复行使集体自卫权确有通向军国主义的机率和可能性，也的确对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会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因为它将使日本放弃和平宪法、其发展将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在与中国的海洋争端和战略博弈之中获得更多的政策选项与外部资源。关键是，美国之所以可能卷入中日争端，正是因为日本以共同防范中国崛起为说辞，打中了美国的战略“软肋”，而美日共同选择了加强双边同盟以应对中国的政策方针，说明了日美同盟在这一点上的利益认同和战略一致性。

美国构筑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美战略合作，是维持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充分必要条件。尤其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因结构性的矛盾实际上无法建立以战略互信为基础的同盟，因此双方就只能不断地在博弈、较量和角逐的过程中寻找可行而有效的方式、办法和渠道来维持两国在地区重大战略问题上的协商合作。没有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甚或中美走向对抗和冲突，东亚地区就难免出现动荡、纷争甚至冲突和对抗。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地缘和安全的挑战不在一地一岛之争，而在于战略环境的建构，战略结构的塑造，战略资源的布局，战略优势的的培育。因此，除了以深揭狠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为突破口之外，是否需要继续把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以至剑拔弩张、刀兵相向，甚至为此高调宣称不惜一战?对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调整和打压倾向，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应对却又不伤及建构之中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当有些邻国发起挑衅和美国政府选边施压的双重压力恶化了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和中国的安全氛围时，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如何从战略构想进一步充实内容，落实到政策行为，在维护国家主权、对挑衅作出必要反应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如何营造与邻国的互相信任，塑造地区安全合作的条件和环境。这显然是一个有必要从中国外交与安全的战略全局和长远性、根本性的国家利益出发，予以深入思考、进行科学研判的重大问题。

四、中美关系：斗而不破

1、中美关系：争吵也是对话

2014年5月，以亚洲区域安全为主题的“香格里拉论坛”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围绕亚洲安全的核心，就“美国对地区稳定的贡献”、“推动军队间合作”、“管理战略紧张”、“亚太和平与安全的大国观”、“保障亚太冲突的敏捷管理”五大主题展开讨论;同时，还就“对维护和管理公海的挑战”、“亚太新军事能力的影响”、“气候变化与亚太安全”、“东盟与浮现中的地区安全秩序”、“朝鲜的未来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等五个议题进行了分组研讨。这是在亚洲出现围绕海洋权益的紧张争端以来召开的第一个涉及地区安全话题的大型国际会议。中美日三国与会人士在“香格里拉论坛”上唇枪舌剑，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激烈交锋。

日本首相安倍利用主旨演讲的机会，不仅兜售其“积极和平主义”的货色，还含沙射影批评中国。自香会问世以来，日本从未派出政治高官高调出席，与会最高官员是自卫队的参谋长，但安倍此次自告奋勇主动要求担任主旨演讲嘉宾。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奉行背靠美国、拉拢东盟、围堵中国的政策，在领土与历史问题上挑战中日关系的底线，破坏与中国达成的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搁置争议”的默契，以“国有化”钓鱼岛列岛主岛的方式打破了现状和平衡，招致中方的严厉反制。安倍积极谋求在国际讲坛发声，无非是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首先改变东亚格局和海洋现状的责任推给中国。为此，安倍精心策划的演讲中反复提及“法制”一词，大谈“维护法制精神，解决海上纠纷”，提出了以遵守国际法为核心的“法治三原则”，即各国应在国际法基础上明确诉求;不得以主张为由，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及应以和平方式寻求解决纠纷。暗指中国的海洋政策不符合国际法，试图左右对话议程和国际舆论。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6月1日的全体大会上作首场发言，公开指责北京破坏地区稳定，声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危害了地区和平，中国没有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争议，对东亚的繁荣构成威胁。”认为“这个区域的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只有一个选择：相互团结，共同维护区域稳定和秩序;或者背离承诺，对亚太地区的数百万人和全球的数十亿人的和平和安全进行威胁。”日方借国际论坛挑战中国，美国明火执仗推波助澜，美日联手咄咄逼人，一唱一和抹黑中国。中方明确指出，安倍违背香会宗旨，挑起纷争和事端，不符合香会的对话精神。哈格尔的演讲则充满霸权主义味道，充满威胁恐吓，充满鼓动、怂恿亚太不安全因素起来挑事闹事，充满非建设性态度。因此，本次香格里拉对话被国际媒体形容为历年来争吵最激烈的一次，形成了国际会议上少见的浓浓的火药味。 特别是中日关系仍然紧张对立。此次对话会尽管安排了大约100场双边和三边对话，但中日双方官员却没有坐在对话桌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与日本内阁防卫相之间有5分钟的“站立谈话”，却没有握手寒暄。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

中方对美日的恣意攻击进行了异乎寻常的强势反驳。正面阐述了中国的亚洲安全观，提倡亚太共建安全的积极主张，介绍了中国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理念、政策和实践，尤其是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特征的亚洲安全观，愿意与各国合作，致力于妥善处理领土主权和海上权益争端。针对哈格尔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危害了地区和平”，并上纲上线将此提到“对亚太地区的数百万人和全球的数十亿人的和平和安全进行威胁”的荒谬言论，中方摆事实讲道理予以回应。中国积极维护周边海上安全稳定，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维护南海安全稳定，同14个邻国中的12个完全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同越南完成了北部湾划界，在维护主权和合理合法权益的同时，致力于与直接当事方协商谈判，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论坛的组织者、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指出，这或许是有史以来中国代表在香会上发表的最强硬言论。[22]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香格里拉不是天堂，而是中美对抗的战场”为题称，每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只是分析战略新形势，火星四溅并不常见，但此次却点燃了一些爆竹。[23]英国《经济学家》最新一期文章称，“不给面子和尖锐言辞满天飞”，世界三大经济体在香会上的交锋是近年来外交场合最尖刻的，可能会阻碍将三方关系拉回正常轨道的努力。[24] 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罗里·梅德卡夫对美国《商业周刊》说，过去两年“所有亚洲安全核心利益有关方的公共外交姿态日趋强硬，并演变成为宣传战”。[25]这些报道和评论着眼于言辞交锋的激烈和前所未有，并对会否影响到中美日三国关系表示担忧。但使用“爆竹”、“宣传战”的词汇，也说明上述各国媒体并不认为一次会议上的争论会左右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并成为东亚地缘战略格局从和平走向战争的根本性转换的开端。

中方学者更为关注的是，美国代表的言辞激烈是否意味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琪认为，美国已经偏离了不选边站的一贯说法，它想利用此次对话会安抚盟友，赢得更多支持。一些批评指责一如既往地延续“阴谋论”的思维定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说，“香格里拉对话设计初衷就是针对中国的鸿门宴。2002年中国已经加入世贸，英国人很聪明，看到了亚洲经济持续繁荣的前景，设计了这个对话机制。其实背后是美国国防部的势力，由英国人在前面操刀，所以每次主角都是美国防长，如今这个论坛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也许说明中方学者对于言语激烈交锋的表象及其所揭橥的美国对华政策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仍然抱有疑虑和忧虑。对东亚地区战略形势的看法比较严峻的还有俄罗斯的媒体和学者。俄罗斯《生意人报》6月2日题为“亚洲进入新冷战” 的文章认为，本来此次安全会议的目的是寻找稳定日益紧张的亚太局势的途径，但却让冲突火上浇油，这表明亚洲开始出现新的分水岭。美日联合起来共同指责中国破坏亚洲的安全与稳定，而中国则针锋相对地指责美日造成亚洲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专家莫西亚科夫认为，香会成了一个反华平台，美日呼吁向中国施加最大压力，为此“美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太平洋包围圈，香格里拉对话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一个步骤”。考虑到冷战后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安全环境的挤压，以及最近美欧因乌克兰问题对俄制裁，俄方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其实，美国政府为防范中国崛起后危及美国利益的可能性，而对中国实行“围堵+管控”的“预防性外交”政策，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如果说这就意味着美国为首的西方“十字军”对中国“新冷战”的开始，未免言之过早了吧?

有意思的是，西方各国学者对此的看法相对而言更平和一些。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表示，中美日关系还远未到破裂的地步，各国领导人都知道保持关系的意义重大，也都在努力去寻找利益重合之处开展合作。美国前防长科恩表示：美日发表强硬言论是必要的，因为中国在发展强大;中国要施展一下手腕，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国际关系无制衡的情况下，双方的作为和反应还是正常的。”路透社援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的话说，“整体说来局面在向正确方向发展，没人认为会爆发战争，但现在确实存在一丝不安，这是一种新现象。”一名与会美方代表则强调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着眼于亚洲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繁荣，并不是要与中国发生战争。与会的英国国防大臣哈蒙德说，“我们习惯了在对话会上看到解放军高官积极挑战美国防长的发言。这似乎是香格里拉对话的‘方程式’，大家都很期待，不会有人感到过于惊讶。”[26] 看来，西方舆论即使对类似的争吵不能未卜先知，但至少也早有心理准备，并无山雨来风满楼的惊恐万状。

本届香会虽已落幕，但美日在国际舞台上联手围攻中国的惯性恐怕不会终止。在其后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安倍继续攻击中国，并试图挑动其他国家发表共同宣言谴责中国。中国必须做好长期舆论战的准备。虽然中美日三国的言辞激烈、互不相让，但不表明中美日关系将持续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更不意味着语言的争吵会必然逐步升级走向实质性的武装冲突或战争。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教授罗伯特·埃宋称，香会上的类似论调今后可能会增加。柏林中国问题专家夫罗里扬说，不用太担心语言上的硬碰硬，争吵其实也是一种交流，世界需要知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想什么。如何向世界发声，让世界倾听和了解中国，倒正是中国外交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崛起后的中国将如何塑造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新秩序?国际社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毫无道理的担忧，作为世界大国，应有包容天下、海纳百川的心态和襟怀，中国显然也需要考虑如何让世界更准确地了解中国的想法和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口水大战也并不是山雨欲来、黑云压城，反而是阐明自己、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在国际舞台，话语权也是一种权力、一种软实力。当中国能够设定国际事务议程，当世界真正愿意倾听中国的时候，中国也就真正地崛起了。

美日与历史潮流对抗、遏制打压中国的图谋终究会被时代所淘汰，无论美日如何倒行逆施，中国都将继续完成现代化的进程和任务，和平地实现民族复兴的宏图。但在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和世界格局变化的过程中，被怀疑、被指责、被批评，以及解疑、释疑、辩疑，让国际社会认识和了解中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27] 也许这种在多边场合美国指责中国、中国严词反击的“强硬表态”成为中美日三国之间的一种“常态”，而且“可能会增加”，这是因为美国不甘心渐失霸权地位，必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继续施加压力。但即使国际社会“习惯了”这样的语言激烈交锋，也不意味着中美两国在短期内会逾越“底线”，在政策措施方面采取令三边关系大幅度倒退的举动。

2、中美关系：竞争、合作、博弈，也是一种平衡

2014年5月以后，中美关系似乎有太多的不和谐音。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为由起诉5名中国军官;中美双方在“香格里拉对话”上争锋相对、激烈争论;美国国防部发布中国军力报告，批评中国军事的扩展和不透明，招致中方严词反驳。但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梁阳于6月8日宣布，经中央军委批准，海军将派舰艇参加“环太平洋-2014”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参加由美国海军组织的“环太平洋”多边海上联合演习。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平洋-2014”演习的兵力1100人，装备由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千岛湖舰、和平方舟医院船及2架舰载直升机、特战分队和潜水分队各1个组成。将参加火炮射击、综合演习、海上安全行动、水面舰艇演练、军事医学交流、人道主义救援减灾、潜水等7个科目的演习。中美双方将依托和平方舟医院船和“仁慈”号医院船举办医学论坛，并互派人员驻船参观见学，中方还将举行舰艇开放日，组织任务官兵开展相关双边、多边交流活动。6月中旬，中国等3国参演兵力，将在关岛附近海域与美海军“乔辛”号巡洋舰会合，尔后组成联合编队向夏威夷珍珠港航行，其间将进行编队队形变换、通信操演、吊放小艇、占领阵位、海上补给、应急情况处置、轻武器及主炮对海射击等科目训练。[28] 中美双方都很清楚，只有对话与合作才符合共同利益，无论如何争吵，都不能因为舌战而改变预定的合作与联合军演计划。

中美共同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突出体现了两国“斗而不破”的关系现状。一方面，中国参加军演的数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显示了中国的实力和自信，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之间建立军事互信与合作，避免因为误解误读而导致冲突或危机，而这种包括军事交流在内的合作关系，恰恰是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美方允许中方参加的军演科目多属于舰队常规操演内容，并未包括防空、反潜以及指挥作战、情报信息、电子系统的通联共享、协同调度等高阶深层的核心内容;美方试图通过多国军演探寻中国军队的家底和战力，且诱导中国军事走向透明化，但并不想让中国海军学会了现代化海上作战的心法精髓。说明中美双方通过联合军演在释放善意、改善气氛的同时，仍然是“同床异梦”，而这看似矛盾的做法恰恰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所导致的逻辑结果。诚然，一次环太平洋军演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的本质，但在中美之间出现争吵之际，这无疑是一个中美关系改善的迹象，即使只有小小的一步，也是进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对于正在互相博弈中摸索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中美两国来说，每一个进步都不是没有意义的。

2014年7月，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领导人出席并发表讲话。在中美关系出现波折之际，这一对话会按期举行，中国领导人出席并讲话，传递出来的信息非常明确：中美两国都认为彼此之间的分歧需要通过制度性的对话来协商，而不是隔空对骂，对话比对抗好，对话寻求共同利益比对骂毒化气氛好，这也是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必要和基本的共识。同时也说明，中方对于和平发展战略、国际安全环境、外交基本任务、中美关系基本面等战略性问题的看法和认知么有根本性的改变。

3、中国外交：如何塑造安全环境

随着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中心逐步转向亚洲，随着其对华政策的防范意识趋于增强，随着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外交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严峻的考验。如何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利益摩擦，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和调整，都是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宣布奉行独立自主地不结盟外交，不与任何大国结成同盟关系，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建设性国际大国，保持对国际事务的独立判断和应对。30多年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外交实行不结盟的多边主义，在地区事务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地区内多个区域性合作机制的进展，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3会谈、东盟论坛、亚欧峰会、亚信峰会、朝鲜半岛问题六方会谈和上海合作组织等。这些区域性多边合作机制与美国所坚持的冷战时期成立的双边安全同盟有本质的区别：美国所组建的同盟大多是针对特定国家的，主要实行依靠强力施加压力的行为方式，而中国积极参与的区域性组织都是针对具体事务的，以对话协商的行为方式，谋求解决自身和其他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鉴于美国政府已经怂恿和鼓动同盟国家采取针对中国的一致行动，迫使中国外交不得不考虑：是否有必要恢复同盟政策?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中国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没有像美国那样谋求建构针对特定国家的同盟，这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共同安全的地缘战略所决定的，也是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国家现实利益所需要的。

2014年7月9日，中美战略和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并在致辞中对中美关系今后发展提出4点看法和主张，认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双方更应该登高望远，加强合作，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29]在中美关系出现波折之际，这一对话会按期举行，中国领导人出席并讲话，传递出来的信息非常明确：中美两国都认为彼此之间的分歧需要通过制度性的对话来协商，而不是隔空对骂，对话比对抗好，对话寻求共同利益比对骂毒化气氛好，这也是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必要和基本的共识。同时也说明，中方对于和平发展战略、国际安全环境、外交基本任务、中美关系基本面等战略性问题的看法和认知么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外交如此选择不仅符合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和平外交大战略的目标与要求，而且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稳定。

第一，避免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的直接冲突。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基于冷战思维和对抗意识谋求建立同盟，那么两国互相以对方为“假想敌”，各自组建同盟来抵御或威胁对方进行集团性对抗，两国就将陷入一个对抗、摩擦、冲突螺旋上升、逐步升级的恶性循环和互不信任、互相防范的安全困境，最终就可能走向直接的冲突。美国在“重返亚洲”的战略下重组针对中国的双边安全同盟，把战略重点放在军事资源的重新配置上，加剧了地区内的紧张局势和对抗色彩，但由于中国坚持在和平外交原则下、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没有选择同样的政策行为和策略方针，依旧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政策，使得双方没有走上同一个以对抗冲突为依归的轨道，美国在军事轨道上，中国在经济轨道上，从而降低和避免了双方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当然，中国并未放弃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而是根据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限度，安排军事现代化的速率、幅度和规模，力图避免中美两国陷入军备竞赛或零和游戏，而中国坚持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也是希望促使美国修正战略重心，重新回到经济轨道上来，最终形成两国以经济领域、和平竞争为主要模式的互利双赢和良性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第二，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看，不谋求建构针对美国的同盟，则无须承担维持和领导同盟所需要的巨大成本。任何结盟的构建和运作都需要巨大的成本：一是需要运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各种资源以及“软实力”，增强本国和同盟国的军事实力，削弱、孤立、压制被视为挑战同盟利益的“竞争对手”，使之放弃对抗和挑战，从潜在的敌国转而成为可能的友国。二是作为同盟的领袖国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盟国的利益要求，为此有时甚至需要让渡自己的某些利益来维护和发展同盟的共同利益或其他同盟国的利益，这除了经济援助和开放市场之外，也包括在一定情况下的战略调适，有时甚至会被同盟国所绑架，卷入本来与本国利益无关的冲突。现在的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在极力利用这一点，试图把美国拉入他们与中国的海洋争端中来。美国如果不能满足他们在与中国发生摩擦冲突时提供支持和帮助的要求，美国作为“盟主”的威望和信用就会降低，同盟的离心力上升，内部互信丧失，甚至走向解体。而中国因为没有同盟关系，也就无须承担作为“盟主”的成本和义务，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反而拥有广大的回旋空间、高度的灵活性和战略的主动、道义的高地。

第三，中国外交坚持和平理念，注重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多边主义。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政策行为积极参与甚至发挥主导作用的多个多边合作机制，关注参与国所面临的地缘性政治和经济问题，不仅加强了与参与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和经济关联性，同时也增加彼此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和利益相关性。这种泛区域多边合作的强化尽管并不以针对美国为指向，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和客观效果上还是对美国的地区霸权构成了制约作用。中国和东盟、韩国之间的高度经济依存关系，使得这些国家很难选择听命于美国站在中国对立面的立场。即使是日本，也因为与中国的经济关联度而在与中国进行对抗的同时避免伤及经济利益。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以经贸关系为代表的利益相关程度，更使美国政府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无法把中国作为从前苏联那样的敌人进行全方位的对抗。而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政策行为坚持不搞对抗的策略方针，最终也会促成美国为首的同盟走向无效化，促使美国改变针对中国的错误政策，从而为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泛区域多边合作开辟新的广阔远景。

4、中美之间的竞争合作：决定亚太地区的未来

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世界，认为全球再也没有能够挑战美国利益和权威的对手，文明冲突理论使美国把战略重心放在中东，而亚洲因此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与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亚太地区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上相互联系的日趋紧密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最富活力的区域，世界经济中心开始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又推进了亚洲地区的政治民主化和去西方化的趋势，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时西方国家以邻为壑，使亚洲国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不可靠，认识到亚洲的发展只能靠亚洲国家自己，从而促进了亚洲的觉醒和崛起，开始了一个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新时代，但是这一进程随着美国重返亚洲趋于终结。美国政府正是看到了亚洲的发展趋势将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挑战，因此决定“重返亚洲”，通过“再平衡”和TPP双管齐下，巩固美国的地区霸权，改变亚洲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方向。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解读，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和博弈，既是现存国际体系中主导国家与新兴大国的地缘权力之争，也是两大体系之争(以美国为主导的政治安全体系，以中国为主导的经济贸易体系)，目前两大体系并存并行相互制约，难以统一和相互代替，迫使亚洲国家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由此而产生的对立、摩擦和对抗、冲突，显然不符合亚洲政治经济的和平发展与区域性整合。美国自二战以后构建了以双边军事合作为轮辐的亚太安全体系，但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相对为弱，缺乏机制化安排而未能融入亚洲经济体系;中国与亚洲各国经贸往来密切，通过10+3和自由贸易区谈判等多个多边或双边的对话渠道，正在形成利益互相交织渗透的地区经济贸易体系，但是没有足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地缘安全体系。因此，美国亚太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如何借助TPP建立美国为中心的亚太经济体系。而中国需要区域性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和经济一体化架构来维护本国安全利益，所以在2014年的“亚信峰会”上提出了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特征和目标的亚洲安全观。

由于中美两国之间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美国对华猜忌和防范的意识有所增强，导致双方竞争势头超越合作需求，两大体系之间相互统一、协调合作的难度很大，既不能相互代替，也无法合二为一，由此形成了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二元化格局，亚洲国家面临着在中美之间选边的两难境地。对于亚太各国来说，对外政策上的最佳选择是保持中立与两面下注，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即讨好美国以维护安全保障，交好中国以获取经济实惠，这种在大国之间维持均势的策略方针在客观结果上也能保持地缘战略格局的相对平衡与稳定。美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和中日关系上，从强调不持立场，到明确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从支持日本的行政管辖权到公开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的指向性调整，反映出美国对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充满了疑虑。奥巴马的亚洲之行，是这种疑虑开始向政策行为转化的标志性事件，美国政府是否已经下定了支持安倍、并利用日本牵制中国的决心?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判的。仅从这一点来说，也可以看出中国外交力图实现中美联手共同制约日本、维持二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政策目标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和战略意图。

美国重返亚洲，即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主要是修复和巩固冷战时期构建的美国为核心、为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调动地区性的多边资源遏制中国的崛起。为使亚洲各国在安全上依赖和仰仗美国的保护，美国政府鼓吹中国威胁论，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推波助澜，其战略思维、政策行为和策略手段基本上还是冷战时期的老一套。在经济方面主要是推进TPP。TPP虽然是一个区域性的多边经贸机制，但其地缘战略的深层内涵和潜在意图路人皆知，从创意到协商，这样一个亚太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一直没有中国的参与。因此，TPP既是一个经济合作框架，更是一个政治外交、地缘战略和价值观念的区域合作框架，其特征之一就是排挤中国。

对美国的亚太战略目标来说，TPP的最大的潜在课题就是如何应付中国经济模式的挑战。在全球新兴经济体中，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兴起成为一大趋势，并被视为对以西方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构成了竞争、挑战甚至是威胁，而中国则被视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最为成功的代表。尽管中国早已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而努力与世界经济“接轨”，进入了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但近年来，西方屡次深陷经济困境、金融危机，于是把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从纯经济角度看，TPP无疑是为了实现亚太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进一步推进世界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而且作为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理论上、原则上并不排斥中国也可经过与其他国家的谈判加入TPP。但美国、日本显然不想让崛起的中国也在TPP中占有重要份额或主导地位，所以把中国排斥在创始成员国的最初谈判之外，使TPP一开始在谈判阶段就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问题是，一个亚太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将该地区发展最快的经济大国中国排除在外可行吗?中国的持续发展使之不仅成为亚洲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推动者，也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没有中国参加，亚洲只是半个亚洲，美国能够从没有中国的另一半亚洲得到什么呢?对于亚洲国家来讲，目前这些国家都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因中国的睦邻、安邻、友邻、富邻的政策而获利甚多，如果与中国交恶，他们从美国那里能够得到什么呢?事实上，尽管美国政府试图通过重返亚洲，重新建构政治经济与军事安全的区域性框架，但要想再排除中国的前提下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不仅可能性甚微，而且也为时过晚，即使强行推进，成本与代价也巨大得让美国无法承受。但美国政府的TPP战略无疑迫使中国面对一个严峻的战略性选择：要么更加开放本国市场为加入TPP创造条件，但只能作为后来的加入国接受创始成员国制定的规则参加游戏;要么被排挤在外、“光荣孤立”，难以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维护和谋求有利于中国发展和安全的地区性经济空间。除经济考量外，中国最为担心的还是TPP所具有的毫不掩饰的战略意图，即通过整合区域经济来孤立和围堵中国，制造一个遏制中国崛起的区域性包围圈。毋庸讳言，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与中国存在海洋领土主权纠纷的国家，以及试图遏制中国发展以保持绝对霸权地位的美国，其主要考量都是战略上的。

美国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最大问题，是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的不匹配，即目标的雄心勃勃与实力的相对不足。因此在重点投放军事资源的同时选择“巧实力”外交，加强与同盟国的安全合作关系，鼓吹中国威胁，挑起亚洲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心和戒心，怂恿挑动亚洲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和冲突;自己则以和平安全的维护者，矛盾冲突的斡旋者，利益纠纷的仲裁者自居，根据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原则，貌似公允地处理地区事务。因此，中国外交既要继续实行对美国的非对称战略，在坚守核心利益的同时，尽量避开其锋芒，不与其正面冲突，强调双方的共同利益，推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沉着冷静有所作为，中国只要不自乱阵脚，美国就没有挑动冲突、渔翁得利的机会和可能;也要对于个别周边国家蓄意挑衅中国主权利益和政策底线的政策行为，有理、有利、有节地坚决应对，既要亮剑展现肌肉，也要更多的运用政治智慧和外交巧实力。

2014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北京出席APEC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整整一天的会晤。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会前发表了关于美国外交以及对华政策的演讲。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奥巴马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现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是清楚的，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满足于早期收获，还要继续向前走。我们要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和而不同，也许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核心要素的最具特征的体现，双方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管控好分歧，做到不冲突、不对抗，实现合作共赢。奥巴马表示：“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无意遏制或围堵中国，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方愿意同中方坦诚沟通对话，增进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经验，有效管控分歧，避免误解和误判。中国是美国的合作伙伴。在多极化时代，美方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加强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同促进亚太和世界和平与安全。”两国国防部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将在此基础上深化两军交流、互信、合作。同时在温室气体联手减排、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签证放宽与科技产品降低关税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两国合力应对气候变化、抗击埃博拉疫情、反对恐怖主义，推动伊朗核、朝核、叙利亚等问题朝着对话解决方向发展。

习主席提出了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六个“重点方向”。奧巴马给与了善意的回应：“美国有誠意同中国在亞太构建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此話字面意涵清晰明确，問題只是美方說的是真话还是說假话，中方是相信还是不信。2013年加州习奧会時，奧巴马在定位中美关系的“伙伴”一词前加上了“平等”二字，但是沒回应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一年多来，美国国内仍有相当多声音质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可行性。但北京习奥会和奥巴马访华无疑为确立和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最新最强大的动力。尤其重要的是，奧巴马宣称奥巴马表示“美中合作发展的强有力关系是我们战略重心重返亚洲的核心”，对美国的亚太政策和对华政策做出了新的解读。预示着美国未来两年在实施“重返亚洲”战略时，在处理地区和全球事务时，将有可能更加偏重于与中国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加上中美在軍事和环保领域达成的多项协议，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已开始步入正轨。因为軍事交流与互动实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就是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坚持做合作伙伴、不做竞争对手;就是要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就是要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共贏的结果。目前，中美两国互相依存与合作的基础日趋巩固，双边贸易额超过52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000亿美元，人员往来超过400万人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美两国最高层的这一轮最新互动，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推进增添了新的政治动力和外交资源。

总之，中美合则亚太合，中美分则亚太分，中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及其走向将决定亚太地区的未来。中美在亚太地区存在广泛的利益交集，具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有利条件，但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入，中美战略竞争有所加剧，中国成为美国战略防范的首要对象。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两国在亚太合作大于竞争、共赢而非零和的局面，事关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APEC会议也为中日关系的转圜提供了契机，中日两国就双边关系达成了四点共识，为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扫除了障碍。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11月1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应约会见来华出席APEC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四点共识基本满足了双方先阶段的外交目标和政治需求，也照顾到了彼此的利益关切，是中日双方外交智慧的结晶，因而具有多重意义：既是为习安会“定制”的即时生效备忘录，为中日关系迈向缓和阶段创造氛围，也是中日双方外交智慧的结晶，是未来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文件。但这种共识仍然具有“一个岛屿，两种表述”式的模糊性，并不等于中日关系就能够真正走向缓和。中日关系是复杂的，在利益相互依存的同时，矛盾也是根深蒂固，一次会晤、几个会谈不可能解决双边关系中的所有结构性矛盾，未来重构中日关系的定位可以建立给他利益基础上稳定的“正常关系”，而不是仅仅呼喊 “中日友好”的口号。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应尽量避免相互指责谩骂，坦率务实地管控分歧，不挑战核心利益和政策底线。

APEC为中美日三国外交博弈提供了难得的平台，中国外交纵横捭阖，展现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意愿和能力，无论是对中美日三角关系，还是对亚太地缘战略格局，都具有重大影响和积极意义。中国外交将继续坚持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安全的理念和政策，继续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同时积极参与构建以亚太国家为主体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和亚洲共同体，作为一个负责任、建设性的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为亚太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机制化、制度化的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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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星条旗报》网站2014年4月19日http://www.stripes.com/

[2]【法】法新社华盛顿2014年4月20日电

[3] 日本各大报4月25日对奥巴马访日均作头条报道，但标题文字的不同也表现出关注点、侧重点和解读方面的微妙差异：《读卖新闻》的大标题是：《日美TPP实质上达成共识、“重要课题已有途径”》，《朝日新闻》的大标题为：《日美在TPP无法取得共识、通宵谈判无法消除鸿沟》，《每日新闻》的大标题是：《日美无法达成共识、“重要课题已有途径”》。

[4] 【美】《纽约时报》2014年4月25日

[5] 【日】外交学者网站2014年7月3日：《威胁论和日本的集体自卫》。

[6] 【美】《时代》周刊《Time Magazine》，http://www.time.com/ 2014年4月。

[7] 香港《亚洲周刊》2014年4月。

[8]彭博社网站2014年11月11日，《安倍自上次在中国参加政府首脑会谈后已在5个经济阵地处于不利地位》。

[9] 【美】《洛杉矶时报》2014年4月25日。

[10] 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式名称为“亚洲安全大会”，由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智囊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因举办地点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而得名。它是目前亚太地区目前唯一将各国防务部门高官聚集在一起讨论防务和区域安全合作问题的对话机制，于2002年首次举办，被视为军事安全领域的“达沃斯峰会”，至2014年已举办了13届。

[11] 【英】BBC http://www.bbc.co.uk/

[12] 【日】《日本经济新闻》2014年4月26日

[13] 【日】共同社东京2014年4日

[14]中新社华盛顿2014年5月27日电。

[15] 中新社华盛顿2014年7月11日电。

[16] http://www.nikkei.com/，2014年4月30日。

[17] 【日】《东京新闻》2014年4月29日

[18] 【日】共同社东京2014年4日

[19]“美国强调其亚洲政策没有反华意图 合作竞争并存”，中新社华盛顿2014年5月1日电。

[20]美国国务院网站 http://www.state.gov/s/d/2014/224558.htm

[21] 环太平洋军事演习(Rim of the Pacific，简称RIMPAC)，是美国第三舰队倡议的国际上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从1971年开始。苏联解体前每年举行一次，苏联解体后每两年进行一次。目的是保障太平洋沿岸国家海上通道的安全及联合反恐。2012年6月29日-8月3日，“环太平洋-2012”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在夏威夷海域举行。9月18日，美防长帕内塔邀请中国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时确认，中方将应美方之邀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

[22] 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http://www.spiegel.de/

[23]“香格里拉不是天堂，而是中美对抗的战场”( "Shangri-La not heaven, but The Sino US confrontation of the battlefield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14年6月1日。

[24] 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http://www.economist.com/ 2014年5月31日。

[25]美国《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http://www.businessweek.com/2014年6月1日。

[26]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6月2日。

[27] 美国《星条旗报》(Stars and Strips)2014年6月1日。

[28] 解放军报北京2014年6月8日电。

[29] 《人民日报》2014年7月9日。

林晓光：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林晓光(法学博士)